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东升:柏桦的诗观与写作

作者:周东升   2016年08月29日 11:26  中国诗歌网    392    收藏

在一次访谈中,柏桦说:“诗歌于我意味着打发时间,真的,就是打发时间!但注意,我这个说法是说给懂得的人听的。”即便诗人做了刻意的强调,这样的诗观仍然容易引起误解:“打发时间”,也就意味着无聊,而无聊的生命如何产生好的诗歌?诗歌如此高贵,怎么可以用于打发时间呢?在这样的道德追问中,诗人形象不免要被矮化。但是,换一种思路,这句话就有了另外的意味:柏桦基于何种时间体验,将诗歌写作与“打发时间”联系在一起?“打发时间”的写作意义何在?它对柏桦的诗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事实上,熟悉柏桦作品的读者,并不难发现“打发时间”的特殊内涵和意义。

  柏桦的回忆录《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我的下午就是一刻不停地挤走时间,就象蜡一刻不停地燃完它最后一滴细小的油。我开始翻箱倒柜,寻找一切可以玩耍的东西。我甚至在一盒色彩各异的扣子里流连了整整一个小时,我反复摇动这个盒子,一遍又一遍静听扣子的清脆声响在我的耳畔。……下午5点钟,我已再无东西可玩了,但离6点似乎还很远、很长;这6点,这茫茫宇宙中一个人为的钟点似乎漆黑难辨、永无尽头。”这是诗人对6岁时被父母锁在家中的情形的追忆,由父母设定的外在时间——一个下午——被强行施加给6岁的儿童,而对于“只能把握10分钟的事物”的儿童来说,要独自应对这整整一个异己的下午,不啻面临一场敌我悬殊的战役,他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对抗这难以忍受的虚空,去消解规训手段施与自由生命的压抑。柏桦对整个事件的细节描述历历在目,可见体验之深刻。在这里,空间的拘束和缺少玩伴所造成的无趣,也全部转化为时间的焦虑。柏桦将这一事件描述为“生活之诗”,并认为这“生活之诗”促使他“迈出诗歌的第一步”。不论诗人此处的自我溯源准确与否,即便作为一个成长的寓言来读,我们也可以发现柏桦意识中的时间焦虑。在诗人早期作品中,这种焦虑几乎无处不在。诗人写于1979年的《给一个有病的小男孩》中写道:“凝固的黄昏是一个有病的小男孩”,这里的童年经验是不言而喻的,时间的静止与疾病的超现实关联,正是时间焦虑的形象说法。萦绕在《表达》中的“白色的”、“无法表达的情绪”,也可以理解为这种焦虑的变形。流传甚广的《唯有旧日子带给我幸福》,一开头便是对时间的直接抒写:“墙上的挂钟还是那个样子/低沉的声音从里面发出/不知受着怎样一种忧郁的折磨/时间也变得空虚/像冬日的薄雾”。曾在洪子诚的诗歌课上被反复讨论的《琼斯敦》则以极端的方式呈现了对外在时间的激烈抗争:“性急与失望四处蔓延/示威的牙齿啃着难捱的时日/男孩们胸中的军火渴望爆炸”。诗人对“琼斯敦事件”的审美化表述,并不指向个人体验之外的任何社会现实,而是在隐喻的层面,将其作为表现生命压抑以及突破压抑的手段。

