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要给新诗添出别的什么乱来,阿门

作者: 老胡杨 2015年10月21日09:52 浏览:315

            —— 现代汉语由“神性素质”培养既而向“神性语言”衍化置疑

       

    《诗语与神明》(副题是“新诗语言‘神性’素质的贫瘠与培养”),一看标题就知道属于“言他人所未言”的那一类,而且放在了一本颇有影响的诗歌理论杂志的卷首(请百度一下,作者是文学博士、博导、教授),很抢眼。“神明”的涵义,这儿的确是“神仙鬼怪的总称”(《现代汉语词典》),“神”就是“宗教意义上的万能且至高无上的神”(不注明段落、行数了,下同);“神性”的内涵呢,文章自始至终把它埋伏了起来,但可以看出,其造词法同“党性”、“人民性”一样。党员要有“党性”素质,诗歌语言则要有“神性”素质。后者不是寄托、象征这类说法,而是要“纯粹的呈现”......真叫人耳目一新,然而很容易使人生疑,甚至到末了还一头雾水,因此不得不冒昧地就教于博士先生。

                                                  一

    一般人恐怕很难知道“语言”与“神明”有何关系,所以就要把它们一齐都装进“文化”这个“统天袋儿”里去,使它们成为由“文化”做户主的一家人。这样,“诗语”与“神鬼”的关系就由“文化”出面打通了;接下来要讲语言的“神性素质”对于新诗的兴衰“意义重大”,也就水到渠成了。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链接:“一部新诗的理论史,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关于白话这种语言形式的讨论史。”这总结基本是对的。但又说,中国新诗是因为“情感枯涩、精神低俗、思想浅薄、感悟不深、形式杂乱等久治不愈的病症”才“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的。这总结也无不妥,但除“形式杂乱”外(语言问题种种而这里仅此一种),其他归因皆与“语言形式”这个核心话题无关,可见“形式杂乱”弥足珍贵,不可或缺,要不与“语言危机”就没有茬口可接;“精神低俗”等等也必不可少,要不下文的“文化语言”、“语言危机就是文化危机”的派出则失去铺垫。接下来的安排,就是“语言的神性素质缺乏”或“彻底丧失”是中国现代文化危机的主要表现之一了——不管怎样,一个大圈子总算绕过来了。

    但不知道,“语言的神性素质缺乏”是不是造成所谓“语言危机”以及“精神低俗、思想浅薄、感悟不深”的直接原因;或者反过来说,语言有了“丰富的神性素质”,是不是就可以使精神高雅、思想深厚、感悟深邃起来了,“语言危机”乃至“文化危机”也就可以解除,新诗也就可以“华丽转身”而走出“困境”了。反复琢磨,这应该是博士的整体思路,因为只有这个思路才能使文理圆通。文章是奔着新诗如何走出“困境”去的,解救之策就是“培养语言的神性素质”,而且必须发挥一箭双雕的功效——形式和内容的问题都要迎刃而解。看来语言的“神性素质”事关重大,但很可惜,这是在不知“神性素质”为何物的条件下推演的。没办法,笔者只能这样蒙着往前走。

    从博士后来的论述悟出,所谓“神性素质”的表征(似乎现在还只适合用“表征”一词),是看语言是否用于讲述关于神鬼的故事,亦即是否承载了宗教文化。然后就可以说,那语言获得了“神性素质”,成了具有文化意义的语言了。博士称之为“文化语言”。然而呢,把语言看作一种“文化”来讲,大概要从某种语言的产生、形态、结构、修辞、辞章、规范、风格、演化及其特性、功用等方面去讲。即便它是静态的符号系统,没有承载物,依旧是一种文化,也是其他一切文化的载体。可以用它来讲天堂、地狱的故事(宗教文化),也可以用它来讲打工仔的故事(打工文化),发生了“语言事实”。它存在的意义就是拿它来描述、记录各种物事或相互交流,是工具,这是它的“本性”。如果说语言描述了神鬼就获得了“神性”,那么能否说描述了强盗就获得了“匪性”,描述了婢女就获得了“奴性”,描述了妓女就获得了“淫性”呢?有了《金瓶梅》,或出了几个爱说脏话的薛蟠,汉语就成了“淫性语言”、“俗性语言”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语言学家所讲述的“现代汉语”自身要获得“神性”,而且要“纯粹地显现”,就不得不叫人挠头搔耳了。

