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德国汉学家顾彬评价重要现代诗人——戴望舒为中国诗歌 指示了一条出路
观点1
在中国的文学体例中,诗歌取得的成就最大,而抒情诗取得的成就又是最大的
观点2
并没有否定中国文学取得的成就,批评的是个别作家的个别作品
观点3
对中国新诗的研究及评价都是站在国际学界的高度,是站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是在德国与中国诗歌的比较研究中得出的结论
观点4
中国在上世纪涌现出那么多杰出的诗人,出现了那么多优秀的诗作,这在德国是不可想象的,德国在同时期的诗歌成就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
观点5
如果没有这些诗人的奠基工作,中国新诗不可能会是今天的样子
观点6
任何流派划分都是脆弱的。尽管“象征主义时期的”戴望舒在写作上晦涩不明,但在转向现代主义之后,他的调子变得简单,出现了对抒情诗散文化的要求,可并不是以美学上的平庸化为代价的
人物简介 沃尔夫冈·顾彬1945年生于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作家。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现受聘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
1
在中国的文学体例中,诗歌取得的成就最大
中国的现代主义在抒情诗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大,它的主要奠基人物除了小说家刘呐鸥、施蛰存,还有杜衡以及最重要的代表戴望舒
“中国的现代主义在抒情诗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大,它的主要奠基人物除了小说家刘呐鸥、施蛰存,还有杜衡以及最重要的代表戴望舒”。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本报“重读新诗系列策划”专访时说,如果离开了戴望舒杰出的翻译工作,中国的现代诗是不可想象的,正是戴望舒以他对洛尔伽的翻译,为中国诗歌指示了一条出路。
提起德国汉学家顾彬,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对中国文学毫不客气的批评及由此引发的争议。对此,只要上互联网输入顾彬的名字,出现最多的也是顾彬对中国文学发表评论的消息及他本人对此的解释,当然还有陈晓明、陈平原等著名学者与他展开的辩论。
顾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长达几十年,通过他的翻译,中国现当代的不少作家、诗人为海外所熟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顾彬再一次提及人们对他的误解:他并没有否定中国文学取得的成就,他批评的是个别作家的个别作品。在顾彬看来,在中国的文学体例中,诗歌取得的成就最大,而抒情诗取得的成就又是最大的。
顾彬向记者强调指出,他对中国新诗的研究及评价都是站在国际学界的高度,是站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是在德国与中国诗歌的比较研究中得出的结论。顾彬说,中国在上世纪涌现出那么多杰出的诗人,出现了那么多优秀的诗作,这在德国是不可想象的,德国在同时期的诗歌成就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
顾彬认为,“重读新诗”一是回望新诗百年走过的曲折道路,既要吸取教训,也要总结经验。二也应该缅怀那些已经逝去的杰出诗人。他甚至有些失落地对记者说,在中国新诗走过百年之际,还有多少人记得上世纪的那些诗人?今天又有多少人读过他们的作品?如果没有这些诗人的奠基工作,中国新诗不可能会是今天的样子。顾彬还向记者一一点评了他一再肯定的中国现代主义在抒情诗方面做出突出成就的诗人及作品。
2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中心文本是戴望舒的《雨巷》
从学术角度来看,现代主义这一派实际上是象征派和后期新月派的融合,不过过渡得比较顺畅,也有很多共同之处
顾彬认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中心文本是戴望舒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顾彬认为,戴望舒在诗中拾取了西方现代派的一个惯用主题,有些人把戴望舒列为象征主义者。象征主义的特点是,它们同国际通行的纯诗化十分吻合,表达了一种支离破碎的生活感受,不经意地带有古典主义的氛围。顾彬说,象征主义还有一个实质性的方面,即音乐性,它是一种纯语言和纯形式意愿的结果,简言之,就是唯美主义的表现。优美和整齐以一种独异方式成为对那个时代的美学回答。现代主义尽管避开无论民族性还是社会性主题,它仍然关注社会的革新。
诗人臧克家受到新月派影响,又主张像中国诗歌会那样的现实主义。顾彬说,不管怎么样,臧克家早期的常常是异乎寻常的诗作,以其“坚忍主义”的精神很难被归入某一流派。他的诗体现了对下层人民的同情,这种同情以感人的语言表达出来。1933年,臧克家发表了诗集《烙印》。顾彬认为《烙印》这个名字本身富有寓意,代表着像火一样灼烤生命的不幸。这篇作于1932年的诗歌在形式上可归入现代主义名下,却没有现代主义常常极典型的垂死挣扎的精神。
生怕回头向过去望,
我狡猾地说“人生是个谎”,
痛苦在我心上打个烙印,
刻刻警醒我这是在生活。
“从学术角度来看,现代主义这一派实际上是象征派和后期新月派的融合,不过过渡得比较顺畅,也有很多共同之处”。顾彬认为,它们都意识到了“都市病”“青春病”和艺术受到的侵害。而几乎是必然的,1936年,何其芳从他们中间具有代表性地走了出来,要与现代性作别,全心地投身于革命事业。
