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歌生态有大小、内外之分

　　对大的、外在的诗歌人文生态，我们除了领受，更多地恐怕只能充当观察者、评论者的角色……唯有和个人密切相关的小的、内部的生态，是我们可以着力之处

　　分析当代诗歌的生态，唐晓渡认为，一是尽可能中性地描述和分析，二是立足诗歌的价值诉求，来看待这个问题。现在的情况是二者纠缠在一起，有点乱。“乱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当代诗歌生态的特点就是乱，而我们的讨论本身就是它的一部分，甚至是一个表征。”

　　唐晓渡所谓的“生态”，有大小、内外之分，界限不必分明，相对而言，重要性则大不相同。他说，对大的、外在的诗歌人文生态，我们除了领受，更多地恐怕只能充当观察者、评论者的角色：它的盲目、自在、复杂性，因为角度不同，足以支持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比如最好的时代和最黑暗的时代，唯有和个人密切相关的小的、内部的生态，是我们可以着力之处，可以通过自觉的努力参与改变和建构之处；如果这些改变和建构作为某种必要的平衡，还能影响到大的、外部的生态，就最好不过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讨论诗歌生态，是因为我们知道诗对生态有特别的要求，是因为目前有许多伤害诗的东西需要我们面对。”对于我们的讨论是否能够改变诗歌的生态现状，唐晓渡明确表示不能，他确定至少不能指望这种改变。因为诗歌生态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和整个文学的生态、文化的生态，以至社会的生态密切相关。许多发生在诗歌领域内的现象和问题，都有更深广的社会和文化根源，包括一系列软性、硬性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会因为我们的讨论，或我们的关注而得到改变。但我们应该对一些性质恶劣的事件表示义愤，这是一种正当的反应，不要说来说去发一肚子的牢骚了事。唐晓渡肯定，诗歌界应像黄梵那样做一些具体的研究，尽可能搞清楚诗歌生态的根源和机制，或许更加可取。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比较理想的诗歌生态，一个诗人最大的幸福是直接面对诗说话，但现在我们和诗之间隔着时代、资本、传媒、评奖等太多的东西。这些因素迫使诗人们一再远离诗。我不能说这是某种‘劫持’，因为我们并非别无选择。”对于如何选择，唐晓渡说，清理、穿透那些把我们和诗隔开的东西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自我反省、自我加持。黄梵曾经说过诗人存在着言清行浊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值得我们深刻反省。事实上，精神和人格的分裂、精神内部的分裂，早已成了当下诗歌生态最不可回避的病征之一。

　　2、营建友情是一种互相加持的力量

　　友情和文学、写作之间存在一呼一吸的关系。它不仅是一种自我加持的力量，还是一种互相加持的力量……以利益关系为纽带，我们只能看到朋党，而看不到多少真正的友情

　　对于如何建立和保有一个清新的空间，唐晓渡认为，营建友情，就是留一个生存的透气孔。友情和文学、写作之间存在一呼一吸的关系。它不仅是一种自我加持的力量，还是一种互相加持的力量。由于中国特有的“知音”传统，友情成为中国古典诗歌最重要的母题之一。

　　问题是什么样的友情才能成为这种加持的力量？

　　中国的情谊有两种路向，一是类似“高山流水”“竹林七贤”这种，二是通常所说的“江湖”。二者性质大不一样，但很多时候却也混而不分。典型的如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江湖”，那甚至成了我们小传统的一部分。

　　唐晓渡认为，“知音”传统更多强调一种共享，有一个我们假定的所谓最高存在或最高价值；落实到情谊的层面上则可以说是分享，共同体认后的分享。被共同体认的东西并不抽象，它是渗透在日常生活和写作中的，能在精神上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并有所激励。他说，今天写友情的诗少了，写得真挚感人的就更少，因为人际关系的变化只是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求道、证道精神的缺失。以利益关系为纽带，我们只能看到朋党，而看不到多少真正的友情。

