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视角不同，诗歌景观大不相同

以前30年，以至五四以来的新诗发展为参照，以一般的进化规律为内在视角，认为近年来的诗歌创作普遍繁荣甚至空前繁荣是可以成立的；　然而，若将参照置换为世界当代诗歌，将内在视角置换为诗歌本体，则会描述出别一种景观，给出别一种评价

关于新诗本质上的缺陷，早在新诗草创期，周作人、俞平伯等就一再发出抱怨，穆木天甚至就此尖锐地指责胡适是“最大的罪人”。但他也同样未能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文本，新诗在此方面不仅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也一时乏善可陈。因此，围绕新诗价值的争论，百年来从未中断。

新世纪以来，网络勃兴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空间又加剧了这种论争，十年前的“梨花体”事件和六年前的“羊羔体”事件，又将新诗争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沸点，甚至有人将此视为中国新诗形象的沦丧。

对于新诗存在的问题，著名文学评论家唐晓渡说，今天新诗存在的问题，并非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有些问题多年前就已经存在，问题的解决也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中国新诗到底产生了哪些问题，如何才能解决问题，这是唐晓渡30年来一直致力研究的理论课题，仅仅在去年，他就先后推出两部诗歌随笔集《镜内镜外》和《先行到失败中去》。两部新著写作时间跨度30年的文字，恰恰为我们勾勒并呈现了中国当代诗歌发展流变的全过程，以及中国当代诗人的精神内核。

唐晓渡说，新诗未来的走向即孕育于当下现状的发展中，这是可以肯定的。“我无力、也不想具体测定新诗的未来走向。以前30年，以至五四以来的新诗发展为参照，以一般的进化规律为内在视角，认为近年来的诗歌创作普遍繁荣甚至空前繁荣，是可以成立的；　然而，若将参照置换为世界当代诗歌，将内在视角置换为诗歌本体，则会描述出别一种景观，给出别一种评价。这种景观和评价，我称之为‘困境’。它同样是普遍的，以至是空前的。”

2  从创作而言，新诗存在四大困境

对于生命的困境，由“回到人本身”而“回到诗本身”，记录着近年来新诗发展的主导轨迹。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分析文化困境，首先必须置于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一直存在的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来认识

从诗歌创作方面而言，唐晓渡认为新诗存在生命的、文化的、自由的和语言的困境。

记者注意到，早在20多年前，唐晓渡就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这位批评家当年观察到的问题，至今并未得到解决，有些甚至还有加剧的倾向。对此，唐晓渡并不认为难以理解，因为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太大了，对于生命的体认，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不太可能一蹴而就。

唐晓渡对诗歌所处困境的分析，是他以诗人、批评家兼具的身份，是他以参与者的身份，是他的在场，是他亲历得出来的思考。

对于生命的困境，唐晓渡说，由“回到人本身”而“回到诗本身”，记录着近年来新诗发展的主导轨迹。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但“回到人本身”不是抽象的。从强调“自我”的重要到生命意识的持续高涨，与之相伴随的是那种先入为主又不容分说的旧诗歌观念的不断解体，个体的主体性不断得以确立，它带来了个人独特经验和创造才能的双重洞开，而这正是所谓“开放”相对于诗的基本涵义，同时也带来了深刻而持续的价值危机。

生命的困境即以此为背景呈现，其情形与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之后西方的境况大致相似。偶像不复存在，个体因此而被置于某种无所凭据的游离、孤悬和分裂状态。不止是一代诗人“情不知所钟，魂不知所系”，软弱无力和骚动不宁成了最常见的两种精神状态。一部分人转向传统的“静观”以求超脱，但未必求得了一条真正的超脱之途；　一部分人则借诗转移长期的生命压抑，使之成为纯粹个人情绪的宣泄和投射。

“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反思造成了更深刻的‘荒原感’，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普遍的脱节、断裂以至严重的对立情绪。最极端的甚至将这种困境归咎于人种的质量。这些诗人的真诚不容置疑。它尖锐地提示着一个问题，即我们究竟依靠什么维系自身的生命，从而维系诗？”

分析文化困境，唐晓渡认为首先必须置于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一直存在的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困境从未消除，但长期的闭关自守掩盖了这一点，同时又激化了它。随着对外开放带来的视野的日渐扩大，对自身停滞和贫乏的意识也逐步增加。僵硬保守或竞相模仿固属可悲可笑，但创新的可能性似乎又确实微乎其微。文化进程的时间性以复杂的空间并存形式横陈在我们面前。

现代西方文化的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精神内蕴，我们很难“错认他乡作故乡”，唐晓渡就此提出了应该反思的问题：既然其中超前地包含了人类文明一般进程的共同处境和共同问题，我们将何以回避？又据何超越？我们文化上的真正故乡又在哪里？困境于此不是表现为缺少选择的可能，而是表现为某种程度上失去了选择的能力。由此而反观当时较为突出的所谓“寻根”和“反文化”这两种诗歌现象，实在发人深省。

唐晓渡说，前者除少数人外，大都流于浮夸虚玄，它又一次证明传统文化就整体而言，已无从作为真正强有力的文化——心理依据；　后者的情况较为复杂，但至少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近于某种自我再剥夺。它不但没有取消文化之于诗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是突出了诗人广泛汲取人类文明精华的必要，否则我们就只能在贫乏的内容和粗陋的形式中了此一生。

3  语言困境是其他三种困境的结合

青年诗人的自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转化成了真正的诗的创造……语言的困境是上述三种困境的结合，这也是诗本身的困境

