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重读新诗系列策划之三”中，诗人西川认为，格律是个假问题。“什么音步不音步，音尺不音尺，中文又不是拼音文字。凡缺少创造力的人就喜欢纠缠这类精工手表问题。”

　　“重读新诗系列策划之五”中发表了评论家谢冕、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诗人王久辛等人的观点：谢冕认为所有诗歌都必须包含音乐性，诗歌没有了音乐性，就与其他文体没有区别了。李山认为苛刻地讲格律不好，彻底不讲也不好。现代诗没有必要像古诗那样讲究平仄、中间对偶，但讲究语言的和谐、让音调为内容服务、追求个性还是必要的。诗人王久辛认为，之所以出现诗歌有无音乐性的疑问，这是不懂修辞的诗人提出的一个很可笑的疑问，真正懂修辞的诗人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的。

　　在“重读新诗系列策划之六”中，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卫认为，音乐性的有无不应该成为影响诗歌创新的根本性问题，也非判断诗歌好坏的基本标准。诗歌音乐性指的并非是音乐的调性，音乐性与音乐美不可混为一谈。当代诗歌的口语化特征，使诗歌的音乐性成为一个难题。

　　这些观点的提出引发了更多的关注与讨论。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有顺，著名作家东西，作家出版社金谷明，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所长温奉桥等都发来信息肯定我们讨论的价值。下面我们节选一些反馈观点，听听大家都怎么说。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认为，诗人西川在《笼统地谈论中国诗歌会遇到许多盲点》一文中提出格律是个假问题的说法过于极端，并认为这是无视中国语言特点的说法。

　　对此，西川回应说，我并没有反对诗歌音乐性的意思。我可能是当代诗人中最在乎诗歌音乐性的少数人之一。

　　西川说，所谓诗歌的音乐性又可区分为语言的节奏样式（古典格律、呼吸节奏、心跳节奏等）、押韵（包含韵式、足韵、半韵、头韵、尾韵、行中韵、有意的坏韵等）、语流（包括语句的长、短、快、慢以及语句之间的语流对比和根据情况布置下的滞涩因素等）。我只是反对那些非要拿西方拼音文字所具备的现成的音步概念套用在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上的人。

　　在讨论现代汉语诗歌音乐性时必须注意几点：

　　一、汉语不是拼音文字，它的音乐性无须仰赖西方诗歌语言的音步音尺，在西方古典诗歌格律方面我可能比大多数当代中国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们知道的更多些，否则我们就可以要求西方诗歌使用四声。

　　二、押韵可以，看出于什么目的，但押韵在今天并不是非做不可的事。顺便提一句，不做论据：日语诗歌根本就不能押韵；古印度梵文诗歌也不押韵；英国弥尔顿说“押韵是野蛮人的爱好”。这也就是说，押韵，从世界范围来看，并不是诗歌写作的必要条件。当然，中国古诗押韵。但现代汉语诗歌已经不是古汉语诗歌了。非洲和拉丁美洲口头文学传统下的诗歌、俄罗斯诗歌都很在乎押韵。我的观点是：现代汉语诗歌韵可押可不押，全看需要。我自己写过押韵的诗歌。

　　三、古汉语以单字作为基本语义单位，而现代汉语以词作为基本语义单位。两者的语言节奏不同。所以拿古诗的诗歌意识形态套现代汉语诗歌必然焦点模糊。顺便说一句，我本人也热爱中国古典诗歌，并且对古诗的写法并非完全无知。

　　四、尽管现代汉语以词作为基本语义单位，但古诗的平仄格式依然可以借鉴。

　　五、诗歌并不都是为朗诵而写的，而朗诵也不止富有仪式感的、与公共性贴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化的、舞台话剧美声腔这当代中国独有的一种朗诵。所谓诗歌的音乐性，不单是为了满足这种讨厌的朗诵腔（最好避开），诗歌也可以默读，也可以一个人读给另一个人听，也可以自己读给自己听，也可以发疯着读，也可以呕吐着读。

