佛教历来就有用文学形式宣传教义的传统。《高僧传》卷二中，记载了鸠摩罗什与僧叡的一段对话：“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由此可知，利用诗歌来表达歌颂赞叹本是古印度的传统。文中所提到的“偈颂”是一个利用梵汉对举方法创造出来的词，类似于中土之诗歌。“偈”原为梵语“偈陀”之简称，译为颂。梵汉双举名曰偈颂。偈颂在字数、句数上有规定，以三字乃至八字为一句，通常以四句为一偈。又作伽陀、偈。意译为讽诵、讽颂、造颂、偈颂、孤起颂、不重颂偈，为佛教九部教之一、十二部经之一。

十二分教中还有类似于诗歌的祇夜，其意为诗歌、歌咏。旧译为重颂、重颂偈。新译为应颂。意思是指在经典前段以散文叙说之后，再以韵文附加于后者。因其内容与经文相同，故称重颂、重颂偈或应颂（与经文相应之颂）。祇夜和伽陀可通称为经偈。现在通常所说的偈颂是就广义而言，还包括僧人或文士创造的佛理诗颂、有韵法语、颂古、铭赞等诗偈。

相对于经偈而言，诗偈大多数在体式上更接近于中国传统诗歌，但其根本任务仍在于宣说佛理。不论经偈还是诗偈，都是一种阐扬哲理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宗教格言，总体内容相当深奥抽象，不过其中亦有少量作品重在抒情言志，有着浓郁的文学情味。

偈颂不等同于诗歌

偈颂在翻译或写作上多采用四言、五言、七言、八言，尤以五言、七言为多，或四句，或八句，与中土诗歌在体制上极其相似，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祖庭事苑》“偈颂”条云：“云门所著偈颂，皆不立题目。或举扬宗旨，或激劝后昆，非同诗人俟题而后有作。”指出了偈颂与诗歌是不同的作品。从古代文人选诗情况来看，二者也是有严格分疆的，如方回《瀛奎律髓》专设“释梵”一类，但无一首偈颂选入。清人编《全唐诗》所收衲子诗基本不选偈颂，以为不入歌诗之流。近人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也基本拒收释子偈颂。从诗僧自身来看，他们也没有把偈与诗混在一起。如道潜《参寥子诗集》十二卷基本都是正统诗作；惠洪《石门文字禅》虽收偈颂，却单独编卷与前面的僧诗加以区分。

总体来说，诗歌则侧重于抒情，形象鲜明，落脚点在文字；偈颂侧重于弘扬佛法、阐述教义，落脚点在宗教。诗歌一般具有和内容相关的诗题；偈颂多径直标明某偈或某颂，不同于“俟题而作”的诗歌。诗歌较有文采，尤其是自初唐以后注重声律、对仗等文字方面的雕琢；偈颂以不立文字为宗，不重文采、声律等，多质朴俚俗，形式上较为自由。诗歌重在“词理意兴”并“专求意象”；偈颂意浅而露，忘情乏象。诗歌侧重于心灵的表达，重在抒情；偈颂偏于“举扬宗旨”、“激劝后昆”。

偈颂诗化倾向日趋显著

随着翻译者及释子文学修养的提高，偈颂逐渐出现诗化倾向。汉魏时期，佛经翻译中的经偈仅在齐言体式上与中国传统诗歌达成了一致，但早期经偈甚至连基本的押韵都做不到，更不用说平仄和对仗了，在音步上也不遵守诗歌以两字为一音步及“二一”形式的音节格式。即便是早期中土僧人所作的诗偈也不能合辙押韵，有一些能偶尔合韵的也殊无诗味。然而自唐代中期以来，偈颂诗化表现非常明显。

首先，偈颂在语言上愈来愈富于诗意。《景德传灯录》记载的唐代中后期，禅僧对学人“如何是佛教大意”、“如何是道”等本体问题的回答便是明证。这些答句多充满诗意与禅机，如“长空不碍白云飞”、“时有白云来闭户，更无风月四山流”、“白猿抱子归青幛，蜂蝶衔花绿蕊间”。

其次，偈颂在形式上逐渐格律化。如唐代诗僧寒山《重岩我卜居》：“重岩我卜居，鸟道绝人迹。庭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住兹凡几年，屡见春冬易。寄语钟鼎家，虚名定无益。”发展到宋代，已很难找到不押韵的诗偈了，一些颂古诗写得诗情袅袅。如雪窦禅师《送僧》：“红芍药边方舞蝶，碧梧桐里正啼莺。离亭不折依依柳，况有青山送又迎。”再如丹霞子淳的偈颂：“长江澄澈印蟾华，满目清光未是家。借问渔舟何处去？夜深依旧宿芦花。”此类诗歌在格律和意境上均属典型的七绝，即使是放在文人禅诗中也属佳品。

“偈颂体”影响诗歌写作方式

偈颂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不单单是文学向道情的渗入，反过来偈颂也影响到了诗歌的发展。

首先，偈颂影响中古以来白话诗派的产生。汉译佛经偈颂大规模以口语写作的形式出现。南北朝以来，傅大士、宝志用这种口语化的语言创作诗偈。至唐代，寒山、拾得等人也创作了大量白话诗偈，并形成了唐代白话诗派。

其次，偈颂影响文人“偈颂体”写作。很多文人受偈颂影响，留下了“偈颂体”作品。唐代最著名者当属白居易。他曾作《八渐偈》，是怀念凝公所作。白居易早年尝求心要于凝公，师赐其“观、觉、定、慧、明、通、济、舍”八字。《八渐偈》即是自观至舍，发挥凝公之教的八首偈颂。其晚年又作《六赞偈》，分别是赞佛、赞法、赞僧、众生、忏悔、发愿等六偈。宋代王安石也曾染指“偈颂体”，曾作《拟寒山拾得》二十首，深得寒山诗偈精髓。苏轼也有八首“拟寒山”之作，其《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诗引云：“苏州定慧长老守钦，使其徒卓契顺来惠州，问予安否，且寄《拟寒山十颂》。语有璨、忍之通，而诗无岛、可之寒。吾甚嘉之，为和八首。”

最后，偈颂的写作方式影响诗歌的写作方式。据学者孙尚勇研究，译偈中存在大量的程式，主要有重复程式、句法程式、其他程式（数序、方位、概念程式）、平行式。这些程式对中古诗歌产生了一定影响。如陆机《百年歌十首》分别以“某某时”领起，很可能就受到译偈数序程式的影响。其前六首的末二句均为“清酒浆炙奈乐何，清酒浆炙奈乐何”，又兼用了译偈的重复程式。重复程式对中土诗歌影响最著名者当属韩愈《南山诗》。学者饶宗颐曾指出，《南山诗》连用“或”字三十余次，乃是脱胎于马鸣《佛所行赞》的写法。白居易诗歌中受译偈程式影响也比较明显，如《啄木曲》、《尝新酒忆晦叔》、《劝酒》皆采用了重复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