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22日， 《大公报》（汉口版）以三分之一的版面报道了英国诗人奥登受到中国文艺界人士接待的消息，报道中附有奥登的一首题为《中国兵》的十四行诗的手迹和译文，并有戏剧家田汉的和诗一首，曰：

信是天涯若比邻，

血潮花片汉皋春；

并肩共为文明战，

横海长征几拜伦？！

（注：这首诗的英语译文被收入《战地行》一书，但奥登把这首诗归在诗人穆木天的名下，疑为奥登记忆有误。另据《战地行》记载，奥登的《中国兵》一诗中有一句原文为“被他的将军和虱子所遗弃”，据奥登回忆，当时的翻译为避免与当局龃龉，把这行译为“穷人和富人并肩战斗”。但在《大公报》的译文中，这一句实为“无贵无贱，同已将他忘却”，译者是著名的翻译家和戏剧家洪深。研究奥登的中外学者在提到这首诗时多从奥登的回忆，与事实略有出入。）

这次招待会被认为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次盛会，奥登和同行的衣修午德被当作是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拜伦式的英雄。新闻界更是把宣传抗战的希望寄托在这两位诗人的身上。《大公报》报道说，“中英文坛的消息，不但因为这个聚会交换了很多，而疯狂的日阀的不人道，残忍的暴行，也会被他俩深切的介绍给英国国民”（注：《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22日。）。奥登果然不负众望， 于翌年发表了《战地行》一书，其中除了日记式的报道之外，还有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奥登的两组十四行诗。

时至今日，《战地行》发表已整整六十年，这本书已湮灭在浩翰的书海中，但书中的一组题为《战时》的十四行诗却流传了下来。诗人把删改后的组诗更名为《来自中国的十四行诗》保留在自己的诗集中，评论界认为它是“奥登经典”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至今仍放出异彩，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战时》组诗是奥登诗歌中的一座丰碑，“是三十年代奥登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许是三十年代中最伟大的英语诗篇”（注：Edward Mendelson, Early Auden, London: Faber & Faber, 1981, p.348.），六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感人至深。 《战时》组诗记载了诗人在中国抗战中的见闻，同时是诗人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沉思录。对中国读者而言，《战时》组诗既是宝贵的艺术作品，又是日本侵华暴行的历史见证，因此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又富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记录中国抗战的史诗

奥登访华时的身份是战地记者，所以西方读者一般把包括《战时》组诗在内的《战地行》一书看作是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地报道。有一位书评家甚至说：“奥登先生必定是第一个用诗歌报道战争的特派记者。”（注：R.L. Duffus, "An Illuminating Journey to the War　inChina," in New York Times, August 6, 1939.）从内容上看，发表在《战地行》中的奥登诗作确实以很大的篇幅记述了奥登访华时的见闻，是用诗歌语言写就的早期抗战史。

在奥登的诗歌中，有些诗行对当时的中日战争局势作了概括。诗人在《战时》组诗后的《诗解释》中概述了中国当时的抗日形势：

多少世纪他们恐惧地望着北方的隘口，

但如今必须转身并聚拢得像一只拳头，

迎击那来自海上的残暴，敌人的纸房子

表明他们来自珊瑚岛屿；

……

在这里，危险促成了国内的妥协，

内部的仇恨已化为共同面向这个外敌，

御敌的意志滋长得像欣欣向荣的城市。

（注：本文中奥登诗歌的译文多从查良铮先生的翻译，根据《战地行》中的原作略有改动。汉译本见查良铮《英国现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英文原作见W.H.Auden and Christopher Ishcrwood, Journey to a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9.）

寥寥几行，颇为全面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了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抗日形势。

在他的诗作中，奥登对抗战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也作了一些介绍，如他写到汉口“是恐惧和沉默，闸北是哀号的沙漠”，还写到“一些地方／那儿的生活如今十分不幸：／南京，达豪集中营”，这自然是指发生在汉口的日机轰炸、闸北的上海保卫战以及南京的日军大屠杀。但是，对中国抗战中重大事件的再现并非奥登诗篇中的重点，因为诗人在四个月的访华过程中并未能够亲自体验到任何一次战斗。他最北到过徐州，采访了徐州附近的抗日前线，虽受到了日本飞机的惊吓，但并未见到战斗。

尽管如此，奥登却有机会接触了抗战中的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上至抗战中的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蒋介石和周恩来，下至普通士兵、游击队员和逃亡难民，因此，他得以用诗歌语言描摹了抗战中的众生相。

