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尔德林曾经说过:“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写诗的意义到底何在?诗歌的出口究竟在哪里?这或许对每位诗人、每一个写作者都是一个问题。
我感觉,现实是诗歌的入口,精神便是诗歌的出口。诗人是一个洞明世事、怀抱秘密的言说者,他们的任务便是从词语的本义或原型出发,精心打造好每一个词句,写出自己的心灵、认识和感悟,用诗歌的语言,营造自己独特的意境,或红肥黄瘦,或葱绿蒜白;或孤寂冷雨,或禅园落雪;或人情冷暖,或雪夜踏歌,使之赋予时代的意义和痕迹。他们的思维敏锐、细微而又天马行空,对那些卑微和弱小的事物,被主流价值观念所否定的事物,都会倾注强烈的感情,甚至还有那些微不足道的蝼蚁、残雪、落叶、朽木,乃至一粒微尘、一束光柱,都让它们赋予神一样的光芒,让这些事物与自己、与读者产生互动和共鸣。诗歌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一道隐形的桥梁,在道破时间的秘密与世界奥秘的同时,也在勾勒着诗人自我的精神图像与人格特征。从这点上讲,我崇拜他们,更羡慕他们。
然而,在以市场化为标志的商业经济时代,诗歌连同其他文学形式,都几乎已经沦为商业文化的附庸,消费时代的物质化倾向淹没了人们对纯粹精神理想的追求,导致了一些庸俗浅薄的无聊之作的瓦釜雷鸣,成为了一朵让别人看起来艳丽无比实则有“毒”的罂粟花。而那些深入发掘内心世界、关注个体心灵与灵魂深处的、有着深厚内涵的优秀作品,则鲜有人问津,于是,阳春白雪几成绝弦。人们都热衷于放逐意义、竞相以各种主义和派别标榜,甚至自立山头,对其他“派别”不屑一顾,或相互诋毁,而放弃了对于内心与诗艺的纵深掘进,有些诗作成为了仅仅用回车键敲出的一个个不完整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凌乱句子。如果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袖手旁观,甚而至于加入这集体无意识的行列,无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道德退化和良知泯灭,对诗歌这种高贵的艺术、对诗人这个神圣的称号,都是一种亵渎。
尽管这是一个消解诗意的时代,也是一个削平深度、放逐意义的时代,但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诗歌的写作意味着维护人之存在的个性的最后努力,正是这种努力为我们保存了人类最后的尊严,维护了人的精神生活的神圣特质。因此,做一个真正而纯粹的诗人,在这个时代就更显得高贵而神圣。从某种意义上讲,写作就是对人类精神价值的坚持、探索和发现。诗人渴望涤荡社会与人性中的污浊,重拾社会正义,从自我的内心出发,形成震荡人心、直击灵魂的巨大力量,让尖锐的人性批判最终化为仁厚的悲悯、严正的道德评判也化为救赎的力量,在一个道德沦丧和失去价值的时代,实现意义的重建,恢复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意义。
很庆幸,我的身边有这么一批执着的歌者。他们活在诗的世界里,尽管卑微、渺小,但坚韧不拔、不离不弃,因为他们知道,诗才是真诚生活的回响。也许,这还不是最终能见出分晓的时候,这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博弈过程,需要的是寂寞的承担和坚守,正如里尔克所言:“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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