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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受诗人王家新的邀请，到人民大学参加了一个小型的多多诗歌分享会。活动设在一间普通的教室里，我来早了，在走廊里站着。透过半敞开的门，只见一个瘦高的青年坐在里面，安静地翻着一本书。后来，他被喊了出来，我们也被互相介绍了姓名。就这样，我认识了王东东，那时我们分别在北京两所学校的中文系读博士。我在人群里一向羞涩寡言，他的谈吐中布满锐气和停顿，这次见面，我们几乎没聊什么，但有种澄明和善的友谊，保持了下来。在那之前，我早已听说，王东东是国内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请主持人把我名字前的‘著名诗人’改成‘青年诗人’。”记得在一次朗诵会上，他在话筒前认真地纠正道。

张枣每逢在正式场合介绍自己时，都会说：“我叫张枣，我是一个诗人。”诗人，在今天，俨然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身份，我们该如何将它跟自己的名字连在一起呢？尤其是青年诗人，倘若从古至今果真存在一种叫做诗的东西，在我们这一代写作者身上，此番神秘的启示，还存在吗？或者，它到底变成了什么？我与王东东同庚，在各自的青春期里，与同时代更多尚未谋面的朋友一样，都对汉语新诗怀有激情，也常常被一些长辈寄予厚望。东东善习诗，好读书，胃口杂，重变化，且颇有心得；做批评也用力，属六脉神剑一类，常有率真、高妙和冷谑的思想风格；他爱涉猎多种文体，交游也广，容易泄露出现代诗人身上无法抹平的多重人格，涂就了一纸迷人的矛盾。

这种驻扎在作品里的矛盾，借用王东东在诗作《空椅子》里的两个表达式，便是“形而上学的亲戚”和“未来的女婿”，两者构成他综合写作里一对亲密的政敌。相对而言，我的视野和兴趣要偏狭得多，已不再有自信和勇气写诗，学生时代只写出过一点诗歌评论。有一回，我对王东东开玩笑，你不是说自己是总体作者吗？我可能只能做一个独体作者吧。他谦称，你比我更高。戏言归戏言，我至少相信，在如今这种日益败坏的年景中，繁盛与灾异并行，可愈发珍贵的诗性并未离我们而去。在一代青年的内在体验里，诗歌必然风尘仆仆，却依旧出落得性感妖娆：

从两片瓦之间的罅缝向里觑视

除了黑暗，我还看到了泛着肉星光的壳盘

           （王东东：《蜗牛》，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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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工作的好奇心出发，也来自友谊的促唤，我曾尝试去读王东东的诗。但实话说，对于大多数作品，还是读不大明白。读懂未必是好事，读不懂未必是坏事。受到形而上学和未来的双向蛊惑，这种以读不懂为前提的阅读，或许才是我们走进现代汉诗的适宜门径。比如这首《蜗牛》，诗人所构造的意境和所表达的情绪，已与读者的期待产生了“视差”：我们没有读到“蜗牛”的美与德，没有宏大主题，没有教谕和敦化，没有稳固的象征，没有格言警句，甚至无法激起我们朗读、识记和背诵的欲望。这是一首令我们不知所措的诗，只隐约看到一只行迹诡异、姿态乖戾的“蜗牛”。它是从某个天外前来朝觐这个怪诞星球的使者吗？它是因肩负神秘使命而星夜赶路的过客吗？或许，在这位人类大家庭的亲戚面前，我们也应该耐下心来，寻一处缝隙，趁它还没走远，将这柔软的小生命看个究竟。

