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22日，我携着一堆行李到诗刊社报到。和那个年代所有怀有文学梦的青年一样，对那时的我来说，《诗刊》不仅是一个最具权威性的诗歌刊物，而且意味着一块灵魂的净土。正因为如此，当接我的面包车穿过灰蒙蒙的北京城，猛地拐进北郊小关一个比肩挂着“诗刊社／北京市朝阳区绿化大队”牌子的素朴庭院时，我基于虚荣心的些微失望（相对于期待中的“诗歌殿堂”）只稍稍露了露头，就被一阵由衷的欣喜所砍伐：绿化一一诗歌，诗歌——绿化，多么富于象征意味的契合！我将要投身其间的，不正是一项绿化人们灵魂的事业吗？

时至今日我也不打算嘲笑当初的浪漫，相反却时常惊悚于这种绿色情怀在岁月风尘中点点滴滴的流失，或被蒸发。当然，即便在当初，绿色也不是我心境的全部。毕竟此前我已在社会上摔打多年，毕竟我有限的文学经验已经历过“思想解放运动”的初步锻炼。我知道《诗刊》在许多人心目中是所谓“皇家刊物”，近乎诗歌艺术的最高裁判所，但我决不会这么看；我还知道，大凡这样的机关刊物，都会是观念冲突的“风口浪尖”，而观念冲突不可避免地涉及权力斗争。那么我将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能否扮演好我的角色？在下班后空空荡荡的庭院里我转着圈一遍遍问自己，不由得心中疑虑重重，忐忑不安。

编辑部主任吴家瑾给我送来一封折成燕形的便函，是副主编邵燕祥先生留请她转交的。这封便函此后许多年一直夹在我的《英汉词典》里，有意无意地也不知看过多少遍，可惜前年搬家后不知怎么找不着了，为此着实懊丧了好几天。说来也就寥寥数语，大意是说当日要去作协开会，不能在社里面谈；但已请吴家瑾同志调阅过档案，又看了你的毕业论文，觉得你是具备当一个好编辑、好评论工作者的资质的。现在诗歌评论很薄弱，希望你认真学习，尽快熟悉情况，以速速担负起工作云云。

一个初来乍到者，一个游子，懵头懵脑之下，突然读到来自一位景慕已久的前辈和领导的如此亲切的文字，其心情可想而知。刹那间我甚至想到古来所谓“士为知已者死”。当然我不敢谬托知己，事实上在其后共事的数年内，我们的个人关系一直止于“君子之交”；但在私心里，我是颇以能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工作为幸事的。他工作作风的严谨缜密，为我近二十年的编辑生涯中所仅见。他批阅稿件的细致程度常常令人汗颜：每一个值得推敲的句子，每个错别字，以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他在稿笺上很少只署诸如“同意”、“不用”这样更多示其权能的批语，而总是尽可能详细他说明用或不用的理由，包括必要的提醒以至警告。有一次我的审稿意见写得过于龙飞凤舞，结果招来了他的辛辣讽刺：“送审报告不是书法比赛，以后请写得工整些”，让我一见之下，脸红至腰。

他的儒雅谦逊同样令我心折。记忆中但凡去他的办公室，他很少不是迅即起身离座，一起站着说话的；当然，将其理解成一种为了使谈话尽可能简短的策略也未尝不可。有一件他或许早已忘却的小事，最能说明他作为领导的胸襟和风格。那是1983年初春。在当天的评刊会上，他着重谈了部分青年作者中存在的“学生腔”问题，并以我送审的一首诗为例；会议结束时他建议评论组就此写一篇文章，尽速编发。回到兼作卧室和办公室的房间里我左思右量，心里总也不太平服：倒不是因为受了批评，而是因为我对这首诗有甚不相同的看法。下班前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去找燕祥先生，我想那也是我第一次当面向上司直陈自己的艺术见解。我一面为满头汗气蒸腾而大感狼狈，一面紧张地斟酌词句。我说那首诗或许有一点“学生腔”，但更突出的却是其饱满的现代感性，而这正是当前许多作品所缺少的。他隔着办公桌安详地听着，始终不置一词，但目光中充满了鼓励。最后他说：“很好。让我考虑一下。”

第二天上午我刚在办公桌前坐定不久，他便敲门而入。时至今日他的语调仍能从遥远的岁月深处漾过来一阵和风。他说我仔细想过了，以为你昨天的分析很有道理。刚才已去找过××同志，这篇文章仍然要写，但不会再用那首诗作例子。给你打个招呼。

他完全没有必要以如此郑重的方式给我打这样的“招呼”。他可以坐在办公室里等我再去找他，也可以在一个顺便的场合带一句；假如是那样，我当时也会心怀感动，但决不会在记忆中珍藏至今。我不认为这仅仅是在表达个人的某种心情。回头看去，那一时期的《诗刊》之所以能在诗坛葆有巨大的声望和感召力，之所以能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做到不乱方寸，除了其特殊的地位及可归之于“大气候”的种种因素外，与领导者的工作作风、襟怀气度和人格魅力甚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既严格又谦和；既精警又诚恳；既有一定之规，又决不保守僵硬，如此等等。这么说时我心中想着的不仅是邵燕祥先生，也包括严辰先生和邹荻帆先生，尽管对我来说，严先生更多地是一个慈祥的长者，而邹先生更多地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有效地协调各种关系的大师。我惟一不敢妄加评说的是柯岩女士。在我心目中，她与其说是一位难得一见的副主编，不如说是一位真理在握的诗歌监护人，一位高不可问、神秘莫测的“大人物”。面对这样的“大人物”我从不缺少自知之明。

80年代之于诗即便不是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复兴时代。这种复兴始于70年代末，在最初的两三年内即已迅速呈现为一种新的格局。以下是一些当时形成了重大影响、具有标识性的诗歌事件：

1978年。12月，由北岛、芒克主持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北京创刊，所谓“新诗潮”开始崭露头角。

