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去了！

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典雅”的女士，淡定从容过一生后，却带走了一个“古雅”的时代！

我们为什么要怀念如杨绛先生这般的“文化老人”？道理其实好简单！这些“文化老人”身上都有着一些我们明知珍贵，但大多数人却真做不到的东西，所以才备感珍惜！

杨绛先生驾鹤西游后，果然又被“刷屏”了，但却违背了她生前本意：“如果去世，不想成为新闻。”多少网站主页上这条消息被列在前列，多少微信圈子里将这条消息广为传播，可是，当下某些公众所热衷关注先生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杨绛语录的“心灵鸡汤化”，杨绛的人生感悟几个小时内就被反复编辑推出，就连那篇文气还算贯通的《一百岁感言》也被重新挖出，其实这篇所谓“感言”是由写手拼贴杨绛的零散话语而成篇的；另一个则是杨绛的生平故事，特别是与钱钟书先生成为伉俪的故事，外加费孝通先生追求她的轶事，好像这对著名学者夫妇成为了萨特与波伏娃那种存在主义契约婚姻的反面。他们毕生相濡以沫，外加女儿形成了“我们仨”的故事。

然而，我们怀念杨绛先生，并不是因为这些。在怀念杨绛先生的浪潮之中，恰恰是迷醉于其人生感言的人多，道说她的人生故事的更多，而论其学问者少矣！殊不知，这学问本身，才是杨绛先生“安身立命”之道。

杨绛先生的一生是难以复制的：有着令人歆羡的家学渊源，有过海外游学的丰富经历，有着学富五车的学者丈夫，有过政治运动的惨痛苦难，有着翻译经典的专业造诣，有过文学成就的大众热捧……

不过，杨先生始终保持着一颗淡泊之心，并有着一种女人独特的反抗意识——“在大的时代里，个人正如一叶扁舟，唯有随波逐流，偶尔的讽刺、同情，但人也只能平静地一步步走向坟墓而已。命运于此，并不是一个悲剧，不过是巨大的讽刺！”

总体观之，杨绛先生毕生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翻译与写作，二者不仅在她那里得以并举，而且相互之间亦是互动的。她自己编选《杨绛文集》时在卷首就表明：“全部文章，经整理，去掉了一部分，把留下的部分分门别类。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创作包括戏剧、小说和散文。”杨绛先生深知自己的贡献所在。

翻译上的成就，大家总是言必称伟大名著《堂吉诃德》，她的确把一部西班牙语经典翻译成为了另一部“汉语的经典”！翻译家朱光潜先生曾把翻译区分为散文（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他本人在美学理论翻译上更为突出），当他的学生私下问他整个中国谁翻译最好时，他曾说散文杨绛译得最好。这大概所指的是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绛译《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那个经典选本。

但后来，杨绛先生取得更大成就的乃是小说翻译，说得更具体些，其实就是所谓“流浪汉小说”翻译。因为即使《堂吉诃德》这样的反骑士的骑士小说，也被归入流浪汉小说的大门类之内。其实，杨绛先生乃是挑战了最繁复的小说翻译，因为流浪汉小说往往在语言上枝蔓横生，在未定型阶段如此，即使到了成熟时期也是。

在文学史上，无名氏的《小癞子》开启了流浪汉小说之先河，杨绛先生的小说翻译就是从它开始的。从她的翻译过程足见一位译者的认真与执着，因为她最初是从英文转译的，后来又改从法文转译，1950年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就是从法文来的译本。两年后又开始重新修订，直到1976年又据富尔歇·台尔博斯克校订的1958年版西班牙原文重译，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终于出版从西班牙文来的译本，但杨绛先生自己还不满意，1983年她又根据何塞·米盖尔·加索·贡萨雷斯的校注本，也就是1982年的新版重译了《小癞子》。在翻译完成《小癞子》之后，在动手试译《堂吉诃德》这鸿篇巨制之前，杨绛先生还翻译了法国流浪汉小说的代表作《吉尔·布拉斯》。选择这部小说的意义，在杨绛看来，因为从这部作品开始，小说不再依附于历史，地位也超过了历史，所以翻译它极具文学史价值。翻译家董衡巽先生曾对杨绛、对该小说、对译文有着如此的高度评价——“她不是用一般语言干巴巴地在作线条式的翻译,而是用符合原作精神的色彩绚烂的文学语言去临摹一幅原画，所得到的自然是一件有血有肉的丰满的艺术品。其效果仿佛原作者在用汉语写作,而对翻译者来说,则如同自己在进行艺术创作。”这便意味着，杨绛先生的如此高境使得其翻译也成为了艺术！

关于文学创作，杨绛先生尽管民国时期就小有名气，但更重要的创作还是在“文革”之后。这就与钱钟书先生恰好相反，因为后来忙于《管锥编》的撰写及其他理由，新中国成立后的钱钟书弃小说创作而主攻学术。有趣的是，杨绛先生在翻译与研究的同时，却开始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夫妻二人恰好走了反向的路。

我始终觉得，丈夫先写的《围城》与妻子后写的《洗澡》，倒是可以双剑合璧的。

在社科院经历过“滚泥巴”的学者们，大都与杨绛先生有着近似的“文革”经历，然而，却鲜有学人用文学的方式将这段“文革记忆”复现出来，杨绛的《干校六记》则为大家记载了这段小史。于是乎，在看过1988年创作的《洗澡》还有其他作品之后，就有一些文人站出来说，这部小说对政治运动太过“轻描淡写”了，与巴金的《随想录》相比，甚至有点“太过轻松”了，但果真如此吗？杨绛先生在回忆这段历史并进行文学加工的时候采取了某种超然的姿态，这就不同于一般“反思文学”的立场。这就需为杨绛先生辩！在此，我想给出三点辩护。

第一，“女性视角”：杨绛的运动叙事始终是从女性眼光出发，从小事小节说起，那种不惊无宠的淡定也是女性化的；第二，“反讽视角”：这大概也是对《围城》语言风格的某种模仿与因袭，因为独善其身也就相对安静，这并非体现了什么“时刻的自保意识和隐秘的利己主义”；第三，“历史视角”：当与当年政治运动的“其人其事”拉开了一定历史距离的时候，就会从小说的维度对于历史有着更“冷眼”的静观与审视。

杨绛先生的女性文学创作，始终有着与历史的某种“错位”。在民国时代，上海沦陷时，她写的却是世态喜剧，内战爆发后，她则改写小人物的灵魂挣扎。钱钟书的《围城》也是如此，所以才会在“文革”之后被“再次阅读”。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伤痕文学似乎已过时之际，杨绛却拿起笔来重写那段创伤的历史。还真是没想到，这次的写作，居然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但当人们拿之与主流文学比照时，就愈发显出其那份冷刻与孤立，但这也构成了杨绛文学创作的基本特质。正如李健吾先生早就指明的“杨绛不是那种发扬踔厉的作家，正相反，她有缄默的智慧。”而这种缄默，也塑造了这位女性作家的韧性与力量。

在纪念杨绛先生这位“文化老人”的时候，我们所要记住的是这个人以及这个人身上所具有的这个时代所不具有的高贵品质，也要记住她的书，因为她所有的书形成了“她的传记”——这是一位“精神贵族”留给我们的个人历史，而这私人史，恰恰表征了这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文化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