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如今的现场与可能的远景

作者:姜涛 王辰龙   2016年09月22日 13:14  中国诗歌网    1243    收藏

      


王辰龙您曾在《现场与远景》中写道:“作为旁观者,说几句风凉话是很容易的,但转念一想,又打消了主张,见识广博的人和血气方刚的人都会告诉你,这是历史惯常的把戏,凡事一旦有了个“坛”,便免不了争斗、谩骂、攻讦,生活的暴力和魅力皆源于这里。”“旁观者”这一自我意识,令我联想到您似乎没有借助微博、微信与充满文学中青年们身影的网络平台(如知名的“豆瓣网”)进行发言或发诗的习惯,而这些虚拟空间作为一种“现场”,不仅早已成为文学“嫩仔”的日常,也为很多与时俱进的文学“大叔”们所用。《现场与远景》发表于2001年,十余年的事境变迁或不变间,您是否仍自谓“旁观者”?诗歌江湖犹在,热热闹闹的,少了些刀光剑影,却不乏觥筹交错,请问,就整体而言,您对如今的诗歌“现场”有怎样的观感?


姜涛谢谢辰龙,还把多年前的旧文给翻出来。10余年来,各类“现场”确实变化很大,其实从未以旁观者自居,也一直在周遭的小环境中,勉力干着自己的活儿。至于不怎么用“微博”、“微信”,只是个人习性使然,好像错过了第一班车,走路又走惯了,后来也就没怎么在意赶后面的车。2001年写那篇文章的时候,网络上的诗歌论坛刚刚兴起,写作、阅读和反馈的速度一下子加快了,当时自己摸不清方向,只觉着当代诗“不及其余”、纵深推进的方式有可能改变,于是就杞人忧天地说了几句。现在看来,和“远景”的纵深相比,“现场”不一定就是平面的,“现场”的幅员可能更辽阔,有更多面向和层次,在各类新旧平台上,当代诗歌其实被弥散化了,“诗可以群”的功能也意外复活。不仅各类小圈子里的趣味、传统被发明、发扬,想要和诗打交道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诗坛成了一个碎了的、局部更好玩、局部又更认真的江湖。



王辰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尚未结束的时刻(1998年),您便发表《叙述中的当代诗歌》,试图对“90年代诗歌”进行描述:“宽泛地来讲,‘90年代诗歌’摆脱了以纯诗理想为代表的种种青春性偏执,在与历史现实的多维纠葛中显示出清新的综合能力:由单一的抒情性独白到叙事性、戏剧性因素的纷纷到场,由线性的美学趣味到对异质经验的包容,由对写作‘不及物’性的迷恋到对时代生活的再度掘进,诗歌写作的认识尺度和伦理尺度重新被尊重……这些变化在暗中揭示了90年代诗歌的内在逻辑。”显然,与欧阳江河、王家新等前代诗人相仿,您于此处也将1980年代的诗歌美学作为参照,试图聚焦与定位当代诗写作的抱负、品质。在诸多类似的命名过程中,或有断裂性的急切和焦虑:历史的境况更为晦暗,愈发混杂,以此作为认识论的前提,诗歌的旧瓶子已难以装下时代的新苦酒。我有一个疑问,即在当时的语境下,很多相关论述,是否由于立场与策略的限度,有意无意简化了1980年代的诗歌实绩?置身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当中,回望所谓“90年代诗歌”时,现在的您,又是如何看待“新时期”始到一九八九间的当代诗?


