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 张晓红

（二）

 “盘峰诗会”“是非后的是非”及媒体

当下的学术批评界依然喜欢在关于“中国文学的走向”等问题上指手画脚，常用“应该”“应当”等词，这使得体制化的口头交流更显重要。20世纪70年代末以降，召开过许多大规模的新诗研讨会，虽然这些会议由国家机构出资，但并未能阻止与会者们从正统文学话语外围发动突袭，有时难免只有先锋诗歌一枝独秀。1999年4月16—18日，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民间”与“知识分子”的论争真正引起了公众注意。

“盘峰诗会”在北京附近一家名为“盘峰”的宾馆举行，因此以宾馆命名，组织者是北京市作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北京文学》及《诗探索》编辑部。此次会议的正式名称为“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按例，除了学者和批评家，许多诗人也出席了会议。这也说明，与许多西方国家相比，文学与学术、创作与批评之间的界线在中国似乎没那么一清二楚。

在人们的记忆中，“盘峰诗会”是“民间”与“知识分子”的一场正面交锋。是否有人故意策划了这场冲突，跟会议本身与“论争”议题都不相干。在此只需提到，不同的评论者都强调，这次会上和整个“论争”中，都存在着某些参与者的策略性行为。有人说会议筹备阶段有意识的炒作，使得论争成为专家圈子以外的媒体头条新闻，还有人说是“民间”活动家们致电“知识分子”诗人与批评家同行，试图说服他们共演一场你死我活的双簧。无论如何，“盘峰诗会”所引发的关注和集体记忆，足以使之成为整个论争的转喻，如今许多人记住了“盘峰论争”这个名词，即可为证。

对于学术界读者来说，1999年6月《诗探索》收录了一份详尽的会议述要，由张清华撰写，题为《一次真正的诗歌对话与交锋》，此文也作为两篇论争专题文章的头一篇再刊于7月及8月号的《北京文学》。张清华的文章发表之前，5月中旬，《中国青年报》刊登了田勇的一篇文章，题为《十几年没“打仗”：诗人憋不住了》，随后此文以《关于新诗发展方向又起论争》为题被《新华文摘》摘录。田勇的原标题体现了新闻媒体报道“盘峰诗会”典型的哗众取宠风格，体现了对“民间”阵营的同情。文中，作者貌似客观，但他的态度被笔误，也被他对“民间”观点的借用遮掩了：

这种使诗歌创作不断知识化、玄学化的倾向，是当前诗歌处境日益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6月中旬，《中国图书商报》委托“知识分子”阵营的程光炜和西渡为杨克的《年鉴》撰写书评，又委托“民间”作家伊沙评论唐晓渡的《年鉴》。之后，三文在同一个大标题“他们在争什么？”之下并列刊登。果不其然，三篇书评都声色俱厉。程光炜指控杨克伤害了“九十年代诗歌”的知识分子—文化精神，似乎浑然不觉自己的这一概念此前已广受非议。西渡说杨克的编辑工作马虎草率、不负责任，声称对此表示失望。伊沙虽承认这一缺陷，但他说瑕不掩瑜，杨克的《年鉴》很有活力，相形之下，他认为唐晓渡的《年鉴》平庸无奇、毫无新意，显得拙劣。伊沙声称，唐晓渡在公然质疑“外省”所编选集的合法性；三周后，唐晓渡发表了一封愤怒的致编辑的信，并在2000年底又一次就此事撰文。

随后，7月1日，双周刊《文论报》用第二版整版报道了两大阵营的论争，刊登了臧棣、沈奇、西渡、陈均的文章。在《谁伤害了90年代的诗歌》一文中，批评家沈奇重点关注数月前两份出版物问世以后的喧哗，即杨克的《年鉴》和他自己的《秋后算账——1998：中国诗坛备忘录》，后者首先刊发于2月号《出版视角》。对于已经出现的全面冲突，沈奇的故作惊讶，让人生疑。“秋后算账”通常有等政治运动结束后再和人家清算的意思。此文是对“知识分子”气势汹汹的进攻，作者点名道姓地说西川、王家新、张曙光是头号罪人。沈奇如此描述“知识分子写作”：