在战争诗歌中，战士显然是主角。在奥登诗篇中，中国士兵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深受战争的煎熬。他们生活在恐惧之中：

该中午渴的，却正九点就渴了，

会失去生命而且真的有人丢了性命，

想念着妻子，而且与观念不同，会过早死掉。

对战争中的士兵来说，死亡是司空见惯的，在战场上的年轻生命“被将军和虱子抛弃，／在棉被下闭上了眼睛／消失了。／战役被载入史册／他却不会被提及。”。在战争中，受伤也许比死亡更可怕，特别是在一场大战之初，别人还有更重要的性命攸关的事情要考虑时，伤兵难以得到照料。第十七首诗在短短的几行里把伤员的痛苦和绝望浓缩到了极至：

他们存在，受苦，仅此而已。

一条绷带掩盖着每人活力之所在，

他们对世界的知识只限于

器械以各种方式给他们的对待。

他们各自躺着，彼此相隔如世纪；

真理对他们来说，就是能受多少苦；

他们忍住的不是我们的空谈，而是呻吟。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国士兵的同情。在奥登笔下，这些战士虽然并非令人仰幕的英雄，没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辉煌业绩，但他们同样值得人们的尊敬，在第十八首题为《中国士兵》的十四行诗中，奥登要求“欧洲的教授、尊贵的夫人、公民们，／尊敬这位青年”。

（注：见1938年4月 22日《大公报》（汉口版）发表的奥登诗原文的手稿影印件和译文。在《战时》中，诗中这两行被删去。）

这位无名士兵

像逗点一样加添上意义；

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在他日

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着人间，

不再为狗所凌辱，也为了使有山、

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烟。

与这首诗中的可敬的中国士兵相比，日本兵则是另一种嘴脸。他们给中国留下的是痛苦、恐惧和灾难。在诗人笔下，日本人灭绝人性，是人的异化物：

他们甚至对自己也不给予人的自由，

而是处于孤僻的暴君对大地的梦幻中

在他们猩红的旗帜下被静静地麻痹着。

他们可恨可恶，是残忍的战争机器：

他们把这呼吸的城市当作需要

他们施展技能的目标，而从未想到

飞行是由他们憎恨的思想产生，

更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的飞机

总是想推进到生命之中。

在奥登的组诗中，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的中日战争是一场空前的劫难。在第十六首诗中，诗人把南京与臭名昭著的法西斯达豪集中营并列一处，并说“那儿的生命如今十分不幸”，指出在南京发生了血腥的大屠杀，正如德国法西斯在达豪残忍地毒死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当然，诗中并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具体记载，因为诗人并未亲见，无法想像这场屠杀是何等残绝人寰。然而《战地行》一书中却有关于其它屠杀事件的报道，这些惨案没有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大，但却同样残无人道。书中写道，“这个村子里百分之六十的妇女遭到强暴”，“这个地区内百分之八十的民房被焚毁，过去四个月内被屠杀的平民达三千人”（注：W.H.Auden and Christopher Isherwood, Journey to a　War.　 NewYork: Random House, 1939, pp.211-212.）。由此可见， 士兵并非是唯一受战争荼毒的群体，在战争中家破人亡、无家可归的难民的遭遇则更催人泪下：

他们携带恐怖像怀着一个钱包，

又畏惧地平线仿佛它是一门炮，

所有的河流和铁路像逃避诅咒，

都从附近向各个方向逃跑。

当然，诗人在旅程中也见过一群丝毫不受战争影响的人物，那是诗人在后方见到的一些达官显贵们，诗人同样也为些人留下了画像：

然而在晚间，重压之感消失了，

下过了一阵雨，顶峰聚向焦点；

在草坪上和培植的花朵上飘浮过

有高度教养的人士的会议。

园丁们见他们走过，估计那鞋价；

一个汽车夫在车道上拿着书本瞧，

等待他们把要交换的意见说完；

看来这正是一幅私生活的写照。

这群人悠闲自得的生活与普通平民百姓的挣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诗中前八句所描述的歌舞升平的画面与紧随其后的六句中的血腥场面形成了极强烈的对照：

在远方不管他们如何蓄意为善，

军队拿着一切制造痛苦的器械

正等着他们一句失误的语言；

一切有赖于他们迷人的举止：

一片荒原之上，青年遍遭屠戮，

妇女正在哭泣，城镇充满恐惧。

这首诗的最后两行所使用的短促的排比句字字千钧，震撼人心，把战争的残酷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便是奥登眼中的中日战争。诗人用语言捕捉到了抗战中的几个特写镜头，忠实地向当年的西方读者传递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信息，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检视人类文明的沉思录