　　友情只有基于道义并且和道义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既成为写作的对象，也成为文学的培养基。中国古典文学精于意象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和品评人物纠缠在一起的。由东汉而魏晋，甚至形成了一时风气。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是一些正面的，比如说某人如“玉树临风”，或“翩若惊鸿，矫若游龙”，等等。唐晓渡说他也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相互吹捧的成分，但他知道肯定有比吹捧高得多也重要得多的成分。风气不只是风气，还是一个共同创造的场或场域。当然还是要有更高的道义维系，否则既生不出真正的友情，也留不下“割席断袍”的美谈，二者互为表里。没有了更高的道义维系，“场”就成了“场子”，就到处充斥着“我的小说”“我的诗”，“知音”就退化成了“知我”，甚至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友情的滑坡、消退、贬值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3、“场”是一种能量的聚合效应，“场子”是人加人的杂凑

　　大多情况下确实是只见“场子”，不见“场”，什么会都好比“赶场子”……只要比较一下国际交流场合的反差，对这一点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唐晓渡提起发生在1995年的一件事，现在听来似也不陌生。那年，他在美国洛杉矶碰到作家阿城。阿城说他去了几次纽约，就再不想去了。因为去了那么多人，说起来都是艺术家、小说家，可没一个人说别人好话的，净拆台。他说过去戏班子讲究彼此捧场，同行之间不能拆台，为什么？就是要有一个场。他说现在还有这个场吗，大家在一起都以互相攻讦为能事，这个场就没有了。

　　“场”和“场子”有什么区别？前者说的是一种能量的聚合效应，后者说的是人加人的杂凑。比如现在的研讨会、朗诵会、评奖会，太多了，但大多情况下确实是只见“场子”，不见“场”，什么会都好比“赶场子”。唐晓渡说，只要比较一下国际交流场合的反差，对这一点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还有一件事是唐晓渡不愿意提及的，可是这件发生在十多年前的事，他却一直忘不了。

　　2003年春天，在北京798曾经有过一次中日诗人艺术家的交流会。当中国诗人朗诵时，那些日本诗人全都端正地坐着、安静地听着；而到了日本诗人朗诵时，大多数中国诗人却在交头接耳、嘁嘁喳喳。第一场有个舞台，情况还好些；第二场移到了一个大车间，那场面有多乱就甭提了。朗诵的人被围在中间，其他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非常嘈杂。但即便是在那种情况下，所有日本诗人仍然是端正地坐着、安静地听着。

　　“说实在的，这事我一想起来就觉得羞愧难当。语言不通在这里不是问题，大家都一样，再说还是双语朗诵；我也不认为这种现场反差仅仅表明日本诗人更懂礼貌。”唐晓渡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从日本诗人的坐姿、表情和他们凝神屏息的态度中，你不会只读到礼貌，还会读到对同行的尊重、对同行劳动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对诗本身的虔敬，是那种类似对宗教的虔诚，足以令一个“场”在“场子”中呈现，并维系其自身尊严的虔敬。唐晓渡还清晰地记得，当轮到日本诗人吉增刚造朗诵时，他在周围一片嘈杂声中不慌不忙地盘腿坐下，铺开一块布，再一件一件摆上诸如小烛台、小铜炉，即那些配合朗诵用的小“法器”，然后闭上眼睛，那份一丝不苟、气定神闲，你可以说那是一个小小的个人仪式，甚至是一种表演、一种行为艺术，但当他那几乎称得上微弱的声音克制住并穿透周遭的喧哗，如同一枚枚闪亮的钉子播撒出去的时候，你就会马上改变想法。你会想到那根本不是某个人的声音，而是一个场的声音，是场本身在发声。