高蹈的、抒情的、翻译性语感化的，充满了意象迷幻、隐喻复制、观念结石以及精神的虚幻和人格的模糊。

他说，“知识分子写作”使他这个专业的诗歌读者发晕。在《谁伤害了90年代的诗歌》中，他没有手下留情，称“民间”诗人是被“知识分子”伤害的诗歌的受害者。陈均的《诗歌不与什么有关》讽刺性地反驳了谢有顺的名为《诗歌与什么有关》一文。陈均痛斥谢有顺无知。臧棣写给《文论报》的稿件很快再刊于《北京文学》。下文在讨论《北京文学》上的专题栏目时会再次讨论此文。西渡的《诗歌是常识吗？》节选自《诗探索》上的长文《对几个问题的思考》，下文也将论及。总之，《文论报》征询了三位“知识分子”及一位“民间”作者的观点。至于撰稿人比例的失衡，编辑刘向东随后解释说，他被迫在最后一刻找人顶替原先的四篇稿约之一。

7月中旬，静矣在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题为《99诗坛：“民间写作”派和“知识分子写作”派之争》。和张清华类似，静矣对“论争”的评价较为公正。她指出“民间”阵营有辱骂“知识分子”的倾向，称“知识分子”诗人为“伪诗人”“买办诗人”“国内流亡诗人”。跟张清华一样，静矣也质疑这场“论争”到底与诗歌有多大关系。她写到，1998年3月举行“‘后新诗潮’研讨会”（“新诗潮”是多年来对先锋诗歌的多个冠名之一），“民间”的干将于坚、韩东等人好像未被邀请，“盘峰诗会”上的喧闹是“民间”阵营的沮丧之情迟到的表达。这两篇精彩述要的区别在于，张清华倾向于持乐观态度，而静矣则因争论未产生任何理论洞见而感到失望。她继而通过肉身与头脑的对比进行分析，两者分别与“民间写作”及“知识分子写作”相关联，最后，她总结说，这场论争是一起悲剧事件。

1999年夏天又一次目睹了诗坛的喧哗与躁动。7月26日，《太原日报》整版报道了“盘峰诗会”及其背景，并推出京文、唐晋及王魏的文章。京文是一个笔名，《世纪之交的诗歌论争》其实是张清华发表在《诗探索》及《北京文学》上的会议述要的删减版。唐晋的《“盘峰会议”的危险倾向》行文尖刻，带有正统特征。他指出，会议几乎没有进行文本分析，诗人们太妄自尊大。王魏的《背景与其它》则记录了会议主持人吴思敬和林莽的话，这两人都是诗坛老前辈，吴思敬是学者，林莽是诗人兼编辑。林莽说，诗歌好像正处在流失读者的危机之中，争论白热化是件好事。吴思敬称，一年前“后新诗潮”会议是诗歌批评分流的预兆，意见上的分歧如今浮出了水面。他认为，1998年谢冕与孙绍振对当前诗歌发展态势持怀疑态度，而陈超、唐晓渡及他本人却表示乐观。他说，“盘峰诗会”的目标之一是为上述分歧提供讨论平台。

王魏在《太原日报》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关注者的声音》，文中列举了老前辈诗人牛汉、郑敏以及批评家孙绍振对此事的评价。前两位言辞谨慎，避免站队。相形之下，孙绍振则显得无所谓，他表示，论争的根源可追溯至80年代，因而高潮的到来是早晚的事。他确信，今日中国不同于朦胧诗与“清除精神污染”的80年代初，先锋诗歌不会成为上层意识形态与政治议程的一个问题。虽然《太原日报》上的文字报导不偏不倚，但它展示的视觉资料却有失公允：一张“知识分子”诗人西川的单人照，紧挨着“民间”诗人伊沙及于坚的照片，另外还有沈奇、韩东、谢有顺及杨克的合照。

7月31日，《科学时报》辟出专版，以《“盘峰论剑”是非后的是非》为标题，刊登“知识分子”阵营五位发言人王家新、唐晓渡、孙文波、蒋浩、陈均的文章。王家新的《也谈“真相”》猛烈控诉了于坚曲解文学史及其欺骗圈外人的行为。在《我看到……》一文中，唐晓渡与王家新立场一致，指责“民间”阵营的不良行为，但被指责者的不受规训的、反叛的自我形象，很可能让他的指责变成了夸奖。孙文波的《事实必须澄清》是一篇有力度的作品，语气较王家新、唐晓渡要和缓许多。他指出了于坚及其他人的言辞中的矛盾与谎言，尤其是他们对“盘峰诗会”的评价，孙文波将他们的夸夸其谈及行为不端归结于其作为诗人的不安全感。另外，他的文章也表明，说教与灌输意识形态用语并不仅限于“民间”一方。蒋浩在其《民间诗歌的神话》一文中，和唐晓渡一样，提醒“民间”的争辩者要记得从前年代里言语和其他方面的可怕景象，他也跟许多人一样，指出了于坚独有的论辩逻辑漏洞。在《于坚愚谁》一文中，陈均指出，单纯的野心使得著名的昆明诗人落入了现今这般状况。

