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问“诗为何离我们远去”后,还可问“我们为何离诗远去”

作者:高慧斌   2016年10月19日 10:30  辽宁日报    563    收藏

洪子诚教授


观点1
  “边缘性”既是新诗的处境,也是它的特质。但新诗百年中,其实既存在着边缘化处境,也存在让诗进入社会文化空间的中心的努力
  观点2
  诗歌的“边缘化”的确是一个事实。诗在整体文化中的地位不断下降。读者流失,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现状评价所依据的主要是小说
  观点3
  在上世纪80年代,诗人大多是“专业”的。90年代以来,“专业”诗人数量逐渐减少……在新诗写作不是作为一种“职业”的情况下,“为生产者写作”将会成为一种趋势
  观点4
  在新诗写作发生重要调整(这一调整,涉及诗人身份、诗歌功能、艺术走向等方 面)的情况下,读者也要调整自己的诗歌观念,反省在态度、方法上存在的欠缺
  观点5
  在批评、阅读问题上,“读者”不是什么时候都是“上帝”,对读者“权力”应该有所 约束,读者应该具有自省的能力。如果读者希望做出有效的批评,首先应该学习
  观点6
  近年来,诗歌界为了增强诗与读者、与大众的联系,做了很多努力。这种努力,粗略说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题材上现实性的增强,另一个是与各种艺术门类结合,并扩大传播的手段和方法
  观点7
  更要紧的是个体真切体验和艺术转化能力的强度。“底层写作”的写作者值得敬佩,但也要尊重那些没有响应这一“潮流”者的选择
  观点8
  不同的“题材”在特定语境中,确实具有并不相同的社会文化、道德伦理的价值,但希望不要将这个问题绝对化,不要搞题材决定论。在这方面,最好是回到写作者文化素养、人格精神和艺术能力的个体问题上


  1
  诗歌“边缘化”到底是什么意思

  目前我们说的“边缘化”,问题提出的语境和参照系,与当代我们对新诗的想象有关。与奚密说的“边缘”的共同点,是都尖锐地意识到诗歌在整体文化构成中位置的滑落。不同之处是,现在说的“边缘”,又暗含以上世纪80年代作为参照的时间意识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的处境就引人关注,新诗的“边缘化”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著名学者洪子诚认为,关心诗的前景的人自然需要重视,但是,我们“讲诗遇到的困难,或者说它的阴影,不是要让它取代光荣,遮蔽光明,而是作为光荣的一个补充,让我们对诗歌历史和现实处境的了解更加生动、复杂和立体化”。


  大家都说诗歌“边缘化”,这个“边缘化”是什么意思?洪子诚认为,我们谈论问题的时候,时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都在说同一个词、同一个概念,但意思却很不一样。事实上,概念、词语虽然具有高度概括性,但都是和具体的经验相关的。将具体经验剥离,将概念固化,就不容易建立起有效的对话关系。


  洪子诚介绍了美国加州大学奚密教授这方面的观点。奚密《从边缘出发》这本书认为,“边缘性”是新诗(她使用“现代汉诗”的概念)的性质,或者说是它的主要特征,它随着新诗的诞生而出现。由于新诗处于两个世界的边缘——一个是正在转化、变革之中的传统中国社会的边缘,另一个是逐渐兴起的以大众传播和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社会的边缘,新诗必然失去古典诗歌在古代社会里的中心、优越的地位。在当代社会,诗歌也没法与占据主流位置的大众消费文化争短长。“边缘性”既是新诗的处境,也是它的特质。


  对于奚密的论述,洪子诚有进一步补充。他指出,新诗百年中,其实既存在着边缘化处境,也存在让诗进入社会文化空间的中心的努力。显然,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期,提倡人人写诗的时候,诗看来一点都不边缘。上世纪80年代前期,新诗也占据重要的位置。目前我们说的“边缘化”,问题提出的语境和参照系,与当代我们对新诗的想象有关。与奚密说的“边缘”的共同点,是都尖锐地意识到诗歌在整体文化构成中位置的滑落。不同之处是,现在说的“边缘”,又暗含以上世纪80年代作为参照的时间意识。