    “语言危机”是个啥危机呢?就现代汉语而言,大概是指不讲规范(语法、修辞、辞章方面的)、形式混乱、叠床架屋、千篇一律、华而不实、无病呻吟、故弄玄虚、洋腔洋调(欧化)、以读者不懂为雅、以“去理性化”为时髦、文字游戏等等。何以至此?一是对语言的认知偏差导致运用失当,大约与“文化危机”无关;二是文风问题,根源是社会风气问题,可归因于“文化危机”。因此微观上应该“分开算账”,但宏观上,这个“账”都要记在“人”对语言的学习、运用上,不能说我们的现代汉语出了什么问题,是你学得不好,用得不好。小孩儿碰着板凳,疼了,哭了,大人就要打板凳几下,那是为了哄小孩莫哭,我们千万不要真以为“板凳有错”,要不现代汉语就会遭逢“冤案”。

    问题大约出在“现代汉语”与其发生的“语言事实”的混淆上。是概念的混淆,一个是语言学家讲述的“现代汉语”这个语言系统,一个是现代汉语发生在写作者或言说者身上的“角色化”的“语言事实”。显然是把这二者视为同一物了。一些“语言事实”的确有可能反映出了语言的“匪”、“俗”、“淫”来,但那是言语“角色”的语言品性,而不是现代汉语自身“特性”的表现。

    “文化危机”的外延很宽,其中也自然包括了“语言危机”,因此“语言危机就是文化危机”没有逆命题。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分,一些语言问题不一定是文化问题带来的,因此也就提升不到“文化危机”层面上去。但博士先生还是要拿“一个硬币的两面”来作比拟,一面是“现代汉语”,一面是“现代中国文化”,“合二为一,不可分割”。“现代汉语”承载了“现代中国文化”,一个是“载具”,一个是所载之物,这个时候,即便它们是“沾亲带故”,但与用车载书没什么不同;即便那车是载书的“专车”,但依旧车是车,书是书,为什么就成了一个东西而不可分了呢?系统论也把它们分不开吗?

    于是我们似乎看到一个递进株连的“窝案”——语言学得不好用得不好,殃及现代汉语而臆构成“语言危机”,由“语言危机”牵涉“现代中国文化”而全面推演出“文化危机”,最终的责任追究是“现代中国文化”缺乏或丧失了“神性素质”。如此“逻辑”,这般“学术”,能不叫人“瞠目结舌”?

                                                     二

    经几番折绕腾挪,终于可以直奔“中国现代文化的缺陷”了,因此就自然要带给博士先生许多的遗憾:

    ——与西方比,现代中国文化“缺乏民主与科学精神”;

    ——与古代比,“亟需重建新的道德与伦理规范”(是“重建”,比“缺乏”的问题更严重);

    ——与西方和古代比,“明显地缺乏神性素质”,而归因于“缺乏宗教意识”而致使“神性因素彻底丧失”(也是比“缺乏”更严重);

    ——即使中国作家与学者的笔下出现了“神”的字眼,但都是泛神论意义上的神,“仅仅是单纯的寄托情感的符号,没有实质性内涵,更非天启宗教意义上的万能且至高无上的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旧文化被视为封建与愚昧”,“古代中国文化与语言中的神魔、鬼怪、妖精等被拘禁、封闭了起来”;

    ——白话文的运用,“丰富的神性素质”“日益流失,甚至消失殆尽”......

    的确是遗憾太多。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前三种“缺乏”并列起来,它们的关系似乎并不协调,比如,民主、科学与神鬼的关系一直都是你死我活,如果都不缺,能和平共处吗?如果把这三种“缺陷”与当代文化、时代精神的关系作个比较,我们可以说,没有“民主与科学精神”绝对不行,没有“新的道德与伦理规范”绝对不行,是否还可以说,文化中少了“神性素质”也绝对不行呢?就算“缺乏”又能怎样?因此就发生“文化危机”了?既而也随之发生“语言危机”、“新诗危机”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个偌大的圈子岂不是白绕了么?有“实质性内涵”的、“天启宗教意义上的万能且至高无上的神”不能只是“字眼”或“符号”,所需要的是“纯粹地显现”,中国作家与学者,应该是些什么样的“角色”呢?神父?巫师?僧人道士?要把作家、学者笔下的“神”与宗教意义的“神”同一起来,不能拿神来说世事人情,他们都是“人”,能做到吗?应该做到吗?