王东东的《蜗牛》更缓慢，显然抵不过周杰伦那首爬满街头巷尾的《蜗牛》：“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在人满为患、昼夜不休的时代演唱会门外，在这首几乎掉队的小诗中，我们读到一只困惑的“蜗牛”，也聆听一种困惑的言说。在此基础上，普通人身上那种悲天悯物的情感不变，倾心低微事物的姿态不变，对生活明察秋毫的观察力不变，诗以言志、歌以咏言的古训不变，记述日常经验的现实感和局限性不变，在致密坚固的世界中开疆破土和心存希望的梦想始终不变……在缝隙中，我看到它们汇成一条牛乳般的痕迹，顺着形而上学的脊背滑行不止，诗人的手笔提前勾画出一条未来甩过来的尾巴——诗歌与真理也只隔了三层——为了抓住那根尾巴，将自己摆渡到另一极，诗人除了认领那些不断被发明出来、喘息未定的现代汉语，恐怕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蜗牛，这内在体验的吉祥物，这语言的前哨，它孤独地拖着乳迹，朝着黑暗挪移，在那黑色深渊里掺上一点无可救药的白。路越走越窄（蜗牛的？诗歌的？生活的？），日子越过越昏愦，我们不得不收回一览众山的豪迈眼神，重新练习把目光折叠，楔进时间的缝隙里，像把一封信塞进邮筒。在封闭漆黑的邮筒里，一件件扁平、带壳的秘密，泛着羞怯的光泽。一只蜗牛形同一个诗人，首先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一座语言的家宅，用来收藏、分拣和加工那些微小的亮光，等待它们从屋顶升起。虽然我不能全部读懂王东东已经写出的那些诗，但已从缝隙中瞥见了一小撮封存的秘密，就像从门外瞥见那个躬身阅读的侧影。作品在编织自己嫁衣的同时，按捺不住光的潜能。蜗牛悄悄带走了一部分，我却开始偷偷对着那批未来的草稿暗自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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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东早期的作品朴素清冽，才情呼之欲出，感伤和智性蓬勃生长，似乎在为一种精深的气象和灼目的锋芒做准备，自然博得许多爱诗者的青睐。在这批数量可观的作品面前，尽管别人会把我当做一个内行的读者，但到头来，我能说出的，要比普通读者更少。在那些诗中，我只能辨别出一条粘稠的行脚，它正在黑夜的密林里行进，周围的事物都消失了，阅读中的视觉不再起什么作用。作为同时代的作者，为什么我在他作品中能够把握的东西如此之少？作为同时代的读者，我究竟能够在他的稿纸上读到什么？带着这无法回答的疑问，他和我都一头扎进一只黑色的箱子（家国的暗，词语的暗，心灵的暗），客串一出读与写的《三岔口》，留下的，只有一个六神无主的潜行者，携带一句秋风般的口信：

    语言已然褪色，再也哄不住灵魂

    语言已然变薄，遮掩不住哀伤的肉体

               （王东东：《世界的消息》，2016）

王东东的老家在河南，但我以为，他写诗跟他是个河南人没有多少必然联系，尽管他的诗离不开中原故土的化育和朋辈师长的惠泽，尽管他深信河南人正是中国的“犹太人”；他读哲学专业起家，但读者们也并不一定要在他的作品中读出多少哲学意味才肯罢休，毋宁说，诗人天然都是生活的哲学家，不分先锋与保守、专职与业余，惟有热爱与否；他从河南大学来到北京大学继续深造，学成后又杀回平原书斋（一则《出埃及记》？一部《围城》？），以“诗歌与民主”之题做出一部渊博厚重的博士论文，却并非如我等擅长纸上谈兵，而是理论联系实践，接连在诗坛的公共空间里试枪开炮，化身“真的猛士”，也因此枕卧风暴中心；在创作上，他称得上是个高产的诗人，技术不算坏，出版过《西山》、《空椅子》和《云》等几部诗集，在同行中间声名日隆，但对其作品真正称得上中肯的评价，尤其是同时代写作者的评价，数量却极少；近一年来，王东东——这只诗歌蜗牛，这位有骨有肉有触角的总体作者——成功转型为文学教师，在新的学术阵地上谋划更高的建树。从最近收到的一批新作来看，写诗生活依然是他甘心漫游、不愿离弃的天堂：

    我的贝雅特丽齐，使我流亡到上海的租界。

    而在北京的狭长胡同里，依然留着一个牺牲。

                （王东东：《拟鲁迅诗意》，2016）

在狭长的暗夜里，蜗牛在诗人身上踽踽爬行，诗人在蜗牛身上遮住双耳，它们共同变成了什么？谁是谁的贝雅特丽齐？谁是谁的牺牲？上升和埋葬之间，牵出一条语言的蛛丝马迹，透明的，悬在半空中。诗人就是那个走钢丝艺人吗？“钢丝是死的，或哑的，盲的”，让·热内（Jean Genet）说，“你来了，它就活了，说话了。”语言也是如此，等着那颗历尽沧桑的心，带它穿过黯淡逼仄的弄堂，从白发重返青春。诗人长出触角，蜗牛行走在空中，诗歌中的贝雅特丽齐，它的倒影如此安静：在教室里读书，在宿舍里写诗；在咖啡馆里读书，在大排档中写诗；在公交车上读书，在厕所里写诗；在菜市场读书，在垃圾桶旁写诗……读与写，一对暧昧的冤家（“形而上学的亲戚”和“未来的女婿”），它们保持着世界的平衡（倾听的左臂和书写的右臂），两只搏斗的触角（苦涩触角和甜蜜触角），两块对立的肌肉（奋发的肌肉和颓废的肌肉），均匀分布在的钢丝两侧，一颗心艰难开凿出一条空中的言路，一只身披暗夜的蜗牛开始变形：