姜涛:1998年,“90年代”临近了尾声,世纪末的诗坛论战也即将爆发。写那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加入“90年代诗歌”的大叙述,反而想对某种固化的90年代论述有所反省。你引的那一段,有点照本宣科的意味,只是重申了90年代诗歌给人的一般印象。文章的重点,倒是提醒包括自己在内在的读者、追随者、批评者,不要落入叙述的圈套,将一些策略性、有具体针对性的表述,作为结论接受下来,把“90年代”一条一条地当真了。


的确,为了凸显90年代的修正,80年代是作为一个他者被构造出来的,这种构造伴随了简化。80年代本身内部的差异性就很大,不要说“后朦胧”pass了“朦胧诗”,“后朦胧”里面也包含多条路线的斗争。然而,我同意张枣、臧棣等90年代的判断,不管朦胧还是后朦胧,当代诗有某种内在凝聚的同一性。张枣说,那是一种书写意志、或一种“元诗”意识,他甚至把起点追溯到鲁迅《野草》那里;臧棣说是语言可能性的立场,一种写作大于诗歌的激进观念。他们的概括,都比较有力、深透,而且有近似性,但无论“元诗”还是“写作”,都不简单是美学层面的问题,因为一旦落实在美学(或修辞)层面,会显得有点乏味、空洞,关键是,他们的说法背后有一种很强的伦理的、文化政治的立场。像瓦雷里讨论象征主义历史时提出的那样,不是美学而是伦理,把那些灿烂的星辰团结在一起。我觉得,在当代诗歌背后,也有某种统一性、前提性的“装置”,贯穿了80—90年代。


“装置”这个词,近年来用的比较多、也比较滥,但在柄谷行人那儿,这个词的使用包含了批判性,因为“装置”作为起源,一旦发生也就被遗忘了,需要反思性的认识活动,才能把它挖出来,并放在整体的关联视野里去检讨。同样,要理解80—90年代当代诗的变化以及它的精神起源,也有必要重构一种整体视野,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在思想与感受相互震荡中来谈,特别要谈先锋诗与“毛泽东时代”的纠结关系——表面看起来的反动、解禁、挣脱、重建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又在一定程度延续了“毛时代”的激情和认识,只不过以颠倒的、反讽的方式。这个要花点力气才能讲下去,像今天要说清北京的“老炮儿”,就不能不回首当年,细说70年代北京的胡同、冰场、以及大院内外。


王辰龙在上一问的引文中,“单一”与“综合”、“线性”与“异质”、“不及物”与“时代生活”的对位,透露出对“复杂性”的认识与意图,您在2000年与冷霜、胡续冬、蒋浩等诗友进行的对谈中却声称:“我现在也想摆脱复杂性,并不是说复杂性不好,我并不屑于继续这样写。”倘若这并非意气之言,而是生发于对自我与他者的反思,那么,为您所“不屑”并渴望“摆脱”的“复杂性”,具体指向的,是怎样的诗学理念与文本样态?


姜涛“复杂性”,可能是以艾略特为代表的一路现代写作的标志性风格,又呼应了“新批评”对张力的偏爱。这套诗学在40年代就对中国新诗发生过影响,袁可嘉当年照猫画虎,推崇“意识的最大化”,讲求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这与战争带来的经验“线团化”,以及对现代化的推进有关。90年代诗歌,也包含了对复杂性的追求,写的复杂意味着胃口强大,更能对应市场化时代兴起时乱象丛生的外部感受。对于年轻的作者而言,占有更多经验的欲望,自然也有生理及心理方面的原因。况且,大家当时迷恋技艺,这种修辞密度极大的写作,能满足大学才子式的反正要浪费的激情。我记得90年代后期,我住在五道口一带,当时那里还不是繁华、整饬的宇宙中心,污水横流又灯红酒绿,到处是韩国的烤肉馆、酱汤铺,以及黑暗的酒吧、歌厅、洗浴。我常常夜间出去漫步,为的是在烟熏火燎的夜色中,让语言的器官一次次兴奋起来。


