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诗歌销路不好，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那些年假大空的韵文(不能叫做诗)败了读者胃口，书店卖不出去，所以至今书店仍有旧印象，不愿进诗，要数少，出版社也就印得少些。

流沙河回复本文作者信件(1985年4月13日)。

一

我与流沙河通信认识近四十年，至今尚未晤面，真有缘无分也。认识他的作品更早，那时我还是高中生，在《星星》诗刊读到他的《草木篇》，以草木喻人性人格，形象而生动。后来被毛泽东亲笔判为毒草，掀起了全国的大批判，流沙河也被驱至人生谷底。戴着“大右派”的帽子，由成都被赶回老家金堂县改造，由耍笔杆到拉大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他的回忆录《锯齿啮痕录》中有详细的记录，令人读来心情沉重。

1981年我受邀参加香港新闻访问团前往四川成都等地访问，原准备在成都拜访艾芜与流沙河二先生。拜访艾芜如愿了，可惜流沙河因事外访，错失见面晤谈的机会。

艾先生把我留下的信转给流沙河后，开始了我们之间的通信。流沙河告诉我，他是写短篇小说不成器才改行写诗的。那时孙静轩、叶文福受到批判，海外捕风就是影，有人为他俩叫屈，正如流沙河所说：“文学界舞棍者想开倒车者当然有的是，疯子和大炮正好给他们帮了忙，相反相成，事情就有这么复杂呢。”开放之初，诗歌之红火，与今日之冷淡，真是冰火两重天，不可同日而语了。

辜健先生如晤：

11. 29信悉。杂务丛聚，未能及时作覆，祈谅。敝刊《星星》寄上十二月号一本，请指教，此后将每月按时寄上一本。我在《星星》做普通编辑工作，因体弱多病，蒙同志们的照顾，减轻了工作量，但个人的信件与稿件收量仍大，闲访客也不少(其实没什么重要事)，所以不免终日碌碌。年到半百，未能弄出像样的东西来，惭愧。1979复出后写了一些诗，收在两本集子里，将在明年秋天出版。听艾芜同志说你是做研究工作的，届时当奉上请教。五十年代中期出版过两本诗集，早绝迹了。短篇集《窗》也是那时出的，也绝迹了。你说过去的《明报月刊》有短文介绍此书，我尚不知。若便当，烦抽暇复印一纸赐我。此书写得很幼稚，我是写短篇不成器才改行写诗的。

北京《诗刊》十二月号有拙作长诗一首，写山海关明末失守导致亡国的，过两日当奉上一册请教。

诗歌销路不好，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那些年假大空的韵文(不能叫做诗)败了读者胃口，书店卖不出去，所以至今书店仍有旧印象，不愿进诗，要数少，出版社也就印得少些。其实好诗仍吃香，短期内一销而空，购者往往向隅。

写诗的队伍庞大。北京《诗刊》每月来稿一万多件，敝刊每月也有七千件。我的内助在敝刊做收发工作，她有统计数字，谈不上危机。

四川诗界平静，整个文学界也平静。《幽灵》不是在四川刊出的，外省有的批得热闹些，四川没有公开批任何作品，只是讨论讨论而已。你的不安也是有根据的，因为确实也受了一些影响。其实关键不在于批不批作品，而在于搞不搞运动，只要不搞运动，批作品也是正常的，不会造成波动。

孙静轩同志现况很好，无论领导方面与一般同志对他都很好。他的生活、工作、待遇都未受任何影响。他主动作了检讨，领导方与一般同志都欢迎他，但也指出他的检讨有欠求实之处。他本人素有走极端的毛病，海外替他叫苦，毫无好处。海外人士之好心者有时由于对实情欠了解，极易致误，把孙静轩(还有叶文福)当作了不起的人物便是一例。他们只是好出锋头，求名之心太切而求实之心太差，且又不学无术，目空一切，一位绰号叶疯子，一位绰号孙大炮。出事之前，不听劝说，一旦批了，又惶惶然不可终日，悔恨不已，只差自我批颊了，何苦来呢！

文学界舞棍者想开倒车者当然有的是，疯子和大炮正好给他们帮了忙，相反相成，事情就有这么复杂呢。

我不喜欢发疯放炮，同时厌恶舞棍倒车，我赞成继续解放思想。港报港刊这里没有，我在研究台湾诗，可惜手中材料太少，只有刘济昆寄来的三四本而已。没奈何，已上马，将在敝刊每月写一篇台湾诗的短文，共十二篇，已写出两篇了。济昆是我的好友，一个胸襟坦白的热心人。匆匆草此

撰安！

流沙河81.12.18

二

流沙河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有两件事：一是他的爱情。正在他跌入人生谷底，原有的一切都被剥夺，如贱民般被放到农村去拉大锯讨生活时，一位年轻演员，不管不顾地注销了成都城市户口跑到金堂乡下与流沙河结婚，过苦日子，这是很感人也很悲壮的事。更没想到的是，多年后，据说是“一个屋里容纳不下两个聪明的脑袋”。他们分开了，离婚了，真是人生难测。他的太太何洁，不知何故曾来香港，住在寺庙里，后来又回去了。

另一件是开放之初，他得到刘济昆和我寄去的台湾诗人的诗集，他成了大陆最早研究台湾现代诗的人之一，而且取得可喜的成绩。他写了《台湾诗人十二家》，还有《十二象》等书。台湾那些被他论及的诗人都对他的研究很认同，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就是点赞。

