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告诉世界，工人不是流水线上一尊尊没有思想的“兵马俑”

　　古人常讲，不读诗书形体陋。你最近一次读诗，是什么时候？一天前，或是一周前？你心目中的诗人，是什么样子？是李白、杜甫，或是惠特曼、泰戈尔？而现实中，还有这样一群诗人，与你的想象迥异。你也许清楚，我国有亿万工人在组装汽车、生产玩具、镶嵌芯片等；你不知道的是，他们也在悄悄地生产诗篇，夜深人静时会把诗写在烟盒的背后、随手捡起的纸张背面。

　　工人诗歌有着被遮蔽的文学价值，有着自我启蒙的意义，有着为广大命运同路人立言的价值，这就是我们将镜头对准工人、创作《我的诗篇》的动因。一年多的拍摄留下太多难忘的记忆。比如，当我们跟随煤矿诗人老井下到地下600米，看着头顶的光亮一点点缩小至无，罐车轰隆隆低吼，我们心跳得很厉害，甚至有点恐惧，但这就是老井25年习以为常的生活，也是他的诗歌生长的地方。又如，在爆破工诗人陈年喜清贫的家中，我们看到1997年6月28日的一页日历，已经泛黄，上面发表了一首他写给新婚妻子的诗：“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而卧室床头，仍然铺着他1997年结婚时的红双喜枕巾。我觉得，比起微信朋友圈里的种种秀恩爱，这枕巾和情诗才是爱情真正的信物，它们见证了一段含辛茹苦而又忠贞不渝的爱情。

　　纪录片《我的诗篇》就想告诉世界，工人不是流水线上一尊尊没有思想的“兵马俑”。多年来，这个群体习惯了沉默和被代言的处境，直到其中有那么一些人，开始用诗歌这种高妙的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经历、心声和愿景。铁骨深情的爆破工陈年喜在深山矿洞中抒发着“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老井誓言用诗歌为井下的矿工兄弟立传或招魂，乌鸟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举步维艰却不失赤子之心，制衣女工邬霞真诚地寄语“陌生的姑娘，我爱你”……纪录片就是以电影和诗歌为媒介，促进不同阶层的对话，重申平等与尊严的价值，反思中国工人群体的精神世界与命运处境。

　　电影中，工人的诗歌不大关心那些抽象玄远的命题，文字也未必很雅驯，但一种泯然众人又不无特别的视角，加上深厚的人生阅历，造就了具有经验厚度与情感强度的动人诗篇。这既是应和着《诗经》“劳者歌其事”中华美感的传统写作，也是在大工业时代的中国才会发生的当代写作。仔细品味，诗歌中有自豪：“刷刷刷，中国，我制造的鞋子/踏遍了七大洲”；有自嘲：“我青春的五年从机器的屁眼里出来/成为一个个椭圆形的塑料玩具/出售给蓝眼睛的孩子”；有讽刺：“我每天劳碌不停/为了在一家工厂里和平地安排好整个世界”……西方观众真应该看一看这部电影，读一读这些中国工人的诗歌，在资本和产业分工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并反观自身。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诗篇》在荣膺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等几个电影奖项后，开启了冲击第八十九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征途。借在欧美地区放映之机，通过一个根植于现实与传统的中国故事，借助蕴含中国人民独特的历史经验、生存经验、文化经验的文艺作品，完成高层次的跨文化对话，以普通工人的视角揭示并反思这个资本全球化的世界。这也许正是《我的诗篇》“冲奥”的意义所在。

（蔡庆增　《我的诗篇》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