1979年。1月号《人民文学》刊出艾青的长诗《光的赞歌》，此后一批复出的老诗人纷纷发表作品，形成所谓“归来者诗歌”现象；4月初，由《今天》编辑部组织的第一次民间诗歌朗诵会在北京玉渊潭公园举行；3月号《诗刊》转载了《今天》上北岛的诗《回答》等，4月号转载了舒婷的《致橡树》，8月号发表了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引起争议；第9期《文艺报》发表公刘《诗与诚实》一文，提出“诗人和作家首先要忠实于人民，忠实于事实”；10月号《安徽文学》最早以专辑的方式发表30位青年诗人的作品。

1980年。《福建文学》自第二期起，开辟“新诗创作问题讨论”专栏，讨论主要围绕舒婷的创作展开；4月，在南宁召开了以“诗歌的现状和展望”为主题的“全国诗歌座谈会”，如何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成为争论焦点之一；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谢冕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率先探讨了“新诗潮”的意义；7月，《诗刊》举办第一届“青春诗会”，随后，10月号推出特辑；8月号《诗刊》发表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由此展开了所谓“朦胧诗”的大讨论；9月，诗刊社在北京召开诗歌理论座谈会，会上围绕对“朦胧诗”的评价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诗探索》创刊号推出“请听听我们的声音——青年诗人笔谈”专辑；《上海文学》自一月号起开辟“百家诗会”专栏。

1981年。3月号《诗刊》发表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从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必然对“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构成挑战的前提出发，论述了“新诗潮”的哲学基础和美学特征；4月号《诗刊》发表程代熙《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对孙文进行批驳；5月，诗刊社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主办的“全国中青年新诗评奖”结果揭晓；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40年代曾在《诗创造》、《中国新诗》等刊物上集中发表作品的9位诗人的合集《九叶集》；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40年代曾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集中发表作品的20位诗人的合集《白色花》；孙静轩发表《幽灵》一诗引起争议，并遭公开批判。

类似的“大事记”当然免不了疏漏，但已能大致说明问题；而所有的问题都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且与社会文化的历史进程呼应：一，新格局的主要构成是“文革”后复出的一批老诗人和正在“崛起”的一批青年诗人。二，在度过了最初的“蜜月”阶段后，某种内在的分野正变得越来越不可回避；这种分野远不止是艺术风格的歧异，也无法被归结为当时人们乐于挂在嘴边的“代沟”；在更深的层面上，它是新诗在谋求自身现代化(一种与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既相平行，又相颉颃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综合“症候”。三，《诗刊》作为公开出版的诗歌报刊的“头羊”，在新格局的形成和演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理论和批评方面甚至扮演了弄潮的角色。然而，随着复兴大潮的潮头初平，《诗刊》的角色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出于任何个人意志，倒不如说它出于某种集体意志。这种集体意志一方面感受着新诗(思)潮的冲击所带来的兴奋、眩晕和不适，一方面念念不忘主流意识形态、体制和所谓“新诗传统”的规范，后者作为“看不见的手”事实上早就划好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圈子。有关“朦胧诗”的论争最初尚能保持学理上起码的平等、自发性和张力(这在49年以后似乎还是第一次，仅此就应对这场论争予以高度评价，而无论其于诗学建设的意义有多么初级)，但越是到后来，要求对诗坛年青的造反者进行“积极引导”的压力就越大。这一特定语境中的“关键词”透露出，对那些自认为和被认为负有指导诗歌进程责任的人们来说，阅读的焦虑从一开始就与某种身份危机紧紧纠缠在一起，而后者远比前者更令人不安。

我到《诗刊》后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是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举行的老诗人座谈会，主题为“漫忆四十年前的诗歌运动”，时间是1982年3月15日，地点在新侨饭店。这次座谈会分两拨进行，第一拨已于3月6日开过，与会者主要是当时在“解放区”的老诗人；我参加的是第二拨，与会者其时大多在“国统区”。采取这种“分而忆之”的方式想来是考虑到了话题的方便和角度的不同。比较一下会后发表的两篇“纪要”，确也可以发现某种微妙的差异：前者更多地是在表达“饮水思源”的感恩心情，并强调《讲话》精神对中国新诗的现实以至永远的指导意义；后者则更多地关注和诗歌现状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包括如何评价新诗成就（对这一代诗人来说，“新诗迄无成就论”肯定称得上是一道阴影）、如何借鉴外国诗歌、如何看待新诗的形式、如何看待当前年青人的探索等等。

不用说，面对这些诗坛的名家耄宿我内心充满了敬意，但必须承认，在与会的大部分时间内我都在不可控制地走神一一或许是因为发言者大多过于斟词酌句，以致有点沉闷；或许是因为臧克家先生的倏忽来去过于戏剧化，以致留下太大的反差。他在会议开始约10分钟时出现在门口，在全体起立和一片问候声里泰然坐下，在众人凝神屏息的期待中开始发言。他思路清晰，一二三四，语调急促，辞锋锐利。他以精光四射的眼神镇慑全场，以大幅度的手势和飞溅的唾液强化他的磅礴大气。他兴致勃勃，口若悬河，如鱼在水，如隼在天；但突然间又嘎然收束，向主持人一揖致歉，称身体欠佳，遵医嘱不可久留，云云。话音未落，人已飘然出座，惟留下盈耳“保重”之声。

这种旋风式的风格令我一时头晕目眩。我想他可真像是一条神龙。直到一年多以后大批“精神污染”，当初的一幕重现于虎坊路《诗刊》会议室时，我才想到这很可能是一道“大人物”特有的风景。那次他也是姗姗来迟，也是坐下就说，说了就走。那次他的激情更加不可遏制。当说到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正沆瀣一气，在诗歌领域内刮起一股黑风，妄图否定“左联”，否定革命文艺，应及时识别，坚决粉碎时，他的手不再是在空中挥动，而是把茶几上的玻璃板拍得砰砰作响。也正是那次，他原先在我心目中尚有点模糊的形象忽然变得清晰起来，而这一形象顽强地和契诃夫笔下的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叠映在一起。一个像他那样怀有钢铁般的信念和眼光的人，除了捍卫与这种信念和眼光有关的秩序外不会再关心什么。他不会困惑，也无意寻求任何意义上的对话，因为他的耳朵中早已充满同样坚硬的真理结石。