  《左边》一书多次描述过诗人个体生命的自由渴望与日常时间、公共时间的规训制度之间的冲突。其中广东读书、科技情报所工作时期的对抗最为激烈,而书中语焉不详的柏桦研究生退学事件,其实也是这种冲突不能调和的结果。不论是自传体的追忆,还是诗歌的表达,我们都可以发现柏桦对于时间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性。而这种敏感性的结果,并不必然是病态的、急切的、焦虑的、神经质的,也可以是缓慢的、温婉的、神秘的、日常化的。诗人刘翔在《柏桦诗歌中的快与慢》一文中,根据柏桦自己在《左边》的讲诉,描绘了柏桦诗歌中快、慢两种不同风格,并将之分别归结为母亲和父亲的影响。这个说法确实抓住了柏桦诗歌的外在特征,但它并未发现这不同的风格皆是基于共同的时间敏感性,因此无法对柏桦诗歌的复杂性给出遗传学之外的合理解释。那些所谓的“母亲式”诗歌与所谓的“父亲式”诗歌在时间的体验上并无本质的区别,不同的是,前者重在表现对外在的日常时间和公共时间的激烈对抗和诅咒,而后者则是对内在生命时间的深情挽留与歌咏,比如,《夏天还很远》就是一曲时光的挽留之歌, “一日逝去又一日/某种东西暗中接近你……真快呀,一出生就消失/所有的善在十月的夜晚进来……夏天还很远”,又比如《现实》,“呵,前途、阅读、转身/一切都是慢的//长夜里,收割并非出自必要/长夜里,速度应该省掉”,“慢”、“长”、“速度”正是对时间的辩证反思。

  随着时间的流逝,内在生命与外在时间的关系也在柏桦的写作中发生着微妙变化。年轻时诗人觉得“那时唯一拥有的就是时间。时间真是多得用不完,而且似乎越用越多,越用越慢。”,内在生命渴望成长,而外在时间琐碎、漫长,这种冲突反映在早期诗歌写作中,产生了对抗性的主题和风格。接近中年,个体生命的流逝越发引起诗人的警觉,柏桦诗歌的“慢”也就越来明显。事实上,早在1988年,敏锐的诗人就已确切感知到内在生命时间的变化。写于此年10月的《往事》,透露出岁月的“感伤”:“我已集中精力看到了/中午的清风/它吹拂相遇的眼神”。诗歌中与老年 “无辜的使者”的一次幽会,并非什么“旧时代的风流韵事”,而是一个隐喻,是诗人对时间和衰老的一次陌生化的打量。童年埋下的对时间的敌意,在这“伤感”而“仁慈”的相遇中,被稀释了。但直至90年代以后,柏桦源于时间太多的青春焦虑,才真正得到缓解。诸如1990、1991年的几首所写:“长夜里,收割并非出自必要/长夜里,速度应该省掉” (《现实》);“这是纤细的下午四点/他老了……他决定去五台山/那意思是不要捉死蛇” (《以桦皮为衣的人》); “但青春和风提不高矮子/但我正面对此事” (《爱的运动》);:“这漂泊物应该回去/寂寞已伤了他的身子” (《未来》); “啊,我得感谢你们/我认识了时光”(《衰老经》),在这些诗句中,既有青春的告别与反思,也有隐退的寓言和未来的期许。1992年,柏桦由南京返回成都,从此告别了青春作伴的漫游生活。第二年,诗人写下了青春的挽歌《广陵散》:“幸福就快报废了/一个男孩写下一行诗//唉,一行诗,只有一行诗……冬天的江南/令你思想散漫,抓不住主题……”,面对时间节奏和时间体验的变化,柏桦的写作也面临着转型的压力,于是,1992年柏桦毅然退出诗坛,停笔十余年。

  与复出后的写作相对照,柏桦的时间体验和生命意识的变化就更加清晰了。1989年海子故世,诗人写了一首《麦子:纪念海子》,以化悲痛为力量的激情歌颂海子的“牺牲”精神,诗前的引诗是毛泽东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诗歌的结尾是“请宣告吧!麦子,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就是牺牲/下一步不是宴席”。而2010年纪念张枣病逝的《忆江南:给张枣》则写道:“不要起身告别,我的俊友/这深奥的学问需要我们一生来学习”。海子的死,在青年柏桦的观照下呈现出崇高的、悲剧性的积极意义,而张枣的死令54岁的诗人感到了生命无法挽留的沉痛。虽然不能排除死亡方式和友情关系对诗歌风格的影响,但造成两首诗在表达重心和美学上的差异,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诗人对时间和死亡的体验不同。

