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古诗语言的现代汉语转换失效引人注目

作者:高慧斌 许维萍   2016年09月08日 16:02  辽宁日报    1000    收藏

原题:在继承传统等所有应该做的工作中——

古诗语言的现代汉语转换失效引人注目


   观点1

  现代汉语不可能简单地回到古汉语,说白了,它变成了古汉语的“外语”


  观点2

  一般而言,古诗在古汉语语境中成立,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不成立,问题不在现代汉语上。这不由得让我们思考:现代汉语和古汉语是同一种语言吗?是同一种结构吗?或者它们的魅力是在同一个地方吗


  观点3

  帕斯的西班牙语译文回译成中文魅力不减,这在建设现代汉语方面给了我们不少启示。帕斯并没有有意识地寻找汉语性,但汉语性在这里不可磨灭。与此同时,杜甫经过这样的翻译获得了现代性,并与世界文化声气相通


  观点4

  一个英语作家到今天依然可以写作十四行诗,无论他有多现代、多后现代,但在现代汉语里已经不能再写绝句、律诗了,勉强写出的其实离顺口溜和打油诗不远


  观点5

  现代汉语的基本语意单位、修辞方式、句法、节奏、音乐性都和古汉语拉开了距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现代汉语能够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有邻语言的身份,从古汉语和外语引入创造力,现代汉语就有可能获得空前的可能性


  观点6

  我们说过太多要继承传统和吸收各民族文化滋养的话,但我们真正做出的工作少得可怜。在所有应该做的工作中,古诗语言的现代汉语转换失效尤其引人注目


  1 良好的古汉语修养并不能保证他们写出出色的现代汉语诗歌。问题出在哪里


  将古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时所遇到的问题之多之难,一点不亚于将英语或其他语言翻译成现代汉语时所遇到的问题。在翻译诗歌时尤其如此


  本报“重读新诗系列策划”以多个篇幅深入探讨了诗歌语言问题,著名文学评论家谢冕、著名诗人郑敏等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分析了诗歌与语言的关系,而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力图改造汉语的努力也从未中断。诗人西川的研究表明,一百年来,古诗语言的现代汉语转换失效尤其引人注目。作为翻译家的西川向记者详细解说了问题产生的经过和原因。

  古汉语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而现代汉语不得不在面对农业社会的同时,面对工业社会、民主化、都市化、全球化、信息化,并且时常要自我提醒不能与大众生活相暌违。西川说,现代汉语不可能简单地回到古汉语,说白了,它变成了古汉语的“外语”。尽管由于语言的血缘关系,从现代汉语回到古汉语,比从现代汉语进入西方语言要容易一些,但毕竟现代汉语可以既充任古汉语的邻居,又充任西方语言的邻居,即使是一个略微孱弱的邻居。比起古汉语来可能尤其如此。将古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时所遇到的问题之多之难,一点不亚于将英语或其他语言翻译成现代汉语时所遇到的问题。在翻译诗歌时尤其如此。

  为说明将古汉语译成现代汉语之难,西川给记者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多年前,在首都师范大学一个古典诗学与现代诗歌写作讨论会上,西川读了一段诗歌:“人生各有各欢喜啊,我独好洁爱芬芳。粉身碎骨也不变样啊,谁能摧毁我的希望!”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一段糟糕的诗,没形象因素,没语言魅力,没法跟古诗的优美洗练相比,且第一二行的节奏读来就像快板书般滑稽。于是西川翻开底牌:这可是《楚辞》研究专家萧兵翻译的《离骚》中“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的现代汉语译文。萧兵写过《楚辞的文化破译》。他以文化人类学的方式解读《楚辞》,多有创见。他对《楚辞》的研究不可谓不深,但他的现代汉语译文显然是失败的,不能满足现代汉语诗歌读者对诗歌的需要。

  另外一位《楚辞》研究专家陈子展的译文在西川看来也没能好到哪去:“人生各有他的乐趣啊,我偏爱着美洁以为常。纵使粉身碎骨我还不会改变啊。难道我的良心就可以被惩变样?”

  西川分析说,比较起来,萧兵的译文似乎更简练些,还算意译。无论是萧兵还是陈子展,都在译文中押了韵,但韵脚并不能保证他们的译文就是诗歌。可见,良好的古汉语修养并不能保证他们写出出色的现代汉语诗歌。问题出在哪里?没人认为屈原的诗写得不好,是萧兵、陈子展对自己的现代汉语能力过分自信?还是现代汉语就无法被用作诗歌语言?为什么在古汉语中还算说得过去的一段诗,进入现代汉语后就变了质?难道诗歌无法翻译?如果现代汉语不能译古诗,那它也就无法译外国诗。


  2 试着把杜甫的诗歌译成现代汉语诗歌


  中国学者沙灵娜的翻译比帕斯的要准确百倍,而且沙灵娜使用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诗的语调,但她的翻译对已经推进到今天的现代汉诗写作依然构不成意义


  西川说,如果我们试着把杜甫的“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译成现代汉语,我们也就使得现代汉语获得了一种古汉语的力量。一般而言,古诗在古汉语语境中成立,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不成立,西川认为问题不在现代汉语上。这不由得让我们思考:现代汉语和古汉语是同一种语言吗?是同一种结构吗?或者它们的魅力是在同一个地方吗?为此,西川举例来说明。

  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西班牙语译文翻回中文是这样的:


  帝国已然破败,唯有山河在,

  三月的绿色海洋,覆盖了街道和广场。

  艰难时事,泪洒花间,

  天上的飞鸟盘旋着人世的别情。

  塔楼与垛堞倾诉着火的言语,

  家人的书信堪抵万金。

  搔首时,才觉细细的别针别不住稀疏的白发。


  在西川看来,回译成现代汉语的这首诗大致维护了诗歌的可感性——不只是意象的可感性,还有思维的可感性,有些地方还有所发明,如“三月的绿色海洋,覆盖了街道和广场”。如果只是从原诗句词对词地对译过来,把“城春草木深”译成“城市的春天,草木繁茂”,那就又生产出了一行垃圾。“城春草木深”成立,“城市的春天,草木繁茂”不成立。我们可以指出帕斯的不准确:“春”为什么一定就是“三月”呢?中国古代有现代意义上的“广场”吗?西川认为这可能涉及中国古代城市观念与西方文化中城市观念的不同。但这些问题都不妨碍帕斯的翻译是一种获得了现代性的翻译。“三月”比“春”更准确,同时“三月”也是后句“烽火连三月”中“三月”的挪用。“街道和广场”比“城”更具现代可感性。

  由此,西川认为,即使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是一首经过双重翻译的杜甫诗,杜甫依然被唤醒了。帕斯把“草木”变成了“绿色的海洋”虽不靠谱,却多有意思!他没有把“深”译成一个对等的形容词或一个动词,事实上“深”字在现代汉语中也没法被译成动词。他使用的不对等的对等词是“覆盖”。似乎是这个“覆盖”,整个译句的结构就和原句不一样了,翻译句子在当代意义上就变得有效了。

  中国学者沙灵娜在《唐诗三百首全译》中将这一行译为:


  春天来临,只见林木莽莽,

  杂草丛生,荒成一片空寂。


  对比分析,西川认为沙灵娜的翻译比帕斯的要准确百倍,而且沙灵娜使用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诗的语调,但她的翻译对已经推进到今天的现代汉诗写作依然构不成意义。

  “感时花溅泪”,可以解释成人流泪,也可以解释成花流泪,帕斯把它“发明”成“泪洒花间”。沙灵娜译成“忧念时局,看见繁花烂漫,反令我泪下沾襟”——这是文学辞令上的陈词滥调。“天上的飞鸟盘旋着人世的别情”,沙灵娜译成:“怨恨离别,听到春鸟和鸣,只觉得心悸魂惊”。西川认为,沙灵娜译文的问题出在她太“文学”了,太想把杜甫译成一个现代诗人,于是就把他译成了一个20世纪40年代的诗人。她别无选择,因为她手里掌握的、理解的只有20世纪40年代的语言工具。西川说这也恰恰是一般诗歌读者所能理解的现代汉语诗歌的标准语言套路。

  西川说,帕斯的西班牙语译文回译成中文魅力不减,这在建设现代汉语方面给了我们不少启示。如果我们对此心存疑问,可以自问一下,帕斯的杜甫是西班牙语诗人吗?如果你读过一些现当代西班牙语诗歌就知道,即使在西班牙语里,杜甫依然是一位中国诗人。帕斯并没有有意识地寻找汉语性,但汉语性在这里不可磨灭。与此同时,杜甫经过这样的翻译获得了现代性,并与世界文化声气相通。


  3 古诗语言的现代汉语转换失效尤其引人注目


  中国古代文学要求获得现代汉语的有效转换,现代汉语也要求对于世界文学的有效转换,这是众人的工作,这是现代汉语范围内大家都需要的语言可能性。在语言实践中,有效翻译、有效阐释、有效转换,三者是一者,而我们时代的创造力必须参与其中


  “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断裂程度之大是非汉语作家们不能想象的”。西川介绍,以英语为例,英语也可以区分为三个时期:从5世纪到12世纪的古英语时期、从12世纪到15世纪的中古英语时期、从15世纪到今天的近代英语时期。其中近代英语从乔叟开端,600多年来又经历了种种变化。与之相比,现代汉语百年的历程过于短暂,尽管我们语言资源的历史比英语长得太多。于是,语言和语言的不同处境便显现出来。据此西川说一个英语作家到今天依然可以写作十四行诗,无论他有多现代、多后现代,但在现代汉语里已经不能再写绝句、律诗了,勉强写出的其实离顺口溜和打油诗不远。

  现代汉语的基本语意单位、修辞方式、句法、节奏、音乐性都和古汉语拉开了距离。西川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现代汉语能够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有邻语言的身份,从古汉语和外语(不仅限于西方语言)引入创造力(而不仅仅是文化修养),现代汉语就有可能获得空前的可能性。让西川焦虑的是,我们说过太多要继承传统和吸收各民族文化滋养的话,但我们真正做出的工作少得可怜。在所有应该做的工作中,古诗语言的现代汉语转换(而不仅仅是所谓的翻译)失效尤其引人注目。

  相比之下,爱尔兰诗人W·B·叶芝得到过他的前辈斯坦底什·奥格雷第用茁壮的现代英语重写古爱尔兰英雄传说的鼓舞。爱尔兰的西穆斯·希尼重新翻译了古英语的《贝奥武甫》。西方现代作家对于古代作家的续写和仿写更是一直在持续:比如希腊诗人、小说家卡赞扎基斯从荷马中断的地方起步,续写了史诗《俄底修纪》。意大利诗人和电影导演帕佐利尼改写过但丁的《神曲》章节。英国人米歇尔·霍夫曼和詹姆斯·拉斯顿邀请了40位英语诗人仿写奥维德,并在1996年出版了《仿奥维德:新变形记》。遗憾的是,这样的工作中国作家和学者还没有做过。

  西川建议,中国古代文学要求获得现代汉语的有效转换,现代汉语也要求对于世界文学的有效转换,这是众人的工作,这是现代汉语范围内大家都需要的语言可能性。在语言实践中,有效翻译、有效阐释、有效转换,三者是一者,而我们时代的创造力必须参与其中。

责任编辑:苏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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