相比之下，倒是艾青先生的小小牢骚更富于人性，更亲切真实。由于他的“泰斗”身分，人们往往倾向于把他的牢骚认作是一种幽默；但如下的一段话在我听来只能是牢骚。在那次会议发言的结尾部分他抱怨道：“我只是说写文章得让人能看懂，竟遭到有的人非难，写匿名信痛斥我，说我是诗歌界的‘霸王’；有人要把我送到火葬场。”不过，接下来的一句暗含讽刺的慨叹确实体现了他的幽默，并且是诗人才会有的幽默。他说，诗“真是临到了一个高速公路的时代了。”

诗歌当然不会以高速公路还是乡间小径作为其价值标识，就像不会以诗人身分的等级，或音量的大小、声调的高低作为其价值标识一样；不过，艾青的慨叹还是可以作为旧秩序解体、新秩序生长的某种隐喻。无论人们愿意与否，无论他们的观点有多么歧异，也无论还要经历怎样的反复，有一点在当时已显示得足够清楚，即诗坛已不可能再回到从前那种受控于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局面，正进行着巨大吐纳的诗歌潮流也必定要漫过所有被预设的河床，而辜负规划者的一片苦心。

一个多月后，我又参加了《诗刊》组织的另一次座谈会。与会者除编辑部的邵燕祥、吴家瑾和我之外，记忆中有诗人流沙河、刘祖慈、沙白、周良沛，评论家何西来、吴泰昌、严迪昌等，地点在安徽黄山脚下的屯溪。由于事先宣布这是一次“不登报、不宣传、不扩散”的小型内部会议，最初我心中不免怀有某种神秘感，以致直到会议结束，还觉得尚未开始。应该说那是一次真正的“神仙会”，也是我在《诗刊》16年间参加的不多的称得上“议论风生”的会之一——没有布置，没有仪式，没有主题；杯茶在手，海阔天空，但凭兴之所至。最早的半天会尚租用了招待所的一个会议室，当日下午便移至下榻处一个甚为宽敞的露台上。露台外顺山势生长着茂密的杂树林，可听到栖息其间的大群鹭鸟不时嘎嘎鸣和，鼓翼而起。会议的最后一日，则干脆是在由安徽歙县至浙江建德、沿新安江而下的一只渔舟里进行的，那可是令李白写下“人行明镜里，鸟飞画屏中”这等诗句的一片风景。或许正因为气氛如此自由，会上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反倒记不清了，只留下若干瞬间片断。比如何西来说到古罗马奥古斯都、渥大维时代文艺何以繁盛时那炯炯的眼神，比如沙白说到“不要到老虎头上去拍苍蝇”时嘴角那意味深长的微笑，比如邵燕祥在谈到历史教训时那如数家珍（惨痛的“家珍”！）般的列举。那次他说了一句很可能是这次会议上最有分量的话。他说，我们所需要的，应该是真正的百花齐放，而不是一种花开出一百朵不同的样子来。

考虑到与会者大多是卓有见识的才俊之士，这显然是一次旨在交流看法、集思广益的会议。照说这样的会应该多多益善；那么，又有什么必要采取“三不”的谨慎做法呢？这个令我一时颇感困惑的问题，需要我积累更多的经验之后才能回过味来。

邵燕祥关于“百花齐放”的阐释无疑表达了绝大多数人的愿望，但同时也揭示了愿望和现实之间一段坦塔洛斯式的距离(1)。无需多长时间我就已经意识到，我在《诗刊》所要修炼的一门主要功夫，就是如何尽可能心平气和地看待这段距离，并找到自己的方式——无论它是多么微不足道——尽其所能地去缩小这段距离。我必须学习控制自己的自由意志或对自由的渴意，学习如何把握主动和被动、个体和集体的平衡，学习心不在焉的倾听和有礼貌的漠视，学习在不失尊严的情况下，像卡夫卡笔下的K一样，接受来自遥远的城堡的指令。我相信，不仅是我，我的绝大多数同事也都在修炼这门功夫。因为谁都明白，《诗刊》不仅仅是一个我们为诗工作的场所，它还是一部超级文化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这部机器的背后，则矗立着几代人由之所出，但在实践中早已褪尽理想光环的社会乌托邦。这种乌托邦坚持认为，可以像管理工程一样管理人的思想感情，可以像生产合格产品一样生产包括诗歌在内的艺术作品，由此就需要相应的管理机构、管理制度和管理者。从理论上说，这正是类似文联、作协及其下辖各文艺刊物的存在依据和工作职责，其职权范围包括：一，成为沟通“指导者”和“被指导者”的说教渠道，所谓“上传下达”；二，负责甄选并展示符合“指导者”的意图和口味，亦即“合格”的产品，以“类广告”的方式进行示范、引导和推广；三，及时发现、指明、纠正或整肃“离经叛道”的异端倾向，以确保产品质量的纯洁。这架奇怪地集意识形态强权和计划经济、柏拉图主义和现代大生产于一身的超级文化机器曾经非常有效，它所实现的一统天下的勋业亘古未有，为此不惜吞噬过它最忠实的儿女；但也曾因无所制衡而走火入魔，从而在一场真正的文化浩劫中自我揭示出其内在的荒谬。

