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匹小花马驮着一个女人走近我们的村庄,她们涉过生育了多少幼童和男子的河水,在山岗上站着,吹拂着我们的土地的风是多么温柔,豆架在风中是多么温柔,又是多么孤单……小树林呀,小围院呀,小木凳呀,小瓷碗呀,他们都在咕咕地叫着,我们村子今天来了一对美丽的客人。”17年前,当李建春成为我的同事,在房间整理大学时期的诗文时,我第一次拜读了他的作品。看到一首散文诗,我被这些清澈的诗句吸引住了。这些诗的语言,最传统,又最现代;最朴素,又最华丽。我就像碰到一件爱不释手的艺术品,不停地把玩和回味。从那以后,李建春成了我喜欢的诗人。
李建春的经历可谓丰富多彩,他曾经是“北漂”,后来干过文员、广告文案策划、文学期刊和大学学报编辑,现在是大学教师。
30岁之前,李建春的命运因诗歌而动荡不定。1992年夏天,他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国家分配工作,他应该到黄石。但他没有去,他觉得在黄石混下去,成不了好诗人。应该去北京写诗,因为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那里有他仰慕的诗人。那年10月,他怀揣200元纸币,到北京寻找他的诗歌梦想。他托在北京大学念书的高中同学,在圆明园画家村找了一间每月60元房租的房子。与其说是房子,不如说是一幢单间的棚子。房间没有暖气,取暖靠房东大妈自制的烧煤的管道“暖气”。因为密封性不好,每天早上起来,房东都会跑到他的房间看看。房东心里没底,怕他煤气中毒。即便这样,他也过得不亦乐乎,经常跟画家村的一帮穷画家和诗人喝酒。半夜喝得酩酊大醉,在结了冰的大路上拦车。的士司机看到他们,根本不敢停。的士不停,他们就走回家。
海子生前工作过的地方,李建春肯定会去拜访。找到海子的同事,又找海子北京大学的同学。李建春到海子同学的家里做客,他的激情遇到冷静的劝导,因为在北京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一直漂泊着,学长劝他,要么回老家湖北,要么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找工作,这样更现实一些,毕竟,诗人也要生活。
在北京,李建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事做。那个北方城市的夜晚漫长而寒冷,身无分文的他,实在无法在那里继续漂泊下去了,轻狂而天真的前校园诗人,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挫折。那年元旦前夕,他选择了打道回府。他想成为一个纯粹的诗人的梦想破灭了。
在那个大学生毕业包分配的时代,他试图游离于体制自谋生路,而且是为了写诗,这多少有些不切实际。在农村老家,这个不合时宜的想法遭到了更强大的狙击。父与子的对话,火星四溅,在父亲看来,这个不听话的儿子是多么不可理喻啊。应该理解这个朴实的父亲,四五年前,当儿子怀揣着录以通知书踏入武汉大学校园的时候,他背负了这个家庭多少期待?而如今,他为了写诗,落得个衣食无着,父亲的心理落差太大了。
父子关系闹僵,负气的他离家出走了。这时他见到了曾密切来往的中学同学余小真。彼时她已是一所镇医院的护士。绝境处获得爱情,这种悲喜交加又满怀愧疚的心境,让他步入到一个创作的高峰期。那段时间,他写了几十首诗。那些诗,绝望,愤懑,温暖,负疚,充满了复杂的心绪。
1993年,抱着对家人和恋人的愧疚,李建春到了广州。他决心将诗歌抛之脑后,一心工作,用这样的方式宽慰那些爱着他的人。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广州某招商中心的文案。当时的房地产行业刚刚起步,刚刚涉足这个行业的碧桂园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乏人问津,请李建春所在的公司做广告策划。李建春负责这个项目的文案写作,由他们公司做的碧桂园房地产广告,使得碧桂园的楼盘在后来大卖。那年春节,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回家过年。返程的火车票难买,他买了飞机票。回广州,与父亲告别,父亲用那宽厚的大手抚摸着儿子的脑袋,微笑地说,我一辈子没坐过飞机呢。他感觉到了父亲手掌的温度,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
