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新变种种

　　白烨：由于社会生活的变迁和文化环境的变异，文学期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遇到一定的挑战。因此，守经达权，适时应变，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近年来的文学期刊，在不屈不挠的执著坚守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动向，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一些刊物通过增发长篇小说，编发特色专辑等方式，使刊物在提供优质文学作品、推出新人新作等方面，更有品质，更见个性。文学期刊成为观察年度长篇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窗口。一些刊物已开始与网站、电商等进行合作，并纷纷开设微信公众号，使文学期刊进入数字化传播渠道，为更多的读者了解刊物、购买刊物提供了新的方式与可能。

　　梁鸿鹰：没有富于内涵的优质的文学刊物，国民的文学阅读和教育将会失衡、缺色，文学期刊对文学作品和创作者塑造、历练和筛选作用极大。文学期刊孕育、培养和见证了许多伟大作家、伟大作品，成为影视改编、文化再开发的源头。当前文学期刊回暖，表现之一是容量增大了不少，变为上半月、下半月刊，有了长篇专刊、古体诗刊，推出了增刊等，而且功能增大增强，《人民文学》增加了多种外文版，《民族文学》推出多民族语种版，《北京文学》增加了选刊。借助数字化、电子化，文学刊物各显神通，催生了不同版本样式。

　　黄发有：积极探索媒体融合之路，是文学期刊最近几年最为明显的变化。像《人民文学》的官方微博、APP平台“人民文学醒客”和微信公众号，都有很高的关注度，促进了刊物与读者之间的深层互动。像《十月》《当代》《钟山》《花城》《北京文学》等名刊，都结合实际情况，有效地使用新媒体手段，为期刊发展开拓新的空间。《收获》建立了淘宝店和亚马逊店，开辟了期刊营销的新通道。不少文学期刊都意识到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守住品牌才能进一步提升品牌的影响力，有鲜明特色的文学内容才是期刊的立足之本，必须在发挥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寻找新的生长点。再次，文学期刊拥有了越来越明确的国际视野。《人民文学》将中国当代文学推介到国外有一个实践摸索的过程，但一定会拓展当代文学的传播空间，促进中外文学的交流。

　　杨晓升：文学期刊求变最早其实始于上世纪末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那时候传统文学期刊改版革新几乎成风，最直观的是革新开本、封面、纸张、装帧设计，栏目也从过去传统的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报告文学，衍生出一些标新立异的名字，力图摆脱陈旧视觉吸引读者眼球，有的甚至脱离文学的宗旨改弦易辙尝试其他形式和内容，事实证明，远离了文学没有出路。当前文学期刊的改版和改革则相对趋于理性，不再追求形式和内容的标新立异，而是立足文学拓展文学的内容、形式和空间，向文史或社会文化延伸，印象较深的有《天涯》的“民间语文”、《作家》的“作家地理”、《北京文学》的“现实中国”和“文化观察”等，这些尝试都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变化背后的动因所在

　　白烨：文学期刊种种新的变化，背后都有在内里起推导作用的因素。从最直接的原因上看，首先是文学期刊的主办者、编辑者，在文学自信与文学自觉基本理念的主导下，审时度势，相机而动，在刊物的品质保证、特色打造和运作营销等方面，运筹帷幄，积极开拓。从间接的方面看，从90年代起形成的市场经济，新世纪兴起的网络科技，在给文学期刊带来种种冲击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机遇、新的通道。还有一个动因也很重要，那就是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仍然在广大读者中享受较高的声誉，他们对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仍然充满阅读期待，优质的文学作品依然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这个基础性的东西最为重要，因为有这个无比雄厚的基础，文学期刊就有自己生存与发展的良好土壤。

　　梁鸿鹰：文学刊物发展出现的好迹象，反映的是文化自信的提高、原创自觉的提高。作家创造性劳动得到尊重，稿酬不再长期徘徊于低位，逐步有所提高，且幅度越来越大，作家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和维护。互联网飞速发展让文学期刊进入网络便利快车道，在销售推广方面，电商、微店等等都发挥着作用。文化开发热潮的助推，使人们日益强烈地意识到，没有文学原创，再生文化资源就会陷于枯竭，电影、话剧、网剧和游戏等，必须不断地从文学期刊、从经过了优胜劣汰的淘洗后显现出来的文学创造中寻找到一切应有的元素。

　　黄发有：最近几年文学期刊逐渐向好的发展趋势，和政策的积极扶持有密切的关联。尤其是江苏、广东、上海、湖北等地，都加大了对品牌性文学期刊的扶持力度，使得文学期刊不必迎合市场趣味，而是在保持艺术品位的前提下，打造独特的艺术魅力，步步为营地拓展市场空间。在大的趋势上，纸质传媒的生存与发展确实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一方面是新媒体的强势崛起，对文学期刊形成一种挤出效应；另一方面是文学期刊的读者正在不断老化，对习惯了新媒体的年轻读者的吸引力在不断下降。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文学期刊的编辑们一方面坚持着自己的文学理想，另一方面也以一种危机意识求新求变。

　　杨晓升：文学期刊和文学阅读回归常态，文学期刊自身有心理落差和心理焦虑，而报刊媒体的爆炸式发展、文化多元和阅读多元之后，文学期刊普遍面临读者分流和生存挑战的一种必然。文学期刊无论如何标新立异，无论如何突围和突破，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对文学的坚守，对新人始终不懈的发现培育和对精品力作的推举，如果没有文学新人的不断涌现和文学精品力作的不断推举，无异于本末倒置，即使你以其他手段和形式赢得了生存，你也丧失了文学期刊应有的责任和存在的价值。

