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作者论文《卞之琳诗作的文化-诗学阐释》，阐述了卞之琳作意好奇的艺术精神和互文性策略运用等诗学特质，对卞之琳其诗其人作出整体重新评价，彰显其文学史与文化史价值。本文进一步以新的文化观观照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流变，阐发这一重评的文化意义，并以卞之琳诗作和经历加以论述。

关键词：卞之琳   重评   文化意义   新文化观

任何时代都有才华绝伦的诗人，不过，即使有让人惊艳的才华，诗人们也大都不易超越历史文化语境以至流行观念的限制，使其诗歌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情趣跨越时代，引发后代读者情智的愉悦和超逸。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生存方式更新，中国社会、语言和文化，一直在剧变，人们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和文化视域也深度演化，有望一个世纪之后，还能让冷峻而挑剔的文学史家真正心悦诚服的中国现代诗人，或许已经屈指可数，诗人卞之琳（1910-2000）应是其中的佼佼者。

卞之琳醉心于中西文化和诗学，以其慧心灵性，赤子痴情，再加磨炼忍耐，淘洗升华，终于苦功通神，每每能别出心裁，融欧化古，极暗示、象征之能事，精微而独特地表现他那细腻矜持的情性，执著不渝的深情，复杂微妙的体验，灵妙超越的玄思，以及深厚悠长且具生发性的中西文化的智慧积淀和诗学意蕴。也由他个人忧郁、迷茫的生存状态，感应地表达了身处被现代性所侵蚀的衰落文明古国，敏感而细腻的中国文化人的现代性体验及随之而来的迷惘乡愁和怀古幽情。形成雅致浅白兼具、亲切新异浑融，以清朗冷隽、珠圆玉润为主导，时而迷离深晦、曲径通幽的审美风格，是个性独异的现代诗人之一。他对语言、意象、哲理、“意境”有着新异玄妙的体悟，由天赋、学养造就了作意好奇的诗学追求，尖新精微的联想、隐喻、通感、双关能力，深曲发散的互文性才能【这里使用的“意境”一词是指卞之琳自己在《雕虫纪历·自序》（1978）所用的相当于“戏剧性处境”的意涵，他说是中国旧说的“意境”，严格说来，其内涵与中国传统诗学、画论中的意境论以及近代以来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人所用的“意境”概念，都是颇为不同的，请读者注意。见《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5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所涉卞之琳诗作、文章、著作，除另有说明外，均出此文集。关于意境论请参看王攸欣《论王国维境界说与中国传统意境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1期。互文性才能指通过特定语词的使用唤起对经典文本或其他文本意义和情境的联想能力。对于其作意好奇的艺术精神和互文性诗学才能，拙作《卞之琳诗作的文化-诗学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3期）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他立足中华民族的历史时代语境，自信自强而又自谦，吐故纳新，对现代汉语的创造性运用，包括切合于现代白话特征的格律探索，语词的多义、呼应、复辞活用，文白雅俗并举等等，圆熟灵活，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而他带有中国文化意蕴和情趣的对于世界的体悟，融入了西方现代文明成就，在诗学领域创立了融化中西审美取向的新典范。其西方诗歌、戏剧、小说翻译和莎士比亚研究方面的成就，也足以在西学东渐史上留下显著痕迹【卞之琳的译作兼及各种文体，如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选自英、法、奥、德、西（班牙）、爱（尔兰）等各国作家，他翻译的《莎士比亚悲剧四种》、法国象征派诗歌等尤为名译，堪称译文范本。其学术著作《莎士比亚悲剧论痕》、《布莱希特戏剧印象记》也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卞之琳无论在他的个人生活中还是文化追求中，都有一种超越性的人类意识和历史意识，在个人与民族，功利性与超功利性之间有着自觉的价值思考，有着既执著又超越的风度。他不止关注着民族命运，也注重人性的尊严与文化的积累与创造。

卞之琳20岁左右就显露了惊人才华，徐志摩、沈从文等人激赏不已，并力推上文坛。随后，一批诗文名家如朱自清、陈梦家、李健吾、朱光潜、废名、梁宗岱、林徽因、李广田、艾克顿爵士等人都给了他甚高的评价。卞之琳本人当时也踌躇满志，高自期许。他确实成就不凡，25岁就几乎达到了他诗歌创作之巅峰状态，并维持了两年左右的时间，此期诗歌大多为精心圆熟之作，作意好奇的诗学精神得到了充分表现，积淀修炼的中西文化智慧和情怀也焕发出异彩，《鱼化石》、《断章》、《妆台（古意新拟）》、《距离的组织》等已广为人知，只是深蕴的哲理未必被真正领悟。这里且以《鱼化石》为例，略予阐释。《鱼化石》最初仅四行，即：