　　六、再强调一句：我在乎诗歌的音乐性，但音乐性不等于格律。

　　七、许多具备所谓音乐性的诗歌依然是烂诗。

　　音乐性、意象和意境共同组成了诗歌的美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大学兼职教授胡红栓曾主编了《中国国土资源诗歌六十年》《中国国土资源散文六十年》《中国地学诗歌双年选》等各类文化丛书近百册，是地学诗歌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给本报发来对诗歌音乐性的看法。

　　胡红栓说，诗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样式，它来源于上古时期的劳动号子（后发展为民歌）以及祭祀颂词。也可以说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已经植入了音乐性的基因。《尚书·虞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有“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可见早期的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中国古代诗歌历经汉魏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之发展日臻完善，直至今日新诗百年，可以说异彩纷呈。尽管当今文坛对新诗创作的学术研究观点各异，但总体状况还是各领风骚。新诗的书写是否应有音乐性？应有韵律之美？对此，我仍然觉得音乐性、意象和意境是新诗构成的要素，它们共同组成了诗歌的美。这也是要用“诗歌”二字共同表述诗歌这一文体的本源之所在。深刻体验过中国新诗成长的鲁迅在致窦隐夫的信函中就曾有“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的看法”。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之音乐性已不言自明，无须赘述。新诗“源头”的西方诗歌也不乏音乐性的“基因”。

　　中国新诗的兴起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而西方的诗同样具有音乐性的元素。欧洲语言的字词本身有重轻音节的区别，因此西方的诗也特别注重字词的节奏(rhythm)。从希腊时代开始，不少诗由轻重格(抑扬格，iamb)或重轻格(扬抑格，trochee)等节拍（meter）组成。我认为意象和意境尽管是诗的内核，但仅此是不够的，缺乏音乐性的诗歌至少是不完美的。

　　网络诗人们：诗不应该拒绝任何形式

　　“重读新诗系列策划”中的一些观点也引起网络诗人的讨论和回应。“卢子璋——卢泓霖”在微博上表示“完全赞同支持西川先生的观点”。他说，新诗应该研究和讲究的是诗意，而不是所谓的音乐性。音乐性是以演唱为目的的古诗词和当代创作歌词要考虑的事情。古诗词已经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变化成为了元曲，成为了现代大戏的剧本唱词。以诗闻名、以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的诗篇中，唯有浓浓的诗意，是连韵都不押的。如果按照谢冕、李山等所言，应该把泰戈尔的诺贝尔文学奖收回方才恰切。他认为，摒弃这些阻碍中国诗歌发展的观点，中国的诗歌才会有真正的发展。

　　“一剑惊鸿”认为，没有音乐性的诗，只能叫诗，而不能称之为诗歌。诗不应该拒绝任何形式，是写出感觉来，并让阅读者浸入其中。

　　对此，“卢子璋——卢泓霖”表示认同。他说，诗的确不能拒绝任何形式，尤其是好诗应该有更自由更好的形式。一旦被人为地加上已摒弃掉的旧东西，就成为了枷锁和镣铐。西川先生说得好：“主张诗歌要讲究格律的人，是‘要给新诗立规矩的人’，这些人大多是一些创造力匮乏的好心人。”我们通常看到的诗刊物都是标注为《诗刊》的，而不是标注为《诗歌刊》。五四以后，诗和歌都有明显的倾向和区分了。

　　“惠馨”说，中国诗歌讲究合辙押韵。通俗些讲就是发音的统一性、连贯性。但我们在生活中运用极为广泛的，恐怕就是类似打油诗。人们无论是在学堂、饭桌、聚会等交流中，押韵的言语容易被记住并传播，朗朗上口，给生活乃至生命带来了色彩与喜悦。可能从纯文化的角度这种押韵不拘一格，无传承发扬之意义，但我认为只有对生命及生活热爱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讲究，抑或不是很完美，但能带来欢乐就是最优。故提倡押韵在文学作品中亦要提倡在生活生命中，才能让生活更加精彩，生命更加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