那种经验集装箱式的写法,会造成修辞上的碾压以至麻木,我的《京津高速公路上的陈述与转述》就是例子。有朋友也曾善意提醒,记得大概是96年前后,在北大附近一条小巷子里,我和王来雨去赴一个酒局,他幽幽地说,写诗有时候需要平庸的过渡。上下文语境,我忘记了,但这句话一直记忆犹新。到2000年那次对谈的时候,我已经有点厌弃繁复的风格,觉得写得用力可能倒偷懒的表现,没有开掘语言更柔韧的活力。后来,主动有所调整,试着采用一种更有弹性、伸缩性的语体,用语气和场景自然的转换,带出或可洞察的经验地带。在写的内容上,更多转向个人生活困顿线条的勾勒。这其实无意中又塑造了后来的一些惯习,比如,表面上尽可能写的坦率、随意,但说话、聊天的“我”时刻是面具化的,刚刻画一个喜剧性场景,马上又透出点悲欣交集的底色。刚读完你写的评论,这点心思都被你看出来了,包括文中提到的“自习室”和“郊区”,都是不太确定的位置,有一种介入又疏离的腾挪性,自己惯用的“轻体”语风,就是这种位置上的产物。奥登好像说过,写“轻体诗”要涉及社区或人际关系,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说法,我现在还认同,只是看了你的文章后,又有点怀念当年莽撞芜杂的激情,想什么时候重新装修自己的写作空间,把那些自习室的小隔断都拆了,把窗口豁开,露出层层群山的后面。


王辰龙在第二问的引文里,您表示“90年代诗歌”使您感到“诗歌写作的认识尺度和伦理尺度重新被尊重”,而在2000年的那一次对谈中,也有过类似判断:“90年代诗人在伦理上高明于80年代诗人的地方,是他能够在处理最复杂文本的时候,也可以给出一个可感的阅读过程。这一点来看,90年代诗歌具有某种伦理性。”近年来,诗歌的伦理问题不时成为论辩的焦点,《新诗评论》便有过相关组稿。能否请您具体谈谈对“90年代诗歌”具有的“某种伦理性”的认识,抑或简略说说对于诗歌与伦理关系的新近思索?



姜涛诗歌与伦理的关系,前几年引发过一些讨论,诗歌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区分,好像不少朋友强调的重点。用底层、现实、社会关怀一类抽象尺度,来评价、乃至规划诗人的写作,当然简单、粗暴,甚至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严肃的写作者似乎都认可希尼式的论述,诗只能以诗的方式进行纠正,诗人维护的是某种想象力的道德。问题是,类似的争论听多了,也会感觉缺乏生产性,前些年和冷霜、桃洲、余旸等朋友,也常讨论到这个问题,我也从他们那里受到不少启发。比如,怎么理解“伦理”,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如果只将其对应于一些大关怀、大命题、大概念,可能恰恰会陷入某种伦理的抽象、干燥状态,缺乏一种湿润的可感性、针对性。除了公共性的话题,当代社会的伦理状况及危机,往往在更小的、微观的层次上更有紧迫性,像人际之间的隔膜,个人身心的困顿,粗糙又极端的情感模式,左右立场之僵化等。诗之“伦理”,或许是一种语言荡开的波纹,能荡入内部,在肌理中塑形,把社会焦灼化成词句之间的错综联动,给人新的思考、感受方向。


再举个例子,现在大家讨论张枣,都会关注他的“知音”、“对话”技巧。除诗人周边的朋友,如钟鸣,能识见深处,更多读者可能会把张枣对“关系”强调,理解为诗歌共同体内部的神话,其实,知音逻辑本身,就有一种很强的伦理意图,张枣在“边缘”中的悠然摆荡,勾画了当代人心的图景,而放逸解脱的本身,其实也可能就是困境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我当年乱说伦理,根本就没整明白。近年来关于伦理问题的讨论,大有必要深入下去,具体到作品的解读和风格的创制上。当代诗不能在自我褒奖中追求太多的杠杆、泡沫,总的有点实体性的努力,才能带出一些新局面。