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

你真象镜子一样的爱我呢。/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发表于1936年11月10日出版的《新诗》】

诗附有《后记》，是读懂《鱼化石》极佳导引【该后记收入1980年代以后出版的《十年诗草》增订本和《卞之琳文集》时，均稍作了删改】。《雕虫纪历》1982年增订出版时，诗人在标题下增加了“（一条鱼或一个女子说：）”一句提示语，又把后记中的内容浓缩成四条，依次作为每行诗的注释【《雕虫纪历》（增订版），第16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有论者把提示语看作副标题，尚可斟酌。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雕虫纪历》没有收入《鱼化石》】。提示语虚拟了两情境：鱼对即将融入的石头、女子对情人的倾诉。语境清晰，读者却又能马上意识到此诗的多义。第一行乃事实化为意愿。诗人由看像册封面鱼化石浮雕图案引发写诗灵感，把诗境设置到图案中情景之前。“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化用中西古今的两个隽语：司马迁之“女为悦己者容”，艾吕雅诗句“她有我的手掌的形状，她有我的眸子的颜色”，文化智慧的积淀，不着痕迹地化入诗句，寓意为爱自我调整，同时为所爱绽放自己。因为自我绽放少不了对方的凝视、赞赏。第二行再进一步，因为爱而融入你的时空，因为你而展现我的生命历程。在水的线条、化石形态和人的生命过程之间，寻找契合点，像旗显示风的姿态。隐喻女性的生命形态，为她所爱展现，这是从女子作为主体的角度来说的。从女子作为客体而言，所爱者对她的关注、欣赏与关爱，既是生存状态的显现方式，也是其价值实现方式。第三行关键意象是镜子。意象每有多面性，譬如月亮，既可以明亮，也可能昏暗，既可以圆，也可能缺，近乎钱钟书所谓“比喻具两柄而复具多边”中的“两柄”、“多边”【钱钟书《管锥编》第3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镜子意象也具多义性，其喻意既可理解为真实、真诚、忠实，因为镜能显像，也可以领会为距离、隔膜，镜能显像，却未必能传神，且可能显出幻象，与照镜人之间的距离也无法消弭，镜中像毕竟非境中人。《后记》云：我想起马拉美的“镜子”，……是《冬天的颤抖》里的“你那面威尼斯镜子”，那是“深得像一泓冷冷的清泉，围着翼兽拱抱、金漆剥落的边岸；里头映着什么呢？啊，我相信，一定不止一个女人在这一片止水里洗过她美的罪孽了；也许我还可以看见一个赤裸裸的幻象呢，如果多看一会儿”【卞之琳《鱼化石后记》，《卞之琳文集》，上卷，第123页】，似乎在表达你作为镜子，看到的可能是我的幻象，原文“你真象镜子一样的爱我呢”，更似对镜子映照功能的肯定，表现爱之真诚，可谓两岐了。最后一句“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远”字乃诗眼。“远”是卞之琳炼字炼意范例。“远”本形容词，活用为动词。本是形容空间或时间距离的，这里不仅用来表达时间的距离还同时表达性质剧变。“你我”既指石与鱼，也指情人与女子，更可指任何构成互融互渗的一组对象，当两者融为一体，融即为化，使二者均变，既可是丰富、发展、与日俱新，也许是都失去了自我，只留下陈迹，但变化即一切。这一句连同“远”字，也点出了整首诗题旨：“生生之谓易”。“生生之谓易”，源出《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王弼集校释》，第541-543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本指道的流行方式，阴阳转易，生生不息。意指任何个体的生存，是且只是大化迁流中的一个环节，变易才是根本，领会了这一点，就领悟了道，即领悟了世界之整体，所以“易”又有“易简”，“不易”之意。《鱼化石》后记中引述此语，可见此诗是卞之琳在其情感、生命的感悟中，对于具体存在个体及其存在过程的超越，也是对于世界存在之根本的探寻，显示了卞之琳对于宇宙人生的体悟，这样一种彻悟不仅足以笼罩万有，且可以从一切执著中获得解脱，但这种解脱又没有走向空幻，走向虚无，而是在对于每一个体生命过程本身的肯定中，作出的超越性体悟，这也近乎对于庄子之道的领会，因为庄子之道就是包容并超越了一切个体及其演化过程的整体，《易传》本就有着道家的影响，“易”即近于庄子的“化”【究竟是《庄子》影响《易传》，还是《易传》影响《庄子》，学界有不同看法，笔者倾向陈鼓应的论断，《易传》受道家观念影响。这里难以详论，参见王攸欣《道通为一，逍遥以游——庄子要义申论》，《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春之卷；王攸欣《庄子与时俱化的生存智慧——<因其固然·养生主>篇及相关思想疏论》，《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冬之卷等】。有了这样一种体悟，也就有了生命的信心，所以他说自己当时“心在峰巅”。其爱情诗如《无题》五首，足以与李商隐的《无题》诗前后辉映，第五首甚至堪称千古绝唱：

