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晚，清华大学百名学生在图书馆老馆前敬献鲜花、深深鞠躬，悼念杨绛。

本报通讯员 苑洁摄 

20世纪80年代杨绛和丈夫钱钟书在北京南沙沟家中阳台合影。新华社发 

　　“我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中外一例，都用这种种词儿软化那个不受欢迎而无可避免的‘死’字。”96岁高龄时，杨绛清醒而冷静地写下这些思考，她把人必然的归宿称为“回家”。

　　如今，这位与辛亥革命同年，走过105载风雨的老人，终于写完人生这部大书，留下她的文字，她的思考，她的风骨与情怀，任后人沉思与缅怀。

　　作品跨度长达80年

　　2014年，9卷本《杨绛全集》出版，卷首的“出版说明”中，编者写道：“这些跨度长达80年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演进轨迹，也展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的确，作为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杨绛创作的散文、小说、戏剧、文论和翻译的作品在读者中影响广泛。

　　抗战期间，生活在上海沦陷区的杨绛就写下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她曾谈到写作缘起：“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杨绛一生笔耕不辍，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建德眼中，在漫长的20世纪，杨绛与钱钟书一起在维护着汉语的“圣所”。他们心态非常开放，有跨文化交流的广阔视野；同时，他们对汉字有无穷尽的追求。杨绛的文字是朴实的，叙述从不夸张、渲染，可文字表现力是如此之强。看杨绛手稿，从她涂掉的手迹，能看到她总在追求文字的准确、洗练，精益求精，她在用写作守护中国文化。今天讲“工匠精神”，讲强烈的社会文化责任感，正是如此。

　　“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

　　1932年，杨绛与钱钟书相识。多年后她这样写道：“我与钱钟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一见钟情，姻缘前定。从此两人不离不弃，相濡以沫，走过半个多世纪，他们的爱情与婚姻，成为世人眼中的传奇。

　　在她的眼中、笔下，钱钟书“非常孩子气，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她在散文中，写了许多与钱钟书互敬互爱的趣事，正是从这些文字中，读者窥见了这一对大知识分子自甘淡泊甚至苦中作乐的日常生活。她说自己：“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她这样描述眼中的丈夫：“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

　　在《我们仨》中，杨绛写道：“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过日子。’”1997年春，女儿钱瑗去世。1998年岁末，钱钟书去世，唯余杨绛孤身一人。她将3人的点点滴滴，写成长篇散文《我们仨》。“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这部作品深深地打动了读者，至今畅销不衰。

　　万人如海一身藏

　　晚年的杨绛闭门谢客，不问世事，在斗室中写作。“万人如海一身藏”，如她在《隐身衣》中向往的，“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但身在陋室，她仍心怀天下。她的大部分作品是在70岁以后创作的，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她的写作，她设立“好读书”奖学金，都表明，她在以一种特殊的姿态，关注着时代，思考着人生。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她和钱钟书的名义在母校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捐出两人的部分稿费，以鼓励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大学生努力学习，成才报国。记者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了解到，该社出版的钱钟书的《围城》、杨绛的《洗澡》《洗澡之后》以及文集的稿费近年都是直接汇入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总额已近两千万元。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也谈道：“我们曾影印出版了一套《复堂师友手札菁华》，是杨绛家珍藏的一批晚清文人的信札。这批东西很珍贵，她捐给了国家历史博物馆。我们听说后就跟她商量是否能出版，我们说，文物归国家，文化归大众，杨绛支持我们的观点。她没有跟我们要一分钱的底稿费，只提了两点要求：第一把书做好，第二定价不要太高，让普通读者能够买得起，读得到。”（本报北京5月25日电本报记者付小悦饶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