李建春工作的那家公司是当时《花城》的编辑朱燕玲(现在已是《花城》的副主编)的先生开办的。那时,朱燕玲的朋友、诗人庞培经常到公司做客,有一天,他将即兴写就的一首诗《办公室》交给庞培。庞培看后大加赞赏,随后又将这首诗交给朱燕玲,说你先生的公司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朱燕玲很吃惊,她并没有听先生提及这个会写诗的年青人。等看到作品,她也非常欣赏,还将这首诗发表在1994年第3期的《花城》杂志上。这也是李建春公开发表的处女作。《办公室》的发表,再次燃起了李建春心中的诗歌热情。他又心猿意马了。后来,庞培介绍李建春到《现代人报》副刊部做编辑。那段时间,他接结识了黄灿然、凌越、杨子、杨键等诗人。并和凌越、胡昉、李凡办了一份小民间刊物《文学通讯》。
1995年,李建春到著名的太阳神公司做文案策划。公司经常会派人到各地出差。借出差的机会,他遍访各地的诗人。在贵阳,他见了郑单衣。在成都,他见了柏桦、钟鸣、 翟永明、唐丹鸿等。
公司有一帮包括画家王川在内的诗人和艺术家。整天在公司谈现代艺术和诗歌,有人看不惯了,到公司领导那里打小报告,说他们不务正业,借公司的平台搞艺术和诗歌。就因为这个,他与王川同时被公司炒鱿鱼了,又换到另外一家广告公司。
1996年底,李建春从广州回到湖北老家并与余小真结婚。春节期间,他碰到大学同学周莉。周莉刚刚离开《长江文艺》,问他是否愿意在《长江文艺》做编辑。愿意的话,她可以帮忙引荐给当时的主编汪洋。
事情很顺利,就这样,他成了我的同事,做了《长江文艺》的诗歌编辑。由于个人经历,他在编《长江文艺》诗歌栏目的时候,视野非常开阔,臧棣、蓝蓝、张曙光、鲁西西等一批当时非常活跃的诗人,陆续在《长江文艺》亮相。他还与刘洁岷、哑君、鲁西西、黄斌、沉河等诗人创办了民间诗刊《声样》。那一年,李建春获第三届“刘丽安诗歌奖”。这个奖项是由美籍华人刘丽安女士出资的,奖励全球华语诗坛最新锐的诗人。
1998年初,李建春去了湖北美术学院,做了这所大学学报的创始编辑。一直到2009年调到美术学系做教师。这期间,他除了学报编辑的身份,还成了当代艺术界有影响的青年评论家。特别是在抽象艺术的策划和评论上,成果斐然。10余年的编辑生涯,业余时间,他恋恋不忘的还是诗歌。2006年,他获首届宇龙诗歌奖。2012年,他的诗集《出发遇雨》在花城出版社出版。2014年初,他获第六届湖北文学奖。
这个有着乡村血统的诗人,虽然受着西方哲学和西方诗学的影响,但他的目光没有离开田野,他在那里寻找他的根和关于根的思考:“一个妇人在她的床上摊开尿片和我的诗,/他的孩子睡着了,因为我的诗沉闷,/ 现在,她可以安静地/ 向着炉火……”(《夜晚的风》)“……乡村不再是力量,不再是人格,乡人——人力资源,一个已彻底客观化、物化的对象。他们是物,却又够不上客观的物,用不着科学地对待他们。乡人是一根永远被试探着的底线。这是中国的底线,也是中国艺术的样式。我应该在一双耐克鞋的针脚中寻找他们,在每一部手机、每一台电脑拆开的电路板上寻找他们。在每一个重复的劳动中……”(散文诗《土地公与基督》)这是诗人可贵的地方,也是他的诗歌的力量。
李建春与主流诗歌圈子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他的身影更多是出现在“富春江诗会”这类的民间诗歌活动上。他甚至不在乎诗作的发表。他的大量的作品发表在诗生活论坛和一些民间诗歌刊物上,还有一些他自己打印成册,送给他的诗友。这种一直以来的游离的处境,是姿态,也是方式。
但他的诗歌理想总在前方。诗歌对于他,是思维,是表达,是语言;是阳光,是呼吸,是触觉;是生活的细节和必备的元素。
他追逐他的诗歌理想,如同那个执著的夸父。
他从未迟疑,踏步向前,在我的耳边留下了风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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