  确实,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半期,新诗界呈现热烈景象,新诗很“兴盛繁荣”。洪子诚说,1980年4月他参加在广西南宁召开的“全国诗歌讨论会”,会议居然开了将近一个星期,来自全国的100多位诗人、批评家和新诗史研究者热烈争论。为了某个诗歌潮流、某个诗人、某首诗的评价,争得面红耳赤,有的彻夜难眠。讲给没有这个经历的人听,会觉得难以置信。新诗吸引了超过诗歌爱好者范围的关注,几乎成为社会情绪、政治观念、意识形态表达的工具。


  荷兰莱顿大学中国新诗研究者柯雷认为,那个时候,人们在思想感情和表达方式上存在空白,正好由诗歌填补,这个阶段是新诗过程中的“特例”。柯雷的分析是否合理,暂且放在一边,西川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那个时候诗人戴错了面具,成为先知、政治预言家和歌星,在大家心中,也在一些诗人的自我意识中,扮演了“文化英雄”的角色。他也是把这个阶段看成“特例”。


  但诗歌的“边缘化”的确是一个事实。诗在整体文化中的地位不断下降。读者流失,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现状评价所依据的主要是小说。“多年来,有一个说法很流行,用来说明诗歌的没落,叫做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换一种说法是,诗歌是为生产者生产的产品”。这种说法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诗歌开始退潮时就已出现。1988年诗人公刘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一篇文章里,就讽刺地说写诗的人比公园里排队上厕所的人还多。


  洪子诚觉得,如果真的这样,那也不是个可以讥讽的现象。诗的写作、阅读关系,和小说、戏剧等文类的情况,其实有大家没有注意到的差别。洪子诚介绍,在上世纪80年代,诗人大多是“专业”的。90年代以来,“专业”诗人数量逐渐减少。从经济收入的情况说,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专靠写诗,已经不能保证过基本的、更不要说过体面的生活。这导致的后果,就是作为诗人的读者和作为读者的写作者(诗人)之间,界限可能越来越难以分清;传统意义上“职业”性质的诗人会越来越少。诗人大多具有另外的身份,如学校教师、出版人和编辑、企业职工、政府机关公务员、企业家、商人……在新诗写作不是作为一种“职业”的情况下,“为生产者写作”将会成为一种趋势。


  “我不是否认诗歌圈子缩小的事实。”洪子诚说,“但是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批评界存在不同的意见。有的诗人、批评家主要归结为诗本身存在严重问题,比如诗歌脱离现实,没有对社会生活重要问题做出有力反映,比如晦涩难懂,脱离人民大众等。这当然有道理,但不能概括诗歌‘滑落’的全部原因。”

  2
  诗歌的问题不能完全由诗人担责

  诗歌的问题确实存在,诗人自然要承担责任,但也不能完全由诗人承担。而且在诗歌与社会文化、与大众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在诗歌写作出现调整的情况下,读者也需要改变、调整自己的诗歌观念、阅读期待、阅读方式

  针对“诗正在离我们远去”,洪子诚曾经有过“我们离诗远去”的说法。洪子诚说:“那是1997年秋天在福建武夷山的一次诗歌会议上,当时,谢冕、孙绍振教授都对上世纪90年代的新诗提出严厉批评,我是在他们发言之后第一个提问和回应的。谢冕敏锐地指出诗歌的问题,这些问题也确实存在。诗人自然要承担责任,但也不能完全由诗人承担。而且,在诗歌与社会文化、与大众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在诗歌写作出现调整的情况下,读者也需要改变、调整自己的诗歌观念、阅读期待、阅读方式。”因此,洪子诚说他模仿上世纪40年代闻一多《田间与艾青》的提问方式(闻一多比较艾青和田间,说田间已经深入民间,和大众结合,而艾青却还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艾青举《太阳》这首诗有太阳向我滚来的句子。闻一多说,为什么要让太阳向你滚来,你不向太阳滚去?)说在问“诗为何离我们远去”之后,也要问“我们为何离诗远去”。