我在散步中感谢/

襟眼是有用的。/

因为是空的，/

因为可以簪一朵小花。//

     我在簪花中恍然，/

     世界是空的，/

     因为是有用的，/

     因为它容了你的款步。//

诗人在散步中感悟衣衫扣眼可以插一支花，推理出襟眼的用，进而推导出，在诗人眼里，世界因为能容下你，才是世界的用。诗人的整个生活世界因为所爱的存在而有价值，是乃至情外露。此诗不露痕迹地化用《老子》、《庄子》中“无之以为用”的哲理。卞诗中哲理和爱情往往交相为用，相互隐喻，相互衬托，相映成辉，相得益彰，此诗不仅以理达情，且以逻辑之推理而表达深情，尤为新异。这些诗大多收入了阶段性结集《十年诗草》（1941）。抗日军兴，卞之琳作为中华儿女，满怀爱国之情，投身前线，创作了独具一格、也颇显才华的《慰劳信集》（1940），但终究因为写作的功利性，中断了他的创作巅峰。然而，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文学史写作的1950年代，因为意识形态和历史语境的原因，卞之琳不仅没能占有多大篇幅，对他的评价往往还贬多于褒。如代表性文学史，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虽肯定他“在技巧上，……成就是较高的”， 却断言其表现的情绪多是脆弱的和病态的，不大健康的。此后的近30年，卞之琳的文学史地位几乎每况愈下【1980年代的文学史，已经有所改变，不过所占篇幅仍然有限，如在钱理群等人所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版）中只占了不到1页，在1998年增订本中也不到2页。在笔者参与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99）中，笔者所撰卞之琳部分，用了5页的篇幅，在当时所见文学史中是最多的。陆耀东所著专门史《中国新诗史》（第2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给了他12页的篇幅。这些史著对卞之琳成就的阐述评价仍很不充分。当然，整体地看文学史（不限于史著），卞之琳地位已经有很大提高，如在吴晓东等人和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中，卞之琳是重点讲解的诗人之一，但从其社会影响力来说，理应还有较大上升空间】。卞之琳本人是颇有些凄然的，但他为人自谦，每以自我贬抑的态度出之。如他在《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文章》（1993）中引述姜夔《除夜自石湖归苕溪》诗“少小知名翰墨场，十年心事只凄凉”的前半联，自责成名后有些飘飘然，以致未能自我加鞭。卞之琳其实一直钟情诗歌，格外努力，到了晚年，还对早年诗作用心修订、编辑，出版了《雕虫纪历》（1979、1982）。恰恰是他没有引出的姜白石后半联“十年心事只凄凉”，透显了他无可奈何的失意。他每每在散文中回忆创作历程，重温师长诗友们的肯定、期许，也对自己的诗歌作出了细致的自我阐发【卞之琳1980年代以后所写的纪念师友如徐志摩、闻一多、朱光潜、沈从文、梁宗岱、林徽因、叶公超、李健吾、何其芳等人的文字，均是甚为用心的散文，不少既是纪念他人，也是自我阐发。这使得研究者容易了解卞之琳的生活、诗学经历，却也因为他特殊的行文方式，又使读者囿于他的自我陈述】。1980年代起，卞之琳的研究颇有起色。卞之琳不同时期的学生辈如袁可嘉、巫宁坤、赵毅衡、江弱水等人对卞之琳诗有相当出色的论述和较高的评价，港台也有研究甚为深入者，如张曼仪【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主编《卞之琳与诗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集中了一批佳作；赵毅衡《读卞之琳》（1984），收入《豌豆三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香港中文出版社，1989年版】。荷兰有位汉学研究者汉乐逸（Lloyd hdft）还专门以卞之琳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后出版专著【Lloyd hdft PIEN CHIH-LIN A study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1983,FORIS PUBLICATIONS Dordrecht-Holland/Cinnaminson-U.S.A.】。笔者在1990年代参与撰写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给予卞之琳的篇幅在当时也算是较“出格”的。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所有的这些研究相对于卞之琳的才华与成就及其文化意义而言，仍然是不够充分的。2013年，我撰写了一篇试图全面重新评价卞之琳的2万多字长篇论文，在2014年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上以《重评卞之琳》为题发表，去年又略作删节，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以《卞之琳诗作的文化-诗学阐释》为题刊发——标题乃丛刊编委会出于善意所改。该文力图通过开掘卞之琳诗的文化内蕴和艺术个性，并对卞之琳其人的性情、品格、学风作出整体把握，凸显卞之琳的文学史以及文化史地位。尤其致力于以具体诗歌文本分析，论述他“心在巅峰”的人生境界、作意好奇的艺术精神和创作中具有多源性与多向性特征的互文性策略运用。也对以往的卞之琳研究成果作出审视，分析造成各种局限的原因。这里不必重复，有兴趣的读者可看原文。

