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严平曾为前文化部副部长、作家陈荒煤的秘书，因为工作原因与很多昔日文坛的重要人物有过交往。在《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里，严平写了八位新中国文坛“掌门人”周扬、夏衍、沙汀、何其芳、荒煤、许觉民、冯牧、巴金的命运沉浮，八位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了“当权者”。不论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被时代所裹挟，他们走上了一条共同的道路，承受了近乎相同的荣辱沉浮。这些文章最初在《收获》杂志上连载。

因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的真实史料，因此书中鲜为人知的史实随处可见，很多更是首度披露。比如周扬对自己“十七年”中所犯错误的概括、夏衍等人围坐一团关于“三十年代”的率真聊天、何其芳的那段少为人知的美丽故事、荒煤在长安街发出的那声长叹、晚年巴金与女儿李小林的沉重对谈等等。本文系《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后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使用。

事实上，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从未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写下这样一些人物，如果早知如此，或许我会做更好的准备。

记得八十年代初，在上海，著名女作家茹志鹃对我说：写一本日记吧，就把你每天所经历的如实记录下来……那时候，我正做着秘书工作，在繁杂的事务中应对无穷尽的问题，忙忙碌碌，带着那个年代那个年龄段的人特有的没心没肺，和我与生俱来的任性、随心所欲。很多年后，当我重温这段话，才知道那其实是她给我的最好的建议。以她的阅历和经验，她深知在那个风云多变万象更新的年代里，只要把我亲眼看到的事情一一记录下来，就是一部最好的纪实作品，其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遗憾的是，我没有这样做。我也写日记，断断续续的，而且所记多半是个人的看法和情绪，发生在那些文坛“大人物”身上的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东西就在我的疏懒中被漏掉了。

然而，记忆是抹不掉的，尽管随着岁月的远去，我们早已远离了昔日文坛那些重要的人物；尽管斗转星移世事变迁许多人不再对过去的事情感兴趣，但历史终归是历史，而这些人物，有时候他们会在寂静的夜晚，悄悄地走出来，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猛然惊醒，原来你是有着这样的不能不说的经历！

于是，我开始重新找寻。

我遵守的第一位原则是真实，将叙述建立在个人亲历的基础上。

同时，我又发现，讲述他们，单凭经历是远远不够的。以我那时候的年龄和阅历，个人的接触毕竟太有限，而他们是太复杂和太了不得的一群，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个人的记忆和角度或许都显狭小，我必须在写作的过程中为记忆和第一手材料补充历史背景，寻找佐证，也探寻那些未解的谜团……事实上，在这方面我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做了很多工作：循着记忆的线索，补充大量材料，力图重构他们的生活世界，当史料对他们的动机和行为保持沉默的时候，在诸多空白的地方我试图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出自己的推论……这是一个思考的过程，重新认识的过程，因而，在我看来这本书不仅仅是回忆，更是一个曾经亲历历史的人对昨天的探寻和研究。

如果说回忆是苦涩的，思考却充满着挑战的快意。每当我在回忆中重新走近他们，我就愈加清醒地看到，这些昔日文坛的“掌门人”——他们既是投身革命的一代，又是“五四”和民国文化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极其复杂，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不断地卷入政治和艺术的矛盾漩涡，每一步充满艰辛的跋涉都代表着共和国文艺发展的曲折历程；他们个人的痛苦，也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分裂、蜕变和升华。他们是多元的，在分析他们的时候我们不能追寻“唯一性”，而必须用开放和多元的目光审视历史，那种“非白即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只能引导我们走向误区。我便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完成了自己的写作。

张抗抗在读了《历史的碎片》之后曾写信来说：“你能够把何其芳那么一个‘复杂’又‘单纯’的人物，对于理想的执著追求与内心的矛盾，处理得特别合情合理，真的不容易。既写出了‘诗人毁坏’的历史因缘，也写出了‘好人好官’未泯的良知……那是一种客观的历史态度，也可见作者的善意与温情。要害处轻轻点到，读者已心领神会；既为诗人的‘认真’惋惜，更为革命的严酷怵然……你把这一类人物的‘历史深度’表现出来了，犹如那个时代活生生立在眼前。”她阅读了我的每一篇文章，并在自己繁重的工作和创作中多次发来邮件与我讨论：“我一直在反思我们这代人那种‘非白即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那是上一辈人的革命留给我们的负资产……所以对你描述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特别在意、特别看重。你已经越过了那道门槛，‘恰到好处’其实就是对人和世界的认识。……”我赞同她的观点，却绝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到了真正的客观和“恰到好处”，因为认识他们真的很不容易，老实说，即便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也很难说都看懂了，真正地走入了他们的内心。

历史已经远去，但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却不会消失殆尽。走近他们对我个人来说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当昔日的一切透过历史的尘埃显露出他们朴实坚韧的本色，我知道，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正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他们永远在那里，在我内心最脆弱的地方建筑起一面牢固的墙，让我抵御人生的艰难，让我在最孤独的时候感受到温暖和力量。

此书收入的文章都曾发表在《收获》杂志上，整理时除了《“我辈”无文章》一文加入新发现的荒煤回复张光年的信之外，其余文章除个别文字均未做改动。感谢《收获》主编李小林，是她鼓励和督促我写下这些我们所共同熟悉的人物。我们常在电话里一起讨论，共同回忆，有时兴奋，有时感叹，有时迷茫，有时沉默……更重要的是她像一个“工头”似的钉在我身旁，在我疲惫的时候鼓励我坚持；在我沮丧的时候、想要偷懒和忽略什么的时候提醒我告诫我；她对文字的严格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肯放过，对我的“作”、“做”不分之类的毛病不厌其烦地纠正、对发稿的时间也决不通融……有时候，我在电话中看到她的来电显示就会感到紧张，甚至想逃避……但当我走过这个过程，我深知她的付出，并发自内心的感动。

走近历史是沉重的，但也同样令人愉快，希望此书能为每一位真诚地面对昨天和今天的人们带来新的收获，希望人们能够在他们的故事中思考并汲取力量……

2015年1月2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