    不过,似乎值得庆幸的是——这语调绝不是一种揣度——“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攻破之后,基督教文化强行进入我国”,于是“鲁郭茅巴老曹”等等,“都与基督教文化存在直接联系”,要不,“现代中国文学必然会缺乏庄严、神圣、神秘、深邃以及空灵之美,其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这种见解,很容易使人发生逆推,比如,在新文化运动给神鬼带来灭顶之灾的时候,是坚船利炮和基督教拯救了中国文化及文学么?拉通起来看,岂不是有点“塞翁失马”的意味了?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灿若繁星,作品异彩纷呈,甚至不乏经典,是不是都得益于基督教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那些不写上帝、基督、圣母、犹大、撒旦的许多现代作家和作品?还有那些坚船利炮和基督教们还没有来到中国之前的许许多多不写中国神鬼的古代作家和作品(都是打不成折扣的),又该如何评价呢?再也看不到思想或艺术上的灿烂辉煌了么?

    然而好景不长,博士的“遗憾”又接踵而至:

    ——新中国诞生了,“宗教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拒斥与批判,神性话语遭到禁忌”;

    ——最近三十年,“得益于改革开放,当代中国文化与语言的神性因素,虽获得了再生的机会......但与古代和现代比,差距相当明显”;

    ——“现代文学作品中的神性话语,更多的具有‘属世’特征,而新时期的文学则更多‘属灵’色彩......将神性视为纯粹个人体念与信仰事件......转换成世俗与现实的群体观念......于是耶稣的受难被置换成革命者的牺牲,撒旦被视为叛逆者的象征,‘忏悔’作为基督徒获得救赎、通向天国之路......被转换成向善或新生之途”;

    ——再往前挪一点,连《凤凰涅槃》、《天狗》、《女神之再生》也“并未创造性地丰富与提升现代汉语自身的神性素质”,只是为了表现“反抗传统、渴望新生、赞美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而已......

博士的遗憾越多,我们的迷惘似乎就越多。比如,现代或当代,主流意识对于宗教,除开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外,是完全排斥吗?退一步讲,即便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或是西方,民主与科学是处于绝对强势的主流意识,有可能对包括神鬼学说在内的宗教全盘接受吗?文学归根是人学,所谓“世俗与现实的群体观念”能抛得开吗?不能“转换”,像类似《凤凰涅槃》那样的也不是“纯粹地显现”,非得要大家都心无旁骛地去“为神而文”么?

    不妨换成宗教的角度看看又如何呢?比如,佛的胸襟无限博大,达到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经》;相,身、形、音、色的总合;寿者,指长生者)的境界。这是“觉悟”的最高境界,即“一切诸相,即是非相”,自然也包括“无神鬼相”,神鬼、菩萨等等只是一个假借的“名”(符号)而已;主张心里“不离开众生心”(宣化上人《金刚经》宣讲版),眼里什么也没有,让诸相“无立锥之地”,这才是佛的“真心”,除此则为“妄想心”。如我们的笔下皆执着于神鬼,现其身形、显其声色,要“纯粹地呈现”,不能当成“符号”,这不是在为神鬼“具相”吗?可佛再三告诫“莫作是念”,要我们“离相”,这不是与佛教精神背道而驰又是什么呢?并且,还要以此来拯救文化、文学、诗歌,乃至一种语言,这不是“用妄想心来当家用事”又是什么呢?