四周之后的8月28日，《科学时报》给了四位“民间”诗人回应的机会，他们是伊沙、于坚、徐江、沈浩波。这个整版专题的标题是“北京诗人剑入鞘外省骚客又张弓”。这里，将北京与外省、北方诗人与南方骚客平行对列。在这一特殊的语境中，“南方骚客”的意思近于“煽动者”，同时也让人联想到屈原的《离骚》及其所代表的古代“南方”诗歌传统，和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歌传统之间的对立，虽然这种对立非常复杂，绝不是壁垒分明。这个标题用中国文学史来反映“民间”诗人与批评家们所提出的“北方—南方”“中央—地方”等概念的二元对立。

至于《科学时报》上的个人来稿，伊沙的《究竟谁疯了？》可为一例，该文体现了诗人在讽刺与短论方面的修辞才华。他攻击西川以“黑社会”诗歌比喻“民间”的活动。于坚的《谁在制造话语权力？》一文，开篇就令人捧腹。他说，不明白诗人们何以能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他把北京说成是疏离本土文化的场所，指出首都三伏天的高温或可以解释北京人对自己作品的激烈反应。徐江在《敢对诗坛说“不”》一文中对王家新、唐晓渡及其他支持“知识分子”观念的人表达了失望之情，他的叙述，给“盘峰诗会”贴上了一个在孙文波等“知识分子”诗人看来是有偏见的、欺骗性的标签。在《让论争沉下来》一文中，沈浩波指斥林莽、吴思敬等会议主持人是在和稀泥，他不无道理地注意到，诗人与诗评家们倾向于组成互相吹捧的群体。

在报纸进行跟踪报道的同时，各类学术期刊及大众文学刊物继续发表“知识分子”与“民间”论辩者的文章。1999年《北京文学》7月及8月号辟出专栏，第一部分收录了陈超、唐晓渡、谢有顺、西川和韩东的文章，第二部分有于坚、臧棣、西渡、孙文波、王家新、沈奇和侯马的文章，双方阵势保持势均力敌。在《问与答：对几个常识问题的看法》一文中，陈超说“知识分子”与“民间”阵营之间的对抗是虚构的产物。他指出，针对“知识分子写作”使用“西方语言资源”的指控是可恶、错误的，原因是它迫使人们做出毫无道理的选择：西方或中国，你站在哪一边？陈超还说，一个人用什么作为写作素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使用这些素材。唐晓渡在《致谢有顺君的公开信》中指出，谢有顺的文章与正统文学话语有共同之处，提醒他先锋诗歌形成今天百花齐放的局面已经经历了20年的积淀。他谴责谢有顺缺乏宽容之心，及其将“论战”意识形态化的做法。谢有顺在《谁在伤害真正的诗歌？》中倒戈一击，指控“知识分子”的“遮蔽”行为，这里，“遮蔽”的意思是出于自身派系利益考虑，阻止他人入门而操纵出版机会和诗坛公共关系；我们在本章第二节中将讨论这个问题。西川《思考比谩骂要重要》一文的文章标题，无疑重申了他在“民间”阵营心目中的“知识分子”身份，文中有对于坚、伊沙、徐江、谢有顺的驳斥，描述了中国文学圈里的骂人现象。西川希望大家承认，中外文本的互文关系作为一个事实，在所难免，毕竟不是什么坏事。韩东的《附庸风雅的时代》文笔尖刻，主要讨论他对少数80年代以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诗人的看法，称他们在阻碍他人的追求。下文将细述韩东关于“民间”之文学观念的解释，这里，也需要一长段引文，进一步阐明韩东与“西方”的尴尬关系：

90年代成名的“老诗人”……他们的阅读是有目的的……这是在阅读中逐渐进入角色的一群。因此我们并不难理解他们对于书籍的那种病态爱好……他们只读那些被人认为是自己写出来或可以写出来的书，只关注那些被认为是自己的或可能过上的生活（或生活方式）……他们对翻译作品由衷地热爱，对西方文学史如此地熟悉……对在上述系统中的所谓大师，巨人如此五体投地，对他们的生平佚事更是如数家珍……他们的灵感完全来自于以上的读物，其写作方式、格局以及形式也不出其右……像一切收藏家和古玩爱好者一样，他们对于书籍和书籍中思想和艺术价值态度是绝对认同的……其极端表现就是能自己动手制造赝品……使行家里手也看不出来。与最顶尖的收藏家古玩家爱好者尚有不同，我们的“读者—艺术家”最终欺骗了自己。