　　4、使我们自身成为一个“场”，这是一种责任

　　我们无法置身事外地来谈论诗歌生态问题。我们必须“在场”，并不断地参与创造这个“场”，而不是不断地“赶场子”，或使我们自身成为一个“场子”。这是一种责任。

　　唐晓渡所说的这些看似小事，却全息式地反映了我们的诗歌生态，尤其反映了我们和这种生态的共谋关系。他说，我们无法置身事外地来谈论诗歌生态问题。我们必须“在场”，并不断地参与创造这个“场”，而不是不断地“赶场子”，或使我们自身成为一个“场子”。这是一种责任。诗人也好，批评家也罢，都有这份责任。“场”是我们共享的，无论从友情的角度，还是从写作的角度，都共享的一种更高的存在。它能把我们聚在一起，把我们的能量聚在一起。当然更重要的是日常的“场”：朋友聚散倏忽来去，无论多么激情四射，最后我们还是回到自己的日常中，独自面对诗和写作。对于一个热爱诗歌的人来说，诗歌就是世界的中心，不会为外在环境所改变。因为诗歌对于人生的恒久作用是不容轻视的，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被选择。而从一般的阅读上看，诗歌对培养人的认知能力、审美能力和丰富滋养人的心灵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但我同时也感到骄傲，为所有仍钟情于诗、信守诗的世界的诗人和读者，也为我尚能跻身他们的行列。”在困境面前，唐晓渡说他想到美国一位诗人的话：“现时代的诗人，就是那些身在商品社会，而又仍然苦苦坚持赠送礼品的人。”

　　观点1

　　乱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当代诗歌生态的特点就是乱，而我们的讨论本身就是它的一部分

　　观点2

　　唯有和个人密切相关的小的、内部的生态，是我们可以着力之处，可以通过自觉的努力参与改变和建构之处

　　观点3

　　“知音”传统更多强调一种共享……落实到情谊的层面上则可以说是分享，共同体认后的分享

　　观点4

　　友情只有基于道义并且和道义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既成为写作的对象，也成为文学的培养基

　　观点5

　　没有了更高的道义维系，“场”就成了“场子”，就到处充斥着“我的诗”，“知音”就退化成了“知我”，甚至更低

　　观点6

　　使我们自身成为一个“场”，这是一种责任。诗人也好，批评家也罢，都有这份责任

　　反响

　　众议“重读新诗系列策划”

　　本报“文化观察”版自5月20日开设“重读新诗系列策划”，发表了对我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谢冕、唐晓渡和诗人西川的专访文章，这些文章不仅被众多网络媒体转载，还引起很多诗人、作家、书评人的关注，他们或发来邮件或打来电话，对专访文章中的观点表达自己的看法。

　　作家徐兆寿

　　“诗歌，乃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灵魂之语。从历史来看，文化更替之时，诗歌必然是先锋。它是时代的体温计。汉语白话诗歌发展到现在已整整百年，诗歌之兴衰、得失也众说纷纭。有个说法：今天中国小说是最热闹的，但诗歌的成就最高。其高在哪里？为何又落寞？今天为什么人们不读诗歌而读小说了？凡此种种，需要去讨论。”著名作家、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徐兆寿教授给本报记者发来信息说，“《辽宁日报》作为地方党报，拿出大版面，请国内有影响的诗评家来探讨新诗问题，有担当精神和前瞻视野。作为一个诗人、小说家，我要大赞这种精神。当然，在谈新诗的问题时，我个人觉得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这就是新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美学的关系。新诗是学习西方的结果，写新诗的人也有对中国传统诗词借鉴的，但大部分还是西方诗歌的‘舶来品’，这也导致中国的新诗毫无自信，自然也就没有自身的美学精神与气质。那么，我们如何又扬弃地接受中国传统诗词的美学传统？这是今天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书评人禾刀

　　“为什么会有新诗？新诗与旧体诗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当前新诗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辽宁日报》近来推出的‘重读新诗’系列报道，正是对这些问题的逐一击破。从已经刊发的专访来看，文章观点新颖，笔锋深刻，读来受益匪浅。”知名书评人禾刀发文说，这些文章虽然主题不一，但选择了一个共同的分析起点，那就是回到新诗的原点。关于新诗的争论乃至批评并不鲜见，但回到新诗起点的深刻反思文章却极为珍稀。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对新诗的认识本身相当模糊，另一方面则在于对旧体诗的认识同样欠缺深度，以致错把新诗当成旧体诗的白话化。新旧诗的分野，如同白话文与旧体文的所谓跨越，均存在改造不彻底、不到位的历史性短板。回到新诗原点，是帮助读者深入观察新诗发展历史与现状的最佳视角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