然而，“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的欢呼并没有导致荒谬的自动中止。似乎出现过类似中止的迹象，但那只是电光石火的一瞬，随后就成了历史记忆中的蜃景。当著名演员赵丹临终直言“不要干涉过多，否则文艺没有希望”，却被斥之为“临死还要放一个臭屁”时，所有被“解放”后正在想象的草地上作阳光浴的昔日奴隶们的心头都掠过了一丝熟悉的寒意。这不只是一句粗话，还是一句训词。它提醒人们不要忘乎所以，以致搞错自己的身分；它也可以在它认为必要时成为一道指令，随着这道指令，那架按照指导/被指导的结构关系设计的超级机器将再次显示它卓越的工作性能。尽管众所周知的历史后果早已对这部机器原本貌似金瓯无缺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尽管它所标榜的艺术纲纪，更准确地说，是其被预设的强制性早已无法维系人心，但那些习惯了充当“奴隶总管”、或试图成为类似角色的“指导者”仍然会情不自禁地诉诸它曾经的威力和有效性。

当然形势还是发生了相当的变化。1981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不了了之表明，势比人强。这里的“势”，既指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势，更指人心向背之势。人可能被异化成不同程度的机器甚或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但一旦自性觉醒，他就会起而反抗其被强加的机械性。这个人类学的一般原理或许同样适用于由人构成的单位，只不过后者作为大机器的一部分而被制度化的机械性具有更强大的、非人格的反制功能。由此形成的内在紧张决定了它的二重性，它“不得不如此”的命运和存在方式：它不得不在强权和良知之间、服从和抗争之间摇摆不定，在受动的就范和能动的设计之间往复循环，不得不作无奈的周旋，不得不忍受无谓的耗损。正是因为无法再忍受这种无谓的耗损，包括无法再忍受忍受本身，被所谓“清除精神污染”折腾得身心交瘁的邵燕祥决定主动请辞，并最终不顾挽留毅然去职。

根本的问题在于，诗歌或艺术究竟是一个自由创造的领域还是一个按图施工，或来料加工的车间?诗人、艺术家究竟是自主、自律的创造者，还是需要托管的不智之徒，或(哪怕是)“正确思想的经纪人”?当代诗歌是否需要在近乎废墟的过去和有待拓展的未来之间，摆脱昔日的附庸地位，重建并捍卫诗歌自身曾被无情摧毁的尊严和品格，以履行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使命?这是当时诗歌价值观念急剧变革的支点，是围绕所谓“朦胧诗”展开的论争焦点，也是使80年代诗坛迅速分化，使“民间诗歌”成为当代文学一大奇观的渊薮。当北岛说“不，渴望燃烧/就是渴望化为灰烬/而我们只想静静地航行”时，当江河说“艺术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渴望塑造。他所建立的东西，自成一个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抗衡，又遥相呼应”时，当梁小斌说“意义重大不是由所谓重大政治事件来表现的。一块蓝手绢，从阳台上飘下去，同样也是意义重大的”时，他们只不过表达了一个诗人最起码的艺术良知或最基本的艺术理念；然而在某些人眼里，这却是在存心触犯“天条”，从而构成了忤逆和挑战。在1983年3月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1979—1982)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颁奖仪式上，获奖的舒婷只说了一句话，泪水就忍不住喷涌而出。她说的是：“在中国，写诗为什么这样难?”她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只能报之以委屈的热泪；而当在座的不少老诗人也随之潸然泪下时，他们泪水中的成分肯定更加复杂。

舒婷为之哭泣的“难”同样与她所坚持的诗歌理念有关，但想来也包括某些难登大雅之堂的曲折隐痛。其时频繁出入《诗刊》的×××以自己的方式为此作了“笺注”。我曾两次听到他向刚接任主编的邹荻帆先生“进言”，评说舒婷的《往事二三》一诗。第一次说得还比较隐晦，邹先生也只是含糊其辞；第二次则排闼而入，称“这首诗分明写的是野合嘛”，并质问“《诗刊》为什么不管?”结果遭到邹先生严词拒斥。×××说来也算诗坛前辈，且曾被打成“右派”，饱受磨难；如果不是亲耳与闻，我决不会相信他的心理竟会如此阴暗，竟会如此卑劣地背地里对一位才华卓越的女诗人进行龌龊的流言中伤!我不知道一个人的内心要被毁损到什么程度才会做这样的事；但我知道，如果他从苦难中汲取的只是怨毒，他向苦难学到的只是怎样发难，他就只能再次充当昔日苦难的牺牲品。对这样的人你最初会感到震惊，但接下来就只有鄙夷和悲悯。

习惯了政治运动的当代诗人们大多有一种听风辨声的本能。1983年夏天甫过，风声又一次紧了起来。8月，中国作家协会发布通知，要求各分会及作协所属各刊物、各单位“认真组织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文选》这部光辉论著，以《邓选》为强大思想武器，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为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文学新局面作好思想准备。”当然，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人们最关注的，还是《通知》中所说的必须“坚持文艺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继续克服‘左’的错误的同时，要着重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不良倾向”这段话。“似乎又要来一场运动了”，一位外地朋友在来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不过，这与第四次‘作代会’即将召开也大有关系。你等着瞧。”

我可没有这位朋友的火眼金睛。但在目睹了9月初在新疆石河子召开的“绿风诗会”上令人作呕的一幕后，倒也真“瞧”出了点儿端倪。在背后一再给舒婷“上烂药”的×××这次却似乎有意要当一回明星。他不仅在大会发言中一人占了三人的时间，而且拿腔拿调地摹仿广播员，用记录速度宣读他事先准备好的讲稿。这种刻意表演的傲慢显然出于有恃无恐，就像他闪烁的眼神暴露了他内在的怯懦一样。在痛斥了所谓“三个崛起”（指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的“自由化谰言”后，他摘下挂着金链的眼镜，突然变得亢奋的目光漫过台下众人的头项，声音也变得阴沉。他说：“我对×××、××同志说了，我们是不是太天真了啊?你给他们讲学术，人家可不跟你讲学术。不是说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吗?那好，是学术就用学术的方法来解决，不是学术，就用不是学术的方法来解决嘛……”

本来没有几个人在认真听他发言，但这句话犹如往一缸浑水里投下了一把明矾，乱哄哄的会场转眼间变得安静下来。许多人都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仿佛受到突然袭击似地彼此交换着愕然的目光：哪来的这股杀伐之气?他仗着谁的势?想干什么?整整一个中午，几个年轻诗人议论的中心话题就是如何惩治这位为老不尊的宵小，设想他比如挨了一颗突然从天而降的“西瓜炸弹”(在秋天的新疆，西瓜无疑是“诗歌特科”优先考虑的“武器”)后会是怎样的狼狈不堪，并为此而乐不可支。但最终使他狼狈不堪的却不是这几个年轻人，而是吉林老诗人丁耶。就在当晚，一心想诉诸非学术方法“解决”问题的前右派气急败坏地敲开了我和邹荻帆先生合住的寝室房门，怨愤交加地嚷嚷道：“荻帆你到底管不管?丁耶个老疯子，居然骂我是‘混蛋’，还说要揍我!”