  对于这段往事,洪子诚说,他不是不同意谢冕先生的批评,只是要做一些补充,也就是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另外,他说的“读者”,不是一般的读者,而是类乎“经验读者”“专业读者”,也就是批评家身份的“读者”。在新诗写作发生重要调整(这一调整,涉及诗人身份、诗歌功能、艺术走向等方面)的情况下,读者也要调整自己的诗歌观念,反省在态度、方法上存在的欠缺。在批评、阅读问题上,“读者”不是什么时候都是“上帝”,对读者“权力”应该有所约束,读者应该具有自省的能力。如果读者希望做出有效的批评,首先应该学习。


  洪子诚说,近年来,诗歌界为了增强诗与读者、与大众的联系,做了很多努力。诗人、诗歌刊物、批评家和诗歌活动家不断探索如何改善诗的传播手段、媒介,以扩大接受范围。这种努力,粗略说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题材上现实性的增强,另一个是与各种艺术门类结合,并扩大传播的手段和方法。

  3
  有时候,有价值的写作恰好是潮流之外的

  题材选取和诗歌社会功能的强调自然重要,诗人、读者要求诗能触及、回应复杂社会问题和普通人生活处境,是合理,也是积极的,不过这种提倡不要成为一种“潮流”

  说到诗歌界多年来的诗要反映、呼应现实重大问题,表现“下层”生存状况的呼声,以及有关“底层写作”“工人诗歌”“打工诗歌”概念的提出,洪子诚说,题材选取和诗歌社会功能的强调自然重要,诗人、读者要求诗能触及、回应复杂社会问题和普通人生活处境,是合理,也是积极的,是新诗传统中的“启蒙精神”的体现。不过洪子诚希望这种提倡不要成为一种“潮流”,他说,有时候,有价值的写作恰好是潮流之外的。他也担心这种提倡演化为一种道德律令,建造道德制高点。他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诗歌的经验,认为更要紧的是个体真切体验和艺术转化能力的强度。“底层写作”的写作者值得敬佩,但也要尊重那些没有响应这一“潮流”者的选择。不同的“题材”在特定语境中,确实具有并不相同的社会文化、道德伦理的价值,但希望不要将这个问题绝对化,不要搞题材决定论。在这方面,最好是回到写作者文化素养、人格精神和艺术能力的个体问题上。


  洪子诚说陈超的一个看法值得讨论。陈超是当代优秀的诗人、批评家,生前是河北师范大学教授,也是河北作协副主席。他的写作,尤其是诗歌批评,他的为人,在诗界得到广泛敬重。2014年他去世后,许多诗人、批评家都写了悼念诗文。诗人臧棣这样写道:
  “我并非愤世嫉俗,我只是天真”——
  在齐泽克之前,我已听你
  说过同样的话……


  臧棣还写道:“你活得太正直,并且为避免/我们过于难堪/你总是很低调/你几乎只将你的正直/用于诗的秘密/……至于人的秘密,你尝试用/一秒钟的飞翔改变所有的飞翔/这的确不是胜利或失败/所能决定的事情/上帝并不适合你/但此刻我必须说,你缺少的/上帝也同样并不具有。”


  陈超的最后一本诗学论著,名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出版于他去世的那个月。“个人化历史想象力”,陈超自己的解释是:“诗人从个体的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个人的话语修辞方式,去处理具体的生存、历史、文化、语言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使我们的诗歌能在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个人化的形式探索与宽广的人文关怀之间,建立起一种更富有异质包容力的、彼此激发的能动关系。”(《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后记》)洪子诚说,陈超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概念,显然是在回应新诗历史和现状有关诗与现实、历史关系问题的。在这里,个体、个人化的地位得到突出,没有诗人主体独立精神姿态、想象力和语言能力的支点,其他一切都是不可靠的、空洞的。记得苏联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写有题为《世纪》的诗,翻译家智量的译文是:“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看进去你的眼/并用他自己的血,弥合两个世纪的脊骨?”历史、世纪,以及看进它的眼,都属于诗人自身,是主体和“我”和历史、时代的关联问题。这可以用来解释陈超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想法。

责任编辑: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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