    仿佛只要一片心，就可以让国家安定。

    请，完成这心之辩证，但不要剖心！

               （王东东：《谒比干墓》，2015-2016）

    在这场同时代的写作跋涉中，青年诗人昆鸟将当下青年人的精神处境设喻为“肉联厂”，他用组合拳般的速度，敲出了一连串的冷抒情：“引领我们吧，你这从天涯走向天涯的赶尸人/引领我们吧，你这踉跄的老戏骨，光滑的人偶/引领我们，上帝为体撒旦为用/引领我们，一脚东海一脚南溟/引领我们的双腿在正午的马路上打着拍子/引领我们用啤酒肚撞开反锁了的未来之门”（昆鸟：《肉联厂的云》，2012）被时代的荒谬性肢解、碾压和捣碎的灵魂，反倒更像被贝雅特丽齐引领到了心神的高处，抵达梦想的云端，然后低头俯视大地上那个真实的自己，那只被遗弃的牺牲，一具“哀伤的肉体”。这是走钢丝艺人的空中体验，也是当下青年诗人的写作体验，是蜗牛的未完成的遗训和未发布的电波，道路在语言中恢复了行迹。这就是王东东所谓的“心之辩证”，这位走出象牙塔又重返象牙塔的诗人，正在力图在写作上靠近这个沧桑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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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动荡的两三年里，王东东的诗歌生涯开始进入曲折的中游，他俨然远离了起点，终点却锁在深雾中，他跋涉在钢丝的高原：从题材和内容上看，整个语体浑浊了许多，散发着水草的泥腥气和中药的苦楚味，因而更富营养；在叙述和口吻上，他的作品经历了更多的分叉和犹疑，这些都与一个人活生生、赤裸裸的现实经验有关；在技术指标上，他写作的难度系数更大，路数也更为复杂，但并不属于只会吓唬读者而空无一物的那类；在某几个著名的折口处，那些敏感的三角地，他斩截有力、挥斥方遒，偶尔也不免意气用事、水漫金山，极易淹没一首好诗，错失一段好日子。

在王东东的一些作品中，我读到了他惊人的描述能力：“为何奢望不朽？/如果，宣纸轻的老年加重了忧患”（王东东：《墨梅图》，2015-2016），不朽与老年，奢望与忧患，轻与重，激活了沉睡在半空中的汉语，保持住了写作运动中力量的平衡；在另一些诗中，我又不得不服膺于他在文本中创造出的那些尖锐的争执和追问：“‘亲爱的耶稣·基督，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不值得你这样付出……’/‘亲爱的乔达摩·悉达多，为何/你放弃了王宫，却没有放弃人民？！’”（王东东：《书房轶事》，2016）诗人在半空中每走一步，都在心甘情愿地为自己设置障碍和难题，他的双脚甚至在钢丝上腾空跃起，又在抖动中落回，短暂调适后，再稳稳站住，赚得我们一身冷汗。

如若将当下的汉诗写作状况比作一幕走钢丝表演，那么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在《主权理论》中的一句话，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马拉美停住了，而毛泽东没有停。”目前，整个写作界呈现了中风和偏瘫的前兆，世相和语言都扭曲了，一个清正不阿的诗人该如何自处？又该如何介入那些平地而起的公共纷争？举步维艰的蜗牛该如何将负重反转为上升？一个弱者该如何化解自身的压力并重新被元气灌满？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曾说道：“负重者必上升”，这或许也该是一种“心之辩证”？在王东东写下的一个小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这次艰难的变形和同样艰难的言说：

我在窗台上发现一只瓢虫仰卧的尸体。我用一张纸帮它翻过身来，却无法数清死亡后背鲜艳的斑点。十一星、十二星还是十三星？我困惑不已，仿佛面对一位将军挂满前胸的荣誉勋章。又何须去管它是害虫还是益虫？一只瓢虫的死，让神也沉默了。死亡的光芒瞬间照亮了这个国度，那一刻连神也忘记了拉我的耳朵，让我看到了微信上流传的抗议。这是瓢虫之年，而非耶稣之年，做一个善人就和做一个恶人一样危险。（王东东：《瓢虫之年》，2016）