王辰龙也是在2000年的对话中,您谈及同代人问题:“我觉得提出70年代写作更多是一种虚构,其价值有待检讨。一代人的写作出现的时候,必须给自己一个身份的确认。刚才你也说过,这代人的写作还处于一个相当长的晦暗不明的阶段,它最精华的、充分的东西还没有出现。它更多是一种策略性的提法,被广泛地用于编书和言谈中。”而在收入《先锋诗歌档案》(西渡、郭骅编,重庆出版社,2004年)的《有关诗歌写作的六个常见问题的问答》中,您回答道:“在前辈诗人那里,我发现很多人都会对自己的写作,抱有充分的自信。这种自信心,不是由于写作本身的优秀,而是因为他们对写作、对社会、对自我有一套较为明确的判断,这些判断又能针对一些重要的问题,与普遍的诉求形成对话。而我和一些朋友常叹气,我们是没有问题的一代,或者说还没有从正面提出自己的问题。这不只是心智的成熟与否,个人抱负的大小问题,某种暧昧的处境使得一切都犹豫不定,无法获得一种充分的自信。这种‘游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诗歌气象、格局上的‘狭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游移’中的敏感、审慎,何尝又不是一种可能的态度。”如今,1970年代出生的诗人们已纷纷年过或年近不惑,其中想必有人也已确信他们能够啸聚为和而不同的文苑中坚,像廖伟棠便在2009年春季号《今天》文学杂志“七十年代出生诗人小辑”前写下这样的话:“七十年代出生诗人相较于他们的前一代和后一代都更为孤独和低调,他们暗地竖立起自己独立的诗歌理想,在十数年的实习期中,他们戴上过不同的面具、镶嵌过不同的花纹甚至异样的涂料,然而在最近几年,他们都慢慢磨砺出了他们一直隐藏身处的银质。这一种独特的质地,在本辑作品中常常闪现,并且因为和现实的不同方式的砥砺而呈现丰富的光泽。”廖伟棠认为生于1970年代的诗人们已完成对“九十年代”的“反叛”。请问,您是否认为您与同代人已正面提出或已试图提出“自己的问题”,并以“自己的写作”对问题回应?简言之,就您个人的观察与自省而言,您如何评价同代人现阶段的写作实绩?



姜涛70后这个话题,大概90年代后期就有人提出,当初以为热闹一阵就会过去,并没有太过当真,胡子续冬曾判断:在主板市场不规范的状况下,70后注定一支垃圾的概念股。没想到这个说法后来不断被提及,甚至引发了发明权的争议,也有了类似“尴尬的一代”、“过渡的一代”的命名。从写作实绩上看,生于70年代的作者数量确实不少,其中一部分作者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个人风格,在某些方面的探索也十分深远。前两年,《诗建设》也编过一个70后专辑,我受命写了篇小稿子,一些看法在里面表达过。比如,70后给人“尴尬”、“低调”、“暗中磨砺”的印象,其实是大家习惯了用“运动”的眼光看待文学史的缘故。70后一代走上诗坛,大体上在90年代中期前后。那时,文化上的造山运动已经过去,诗歌更不是时代的中心,有抱负、视野和蛮力的人,早已转向其他领域。因而从某个角度说,70后整体上是对诗歌本身更感兴趣的一代,容易持一种常态的工作心境。即便也曾热衷集体鬼混、追求生活冒险,但已开始将拉帮结派的山头主义,看成是一种江湖“古风”,可以打打趣,但不一定费神效仿。当然,这也不是全部。70后中也不乏枭雄,能以运动的方式,引领或忽悠出某种风气。我只是觉得同代人的写作,已积聚的规模、潜力、深度,更需要换一种批评眼光、问题意识才可能揭示。不为重造传奇,而是要把那些独自深远的可能向度,更多表彰出来。


涉及“代”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上一代人的成功模式,在下一代人那里,往往是不可复制的。复制的结果,或是耽搁了自己,或是稳固了前辈。20年代中期,高长虹曾想学五四的方式,再来一次思想革命,主角必须换成他们这批穷青年,但五四时代思想革命本身已遇到瓶颈,上一代已正在考虑另外的战法、另外的出发点。