                                                      三

    然而终于出现了大片的光亮:新时期以来,“随着救亡主题的消失,革命主题的淡化,作家可以相对自由地与基督教或其他宗教相往来,其作品的神性品格也就超越革命伦理与集体观念的羁绊,在作品中较为纯粹地显现出来。”这是博士的终极希望,但总觉得这是误判,甚至颇令人头晕。

    所谓“神性品格”,想必应该是从普遍的语言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由神鬼、妖怪等等所产生的词汇或语汇,它们处于自然状态时,只能通过注释的方式获得单一的意义,大都尚未形成某种完整的观念。因此,就语言学范畴的“现代汉语”而言,其所谓“神性品格”还是很微薄的,甚至很难以“品格”论之。文学作品则大不同,这些已经发生的“语言事实”,有可能抽象出文学作品或文学语言的某种“品格”,但那应该是言说者“角色语言”的“个性品格”,几乎可以视为“风格”、“特色”的近义词。

    就所谓“神性品格”的形成而言,是否需要设置诸如“救亡主题的消失”、“革命主题的淡化”这些前提呢?为什么一定要“超越革命伦理与集体观念”呢?还有许多其他的“主题”或“观念”,如民主科学、改革开放、依法治国、反腐倡廉、以民为本、强国富民等等,是不是也要“消失”或“淡化”,然后也要“超越”呢?难道说“神性品格”是“排他性”的?不允许有“救亡”、“革命”等等行为的发生,连“集体观念”也不能有,莫非“神性品格”含有“极端个性主义”的内瓤?其实,在人类社会这个大空间里,相互排斥者是可以共存的,比如,人各有志(或持有不同文化观念),你可以上山找神仙,但我要下地种庄稼,我们可以做到互不影响,各得其所(其本质是文化多元而共存)。但在一篇文章里,思想意义、价值取向矛盾冲突的观念,是不可能在“同一理论构架”中发生协作的。比如,一方面讲“弘扬宗教神性文化”,并以此为主旨,一方面又讲“民主与科学精神”、“现代人文精神”,使它们发生零距离接触或融为一体。这很罕见,双方都“相逢一笑”、“尽释前嫌”了?但博士可以把“民主与科学精神”、“现代人文精神”等等信手拈来,不担心至少要被视为一种极不谐调的“点缀”吗?除非“宗教神性文化”可以体现或升华成为时代主流意识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现代人文精神”,但这不匪夷所思吗?

    “纯粹地呈现”了“神性素质”或“神性品格”的作品,博士虽然列举了不少,但只有篇目而无实质性说明,而且未必都恰当。比如《游仙诗》,“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吒”、“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藩羝,篱笆与公羊,“触藩羝”指身处穷困境地)等句,不乏对世态炎凉及人生际遇的抒情色彩,故钟嵘在《诗品》中有“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坎壈,挫折、困顿之意)的评价,足见一生兼职阴阳先生的郭璞及其游仙诗也“纯粹”不了。事实上,据《晋书·郭璞传》的记载,他从未因访仙问道而隐居山林,可见《游仙诗》亦乃想象虚拟之作。郭氏为“中兴才学之宗”(钟嵘语),以卜卦劝阻王敦谋反事“衔刀被发”(刀插进身体,披散着头发),值英年(四十九岁)而被杀,故史官借孔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悲夫”来为他叹惋。对于我们,不知这到底应该视为“教训”呢还是应该视为“经验”?

    现在的《诺日朗》(杨炼诗)也不“纯粹”,有人说“《诺日朗》揭示了人类生存与自然的存在关系,把大自然作为神来歌颂”(马莉:北京文艺网);还有人说杨炼是“从历史、民族、哲学的角度进行人生和寻根探索”( 李传申:《名作欣赏》1986.04);杨炼自己也说“(那些内容)表现着诗人对人的生命激情、想象力和创造力及其遭遇的思考。”(《一座向下修建的塔》,凤凰出版社)但博士先生以杨炼《传统与我们》一文(《山花》1983.09)为例说明他很重视“神性”传统,但杨炼所说的“传统”,似乎并非专指关于宗教的文化传统,也非所谓“神性”的语言传统,而是强调“传统在各个时代都将选择某些诗人作为自己的标志和象征”。这“选择”当然应该是双向的,诗人也在选择某种传统作为自己的“标志和象征”。杨炼或许就是这样,他的诗歌大概也是与人事儿相关,而不是专为神鬼歌唱。由此看来,不好排除,杨炼也是与曹雪芹、郭沫若等等一样,设计、制作并安排了神鬼们的一切,或作为一种述说故事的“由头”,或作为表情达意的一种“象征”,本质是为他们关于人的文学服务。