  然而,柏桦所说的“打发时间”,显然不是指通过诗意来消解时间造成的生命焦虑。在又一次访谈中,柏桦再次说道,“生命的本质就是找一件事来做,以此消磨一生,不然漫漫时间如何打发呢?古人也说过,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写诗也算打发时间、生命的个人方式吧,它的生命力也正在此点上。”这段话在主旨上暗合诗人童年的经验,又引来古人的话作为佐证。但是,在“诗言志”、诗可以“兴观群怨”、“知天下之化”、或“补史之阙”的古典传统中,把“写作词章”等说成“无益之事”往往是古人的自嘲,并非真实的想法,而柏桦显然将写诗落实为“打发时间”的手段。那么,这些看似直白的表述中,就不仅仅是在陈述诗人对时间的体验了,它还关乎诗人对写作这一行为或事业的看法。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的写作和阅读一度成为时代的流行风尚,从中学到大学,从校园到社会,从私人场合到公共空间,诗歌写作不仅成为个人表达的时髦手段,也曾力图参与社会权力话语体系的建构与解构。诗与写诗皆被无限地崇高化,诗人也因此常有无冕之王的幻觉。然而在柏桦眼中,写诗不过是用来“消磨一生”、“打发时间”的“一件事”,时代或诗人自我赋予诗歌写作的种种光环被消解了。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平常心”,柏桦在诸多访谈、随笔中从不针对诸如诗人地位、诗歌衰落、边缘化等无聊的问题发言。

  不难看出,诗人从童年的经验出发,把“打发时间”的写作作为对抗外在时间之虚无的方式。与其说柏桦的“打发时间”是一种诗观,不如说是人生观。他在写作的意义和人生的意义之间确立了体用关系,写作变成了写作者完成人生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但人生的完成又必然地依赖于写作者对写作的专注和真诚。这种写作为“用”、人生为“体”的态度,在当代诗歌语境中尤其值得深思与推重。当代屡次发生的诗人自杀事件往往都被媒体演绎为“诗歌事件”,这个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正是时代对诗歌与人生之间关系的误解,从普通读者、媒体编辑以至一些诗人,总觉得诗人是为诗歌而生、为诗歌而死的。海子被冠以“诗歌英雄”称号,就是这种误解的典型例子。诗歌不论如何伟大,都不能以人作为祭品,而写诗也只是人的生活的一种方式,并且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生活只是为了诗,那么,纵然能够在这壮烈的理想生活中看到一种可贵的信仰,那也不是值得提倡的。颠倒了诗与人生的关系,或者说为了诗而生活,而不是为了生活而写诗,实则也是一种异化问题。李白戏赠杜甫的诗“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说的也正是这个问题。至于为写了诗而去装疯卖傻、表演人生,则更是可笑的事。因此,当柏桦说“诗人比诗重要。诗人做好了,他的诗也会好起来……”的时候,并非在重申有关写作主体的人格、道德、修养之类的陈词滥调,更主要的是在强调诗人如何摆正写作在人生中的位置。