丁耶先生1957年也曾被打成“右派”，时任作协吉林分会副主席。他在去军垦农场参观的大客车上当众指斥×××显然不太符合“组织原则”，却足以体现他当年的诗人本色。×××称他为“老疯子”，在我看来是对他的最大褒奖，只可惜像这样敢于仗义执言的“疯子”太少，而包括我在内的所谓“正常人”太多。否则，一个遇事就满世界找“组织”的猥琐之徒何致于敢在那样的场合如此飞扬跋扈?正像他的色厉内荏之下潜藏着某种深深的恐惧一样，当他说“不是学术，就用不是学术的方法来解决嘛”时，他试图唤起的，也是潜藏在人们心中的恐惧记忆。或许在他看来，这笔人人都有份的精神遗产同时也是一笔隐性资产，从中可以谋取属于他的那一份红利；或许他还想以此作为筹码，赌一赌他那尚未来得及灿烂的运气。他当然知道他的发言无论对东道主还是与会的大多数诗人都近乎某种公然羞辱；他甚至在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以显示他的“来头”和幻觉中的压倒优势。

事实很快证明他的幻觉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一个月后召开的“重庆诗歌讨论会”上，“三个崛起”被上纲上线，成了诗歌界“清除精神污染”的主要矢的。这次会议的运作方式颇为可圈可点。见载于当年《诗刊》12月号的“综述”中说，这次会议是由重庆作协的一批负责人士轮流主持的；莅会的中国作协书记处领导也在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了“祝贺”的宾位语气，并谦称“是来听取意见，向大家学习的”。然而谁都明白，由一个省辖市的作协来主办这样一次事关新诗发展的“方向”、“道路”的会议，分量显然不够；而上级领导的低调大都包含着策略的考虑。那么可能是什么考虑呢?大概是为了避免造成垂直支配、以势压人的印象，并留有某种余地吧。

尽管如此，这次会议的声威仍然足够吓人。由于使用了纵揽全局的视角，且通篇充斥着“指出”、“一致认为”、“一致强调”等庄严而铿锵有力、体现着集体意志的字眼，会议“综述”读起来更像是一份有关诗歌的决议公报，更配得上用记录速度广播。它理所当然地充满了“新华体”特有的战斗色彩、意识形态激情，以及简化问题、迳取要害的直捷性，其严厉程度又足以使之成为一篇讨伐檄文，或“文革”期间的“定性材料”。若干年后重读这篇“综述”，仍令人有余悸可贾，以致我忍不住要摘下其中最具杀伤力的一段：

与会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和“崛起”论在对诗与生活、诗与人民、继承与创造、如何借鉴外国文学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不但是文艺观的分歧，也是社会观、政治观、世界观的分歧，是方向、道路的根本分歧。与会同志说，《崛起的诗群》提出要有“与统一的社会主调不谐和的观点”，那么，什么是我们社会“统一的社会主调”呢?这个“主调”就是已经写在宪法、写在党章和人大决议上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道德。“不和谐”就是噪音，是对主调的干扰，难怪海外有人说《崛起的诗群》是“投向中共诗坛的一枚炸弹”!与会同志认为，“崛起”论否定理性，实际上就是否定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挑战。我们应该作出科学的严肃的回答。

对所谓“三个崛起”当然可以批评；然而恐吓从来就不是批评，就像从来不是战斗一样。把学术问题直接上升为政治乃至法律问题，并赋以生死抉择的严重性，如此“科学的严肃的回答”，除了表明其赤裸裸地依恃强权逻辑或依恃赤裸裸的强权逻辑外，还能表明什么呢?反过来，除了诉诸恐吓，除了诉诸“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留下的泛政治化遗产，那些信奉强权逻辑的人又能诉诸什么呢?这些人从根本上蔑视学术意义上的平等交流和对话；对他们来说，马丁·布伯所说的“你—我”关系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单行道式的发话—受话关系。在这种近乎神秘的先验关系中，发话人永远是真理的持有和颁布者，而受话人如果不想唯唯喏喏，就必须懂得“沉默是金”。任何企图挑战这种关系的尝试都会被视为亵渎，都将受到制裁。这里，“科学的严肃的回答”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挑战者必须独自面对那像命运一样闪烁在字里行间的“最终解决方案”，那高悬在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不过，变化着的历史语境还是在发话人那里留下了痕迹。他们表面上气势如虹，但心底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不踏实，为此他们不仅要充分发挥其强权的政治优势，还要制造出某种弱者的道德优势。一位莅会的指导者在虚拟为对话的发言中说：“现在的问题远不是我们不允许你们存在，而是你们不允许我们存在了。”在未经刊布、但并非不正式的场合，她甚至摹仿人们记忆犹新的、曾用来煽动“文革烈火”的做法，把北京描绘成了一个大搞“精神污染”的人所联合经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以致这样一个事关中国新诗前途和命运的重要会议，只能被迫挪到重庆来开。如此以守为攻的策略，兵书上称为“哀兵之计”。问题是她用得不是地方。被指为把诗歌界弄得“乌烟瘴气”的人，其社会身分大都是些平民百姓；除了一颗脑袋，一支笔，他们一无足恃，凭什么，又怎么能“不允许”别人，尤其是权柄在握的指导者们“存在”?再说，发言中既已大量征用“历史”和“人民”以壮辞色，又何必要多此一“哀”?纯粹从策略的角度看，此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一副颐指气使的面孔，却非要嵌上一点悲愤的眉眼，岂不是太不“科学”太不“严肃”了?