王辰龙在《有关诗歌写作的六个常见问题的问答》中,您说道:“我更愿意谈及的,是某种当代诗歌自身的传统。我最初的写作,是受这一传统激励的,也是发生于其中的。与阅读外国或古典诗歌相比,我总觉得,阅读当代诗人的作品,更容易获得启发,某种内心的共鸣也更容易放生,我往往能够辨认出一行诗背后的历史,能够理解诗人具体的焦灼和压力,知道他这样写的理由和语境,以及他所面对的问题。”想必在曾启发过您的“某种当代诗歌自身的传统”的创造者中,有西川、欧阳江河、臧棣等前代诗人的位置,他们在新世纪的写作使这种“传统”持续的同时,也引发诸多争议,其中不乏尖刻的批评与愤怒的不解。对此,在发表于2012年的《拉杂印象:“十年的变速器”之朽坏?》中您已有所反思:“二十年前,一批诗人尝试用心的语言和视角去建立与变化中国的关联,这一尝试最初方法简单、得当,很见成效,带来新鲜空气,后来也因此形成长久的美学僵局。”此外,您也曾针对具体的文本(如西川的《万寿》,如欧阳江河的《凤凰》)而著文。在您看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如今这二十多年来,“当代诗歌自身的传统”有怎样的变与不变,它是否仍然对您的写作构成持续的、积极的刺激,抑或它是否正走向某种令您忧虑、不满的歧路与晦暗?您提及的“长久的美学僵局”所针对的,又是目前怎样一种生成力不足的诗歌时尚?


姜涛过去谈当代诗歌的“传统”,多少有点辩护的意味,同时也是相较于20世纪新诗经验而言的,当代诗人的确极大拓展了汉语新诗的表现力。经过30余年的滚动,这一传统也是在动态生成之中,内部的调整、冲突都相当大。你提到的几位强力诗人,他们的写作贯穿若干时代,其中的起伏变化,都值得认真对待。有些看似极端的自我突破,可能引来重重争议,但总体上看,仍体现了当代诗生生不息的内在活力,就像当年海子、骆一禾期待的那样,新诗不会就是一百年来已经完成的那个样子。但这非意味着,某种自我体制化的倾向不存在。我在2012年说到的“美学僵局”,大概指90年代初流行起了的叙事性方案。作为一种开放的文本策略,叙事性一度带来了处理外部经验的活力,也释放了各种被压抑的修辞可能性,可一旦泛滥成潮,弊病也很明显,我自己的写作就曾患上细节肥大症,花了几年时间,才勉强克服。更进一步说,当代诗的自我体制化,与上面提到的精神“装置”有关,一旦形成,好像就不言自明。


正像一个人不能抓着头发把自己拎起来一样,“装置”是在特定的文化结构中形成的,不是说打破就能打破。我现在关心的是,当代“传统”内部生出的一些分歧,有可能使装置有所松动。这里所谓分歧,不是民间、知识分子一类标签,更多时候,分歧是以未公开的形式存在,甚至从未真的彼此交过锋。比如,转向历史性的题材,是一批强力诗人施展抱负的重点,有的想重构一种“逸乐”传统,或挖掘“江南”情调,有的更关注历史经验的芜杂失序及其与当代中国的内在关联。这背后对当代诗文化角色、功能的构想,显然大相径庭。再比如,“元诗”意识,似乎也成了当代诗的“装置”之一。当一切被还原为语言的书写,虚无本身也可以是一种创造力,这也体现了典型的现代性信仰。有意思的是,也有诗人考虑虚无之后的问题,考虑怎样在语言内外,给自我一个合理安顿,重建某种与他人的关联。这些分歧都值得清理,分歧生产论辩,论辩激活前景,当代诗的“传统”也可在扩张中,将更大的传统的“血脉震悚”。毕竟,写得一手好诗,不是唯一目的,通过改造语言来改造彼此的身心、扩张共同的精神屋宇,才是新诗最好的传统。


(访谈发表于《新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经授权发布于中国诗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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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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