对于自由的困境，唐晓渡追问的是，青年诗人的自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转化成了真正的诗的创造？他说他无意对那些或陷于苦闷彷徨而感到难有作为，或拼命生活以充塞难耐的空虚和寂寞时刻的现象进行泛泛的评价，而只想强调，并非所有的人都具有承诺自由的能力这一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成了某种负担，成了逃避现实、逃避自我的借口，正如在那些对诗或把玩不恭，或随心所欲的人那里，自由成了一种奢侈一样。”

语言的困境是上述三种困境的结合，这也是诗本身的困境。唐晓渡说他并非是在贬低近年新诗发展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但说到底，究竟有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以诗的名义开口说话，这种“话”不但有其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而且深刻揭示了我们的存在本质？不但有着强烈的个性色彩，而且对更新民族语言做出了突出贡献？究竟有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回到了这个意义上的“诗本身”，而不是使之成为一个徒具其表的口号，甚至满足在这一口号掩护下非诗的功利需求？唐晓渡进一步解释说，这里是采用口语还是采用书面语，是诉诸非意象的直接性还是诉诸充分意象化的间接性，只是第二义的问题，关键在于：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语言就是语言，它在生命和灵魂的临界点上自身具足；偏狭的功利和情感需要却又一再把它降为仅仅是个人表达的工具。

4  困境是新诗走向真正繁荣的重要条件

正如危机是和生机一起到来的，在困境中也隐含着出路……困境是诗在回到自身的过程中所必然面临并将不断面临的现象，它构成了并将不断构成新诗走向真正繁荣的重要条件和中介环节

“我所说的困境远不是一个消极的、仅仅令人悲观的事实。正如危机是和生机一起到来的，在困境中也隐含着出路。”唐晓渡说，许多诗人也一直在为此进行种种探寻和实验。困境是对诗人的生命和创造力的激发和考验。真正的诗人不仅不回避困境，相反他自觉地突入困境，并通过坚韧不拔的努力，获得新的综合和超越的可能。困境是诗在回到自身的过程中所必然面临并将不断面临的现象，它构成了并将不断构成新诗走向真正繁荣的重要条件和中介环节。就总的趋势而言，通过个体主体性的深入而走向多元化，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新诗发展的内在目标。只有当它不再如目前这样，更多地还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成为生生不息的动态平衡机制，不再如目前这样，更多地还只是品种、数量的迅速增殖，而成为品位、质量的至上追求；　不再如目前这样，更多地还只是拘泥于自身格局的纵向演进，而成为无愧于诗的光荣的当代世界诗歌秩序的有机组成的时候，我们才能献上由衷而谨慎的赞词。

诗有自己的命运，包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无法就此抽象地表示悲观或乐观，真正值得思考的是那些必须记取的历史教训。

唐晓渡一再强调，诗歌在公众舆论中的衰败构成了当下一个小小的文化景观。然而，立足诗歌自身的立场，情况也可能相反：正在衰败的不是诗，而恰恰是那种认为每况愈下的公众舆论，是这种舆论看待诗的一贯眼光，是形成这种眼光的内在逻辑以及将其与诗联系在一起的共同记忆。诗歌的困境，或低潮，都是深入自身的契机。然而许多年来这种情况并未得到改善，反倒愈演愈烈。他追问的是，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地读一本诗集甚至是一首诗，或真诚地面对诗歌说话？与此同时，高度发达的网络和把一切娱乐化的时尚交互作用，又使得人们越来越目中无诗，而只对层出不穷的诗歌事件有兴趣，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梨花体，乱象丛生，真正的好诗却被遮蔽和遗忘。

唐晓渡说，诗歌被边缘化是当代世界的普遍现象，但如此被恶搞，则为中国所独有。在这个意义上，唐晓渡认为，“诗歌之死”在特定的语境中早已不只是一种可能，而是一直在发生。对于如何走出困境，唐晓渡建议大家首先不妨重新做一个读者，他相信中国并不缺少真正热爱诗歌的人，相当多的诗人在默默地坚韧地写作，不断挑战新的难度，而不是热衷于制造事件，必要时闹出一点丑闻，以此提高知名度，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诗歌在中国无论境遇如何，都会一直活下去。而从大的格局来说，正如他30年前所说，当代新诗注定会在艰难的路途上行走一段时间，无论如何，通过个体主体性的确立，我们已经获得了并将不断获得新的起点，这是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起点，诗人们将做出越来越有力的选择，在多元的格局中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从而不断在失重中达到平衡，于混乱中建立新的秩序。在这种重构中，诗将真正成为对生存和价值的双重探索；真正成为新文化的创造。

观点1

今天新诗存在的问题，并非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有些问题多年前就已经存在，问题的解决也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

观点2

从诗歌创作方面而言，新诗存在生命的、文化的、自由的和语言的困境

观点3

困境是诗在回到自身的过程中所必然面临并将不断面临的现象，它构成了并将不断构成新诗走向真正繁荣的重要条件和中介环节

观点4

诗有自己的命运，包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无法就此抽象地表示悲观或乐观，真正值得思考的是那些必须记取的历史教训

观点5

正在衰败的不是诗，而恰恰是那种认为每况愈下的公众舆论，是这种舆论看待诗的一贯眼光，是形成这种眼光的内在逻辑以及将其与诗联系在一起的共同记忆

观点6

诗歌被边缘化是当代世界的普遍现象，但如此被恶搞，则为中国所独有

人物简介：

著名诗歌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当代国际诗坛》主编。多年来主要致力于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先锋诗歌的研究、评论和编纂工作，兼及诗歌创作和翻译。著有诗论、诗歌随笔集　《唐晓渡诗学论集》《今天是每一天》等9种；　译有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文论集《小说的艺术》等；主编“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多卷本、“当代诗歌潮流回顾丛书”多卷本等；另编选有《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当代先锋诗三十年——谱系和典藏》　等十数种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