诗歌界的“清除精神污染”从1983年9月一直持续到1984年春天，其间仅在《诗刊》上发表的有关批判(评)文章(包括转载的徐敬亚的检查)就达十数篇之多。除“三个崛起”外，在不同程度上被划入“污染”之列的还包括北岛的《慧星》、《一切》，舒婷的《流水线》，杨炼的《诺日朗》，顾城的《结束》等。他们都理所当然地既是“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特别是“现代派”)的传播者，又是受害者。对这类批判(评)不能一概而论；但考虑到格局上绝对的“一边倒”，将其称为一次小小的“运动”并不为过。奇怪的是，在相邻的领域，例如小说界，却不存在一场同步的运动。这似乎从另一角度支持了指导者有关诗歌界是一个“重灾区”的判断。

此后一段时间内的诗坛也确实呈现出某种“灾区”景象。曾有类民谣将其概括为“革命诗人不吹号，朦胧诗人睡大觉，小花小草咪咪笑”，总之一派平庸。这完全符合运动的逻辑，但也未免失之浮泛。事实上，只要不是仅仅着眼于官方的诗歌出版物，只要把目光从幻觉中的“诗坛中心”或“诗坛中心”的幻觉稍稍移开一点，就会发现广阔得多的诗歌景观。所谓“道失寻诸野”，诗歌最深厚、最不可摧折的活力源头总是在民间，其新的可能性的萌发和拓展，也更多来自民间。当然，“民间”并没有提供一个现成的诗歌价值尺度，同时对它内部的复杂性，包括它和与之相对的“官方”的某种同构关系，也必须有所充分估计；甚至可以说，在经历了严格的大一统意识形态的长期控制和渗透后，已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它在当代诗歌中毋宁说是一个借喻，喻指所有拒绝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坚持独立自主的诗歌立场、致力于诗歌自身的创造、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性的边缘写作。从“文革”初期到70年代末，从食指、黄翔到后来追认的所谓“白洋淀诗派”，到其时散布在北京、上海、贵州等地的秘密文学沙龙，这种写作在最初的十年内具有典型的“地下”性质，而“地下”状态又反过来促成了其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变。它在70、80年代之交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通过《今天》等民刊的汇聚和幅射而崭露头角，在随后有关“朦胧诗”的论争中获得了内蕴含混的命名，进而更多地经由诋毁者的口舌，大大扩展、深化了自身的影响。在我看来，这种影响的意义既不止于与所谓“官方诗坛”分庭抗礼，也不止于对既定意识和秩序的卓有成效的颠覆；它更是一种启示，启示着诗歌的血脉所在和薪火相传的方式。

作为一个热爱诗歌的人，一个诗歌工作者，我的看法首先来自我的阅读和交往经验。从《今天》创刊号上北岛和芒克的诗造成的最初冲击和震撼(那时我刚读大学二年级)，到来京后与各路朋友无以数计的彻夜聚谈，还有什么能比如此织成的纽带更能体现诗的自由本质，因而更可靠、更值得依赖?昏黄的灯光、劣质的烟草、廉价的高梁酒、低回的背景音乐、嘈嘈切切的语流……每一次聚谈都是一次相互砥砺，都是一次语言庆典，一次小小的灵魂节日。它们带来的是不断增进的理解、友爱、自信和对诗的敬畏、感激之情。怀着这样的心情，我读了杨炼的《礼魂》组诗，读了江河的《太阳和他的反光》中的若干章节，读了柏桦的《表达》、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欧阳江河的《悬棺》、翟永明的《女人》、廖亦武的《情侣》、海子的《亚洲铜》、西川的《起风》……正是这种出入于锐利的词锋、在沉入黑暗的郁闷和被照亮的喜悦之间转换不定、充满质疑、困惑、盘诘、推敲的阅读和交流，一点点粉碎着我的诗歌成见和制式教育残留的美学桎梏，更新着我的视野，锻炼着我的眼光。我不认为我是在过一种双重的精神生活：正如一册友人寄来的、油墨斑斑的《外国诗选》(从中我最早读到了华莱士·史蒂文斯和塞尔维娅·普拉斯的诗)会让我陶然沉醉一样，一首从灰蒙蒙的来稿中突然跳出来的诗，例如于坚的《罗家生》，也会让我好几个钟头兴奋莫名。但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我安于某种双重的精神生活，因为正是在二者的强烈反差中，我一天比一天意识到，当代诗歌中的边缘性写作业已形成了自己的小小传统，并日渐清晰地呈现出自己的生长谱系。

1985年2月号《诗刊》头条刊载了由公木、严辰、屠岸、辛笛、鲁黎、艾青等18位老诗人联署的、题为《为诗一呼》的文章。这是他们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为促进新诗走向繁荣而采取的联合行动。在这篇文章中，老诗人们同时向“各级文艺领导同志”、评论界、出版社和文学刊物发出了吁请，吁请他们注意“胡启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大会所致的贺词中”对“包括新诗在内”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有了空前的发展”的肯定，吁请他们(“重要的是各级文艺领导同志”)“应该重视新诗，要给予真正的关怀和实际的支持，要通过各种途径和采取各种方法，推动新诗的发展。”吁请的背后是不满，不满的背后是担忧，担忧的背后是正在悄悄兴起的商业化大潮，是各种势必导致诗歌的社会文化地位急剧下降的无意识力量的合流。老诗人们关爱新诗事业的拳拳之心确实令人动容，问题在于，这种“为民请命”式的呼吁将如何落到实处?它所诉诸的良知或悲怀是否能反过来成为其有效性的保证?

