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如今，“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已然成为学界常态，堪称报销噩梦之后的第二大学界怪现状。一位学者F表示，十月以来参加了5个会，2个在北京，3个在外地，估计到年底前还会有一两次。

时至年底，北京学术圈又开始流传那个经典段子：会场上，大家时常见到一些开会后匆匆赶来的报告人，双手合十致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会议还没开完，就有人提前离场，双手合十致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还有场会要跑。”此类人称“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 

（《金刚经》）

此番景象当然不限于北京。但凡你的微信朋友圈有几位高校或科研机构的老师，无论是“青椒”（青年教师）还是老前辈，尤其在临近年底的这几个月，每逢周末都会看到他们全国游走奔会的身影。甚至经常遭遇同一场学术会议，被几位不同人士多视角、多场景同时刷屏的盛况。

“文山会海”从前多用于形容政府机关。现如今，“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已然成为学界常态，堪称报销噩梦之后的第二大学界怪现状。

身处其中的学者亲身感受如何？他们怎样看待“学界会多”？这一现象背后的成因是什么？澎湃新闻就此采访了多位学界中人，他们全方位、多角度、分学科地展开了犀利吐槽和剖析反思。

高校科研机构每年的开会高峰出现在何时？为什么？

大家对此有共识：高峰一是暑假前后（6-8月），另一个就是年底（11-12月），而且一般安排在周末三天。

复旦大学青年历史学者章可博士认为高峰的出现，是几个原因综合的结果：首先，随着学界交流的国际化，一般6月和12月欧美各大学已开始放假，而中国高校还在学期当中，欧美学者有更多自由时间来国内参加会议和查阅资料；而到了国内高校的寒暑假期，往往是各类青年学者研修班居多，会议较少。

其次，6月和12月往往也是博士论文答辩季，学者（尤其是资深和著名学者）会受邀到各地高校参加答辩，高校就会顺便围绕这些著名学者召开会议。

第三，这两个时间段，尤其是12月底，是预算年度的截止期，因此许多计划中的会议要在当年度截止前召开，完成计划。

今年十月至今，参加了多少学术会议？规模和品质如何？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专业的一位学者F表示，十月以来参加了5个会，2个在北京，3个在外地，估计到年底前还会有一两次。其中，会议人数最多达七八十人，最少十来人。这位老师感觉质量好的会还是占多数，当然这多半取决于参会者自己的心态和自觉程度。“如果是抱着认真交流、积极参与的态度，就会有收获；而如果只是去会会朋友、观光游览，为花钱（报课题）而参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最糟糕的是那种开完开幕式就离开的，以领导、学霸为多，而有发言和主持任务的会坚持到最后，到闭幕式时人数往往只有开幕式的一半或更少。”

南京某高校的文科青椒S对学术大佬蜻蜓点水般赶会的现象也表示了不满：“他们似乎很忙。其实这给很多听报告的人造成一种负面印象，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学术上的不平等现象。学术报告不同于一般会议，一个学者忙到没有时间进行学术交流，没有时间听别人报告的份上，他的学术水平能否货真价实也就值得怀疑了。而且，学术会议如果没有切实的学术思想交流，也就失去了意义。”

上海社科类教师Q透露，就他们专业来说，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的学科中心年底通常有很多钱，既分不到个人，花不完还要清零，所以都变着法子来花。而现在报销规则多，花钱限制多，开会变成了最容易报销的，于是就逼着开会。“我会都参加不过来了，最近每周末都有，一周同时几场。还有些所谓国际会议的，但感觉就是走过场。国内外差异巨大，学者不好好准备就无法很好沟通。”

这位教师还吐槽了一点：资源分配不均。“有些学校资源太多，拼命开会；有些学校没有资源。开会的学校‘青椒’忙会非常累，都没时间做科研了；完全没资源、无法开会的也不好，因为开会是建立学术联系网络和巩固学术圈子的，这样有资源的学校愈发强大，没资源的学校越发展不好。形势逼得我们这些‘青椒’也去开会，不开会无法让别人认识你。但很多会确实走过场，能深刻交流的少。”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年底会多”的现象也存在学科差异。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的青年教师（副教授）就表示，年底确实有经费富余，不过他们学科不需要通过开会来消耗，“都是直接买试剂、买设备，很快就花完啦！”