在研究卞之琳的过程中，笔者一直思考着对他重新评价的文化意义。窃以为，文学乃至一切文化形态都是特定的基因群体为更好地延续、扩展自身而创造出来的。就这个问题，笔者在应邀为纪念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110周年所作的论文《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与〈红楼梦〉根要》和今年刊发的《再论新文化观及〈红楼梦〉根要》中，提出了基因同异创化论的新文化观，并作了较充分的阐述【两文分别刊于《曹雪芹研究》2014年第4期、2016年第2期】。基因同异创化论的要义在于：任何文化的成型，都是因为不同层级的基因主体，如个体、家庭、家族、民族、种族、物种具有的基因组共同性有差异，导致不同主体基因延续、扩展机会利益的共同性程度不同，在不同层级基因主体的竞争与协调中，创化出包容不同价值取向、社会体制、竞争协作方式等的文化整体，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政治体制、社会风俗等，其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文化中的基本关系，作为基因主体，个体具有最强的实体性，充分发展个体的才能个性，培养健全的独立人格，尊重个体自由权力，是一个群体选择留存优异基因，实现其潜能的有利方式。没有适当的文化氛围，多数个体的潜能无法实现，民族的整体利益必然受到损害。当然，对于个体欲望尤其是权力欲的适当压抑、调适，也是群体缓解生存竞争压力的有效法则，而且与尊重个人独立人格和自由，尊重个性和才能是相辅相成的。就实现特定群体基因延续、扩展的目标而言，有的文化较为成功，有的文化不那么成功。中国古代文化总体说来还可算是一种较为成功的文化。先秦时代的文化创造者，如原始儒家建立了礼乐文化的规范，较为有效地限制了个人的本能冲动，道家又创立了超功利性的最高价值准则，贬抑了生存的功利性根源，缓解了生存资源的激烈竞争。中国传统文化却也因为各种主体条件、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的影响，有着不容忽略的缺失，最根本是两点：一是弱化并限制了向自然寻求扩展资源的动力和能力；一是没有建立对于人性之恶的有效制衡机制，文化的理想在现实的权力博弈中从没有得到充分实现【请参看笔者近期已和即刊的相关论文，如《新的世界历史语境中的民族生存战略及其评价——新文化观观照下的新文化运动》、《当代中国人生存失范的峻切书写》（《中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这在19世纪以来的新的世界历史语境中，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比较中，更加凸显，也就需要中华民族作出自觉的调整。在这种自觉的文化比较和调整中，涌现了一批杰出的人物，卞之琳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体会、继承了中西文化的一些优异质素，以自信、自谦、自我克制的方式为文化积累演化作出贡献。

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也就是全球化的生存背景中，既要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又要能充分地尊重其他民族的利益，就应该着意体察继承如卞之琳这样的诗人、学者的文化能力和刻苦磨炼精神——他们对中西文化都有相当深入、精微的领悟、体会——尤其领会他承受中西文化传统，自信而自谦的个人品性和超功利性文化态度，不应只着力于特定时代的直接功利性目标。因为以才能或权力为基础的自我膨胀的个人品格，过于急切的个人或民族的功利性追求，均有可能恶化整个民族的生存环境，贬低个体的人性尊严和生存价值，最终必然损害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和长远利益。正是因为卞之琳这类诗人、学者所具的文化精神未能深入人心，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演变中缺乏足够的超越性因素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压舱石。冷峻地回顾历史，令人痛惜地发现，几乎每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具体表现的方式虽有所不同，合理性程度也略有高低之分，但多数人承受了社会浮躁带来的负面效应——尽管也不能否认人类社会进步带来的福利。对于一切选择的合理性程度的评估，需要以今天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为衡量标准，降低这一标准，就是降低自身的人性尊严。当然，文化归根到底又是关乎人类、民族的功利性的，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关键在于一个民族的领航者之文化素养，他们是否能够具有真正自信而谦虚的襟怀，是否具有高远的历史意识和深切的人类意识与价值思考。任何品性都有不同面向的文化意义，必须辩证地观审，卞之琳醉心于细腻的体悟雕琢，自谦自制，从另一个角度看，略有大丈夫浩然之气不足之嫌，这也是相当多的中国文化人与生俱来或熏染成习的特征，是无法抗衡人性之恶的本根性因素，值得我们深省。

                        2015年12月6日草2016年8月6日增订于乐是居

   原载《诗刊》2016年第11期

   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