饶有兴味的是，于此前后一批更年轻的诗人也在纷纷采取“联合行动”。这种“联合行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吁请，吁请诗歌社会更多关注他们的存在；但在更大程度上却是一种回应，回应新诗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率先采取这一行动的是一批四川的校园诗人。他们以写所谓“莽汉”诗相号召，并自印诗集《怒汉》，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诗歌群落，其主要成员有李亚伟、万夏、胡冬等。1985年1月，由柏桦、周忠陵主持的民间诗刊《日日新》在成都创刊，同时创刊的民间诗刊还有署名四川省东方研究学会、整体主义研究会主办的《现代诗内部参考资料》。3月，由《他们》文学社主办的民间诗刊《他们》在南京创刊，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丁当等。4月，民间诗刊《海上》、《大陆》在上海创刊，主要撰稿人有孟浪、默默、陈东东、郁郁、王寅、陆忆敏、刘漫流等。6月，由燕晓东，尚仲敏主编的《大学生诗报》开辟“大学生诗会”栏，并撰文倡导“大学生诗派”。7月，署名四川省中国当代实验诗歌研究室主办的民间诗刊《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创刊；同时北京的一批青年诗人成立“圆明园诗社”，并自办民间诗刊《圆明园》，主要成员有黑大春、雪迪、大仙、刑天等……

这种组社团、办民刊的热情在其后的两、三年内有增无已，形成了一定影响的包括：86年3月，由四川省大学生诗人联合会主办的《中国当代诗歌》推出所谓继“朦胧诗”之后的“第二次浪潮”；5月，署名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现代文学信息室主办的民间诗刊《非非》创刊，主要成员有周伦佑、蓝马、杨黎等；稍后，《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在四川创刊，主要成员为石光华、宋渠、宋炜等；又稍后，黄翔等在贵州发起“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并印行同名诗报；87年3月，由廖亦武执编的民间诗歌出版物《巴蜀现代诗群》印行；5月，由孙文波等主持的民间诗刊《红旗》在四川成都创刊，由严力主持的《一行》诗刊同时在美国创刊；88年7月，由芒克、杨炼、唐晓渡发起，北京一批青年诗人成立“幸存者诗歌俱乐部”，并自印民间诗刊《幸存者》；9月，首倡“知识分子精神”的民间诗刊《倾向》创刊，主要成员有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等；11月，民间诗刊《北回归线》在杭州创刊，主要成员有梁晓明、耿占春、刘翔等。

回首那一时期的民间诗坛，真可谓风起云涌，众声喧哗。这既是在压抑机制下长期积累的诗歌应力的一次大爆发，也是当代诗歌的自身活力和能量的一次大开放，一场不折不扣的巴赫金所说的“语言狂欢”。如果说其规模、声势、话语和行为方式都很像是对“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滑稽摹仿的话，那么不应忘记，其无可争议的自发和多样性也构成了与前者的根本区别。或许，说这是一场中国式的达达主义运动更加合适。它在历史的上下文中恰好与前不久那场“清污”运动形成了反讽，并使“指导者”们控制局面、收复“失地”的愿望完全落空。形势变得越来越像W.叶芝在《基督重临》一诗中曾写到的那样：

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啊旋转，

猎鹰同再听不见主人的呼唤，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运动的高潮是1986年10月由《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主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据统计，共有84个民间诗歌群体(人数最少的只有一个——诗歌中真正的极大值)参加了先后分两期刊载的展出。当然数量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就像尝试借用商业方式运作(包括运动中提出来的那些针对“朦胧诗”的策略性口号)以推广诗歌尽管称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意，但并没有给这场运动额外增添什么光彩一样。这场运动的最大成果，在于使“朦胧诗”之后一直蕴酿着的二次变构表面化了。新一代诗人自我确认式的介入表明，多元化已不可逆转地成为当代诗歌的基本价值取向，寻求自律的诗正越来越成为它自己的意识形态，而这同时意味着其可能性在生命／语言界面上更广阔、更深入的探索和拓展。由于运动，“第三代诗人”或“第三代诗”成了风行一时、臧否激烈的谈资，进而成为批评家和教授们的研究课题。很少有人想到，这一集体命名或批评术语的最初版权，竟应归属于毛泽东和当年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我所目睹的有关这场运动最令人感动，也最戏剧化的一幕发生在《诗刊》办公室。当时我正在看稿。一劲男一靓女满面风尘，合拎着一个大旅行袋，像冒出来似地突然出现在身后。未等我开口询问，他们已从旅行袋中取出一面卷着的旗帜，“呼”地一下展开。旗帜大约有近两米长，半米宽，紫平绒作底，镶着金黄的流苏，上面赫然一行亦魏亦楷、遒劲沉雄的大字也是金黄的，写的是“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我一时惊诧，口中讷讷,却又见他们收起旗帜，复从旅行袋中取出沉沉的一卷纸，在地上“啪”地打开。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叠铅印的诗报，刊头处亦题着“中国诗歌天体星团”，与旗帜上的显是出于一人之手。此时但听那劲男开口道：“我们是贵州的黑豹子，到北京咬人来啦!”这话听来像是在背事先准备好的台词，我不觉“哈”地一下笑出了声。我说写诗就写诗吧，怎么还要咬人啊。这两人却不笑，仍是一脸庄重，也许是紧张。交谈之下，劲男说他姓王，本来身患重病，在医院躺着，差不多已被医生判了死刑。但一听说要来北京，陡地浑身是劲，瞒着医生爬窗户，从医院直接上了火车。“我太热爱诗了”，他攥了攥拳头：“只要是为诗做事，豁出命来我也干。”我无法不相信他的故事，无法不为之太息。最后他指着地下的诗报说：“这是我们自己筹款印的，想送给诗刊社的老师每人一份。如果愿意，就给一块钱的工本费，不给也不要紧。”我还能说什么?赶紧掏钱买了五份。我记得那是1986年初冬。

隔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滤网，当然不能指望《诗刊》会对那些正在民间的广阔原野上驰骋嘶鸣的诗歌黑马作出直接回应；但既是生活在同一片时代的天空下，它自也会有自己的机遇和峥嵘。在这里工作的，毕竟大多是第一流且经验丰富的编辑。他们的敏感，他们为诗歌服务的热情，他们忘我的工作精神，使《诗刊》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失却过重心。