《战时》组诗既是奥登对中国抗战这段具体历史的记录，又是诗人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综合评述，被称为“奥登的《人论》”（注：John Fuller, A Reader's Guide to W.H.Auden.　London:　 Thamesand Hudson, 1970, p.125.）。在《诗解释》中，奥登对《战时》组诗内容的双重性有明确的表示。他写道：

这场物质竞争使汉口

恐惧沉默，变闸北为哀号的沙漠，

它仅是争斗的中国式变体。

这表明，奥登欲把中国的抗战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参照系中进行观照，其目的是以抗战的历史来阐释人类的大历史。此外，组诗冠以《战时》之题也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奥登对‘战’字不加修饰，连冠词也不用，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图：他的诗歌是关于战争本质和含义的寓言，是一种理论、一种伦理，而不是关于某一段具体的历史。”

（注：Samuel Hynes, The Auden Generati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in England in the 1930s. London: The Dodley Head, 1976, p.344.）

奥登的中国之旅始于伦敦而止于中国；他对人类文明史的探索则以中国的抗日战争为出发点，回顾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史并展望了人类的前景，最终以呼唤人类理智的回归为终结，希望人类在永无休止的善恶争斗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诗人写作之时，“奥地利死了，中国已被遗弃”，然而受到威胁的不仅是这两个国家，而是整个人类。在奥登的诗中，由德日法西斯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为人类的“第三次幻灭”，此时“仍未实现的是‘人’，真正的人类”。

奥登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失败的历史，他在《战时》中把人类的失败归因于人类没有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组诗的首篇对《圣经》中的创世纪作了达尔文式的解释，认为世间万物在创世之初便从上帝手中各取所需，从此安分安己，因此“永远正确无疑”，唯独人类例外：

最后来了一个稚气的家伙，

岁月能在他身上形成任何特色，

使他轻易地变成豹子或白鸽；

一丝轻风都能使他动摇和更改，

他寻求真理，可是不断出错，

他羡慕少数朋友，并择其所爱。

人类有别于其它生物的易变性既是人类之幸，也是人类的负担。它为人类埋下了灾祸的种子，因为人类毕竟有异于造物主，因此在选择时总是出错。人类有进步的希望，却无完善的可能。

组诗的首篇定下基调后，诗人随即依此对人类的历史进行诠释，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人类一系列错误选择的结果。组诗的第四到第八首诗分别评价了人类历史上的五种具有代表性的职业：农民、骑士、预言家、诗人和商人。这五种职业所需要的技巧和才智是人类自我选择发展的结果，这五种人分别代表着历史上某个阶段的主导性力量，但在一个历史阶段显赫的才能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却显得无足轻重，因此人类的发展史是由一系列失败组成的；骁勇无比的骑士“坐在办公室里偷窃，／变成了法律和秩序的赞颂者”；曾被奉为神明的诗人则发现，“歌声不再来了，／……／他拥抱他的悲哀像一块田地”。

第八首十四行诗表现了商人的失落。商人的失落便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失败，商人的困境即是现代人的困境。商人虽然有“钱”、“知识”和“平等意识”，但他“却不能找到他为之付款的泥土，／虽然到处是爱，他却无法感到”。其结果便是人类的“第三次幻灭”，而中日战争即是最好的例证。

在第九到第十二首诗中，奥登回顾了人类的前两次幻灭，即古罗马帝国的灭亡和基督教的衰落。第十一首诗利用希腊神话中的典故，道出了人类远善亲恶的本性，为诗人对“第三次幻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描述作了铺垫：

他以其所有智慧从宝座上

俯视着那卑微的牧羊少年，

并派出一只鸽子；鸽子独自飞回。

……

…鹰飞下去了。

……

少年愿意随着鹰的指引。

走到任何地方；他崇拜它

并从它学到许多杀戮的门径。

以这首诗为引子，奥登把代表人类第三次幻灭的中日战争解释为人类弃善从恶的错误选择的结果。在诗人看来，日本人挑起了战争，但“他们选择的命运，／并不是他们所在的岛国强加的”，即战争是日本侵略者的有意识的选择，其直接后果在后面的诗篇中一览无余：在战地指挥所里“地图指向一些地方，／那儿的生活如今十分不幸：／南京、达豪集中营”；战地医院里的伤员“各自躺着，彼此相隔如世纪”；战场上的士兵被“将军和虱子所抛弃”；到处都有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携带恐惧像怀着一个钱包”。