                                                 四

    依博士之见,“神性”的“纯粹地呈现”是不允许把神鬼拿来当“由头”或“象征”的,要心无旁骛地写神鬼的故事,而且必须认可宗教意义上的“超自然力的神”的存在,语言的描述须是与神“水乳交融”,“言说者也会藉此感受到神的存在”。于是按此说则可推知,“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就是因为:“现代中国人已经摒弃了传统的宗教信仰,成了西方实证主义的信徒,因此心灵渐趋理性化、粗俗化......”,所以,语言的“神性素质”需要“多管齐下”、“共同培育”,使之“丰富起来”,要“吸取西方文化与文学中强大的宗教传统,将其化为自身的血肉。”同时,博士先生对“培养”的结果还有个十分乐观的预期:现代汉语很有“发展成神性语言”的可能。由语言的“神性素质”培养既而衍化成“神性语言”,显然是一次嫦娥奔月式的“飞升”;甚至连“话语”(非书面的言说)也一齐被“神性语言”的衣裙裹挟而飞升上天,成了“神性话语”了。

    于是我们的疑惑还得继续。

神明博大而智慧,神话美丽而奇诡,富于无穷的魅力而使我们人类五体投地、如痴如醉,甚至我们的血脉里也流淌着神的精神而与神同在。不是排斥,更非反叛,苦难深重的人们,对神的文载言传,蕴含着他们千古不渝的崇拜与期待!但是否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把人类的一切,包括文化、文学、语言都要“神性”化,既而改变“以人为中心”的这个“现实世界”呢?

    神及神话从人的“文载言传”而来,“由神仙、菩萨、妖怪、妖精构成了虚幻世界”——博士的引语,凡为己用,如同己出——既为“虚幻”,神鬼之“存在”与否,为何还要那么执着地较真呢?我们大家“心里有佛”(指“利益一切众生”的精神而非佛之“相”,佛亦无相)还不够吗?

    从“文化”层面说,现代中国人“摒弃了传统的宗教信仰”,使“心灵渐趋理性化”,这不是一种进步吗?非理性的东西才叫文化?即便从“文学”角度讲,凡“理性”的东西就必须遭到摒弃?只有非理性的东西才算文学?所谓“粗俗化”就是指达意抒情脱离了神圣、严肃的宗教?若然,除开上帝、基督、圣母、犹大、撒旦,这世界的一切,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皆为俗物?排斥“理性”及所谓“粗俗”,剩下来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人情练达即文章”(曹雪芹)是不是应该改作“神性丰富即歌诗”才对头呢?

    现代汉语“神性素质”的培养,博士讲了三点,但都是宏观指向,到底该如何操作才能使语言与神性“水乳交融”、把强大的宗教传统化为“血肉”呢?时时处处都不忘多用些关于神鬼的词儿、典故行不?不行,现代汉语是一个十分庞大的语言系统,那些词儿、典故只是九牛一毛,怎么也不足为用。还有,文字乃心所使,行文之时,时时处处都怀着对神鬼的虔诚与敬畏行不?不行,我们的心里还必须装着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事儿,要不,我们大家都会饥寒交迫,都去做巫师、神父了,谁去种地、织布呢?有比生存危机更大的危机吗?

    在大家的眼里,中国文化归根结底是以“中国人”为中心形成的文化,现代汉语是以“汉民族”为中心形成的现代汉语,它们要为描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服务。于是这个系统内部出现了分工,或为讨论天下、国家的大事服务(政论),或为描述科学技术及其运用服务(科技),或为用语言艺术表现生活与自然服务(文学)等等。如果现代汉语成了“神性语言”,用它去写社论,写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写科研论文,写生产操作规程,写出来的是个什么样的文字呢?就文学而言,如果只写神鬼,我们这些凡人岂不也都要被“边缘化”么?如果也用“神性语言”去写工农商学兵这些“凡人”,那会把他们写成什么样子呢?还有平常的言说,用“神性话语”,两人见面,该如何张口说?说些什么呢?