学界“会海”，是老问题还是新现象？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专业的60后教师杨春梅回忆，1980年代她还只是学生，随师长参加过几次会议。根据当时观感和后来翻文献所得印象，觉得那时学界会议无论次数多少、规模大小、时间长短，中心议题大都是困扰已久、备受关注、具有强烈现实感的问题。发言讨论则很少客套，观点针锋相对，争论虽然激烈，但研讨富有成效。尽管现在看来，有的问题早已不成其为问题，但当时却对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推动学术发展起到很大作用，有的甚至在学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回想起来仍令人感怀无限。

进入1990年代，“书山”风气大变，知识分子纷纷“下海”，会风也跟着变味。她对学术会议逐渐高昂的会务费印象比较深，好像不少会议干脆就是以赚钱为目的，当然请去站台的大佬们是不缴费的，可能还要付他们站台费。

她的另外一个印象是，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借学术会议运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项目，其中为争夺古代圣贤名人故乡各拉一帮专家学者为之站台撑腰，本身就是一场好戏！不少顶级学者穿梭期间，地方管吃管住管接送兼赠土特产，很是风光。

2000年后，类似现象继续存在，只是因为课题越来越大、经费越来越多，加上什么“基地”、“高地”、“工程”之类名目繁多的学术创新和繁荣模式，钱越来越多，举办会议多只是花钱的一个名目。所以会务费由少收发展到不收，食宿全包，有的连交通费也报销了。她表示，会议成效如何，参会不多，不敢乱说。只知道“文山”(无数课题申请和结题验收报告及填不完的表格)、“会海”已是痼疾，办会成为一种任务，奔会成为学者负担。面子加互相捧场，疲于奔命也只得认了。

尽管如此，杨春梅老师发现，此间也有新气象。即由志同道合者组织的主题好、会期短、节奏快、效率高、收获丰的中小型会议越来越多。“这类会议只要议题为我所关注，又有机会，我是乐于参加的，有时甚至不经邀请自己去蹭会。否则，便不掺和。”

一位从本科到博士后一路通读、未曾离开校园的80后青年学者，也感觉近十年来学术会议的数量明显比以往更多了。他认为主要原因是经费相对以前更充裕。

一方面，国家不断加大教育和科研的投入，纵向经费很多，近十年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不断建设新的“基地”、“中心”、“项目”等科研平台，但经费使用的严格管理力度又在加大，于是，开会和出版就成为人文社科最常见的研究经费使用方式。

另一方面，近些年随着民间资本的成长，来自各种企业、基金会的横向捐助经费也在快速增长，而这过程中部分企业、基金会希望打开学术界的人脉和关系网，开会也是必要手段。

他还强调，以往是较资深、较权威的学者才会面临“会太多”的情况，现在各种青年学者论坛、研习营、研修班等等也纷纷出现，很多年轻一些的学者同样面临着“会多赶不过来”的景况。

此外，近些年国内高校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内学界整体上也有更强的意愿要与国际学术界更多交流，开展合作，增强自身话语权，因此，“国际”会议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学者疲于奔会，是身不由己，还是乐此不疲？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学者也已意识到会议太多，不堪重负，自己主观上也希望有所选择。时下部分学者已经有意、有计划地减少外出开会的次数。但很多时候，往往碍于学界人情，不得不参加。

究其原因，学术界的生态结构已经高度严密和体系化，而国内学术界更是呈现出“赢家通吃”、资源流动高度集中的情况。课题、项目、论文发表、职称、考核、学生就业，这种种资源的掌握和开拓都需要学者不断扩大和巩固自己的交际网络。

另一方面，采访中有学者分析，国内对学术的行政化管理确实也带来很多问题。有些会也是为开而开，尤其一些政府有关部门主导的“大会”，以学术的名义，但安排上并没有太多学术的考虑，以致规模很大，日程很紧，发言主题松散，讨论寥寥，效果确实不好。很多研究机构和项目的考核也以会议为指标，甚至对会议人数、规模、参与者国籍等都有要求，太过形式主义，给学者造成很大负担。

学术会议数量多的同时，高校科研机构具体操办会议的人手却往往很少，办会者负担很大。比如沪上高校某研究中心今年最忙的时候，一周之内要举办四个会议，其中还有超过两百人的大型会议，但工作人员只有两名，工作量超常几倍，其中印制材料几易其稿，会议大小细节、后勤工作都需一一考虑，每天都要加班到深夜。

活多人少，最容易找到的帮手自然又是学生。采访中有学者提到，在北京参加某大型论坛，该承办学校就发动大量本科生协助办会，寒冷冬季学生在室外沿道站立指引，甚至对部分重要嘉宾实行“人盯人”的照顾。该学者感觉这场论坛本身学术含量有限，某种程度上有政治作秀的成分，给学校学生都造成很大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