  当诗歌写作被作为打发时间以完成人生的手段之后,“诗人”也就和各行各业的工作者没有尊卑高下之分了,就像在柏拉图那里一样,诗人只是各行各业的“手艺人”之一。事实上,柏桦多次在访谈中都有类似的说法,在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确、具体。《度光阴的人》一诗写道:“修鞋过一生……/开锁过一生……/磨刀过一生……/杀鱼过一生……//他研究卫生过一生。/他研究地瓜过一生。/他研究交通过一生。/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谁说的有高低贵贱?/——安徽刘文典!//书商么?万县中学教师杨吉甫说:/“今天的草堆是我点燃的。” 匠人以手艺度过一生,学者以研究度过一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柏桦引入杨吉甫这首奇特的小诗消解了刘文典“高低贵贱”的分别心。瑞典汉学马悦然在上海的演讲中也曾谈到这首只有一句话的诗:“我每次想到杨吉甫这首诗,就很感动。常常躺在病床上的诗人终于能到花园里去做扫叶子甚的,让他心里充满了乐趣和骄傲。……生活中看起来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其实非常可贵的。”(参见2012年10月22日《文汇报·1920年代的中国小诗与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俳句》)而柏桦在“点燃草堆”这个诗意细节中,看到了不同职业中生命意义的平等性。柏桦复出以后,写了大量的关于匠人的诗歌,除了传统的木匠、石匠、铁匠、瓦匠、花匠、剃头匠、磨刀匠以外,还有广义上的匠人,如医生、数学家、科学家、锅炉工、掏粪工等等。凡是写及匠人的地方,柏桦每每满怀敬意,温暖而美好:“瓦匠砌砖,石匠造像,铁匠打磨,花匠修剪”,匠匠各司其职,平和安乐;“铁匠是台州的好。簟匠是嘉善的好吗?那木匠呢?皮匠呢?箍桶匠呢?”遥想之中带着亲近感;“在英国,一个铁匠也是一个潜在的贵族。而一个贵族,完全有可能就是一个铁匠。”生命的意义超越了匠人和贵族身份的藩篱(引诗参见《白小集》)。

  著名哲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在《匠人》一书中,针对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为“匠人”的技艺追求做过精彩的辩护,他认为真正的匠人怀有一种“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持久冲动,这种冲动促使匠人一生不懈地追求更高的技艺,“在伦理上更加让人满意”。这也正是柏桦反复强调技艺的内在逻辑,在柏桦看来,诗人的写作犹如匠人的活计,只有技艺才能保证写作得以更好的完成,只有更高技艺的写作,才有持续下去的可能和意义,也才能有效地“打发时间”。关于诗歌的技艺追求历来有不少纷争,特别是热衷于干预现实的诗人和道德家对强调技术、形式颇有微词,但柏桦的写作不论是早期还是当下,对诗艺的执著从未动摇,并且把不懈地追求诗艺作为诗人的最高道德。早在1985年创办民间诗刊《日日新》时,柏桦就借庞德之名提出:“我们牢记一句话:技巧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我们牢记三个字:日日新。” 2006年在对贵州诗人黄翔的批评中,柏桦再次明确了他的态度:“正如庞德所说:‘技巧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一个诗人永远都应专注于他的诗艺。” 

  2007年,长诗《水绘仙侣》发表,标志着柏桦重新回到诗歌现场。与此同时,柏桦在“打发时间”和技艺观的基础上,提出了“逸乐”的诗学观:“逸乐作为一种合情理的价值观或文学观长期遭受道德律令的压抑,我仅期望这个文本能使读者重新思考和理解逸乐的价值,并将它与个人真实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显然,和“打发时间”一样,“逸乐”不仅是诗学观,也是人生观。但与“打发时间”的诗学观不同的是,“逸乐”不再强调与外在时间的对抗,而重在对内在生命时间的挽留和吟咏,它主张以轻盈之姿,在向死而生中突破逝者如斯的沉重,直面死亡但珍惜生命。细读《水绘仙侣》可知,它在诗学上承续的正是诗人早年《夏天还很远》、《家居》等作品的诗脉,在时光易逝的背景中,以生命之美、日常之美的发现来抚慰人生无常之痛。

  不论是“打发时间”还是“逸乐”,都是出于对个体生命的关怀,这是柏桦诗歌的出发点。即便是在两部《史记》的历史叙述中,柏桦也丝毫没有受到传统历史话语的影响。他从“正史”的宏大场景中,采撷的全部是有关个体和日常生活的细节、碎片,并通过组合这些相互独立的“分子”去还原、重构那些面目全非的时代的生动形象。尤为可贵的是,《史记》超越了后现代解构的恶趣,并不因正史曾刻意塑造便否定正史中特定个体的价值,而是从新的视角发掘其作为个体的人性光辉。比如白求恩、赤脚医生、掏粪工刘同珍等形象。在《掏粪工人刘同珍》一诗中,柏桦剥去了历史叙事赋予刘同珍形象的政治情怀和符号意义,以冷静和布满细节的叙述恢复了他作为个体之人的鲜活性。在此诗的注释中,柏桦写道:“我就从掏粪工人刘同珍的工作中发现了别样的精密的诗性,这一切犹如纳博科夫从扛着肉块去肉铺的司机身上看到了美的精神一样。”