为评价何其芳的诗歌特性,顾彬分析了他的《送葬》。从诗中顾彬读出了何其芳所描述为“这是送葬的时代”,诗人是“寻梦者”,是“夜行者”,是“乐园鸟”,这些形象都是戴望舒在作品中一再提及的,到最后则说“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而上面提到的“青春病”在构思巧妙的《寻梦者》中得到了最为明显的表达,诗歌表现了寻觅和目标之间的差距。诗的结尾是冷静的:你的梦开出花来了,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
在顾彬看来,这些诗歌也表明,任何流派划分都是脆弱的。尽管“象征主义时期的”戴望舒在写作上晦涩不明,但在转向现代主义之后,他的调子变得简单,出现了对抒情诗散文化的要求,可并不是以美学上的平庸化为代价的。内容应该抒情,形式上则可以散文化,音乐性也不是通过变换音高,而是通过情感的起伏来确立。诗行虽复杂,但还是质朴易懂的。《寻梦者》表现的主题是一切存在的碎片性。戴望舒不光是表达流逝的诗人,也是破碎性的诗人。顾彬认为与戴望舒同时代的卞之琳也和他一样,把片断作为标题,并提升到了形式的层面。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对于这首诗,顾彬认为,一些引用《庄子》来作解释的文学批评没有看到这首诗的现代特征。顾彬说,这里并不是要用道家思想来说明人类认识的相对性,而是有关一切存在的瞬间性。诗中的四次视角转换说明:不存在什么绝对的东西,每个人都是另一个,没有一个动作仅仅属于施动者,一切都处在关系交织中,这种关系网让各部分任意地交相组合。这种碎片性就是现代的主题本身,没有任何最终的意义赋予,这完全与道家思想相反——它在次要和边缘中得到了确定性。
3
卞之琳是一位哲学诗人;很难给艾青一个公正评价
在现代派的中国文学中,卞之琳将现代主义的隐匿个人原则发展到了极致;艾青是形式上的伟大创新者
在顾彬看来,卞之琳是一位哲学诗人,在现代派的中国文学中,他将现代主义的隐匿个人原则发展到了极致。这种所谓的“去人化”对此可比较奥尔特加·加塞特。同样也表现在上面这首诗中:人称代词你和他处在流动不定之中。在诗人那里,这三个人称代词甚至经常是模糊不清的:我、你和他,使三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可交换性也同样表现在对连词“和”独特的运用上,这个连词只是到了西方语言与中文发生接触后,才在汉语中流行起来,从而形成了大量的这类用法,如“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这种做法就是后来人们在后现代美学范围中所说的“激浪”。
对诗人艾青,顾彬说很难给他一个公正评价。因为一方面艾青是形式上的伟大创新者,一方面是将北方的贫瘠摹写出来的现实主义者——在他之前罕有人能做到这一点,顾彬认为艾青在诗歌上的天赋是以惠特曼、马雅可夫斯基、艾米尔·凡尔哈伦等为榜样,将中国诗歌中的自由体从形式上加以革新,如果撇开这一点不论,他的诗在今天看来基本上便是寡淡乏味。就是他那些著名的、曾多次被翻译的诗歌如《大堰河——我的保姆》或《他死在第二次》也是如此。这些朴实的诗固然因重复手法和简明用词而完全能在一次公开朗诵中产生美学效果,然而在阅读时却总是让人得不到满足。
在顾彬眼中,作品大量被翻译的艾青最重要的描写是中国人民的形象。他说艾青是一个时代的歌者。他把那个时代看做通向完满的幸福之门,为了它,艾青已准备好付出任何牺牲。没有人能责怪艾青的信念,顾彬认为艾青绝对值得一提的是他歌咏他所到过的遥远国度的才华。在这方面他是世界主义者,能够向他者敞开。也难怪文学批评家会下如此判断,认为最终只能从国际性的诗歌演化角度来理解他。
“用词朴实无华并不一定就排斥深度。冯至深受德国文化尤其是受到歌德、里尔克和雅斯贝尔斯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顾彬看来,冯至早在西南联大教授德语时就已多方显示出来。顾彬认为,冯至在其十四行诗中探讨的最终是人的实存。尽管这些诗的基调是乐观的,但并没有脱离现实。冯至凭着这组作品得到了玄学诗人的称号,因为他阐述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顾彬说,今天人们可以为这种稀有的才能而心存感谢。诗人能够越过中日战争的局限,去向他那时代的人所面临的处境提问。冯至在德语国家中多次获奖,在他的十四行诗中,他成功地做到了词汇的简单和思想的成熟、中国遗产和西方传统的令人惊叹的统一。这就将他和同时代那些执着于纯文学者的晦涩区别开来。
“冯至在昆明有个有才华的女学生,她28岁时在里尔克影响下写出了第一本也是她后来30年中唯一的一本诗集,她就是郑敏,属于九叶诗派”。顾彬认为,九叶诗派中诗艺最成熟的肯定是两位女性代表:郑敏和陈敬容。
顾彬这样评价这两位女诗人,郑敏像她的导师冯至一样具有强烈的哲学倾向。她对美和意义的追求同样要放在战争的背景中来看,却不像穆旦或杭约赫那样对它加以特别的强调。属于她最成功之作的有《来到》,这首诗似乎是以一对伴侣在瀑布前的画面作为结束。这里的第二个“他们”大概是清楚地指代人。好像是关于什么似乎只有诗人才能知道的东西的到来。顾彬肯定那不光是指春天,而是在原文字面上也是在引号中的“未来”,顾彬自问,那是一个未来,一个面对战争人们不敢相信的未来吗?
寻找和旅行同样是诗人陈敬容的标志,她在年轻时要比郑敏多产。她留下了大约350首诗。陈敬容1946年在上海开始翻译波德莱尔和里尔克的作品。她的诗歌主题也是其翻译作品的主题:夜和死,旅行和黄昏,时间和回忆,等待和离别。顾彬认为这并没有什么非同寻常之处,但她处理这些模本的方式,不管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给她带来了人们常用来形容她的那种男性能量和承受力的特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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