　　面对数字化阅读主动作为

　　白烨：面对数字化传播、电子化阅读给文学造成的巨大冲击和机遇，显然既需要一定的定力，又需要一定的能力。在宏观层面上，要有立于“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的文化自信，基于“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的文学自信。在微观层面上，要有立于对自己刊物的属性与特点的清醒自知与充分自信。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坚定心态，也要有适应新的环境、新的读者的应变能力。要具有推出有锐气新人、提供高品质作品的能力，要有面对新文化环境和文学受众宣传刊物、营销刊物的能力。

　　梁鸿鹰：数字化不会成为文学刊物的终结者，就像互联网不是文学的敌人一样，运用好数字化这个利器，可以让文学原创得到更好的发展，文学刊物既要坚持办刊的理想与标准，又要在传播渠道上做出积极调整。文学刊物的长处在于有文学理想、原创内容以及入门底线，能够在数字化时代依然处于文学创作与生产的高端位置，如何利用好这一优势，并将之以新媒体、新技术、新的传播方式表现出来，是文学刊物发展的重要契机，近年来《当代》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十月》对艺术质量的提升，在新媒体上也得到了积极的效果。

　　黄发有：在新的媒体环境中，媒介融合渐成趋势。如果文学期刊放弃自身优势，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都向影视艺术、网络文学靠拢，这必然会造成信息和产品的相似与雷同，使得读者无法从阅读文学期刊中得到独特的体会，满足其深度阅读的需求。也就是说，文学期刊成为影像、网络的注释，它仅仅是一种附属产品，是一种完全可以被替代的选择，失去了核心竞争力。印刷传媒最为重要的优势，在于信息的深度呈现。应该结合语言艺术的基本特征，一方面密切关注现实生活，深入挖掘时代精神的复杂内涵，另一方面激发文学语言的艺术潜能，探索新的艺术领地。面对瞬息万变的媒体风尚，坚持深度路线是文学期刊以不变应万变的发展战略。

　　杨晓升：要努力探索与新媒体的有效合作，寻求并拓展文学期刊新的发行与传播途径，实现文学期刊的发行、传播、价值与利益的最大化。《收获》的微信公众号粉丝据悉已达10万，已经具备植入广告的条件，“随时记录，灵感同步；专业辅导，直连出版；你写书，我们读懂你”的口号十分响亮。《北京文学》与一些专业电子期刊、专业网站或移动终端文化传播公司合作，逐步实现刊物内容的电子化收费阅读；与新浪网合作，率先在全国文学期刊中尝试文学颁奖活动的微博现场同步直播，为刊物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文学期刊发展需要多方支持

　　白烨：办好文学期刊，既是文学期刊主办者、编辑者的事，也是文学界、文化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事。事实上，一份文学期刊办得好与不好，是一个社会性的综合工程。宣传文化领导部门要看到文学期刊的重要所在，理解文学期刊的难处所在，在政策上、财政上给予一定的优惠与切实的支持，使众多的文学期刊从创收节支的生存困境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组编作品，办好刊物。新媒体的文化从业人员在意识上和工作中给文学期刊多一份关照，留一方地盘，为文学期刊的发行与营销尽一份心力，添一份动力。文学期刊读者是相关利益人在“不忘初心“的相守中对文学期刊要持续葆有热情，就期刊的作品质量、选题方向以及自己的喜好与需求等，及时提出看法，反馈阅读意见，刊物的编与读形成良性互动。

　　梁鸿鹰：文学期刊是一种文化形态，根植于人们的精神需求中，其发展讲传承、有规律、周期长。相对于国外文学刊物主要依赖于市场、基金等的运作方式，我国文学刊物主要是一种文学事业，多属于各级作协或各大出版社。要真正落实中央精神，视文学刊物为启迪心灵的阵地，让之成为文化薪火相传、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的平台，而不是把文学刊物只当成产业来办，一味推向市场，要保证办刊经费，并逐年有所提高。要把文学刊物纳入国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框架内，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农家书屋。要制定加大扶持力度的经济政策，在税收、邮发、印制、运输等方面予以优惠，让优秀文学刊物阅读进一步融入人们的精神生活。

　　黄发有：最近几年，尽管有不少文学期刊进入了“小阳春”，但是，总体上还是喜忧参半，一些边缘地区缺乏资金支持的文学期刊还是在艰难中挣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学期刊不能全靠政府拨款，在平庸中苟活的文学期刊应当被淘汰，应该提升自己的市场生存能力。文化部门也应该选择一部分有品牌价值的文学期刊给予资助。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布厄迪尔说过：“只有国家才有能力维持一种没有市场的文化。我们不能让文化生产依赖于市场的偶然性或者资助者的兴致。”衡量文学的标准除了市场标准之外，还有艺术标准。在中国优秀的当代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不少作品有顽强艺术生命力，历久弥新，既有艺术价值，也有市场价值。其中也有一些作品曲高和寡，但是有可能成为民族文化的积累，传承独特文学精神。优秀的文学期刊需多方支持，有文化价值却“没有市场的”文学同样需要。

　　杨晓升：文学期刊绝不能用市场标尺和市场效益作简单衡量。更何况，原创文学期刊发表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等其他形式的作品，被其他载体的再度传播，原创文学期刊都难以获益；原创文学期刊所发现、培育和扶持成名的作家，也不能像艺人签约或球员转会一样获取丰厚的回报。原创文学期刊及其文学编辑所做的工作，很大程度都只属于公益文学、文化事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期刊的作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同样失去土壤和根基，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也将会步履维艰，难以想象。所以，文学期刊需要社会各方尤其是政府的全方位扶持。

　　（梁鸿鹰为《文艺报》总编辑，白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发有为南京大学教授，杨晓升为《北京文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