  从“时间”出发,到关怀生命,柏桦诗歌沿着固有的脉络演进到今天,实现了诗艺上的丰富性与诗意的广阔性,在“内圣外王,经世济民或感时忧国的大论述”之外,铸成了个人的“小”传统。但是,这种“小”传统的诗学,历来是主流文学观念的所排斥的,特别是在文学道德论上,常常受到“狭隘”、“高蹈”、甚至“自私冷漠”的指责。对此,柏桦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我的诗歌道德观”,但许多散见于诗文中的道德论,已经明确地呈现了柏桦的道德主张,其核心观念还是在庞德的这句话中:“技巧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柏桦将道德问题限定在诗歌的本体层面:诗的道德只和诗的好坏有关,作为诗人,不努力把诗写好就是最大的不道德,亦如“菜难吃是不道德的”(《饮食起居之表情》)。对于诗歌中的道德姿态问题和批评家的道德指责,柏桦诗中有巧妙的回应:“美学可是茄子吗/道德更不是腊肉”(《元朝故事》)诗歌的“美学”当然不是外光内虚的“茄子”,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曾说,“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之维”,而“每一个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革命的”,审美艺术的革命性力量绝非一般道德论者想象的那样薄弱。而道德,更不像“腊肉”那样,是晒出来的,常常挂在高处。小诗《穷人有理》写道:“那道德家说谁敢反对我们穷人!/真理和正义,在我们穷人这边!/还有朴素,也在我们穷人这边!”道德论的逻辑在柏桦谐谑的讽拟中被瓦解了。不过,虽然柏桦说“道德杀死艺术”,“道德有一种喋血煽动性”,但他并非在反对诗歌的教化功能,甚至并非反对诗歌可能具有的道德力量,更不是反道德,而是在反对道德话语对诗歌本体的侵犯,以及对写作主体的横加指责和干扰。在谈及逸乐观时,柏桦说:“逸乐也是一种政治行动,它以唯美之姿挑战和反对所谓的道德正确和政治正确”,所谓“正确”,指的正是道德和政治话语的粗暴逻辑。同时,柏桦认为诗歌的“本质就是挽留光景、耗去生命”,它关注的是小我、个体,是时间的打发与挽留,是技艺和音乐,在本质上与道德无涉,也不与之构成矛盾。

  时间飞逝而书写不辍,生命无常但生活宽广。早年的柏桦激烈而怪癖,酷爱极端美学,以令人震惊的敏感性写出了颓废之美、仇恨之美、痛苦之美、死亡之美,今天的柏桦已经超越了时间的焦虑,也走出了挚友张枣辞世带来的死亡阴影,返身进入了那“不是修辞学”的现实之中,读着,写着,生活着。然而,变化了的柏桦依然秉持不变的信念,如他在新作《论读写》中所说,“这世界,有些人为了浪费一点时间,去读书/有些人(如你)为了浪费更多时间,去写书”。在永恒的时间变奏曲中,柏桦不仅越写越多,也越写越好,他已为“阅读的天才”写下了两千多首诗,总有一天,瓦雷里的话会被再次验证:“有一个寻找的天才,就有一个发现的天才;有一个阅读的天才,就有一个写作的天才。”而此刻,在此文的写作或阅读即将结束时,柏桦也许正争分夺秒地写着另一首时间之诗呢——

 

寂寞书斋为何总是催人激进?

是因为门前悠悠水色和竹林……


责任编辑:苏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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