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工人诗歌从粗粝到残酷的经验里汲取养分，比书斋里精雕细琢的诗行更具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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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诗歌的时代，讽刺的是，诗歌却成为过去一年的热点事件。无论余秀华的一夜爆红，还是冯唐对泰戈尔的篡改，这些事件被推向舆论的巅峰，有赖于资本的那只隐形之手。

城市里的农民工是边缘群体，甚至被视为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他们顶着烈日或严寒从事重体力劳动，毫不讲究地蹲在街角进食，其间偶尔也会有一两人，在单调的劳作间隙，打开手机悄悄写上一两行诗———天长日久，这些诗篇也颇具规模，有的甚至可与当代最优秀的创作媲美：它们从粗粝到残酷的经验里汲取养分，比书斋里精雕细琢的诗行更具血色。

借助诗歌讲述当代工人阶级心灵史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在2015年躁动一时，连续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年度最佳纪录片”及“最佳音效纪录片”等荣誉。这部时长2小时的纪录片将镜头对准沉默寡言的底层，以实景拍摄结合抒情诗体，揭示打工者备受盘剥的生存状况，同时也道出了诗歌在当代社会的命运。

底层的血肉经验

在为诗集《我的诗篇》撰写的推荐语里，诗人杨炼写道：“工人中国是无声的，尽管二十世纪这里发生的一切，都盗用过那个名字。但，工人中国又是有声的，它要求你用心听，那流水线上、建筑工地里，化身为汽车配件、甚至每只手机的真感受、真思想。”事实上，当代诗歌写作正在陷入技巧的藩篱，这些来自流水线、建筑工地，化身为配件、矿物、服装、食品的诗性文字，正是一服有力的解毒剂。

为了照顾瘫痪的父亲、患食道癌的母亲和上学的儿子，巷道爆破工人陈年喜常年工作于陕西、河南、甘肃、新疆等地的荒山野岭，为金矿、银矿和镍矿炸开开采的巷道。这份工作稍为不慎便有性命之虞。“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这是陈年喜广为流传的短诗《炸裂志》。我们看到一个日日走在生死边界上的孤独的诗人，火药炸开矿脉的同时，也一次次炸开了他的肉身，而爆破的经验，在语言里留下了弥漫不去的震裂感与硝烟味。

32岁的邬霞来自南方某制衣厂，她是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第二代打工者，打工14年，写下9部长篇小说、一部散文集和无数诗歌。“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聚集我所有的手温/我先要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诗人美化了枯燥的服装打包工作，最终也意识到吊带裙“将被运出车间”，走向市场和店面，为此怅然若失。邬霞被称为“底层的珍珠”，她的诗句，赋予生活一种难得的轻盈。

杨炼提到“底层之痛”，自“痛感”中往往能爆发出罕见的创造力。无论巷道爆破工陈年喜、服装厂女工邬霞，还是矿工老井、彝族填鸭毛工吉克阿优，乃至2014年在深圳跳楼自杀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他们的诗歌携带着最典型的底层的创伤感，而每一次诗句的涌现，都在暴露内心的隐秘伤口，都“以内在的暴力对抗外在的暴力”，都是对创痛的再次挖掘和舔舐。

诗歌无力改变现实

W.H.奥登在《小说家》一诗里说，诗人的级别像身上穿的制服一样一目了然。“他们可以像轻骑兵冲前去：可是他/必须挣脱年少气盛的才分/而学会朴实和笨拙，学会做大家/都以为全然不值得一顾的一种人。”奥登认为，多产、宽泛、独创、技巧和敢于蜕变，是成为大诗人的必要条件。因此，为了获得广阔的经验和对生活的透辟理解，诗人“得遭受/俗气的病痛，像爱情；得在公道场/公道，在龌龊堆里也龌龊个够”。

而底层的、来自工厂流水线、矿井和建筑工地的经验，对于贫乏的日常生活来说，不失为极为宝贵的文学创作和思想素材。这些异质性的经验，亦是打工诗人的独到“财富”。朴素但不乏力量的打工诗歌，或能撕开大部分都市诗人的中产阶级幻梦，将他们逐出修辞的伊甸园，迫使他们进入更具有介入性和批判立场的写作。

另外，诗歌依然无力改变现实。《我的诗篇》导演、诗歌批评家秦晓宇估算，目前，全国在一线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诗人应在万人以上，然而，通过写诗“逆袭”改变命运的却屈指可数。在纪录片里，失业的叉车工乌鸟鸟拿着一叠获奖诗作在人才市场寻求一份企业内刊编辑的职位，招聘男子气势汹汹地指点着诗章向他逼问：“这个工作究竟适不适合你？你(写诗)究竟能不能赚到钱？！”乌鸟鸟无奈之下改行杀猪，“努力安排命运，却处处充满了荒诞”。

诗歌几乎从来与“利益”无缘，而在争名逐利的当代社会，它遭受冷落与误解，甚至无法为求职者提供一份素养的凭证。如果纪录片《我的诗篇》的确将一束光亮投射到卑微缄默的底层，让人通过诗歌的切口一窥打工群体的内在创痛和灵魂激荡，但它却没有有效地将这束光亮引渡到诗歌本身，观众在2小时热泪盈眶之后，收割了无数“情怀”和感动，却没有收获更多对严肃诗歌的认识———它依然并将继续是“少数人的特权”。

这不是一个诗歌的时代，讽刺的是，诗歌却成为过去一年的热点事件。无论余秀华的一夜爆红，还是冯唐对泰戈尔的拙劣篡改，这些事件被推向舆论的巅峰，有赖于资本的那只隐形之手。有学者认为，纪录片《我的诗篇》是资本对于工人诗歌这种异质性反抗形式的“重新包装贩售”，以温情脉脉掩盖了“真实的劳资斗争”。这样的判断不乏洞见但过于严苛，也附加了过重的政治经济学色彩。诗人并无阶级之分，正如经验没有优劣之别。总有无数诗人蛰伏在世间的各个角落，他们也许是打工者，也许是教师、学者、农民、木匠、商贩、流浪汉、主妇、政客，却以相同的冷静和激情，记录着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