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来，文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1980年代很多青年征婚者自诩“爱好文学”，到今天“文青”在不少场合成为贬义词，可逆的和不可逆的变化交织在一起，让我们有必要看清文学的新常态。

　　“教化”这个词在今天让很多人烦。但人类与动物有区别，就在于人类是有文化的，有教化的。假如有人说，你叫他亲爹，他给你十块钱，恐怕多数人都不会干；如果这个价码提到一百万，很多人可能就扛不住了。前一个事实，无非是证明绝大多数人还是有道德准则的。后一个事实，则证明道德准则高的人不会太多。这个或高或低的弹性准则，显然是文明教化的结果。古代欧洲的主要道德教化工具是宗教，但中国汉区的宗教传统偏弱，其替代工具是四书五经，其中有《诗经》，“诗”也成了“经”，成了最高指示。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当年说，中国宗教力量不够强大，人心很乱，如何教化？他倡议“以美育代替宗教”。这个美育主要指文艺，包括文学。

　　在宗教或儒学逐渐衰颓的时候，文学的教化功能曾被放大。“上帝死了”，雨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等应运而生，成了上帝的代用品。“打倒孔家店”之后，鲁迅、巴金、郭沫若、茅盾等文艺家的作品，曾是一、两代人的精神号角，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作家在那个时候被誉之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想想看，能管理灵魂的，不就是上帝或准上帝吗？但这不像是历史的常态，至少在眼下，就像作家阿来说的，打开你们的手机，查一下各大文学网站排名前十的小说，恐怕大多数是吃喝玩乐，饮食男女。很多人说，这是一个物质化和个人化的“小时代”，“娱乐至死”是人间正道。作家财富排行榜每年也都炒作得很热闹。作为一个作家，我当然希望同行们都吃香喝辣大富大贵，但财富能否作为评价作家成功的一个标准？我们是否也该评选最富的公务员、最富的法官、最富的和尚？甚至最富的新闻记者？如果这些评选太荒唐，那么有关媒体是否觉得前一种炒作也太有土豪意味？

　　以上认知、娱乐、教化三种功能的弱化，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其中哪些属于不可逆的变化，哪些属于可逆的变化，不容易看明白，常令人们困惑。由此产生的困境不全是因为文艺界无能，而是因为文化生态出现了剧烈变化，作者以及受众的适应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怎么能知道天气变冷了是一种可逆的变化，不需要惊惶失措？我们又怎么能知道人死了是一种不可逆的变化，必须顺变而为？传统形式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的销售额在下降，但从广义上说，手机段子不是文学？博客、视频、流行歌曲、电视剧等为什么不是文学？这些含有丰富文学元素的新型产品，以文学作为重要的支撑和动力，不仅没有萎缩，反而进入了一个疯涨的阶段，正在迅速地扩张和繁荣。

　　眼下有一些投资文学的“公司”，似乎文学生产可以工业化，雇几个“枪手”，包几间套房，签下合同，付出订金，就可以像流水线一样生产小说、剧本、报告文学了。有些商家和政府首长也相信这种生产方式。要说服他们，说文学不能如此急功近利，说好多“神剧”和“雷剧”就是这样闹出来坑爹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文学没法大跃进，也很难工业化，否则华尔街一定包揽所有的文学奖了，否则那些海湾石油富国就能出几十个托尔斯泰和卡夫卡了。文学繁荣有赖于各种条件的因缘聚合，包括作家们人生经验和文化学养这两种资源的积累，只能厚积薄发，只能积沙成塔。就像前人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一个系统性的成长过程，甚至是在困顿和危机中的成长过程。“行万里路”并不是旅游，而是直接、深入、丰富的社会实践。但眼下作家们都都市化了，精英化了，甚至职业化了。靠国家供养和市场庞大这双重福利，不少中国作家活得越来越好。我们肯定不忍心再把他们关进“牛棚”，或逼他们去打仗、耕田、扛包、流落街头、甚至当海盗……但如果他们对生活的体察，仅仅依靠餐桌上刷段子，街头的几张八卦小报，十几次观光式的“下基层”，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他们并无读书和思考的兴趣，我们就算砸下成千上万的项目经费，把他们送进名牌大学混个三进两出，戴上博士帽，统统高学历化，恐怕也还是拔苗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