造成这一切灾难的直接原因固然是日本人，但奥登却认为其中还有其它人为因素。奥登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人类失败的象征，因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人类错误选择的代表。类似的错误也出现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自己的高级指挥人员也应对战争的灾难负部分责任。在第十六首诗中，“我们能看到成千个面孔，／为一个谎言所鼓动”，而这个谎言来自我们自己的指挥部。人类永远受制于错误的决策，因为“不管他们如何蓄意为善，／军队拿着一切制造痛苦的器械，／正等着他们一句失误的语言”。

《战时》组诗传达给读者的印象是难以救治的绝望，然而在空前的灾难中，奥登在那前面提到过的中国士兵身上发现了希望的曙光，奥登赞扬这位无名士兵之死为人类的自由和平等“像逗点一样加添上意义”。这位无名英雄之死使将来世间能有爱和人类的存在。

然而，这位给人类带来拯救希望的无名勇士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的救星是因为他没有做出选择。为了证明选择会给人类带来不幸这个论点，奥登在赞美无名士兵同时，却认为“他既不知道善也未选择善”，所以他们死才有了意义。奥登的这种思维方式不能令人信服；《战地行》一书中附有诗人自己所作的调查统计材料，奥登和衣修午德就中国士兵为何参军作了调查，在开列出来的九大原因中，“爱国心”被众多士兵选为参军的第三个主要原因。 （注： W. H. Auden　and　Christopher Isherwood, Journey to a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9, p.245.）调查结果表明，很多士兵是有所选择的，他们既知道善， 又选择了善。

在组诗之末，诗人道出了他为人类设计的理想：“我们一再叹息，思念着古老的南方，／思念着那温暖赤裸的年代，本能的平衡，／和天真无邪的嘴对幸福的品尝”。但他也承认，要达到理想社会，人类必须选择对邪恶势力的反抗，因为“我们必须生活在自由中”，而自由是我们别无选择的选择。他“对必要的谋杀表示认可，但同时又表示遗憾，并不认为它是清白的”。

（注：Alan Johson, "Toward the 'Realm　of Malice': The Sense of Evil in　Auden's　Poems　of　the　Late Thirties," in Essays in Literature, Vol.13, No.2. Macomb, Ⅲ: Department of English,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986,　p.254.）。

在《诗解释》中，奥登主张中国人民必须打败其敌人， 但随即又借先人之口警告说，“记住，／只有尊重生命的人才能主宰生命”，并希望人类能够最终“摆脱疯狂”。

结束语

奥登访华时，二战尚未全面爆发，西方诸国对德日法西斯的暴行还抱着旁观者的息事宁人的态度。正如诗人在第二十二首诗中所说：

奥地利死了，中国已被遗弃；

上海在燃烧，特鲁埃尔失而复得，

法国向全世界表明她的立场；

“到处喜洋洋”，美国问全世界

“你们是否爱我像我爱你们一样”？

在这几行诗里，奥登谴责了“这个缺乏正义感的世界。以及民主国家的冷漠”。

（注：Herbert Greenbery, Quest for the Necessary: W. H. Auden and the Dilemma of Devided Consciousnes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88.）。

在此，诗人对其祖国未加以评说；实际上，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正竭力鼓吹绥靖政策，对世界局势同样是采取了袖手旁观态度。然而作为英国人的奥登在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同时，又呼唤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从麻木不仁中醒来。在诗人眼中，发生在东方的南京和西方的达豪集中营中的暴行不仅荼毒了中国人以及奥地利和德国的犹太人，它更是威胁到了包括所有西方人民在内的全人类。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这场战争只是“斗争的中国式变体”。他发出了呐喊：

我们早已深入到发生伤亡的地域内，

如今世界上已没有区域性的事件

……

我们的颜色、信仰和性别都是相同的，

问题也是一样。

奥登唤醒了部分西方读者的良知。与奥登同时代的人从他的诗中发现了“与张伯伦的腔调不同的英国人的声音”（注：R.L.Duffus, "An Illuminating Journey to the War in China," in New York Times, August 6, 1939.），他们称赞奥登的诗歌“坦陈刚直， 对战争中的中国采取了必要的偏袒态度”（注：G.W.Stonier, "Journey to a War," in New Statesman, March 18,1939.）。奥登的诗篇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道义上的支持，从这一点上说，奥登与斯诺和史沫特莱一样，曾为抗日战争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战时》组诗不但在当时向人们宣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至今它仍有不衰的艺术魅力，仍然在提醒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记住那“丑恶的记忆”，为驳斥日本军国主义者歪曲和否认侵华史实的无耻言行提供了不朽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