聪明的中国读者会一眼认出，这十有八九是近期一则公民意外死亡事件的隐喻。不论真相如何，事件的主人公成了故事中的“瓢虫”（或许也可听成“嫖虫”？），“一只瓢虫仰卧的尸体”，是行进在半空中的蜗牛遭遇到扭曲世界后从钢丝上跌落下来的牺牲吗？《蜗牛》中的情景复现了，这小生灵终于钻进了罅缝，它企图盗走光，却死于黑暗。出乎意料的是，“我”终于觑视到壳盘上泛着点点肉星光，它就要生成另一副面孔，变成另一个弱者的尸体。野蛮的死亡还依旧在发生，这个时代并没有更好。“我用一张纸帮它翻过身来”，死者并没有醒来。作为一个无力无用的诗人，一个弱者，“我”也只能如此，草率而冷酷地处理一桩二手时代的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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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些坚硬的事物和法则相比，一张纸，多么轻，多么软（语言，已然褪色，已然变薄），瓢虫的身体竟也失去重量。“我”在书写中默默正视它的死亡，超度它的亡灵，重估它的价值。但即使这项无力无用的工作，也注定要走向失败，“我”“无法数清死亡后背鲜艳的斑点”。那些灼目的斑点，究竟是这小烈士卓著功勋的荣光，还是这小混蛋生前劣迹的印证？劳碌的蜗牛死去了，它变成了瓢虫；青年可能随时沦为牺牲，如此荒诞的变形，只需要十分钟。在半空的言路上，“马拉美停住了，而毛泽东没有停”；瓢虫的尸体像一枚鲜艳的图钉掉了下来，它的魂魄将继续着一段困惑的旅程。瓢虫不是耶稣，不是佛陀，也不是苏格拉底，“为何我是我，是郑板桥而不是周宗濂？”（王东东：《墨梅图》，2015-2016）这是无法复活的旅程，这是危险的人间旅途，这是永难完成的“心之辩证”。

生为蜗牛，死为瓢虫，这是大概是当代诗人的命数，在王东东开展于人生中途的写作中，他勇敢地勾勒出这份草图。活着的蜗牛是多余的，没有人经得起长久的等待；瓢虫的死是死本身，犹如上帝手中的误差，它早在出生前就考虑好了加缪（Albert Camus）的疑问：活着还是不活？瓢虫，这内在体验的斯芬克斯，这语言的凄凉犯，它死于一个不折不扣的二手时代，一个依靠牺牲引领众生的时代。瓢虫静息在大地上，终结了世间的善恶，令人想起那些未曾经历的人和生活。它发出令人哑然持立的光，“让神也沉默了”：

只因为它，我愿意做一个中国人，

忘掉了耻辱和失败。

    （王东东：《饺子颂》，2016）

瓢虫的死减轻了它生前的重量，连一句话都没留下，肉身全部兑换成脊背上的光。当诗人用一张纸将它的尸体翻过来，我们终于看到了一座高贵的穹顶，和缝隙之内那团广阔的黑暗，领略了一片小指甲大小的随身携带的星空——“十一星、十二星还是十三星？”——这些在语言的邮筒里等待被加工的光亮，是诗人不可脱卸的生存责任，它们还在不断生长和传播。瓢虫脊背上的星空，垂示出信息时代的甲骨文，谁能将这肉身撞击时代的哑语破译？谁听到了那串敲打壳盘的硿硿声？在熠熠星光里，“未来的女婿”正在与“形而上学的亲戚”窃窃私语，从远方为我们展开了美学的广袤性与道德的纵深感，带我们在辩证的旅途上重逢一颗矛盾的心。在桌前，王东东重新铺开一张草稿纸，空白的律令已经云集；在瓢虫之年，生活的主持人已将他名字前的“著名诗人”长久地修改成“青年诗人”；从蜗牛到瓢虫，一张诗人的脸上最终流露出一副中国人的表情，它们正是内在体验的正面和反面，一次半径更大的回归运动正在来临：

    那里的幸福像松油滴落

    却让我上升。鸟儿飞落的幸福。

    人们见过流星，却从未

    真正见过星星升起。

    （王东东：《与天使的谈话》，2016）

                        2016年8月2日，北京科学城。

（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