他对飞碟很有兴趣，叫我帮他买飞碟的书，这是出我意料的。我介绍了与他有同好的散文小说家张君默给他认识。大概是八四年，在成都的大学教书的钟文，曾给我投过稿，他不知怎的就到香港来了。余光中当时还是有点敏感的人物，他叫我介绍余光中与黄维梁给他认识，我带他到中文大学见了余光中和黄维梁。

在那个年代钟文访问了余光中、黄维梁二人，想回去后也很难做文章的，气氛不对，禁忌很多之故。钟文后来转入深圳大学教书，再后来因故远走他乡，自我流放去了巴黎，那日子当然是彷徨的。在法国他利用以前与学生的关系，做起法国与大陆的贸易生意来，发展颇为顺利。后来环境变好了，他回归上海，做了法国某公司的大陆总裁，又接手白桦、沙叶新等经营不善的“上海老饭店”。住别墅、开靓车、养番狗，仍不忘老本行，他还注册了一间出版社自由自在地做他的老板了。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自传体纪实文学《那趟从不停靠的列车》，非常精彩。

剑兄：

你的8.31信我在9.10就收到了。蒙你为钟文引见黄维梁与余光中两先生，谢谢。

钟文和我关系很好，他自港回来后，向我谈起了你的近况与为人达观大而化之之类，还谈到你待人的热情，等等，你托他交给我的一只打火机，使我十分惊喜。我这人是很土的，未用过这类洋玩艺儿，所以敬纳之后，每日十五次使用(可知我的烟瘾了)。我很看重这件礼品，以其睹物思人也。

惠赐之贵刊每期收到。张君默先生的三个短篇以写视幻觉的那篇为最佳。我与张先生通过信，他曾赠我一本与林文伟合编的说飞碟的书，还替我转过一篇说飞碟的稿子给《科技世界》，还赠我一本《粗咖啡》。请你将张先生的通信地址抄寄我，我想给他写信。

奉上近作一首，今日脱稿的，请指教。若以为适用于贵刊，不胜荣幸。若不适用，罢了就是。

我身体欠佳，胃常疼，内子何洁亦常生病。儿女都长得牛高马大的，唯不嗜书，令人失望。

我已开始写回忆录，将在本市的《青年作家》连载。恭叩

编安！

流沙河十月杪日八四年

古剑兄：

音问久疏，拜读10.30函，甚快乐。

年初曾去马尼拉访问半月，去来皆未在港停留，但临窗俯瞰灯珠织绣之香港地图轮廓而已，歉甚。此后再未外出，一直居家读书，抑郁不欢。贱躯又多病，省内邀游，都谢绝了。兄已不在《良友》，不妨放松一些，每觉港人太劳累，难以理解。蒙兄操心代管160港元，谢谢。若顺便逛书肆，请代我买新近推出的说UFO(飞碟)的书，或说灵魂鬼怪的书.再次谢了。拙荆移驻灌县后山尼寺写作己两年，以本名何洁发表了一些作品。山中太苦，阴瘴袭人，近来罹疾，只好回家(家楼临街太嘈杂)，边医边写。

此信投邮同时，有拙著《十二象》一册奉上请教，收到可能较迟。

恭叩

笔健！

流沙河顿首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日

三

国内作家出访美加东南亚的多借道香港转机，而流沙河出访菲律宾，却未在香港停留，香港他认识的作家诗人也失去相聚畅谈的机会。流沙河曾寄过一篇长诗给我看，读后我批评了这首诗，说这不是你该写的诗。也许他研读余光中等台湾诗人的诗作多了，后来他的诗风变了，我帮他介绍给香港的刊物和我编的副刊上发表，认识他的诗的人也多了。

我们的通信稀稀拉拉，有时十年才写一信，没想到的是十年间他不再写诗了，家庭也散了———那么勇敢而壮烈的爱情夭折了，实在令人婉惜。他与同行的编辑重组了新家，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远离喧嚣热闹，独无兴趣见大人，换了副笔墨写他的随笔去了。

古剑先生：

光阴易逝，鸿断或有十年了，忽得来信见字迹依旧自感快活，支票亦收到了，想不起是哪一笔稿费了。

十年间我的变化甚大。一是不写诗了；二是家庭散了；儿子余鲲跟我生活，今已独立成家；三是重组新家，内人吴茂华在四川人民出版社《龙门阵》双月刊工作，所幸者体虽瘦而无疾病退休。三年来远离热闹场，全国作代会亦不去。自撰云：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

遥叩

新年安乐！

流沙河

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古剑兄：

信走得太慢了，十三天今日才收到。与兄隔绝音书十余年了，我自从不诗以后，就与诗友失联系了。遵嘱寄上拙著《书鱼知小》，请指教。不涉文学，收入书中的皆昔年给上海新民晚报所作短文，智识性的，供消遣耳。我眼有疾，畏屏幕光，不能用计算机上网。兄要“尚书”二字寄上，文学刊物内地大不景气，愈办愈感到累。《昔年我读余光中》一文今年二月份载于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欢迎采用。

敬颂

笔健！

流沙河05.5.13

在“反右”期间，他很多东西都失去了，我很为他失去的文字研究稿本可惜。所幸的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写了不少关于文字的书，把失去的再找了回来，他慢慢地走上了学者的道路。此生应可无憾矣！

以前他的信中总慨叹身体极瘦，又患胃病，似有生活难过之忧，但最近在网上看过他的照片，笑容可鞠，脸色红润，真没想到他已年高八十四了，真是有福之人。我们过往常常是十年才写封信，今天离上一封信，正好也过了十个年头了，是否要再写封信去敲响他的邮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