    多角度的探讨语言的“特性”,很麻烦,但从“语言是人创造、使用的语言”这一角度讲,最突出的应该是“人性”才对。人生产了语言,人就是语言的“母体”,不可能没有“人性”,所以才有“人性化语言”、“人性化描述”云云。当然也可换一个角度去讲,比如“语言学”角度,即从它自身的符号系统及其运用的语言事实,抽象出语言的种种特性。但吕叔湘、朱德熙、王力、陈望道、廖序东等等语言学家,都没有涉及语言的“神性”。被广泛关注的除工具性、社会性、人民性、民族性等等外,还有对艺术性、创新性、形象性、人性化、大众化、个性化等等的揭示与提倡。其中的人民性、民族性以及社会化、大众化、个性化就是“人性”或“人性化”的延伸。博士先生讲“神性”时,抛开语言其他所有特性,难免有“唯神性”的偏执;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对“神性语言”的热切期待,尚未提及“神性化”;然而,如果“神性语言”、“神性话语”也成为普遍的语言事实,人所创造的“现代汉语”也就被“神性化”了。那时,现代汉语的品性及面貌就会发生沧桑巨变,对文学或诗歌,乃至对整个社会及其文化、信仰、主义、伦理、审美观、价值观等等所构建的社会形态的冲击,难免引起“天柱折,地维绝”(《山海经》)似的震撼,既而有无可能使其发生“结构性裂变”?我们能承受得住吗?真不敢想,有谁顺着这方向去想而不大惊失色呢?

    再往小里说说,就文学而言,是不是只有用“神性语言”去对“艺术性”完成“纯粹地呈现”才能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宗教与“神性”对文学或诗歌的“重要意义”,远比社会性、民族性、大众化、人性化还要大出许多?“神性化”有无与“欧化”合流的可能?如不能排除,且汹涌成潮流,博士先生所“期待”的“新诗的华丽转身”,我们的眼球将获得的,是划时代的亢奋呢还是惊恐?为解新诗的“语言危机”请来了“神”(与小说中“走投无路神来助”很相似),朦胧未散,虚幻又至,二流交汇,不会制造出新的更大危机?

    最后一点置疑:诗语乃诗意的载体,形同“包装”,即便成了“神性诗语”,仍为诗之表也。若以“文以意为主”或“以气为先”权衡,锦绣之表而无锦绣之里可谓“锦绣文章”乎?诗歌能因获得锦绣之表而“华丽转身”就可摆脱“困境”吗?《诗语与神明》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个下篇——《诗意与神明》呢?即便有了,那“意”自然也要随之“神性”起来,倘若皆为“天意”、“仙气”之属,新诗也能走出“边缘”,摆脱“困境”吗?

    末了,叩示上帝,笔者乃人之同类,请允许就人的“语言”或“诗语”而言,而且仅限于“一般而论”(抛开“来源于生活”、“服务于大众”等等考量),也搞一回“本位”——我们的新诗,仅就语言形式混乱、散文化、欧化等等构成的“乱象”,已经叫诗人及批评家们晕头转向了,所以面对“神性素质”及“神性语言”的倡导与介入,真叫人应接不暇而不知所措。因此祈愿这些个“抢鲜”之语,仅仅是说说而已,千万不要再给新诗添出别的什么乱来,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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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王礼圣
  46. 快乐老太
  47. 晓禾
  48. Zhaoxiaohui
  49. 黄昌印
  50. 流水自然美
  1. 倚天秦岭
  2. 心亦
  3. 李增宗
  4. 霖雨
  5. 仲晓君
  6. 牧野
  7. 习吉
  8. 鑫仙
  9. 林大邻
  10. 邓星汉
  11. 张锦华
  12. 李海垠
  13. 田永全
  14. 雨村
  15. 映日荷花别样红
  16. 晓禾
  17. 梅吟
  18. 颜隼
  19. 阿苏取白
  20. 燕飞儿
  21. 花香艳艳
  22. 星燃
  23. 晓雾
  24. 易国华
  25. 子今非
  26. 罗福基
  27. 赵丽宏
  28. 狮子
  29. 九连山的小孩
  30. 纳容
  31. 叶国栋
  32. 海空
  33. 忻瑶康
  34. 春夏秋冬
  35. 霜西草
  36. 秦汉
  37. 云河
  38. 皋亭望片雪
  39. 孤城
  40. 诗路花语
  41. 郑卫国
  42. moyu
  43. 已进秋
  44. 张殷
  45. 忧子
  46. 玛河彩云追月
  47. 鲁密水生
  48. 逆光之恋
  49. 非默
  50. 龚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