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丁玲晚年秘书王增如笔下，有一个解释可能更切实际：因为《记丁玲》中写到了一个她忌讳的人——冯达。丁玲实在不愿有人提及冯达。

历史人物的传记对照起来读会有意外的发现。比如前几年红过一阵的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传记《绝望锻练了我》，其中的史料如与金大中回忆录对照起来，你会看到对同一史实不同的描述。前不久刚刚读完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巧的是接下来马上又看到了大百科全书出版的《丁玲传》，作者之一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应该很有史料价值。序言中已直言不讳说了人是复杂的，中国革命是复杂而难巨的，丁玲因而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人。其中丁玲与沈从文的反目，作为《丁玲传》的作者，尽量以公允口气叙述，各打五十大板，又为双方申辩一番。这段公案见诸许多文章书籍，可见身为名人，死亡也无法让传闻消停。

丁玲结识沈从文是在1925年的北平，丁玲与胡也频一见钟情，沈从文已经是胡也频的好朋友，三人间的友谊热烈而浪漫。1927年后他们同到上海，创立“红黑社”，出版《红黑》和《人间杂志》。即使在胡也频加入“左联”后，倾向“新月派”的沈从文仍然和他亲如手足。1931年初胡也频被捕、牺牲，沈从文作《记胡也频》以示悼念。尽管沈从文并不赞成胡也频的革命事业，但他的哀悼是真诚的。在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中也记叙了沈从文陪伴丧夫的丁玲与孩子回湖南常德，将也频的遗孤交丁玲母亲抚养。1933年夏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又全力营救，连发两个营救声明。讹传丁玲牺牲后，他写下《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寄托自己的哀思。但偏偏就是因为沈的回忆文章，丁玲和沈从文反目了！

丁玲

沈从文误以为丁玲牺牲时写道：“（丁玲）这个作家生来如何不辜负自己的日子，如何爽直，勇敢，活泼，热情……她哭过，笑过，在各种穷困危难生活里将一堆连续而来的日子支持过，终于把自己结束到一个悲剧里死去了。她的作品与她的生活，皆显示天才与忍耐结合而放出异常美丽的光辉。她赠给年青人的希望和勇气，应当已经够年青人立起来做个结实硬朗的人的分量了……”

沈从文

这样美好的描述何以激得丁玲勃然大怒？50年后的丁玲已76岁，沈从文78岁，大家都将近八旬的老人，他们非但没能带着美好友谊离世，反而把怨恨和伤心带进阴间，甚至还留给两家后人一定的隔阂。丁玲写了一篇战斗口气十足“说明真相”其实是痛骂沈从文的文章，题为《也频与革命》，刊登于1980年第3期的《诗刊》上。文中称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峰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称《记丁玲》为“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沈从文本人从来没有公开回应过丁玲的文章，但内心的悲愤是长久无法消除的。私下里他在致施蛰存的信中说“只图自己站稳立场，不妨尽老朋友成一‘垫脚石’，亦可谓聪明绝顶到家矣。”丁玲发在《诗刊》上的文章编辑是邵燕祥，他倒为此感到内疚不安，写信向沈解释始末，沈从文回信说：“依照近三十年社会习惯，有‘权力’即有‘道理’，我得承认现实，不会和她一般见识，争什么是非。”但他决定在《沈从文全集》中不收《记丁玲》和《记胡也频》以示抗议。

丁玲和胡也频1926年6月在北平的合影

许多研究者及后来人都对沈从文寄予同情态度。在李辉所著《沈从文与丁玲》一书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沈从文是最痛苦的，所有人都在批判他，说他反动，这时候他最需要老朋友的认可，为什么丁玲这个年青时曾欠沈从文一个大人情的老友却也来踏上一只脚？很多人的解释是也许和当时的“搞革命不能讲人情”的形势有关。世事难料，谁能想到自己也有被打倒的一天呢？1955到1977年丁玲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有一次开作家联谊会，沈和丁玲同在，当时仍深陷政治泥潭的丁玲在文学家群中显得特别孤单也不愿沈从文接近，尽管沈热情问候，而她始终板着脸，只是把眼睛往别处看。似乎认为我虽然被打成右派，但是和你“反动文人”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在丁玲晚年秘书王增如笔下，有一个解释可能更切实际：因为《记丁玲》中写到了一个她忌讳的人——冯达。丁玲实在不愿有人提及冯达。因为在她的历史结论中，罪状之一就是她被捕后继续与冯达同居并生了一个孩子。冯达是“叛徒”，冯达让她蒙冤。

丁玲去世十多年后，王蒙曾在一篇专论丁玲复杂性的文章之末感慨道：“她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我早已说过写过，在全国掀起张爱玲热的时候，我深深地为人们没有纪念和谈论丁玲而悲伤不平。”李陀以“丁玲不简单”为题作论，力求深入地解读革命话语生产中的丁玲其人、其文及其思想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