吴家瑾，头脑无比清醒、心思极为缜密、永不知疲倦为何物的编辑部主任。任何时候你去她的办公室，都会看到她在埋头伏案。教会学校出身，拉过小提琴，少时即投身革命。在一次话题广泛的交谈中她突然从唯物论的角度说到信仰。她说早年在教会学校时曾请教过一位牧师，怎样证明上帝的存在?牧师回答：想想电。电看不见，摸不着，但它能使灯炮发光。由此我知道勤勉地工作之于她意味着什么，而她的历练又为何毫不影响她心态的年轻。她总是谦称她不懂诗，但正是由于她的慧眼和坚持，金丝燕的《诗的禁欲与奴性的放荡》一文才得以在《诗刊》1986年12月号发表。在我看来，该文或许是整个80年代见载于《诗刊》的最精采、最有冲击力的诗学文章。

王燕生，诗歌界公认的“大朋友”，一只地地道道的诗歌骆驼。他的古道热肠使他们的家门敞向四面八方，使他的桃李遍及江南塞北，也使他曾经英俊的容颜早衰，使他年不及五十便两鬓飞雪。他一年的发稿量，往往比三个人加起来还要多。但他对《诗刊》的最大贡献，恐怕还得算从1981年起，连续组织、主持了十余期原则上每年一届的“青春诗会”，后者在许多年轻人的心目中，无异当代的“诗歌黄埔”。把他和朋友们联系在一起的不但是诗，还有酒；而推杯换盏中和酒香一起弥漫的，不但是友情，是逸兴，还有难得一抒的忧思和不平之气。我不会忘记1987年冬某日，为了王若水、吴祖光、刘宾雁等被开除出党，他下班后将我这个群众拽至家中饮谈。那次我们差不多喝掉了整整三瓶白酒，其结果是第二天起床后不得不花十分钟找他的鞋。

雷霆，自称“快乐的大头兵”。我从未问过他这么说时心中是否想着帅克，但假如我真这么问，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确实，在经受了太多的欺瞒和挫败之后，还有什么能比保有帅克式的自嘲、帅克式的机警、帅克式的幽默更值得成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快乐之源?问题在于真要修炼到帅克式的境界决非易事，因此我宁愿认为他的快乐更多地来自他的淡泊和自我安妥。他坚持按自己的时间表和节奏安排工作，毫不在意这样的我行我素对管理体制意味着什么。如果凑巧听到了批评，他会伴以无辜的表情一笑了之。“你不能照着某种固定的程序写诗，因此也没有必要当一个小公务员式的诗歌编辑”，私下里他曾对我传授道：“他们总是盯着我上班迟到，却看不到我差不多天天都最晚回家，更甭说业余投入的大量时间了。我不会和谁计较，关键在于”，他按了按胸口：“咱对得起良心。”

热烈而自持，放达而勤恳，胸有丘壑而又克尽职守——如此的评价并非适用于其时《诗刊》的每一个编辑，我试图勾勒的是某种集体人格(当然是它的“正面”)。正是依靠这样的集体人格，《诗刊》同仁们群策群力。于1984年下半年，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办起了“诗刊社全国青年诗歌刊授学院”及院刊《未名诗人》，以一方面吸引更多的青年读者，应对相继创建的众多兄弟诗歌报刊的竞争局面，一方面适应逐渐增强的商业大潮的冲击，改善日见窘迫的财政收支状况(与此同时还创办了一份内部发行的《〈诗刊〉通讯》，那是我到《诗刊》后独当一面负责的第一个项目)；也正是依靠这样的集体人格，在随后邹荻帆先生因病住院、邵燕祥先生坚决请辞，事实上无人主持视事的一段时间里，《诗刊》的日常工作照旧有条不紊地进行，基本未受影响。就我个人而言，我很乐意分享这种集体人格，犹如朋友们的诗所带来的震撼，总是被我视为不断摆脱诗歌蒙昧状态的自身努力的一部分。写到这里我能感到一股微温从心头直传到指尖，但我知道这和时间的魔术或中年的感伤无关。确实，80年代《诗刊》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之于我远较90年代值得忆念；它还没有，或者说还来不及变得像后来那样冷漠，那样势利，那样雇拥化，那样在两眼向上的政客和文牍主义的官僚作风的窒息下麻木不仁，散发着某种令人感到屈辱的腐败和慢性中毒的气味。

随着“大气候”在经历了周期性的震荡后又一次摆向宽松，《诗刊》也开始再度舒展它的腰肢。“诗歌政协”式的“拼盘”风格仍然是免不了的，但变化也甚为明显，这就是以前瞻的目光进一步敞向青年。1984年第8期《诗刊》非同寻常地以头条发表了邵燕祥的长诗《中国，怎样面对挑战》。在这首以深重的忧患意识(“危险，／不在天外的乌云，／而在萧墙之内”)为背景的诗中，“五十年代的青春”和“八十年代的青春”形成了一种错综的对话，从而共同凸现出“新鲜的岁月快来吧”这一未来向度上的呼唤。应该说，邵燕祥的呼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诗刊》大多同仁的心声(就像他传达“重庆诗会精神”时阴云密布的表情汇聚着同一的“痛彻肝肠的战栗”一样)。随后《诗刊》的一系列举措显然都和更多地面向青年读者，致力于拓展自己的“新鲜岁月”有关，包括第10期的“无名诗人作品专号”、1985年第4、7两期的“八十年代外国诗特辑”、第5期的“青年诗页”、第8期的“朗诵诗特辑”、第9期的“外国爱情诗特辑”等。尤其是新辟的“无名诗人专号”，作为每年第10期的特色栏目，在此后数年内备受欢迎和关注，事实上和年度的“青春诗会”及刊授学院改稿会一起，构成《诗刊》不同梯次作者的“战略后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