《北京文学》“论争”专栏第二部分以于坚的文章打头炮，我们稍后会单独讨论。臧棣在《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一文中强调：

努力将诗歌重新发展成一种独立于科学、历史、经济、政治、哲学的知识形态。

他警告说，20世纪中国文学话语的大众化趋势已不止一次反对追求创新的诗人，诗人自己不要重复这样一种机制。西渡的《为写作的权力声辩》，即下面将要讨论的《对许多问题的思考》一文的删减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对“知识分子写作”诗歌脱离日常生活这样的假想性判断，对远离当下时代思潮的那套话语表示了质疑。在《关于“西方的语言资源”》一文中，孙文波痛斥于坚煽动种族及民族主义情绪，他以李白的突厥血统为例，说明跨文化影响是一种自然现象。王家新在《关于“知识分子写作”》中声称：

（知识分子写作）首先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对写作的独立性、人文价值取向和批判精神的要求，对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久已缺席的某种基本品格的要求。

要注意的是，“品格”一词，有“品德、品性”之意。沈奇的《何谓“知识分子写作”》一文坚称，批评话语普遍支持“知识分子写作”而妨碍了“民间写作”的发展。北京诗人侯马在《90年代：业余诗人专业写作的开始》一文中痛斥“知识分子”的矫揉造作。

《北京文学》专栏第二部分首推于坚的《真相：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新潮诗歌批评》。编辑大刀阔斧地删减，但完整的文章随后刊发于《诗探索》9月号。《真相》一文声称支持谢有顺的有争议性的用词，怒斥欧阳江河的名篇《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于坚将像程光炜《岁月的遗照》那样的垄断、妨碍出版的选集行为追溯到90年代初，责怪诗评家卖身给了“知识分子”。起初，他控诉“知识分子”透过“硬”语言使诗歌意识形态化，通过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相对比，而将前者与官方正统相等同。他再次确认，对“第三代”（他指的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世俗”派作者）的攻击首先来自官方正统，之后来自“知识分子”阵营。正统批评家章宏明在1990年《文艺报》上发表了攻击先锋派的《对“新诗潮”的透视》一文，于坚引用此文为证。恰恰是因为于坚极力要与正统划清界限，让我们不由注意到，“真相”及“透视”这两个词语所表达的意思极其相似。不仅如此，于坚的文章结构与章宏明的几乎完全对等：若干着重突出的反问句，每个问题之后紧接着是预想中的回答，词严色厉，语调坚决。

撇开论争的内容不谈，“民间”阵营在“论争”中始终得以占上风的原因之一，仅仅在于于坚、伊沙、徐江等作者旺盛的生产力。另一原因是，“民间”阵营自甘于粗野、简单、大嗓门，在声音上压倒“知识分子”。这一点从于坚《真相》结尾段落中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长句子可见一斑：

坚持民间立场、诗人写作、中国经验以及诗歌的自由、独立、原创力、民主精神和非意识形态的位于边缘的外省诗人与利用北京的文化政治地理优势企图将80年代以来重获独立和尊严的诗歌再次依照历史惯例纳入权力话语，建立惟我独尊的诗坛秩序、霸权的批评家们之间水火不容的关系已经真相大白。

那些在中国外省的辽阔大地上埋头写作，没有批评家为其摇旗呐喊，远离便于国际接轨的北京，仅仅靠具有创造力的不同凡响的诗歌文本在中国诗坛的铜墙铁壁之间建立了诗歌的尊严和个人魅力的独往独来的优秀诗人与倚靠权力话语、批评家吹捧，离开了权力和吹捧就不存在的西方诗歌和文艺理论的读者冒充的平庸诗人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思想战线之间的泾渭分明之势，已经真相大白。

在伟大的80年代依靠第三代诗歌的杰出文本实绩起家的新潮诗歌批评中的北京部分，已经彻底背叛了在那个伟大的充满自由主义精神的时代中得以重新建立起来的诗歌批评对少数、对另类写作的宽容；非道德、非意识形态的、自由、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精神和唯文本的学术立场，可怜地成了“知识分子写作”——一个“小圈子气候”的代言人，再也无法冒充“公正、权威”，他们对于诗歌、诗人的态度其实不过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罢了，他们公然敢那样穷凶极恶围攻作者——诗人，说明这些“新潮诗歌批评家”从来就没有尊重过诗歌，已经真相大白。

“围攻作者”是“民间”阵营对“盘峰诗会”的另一种说法，指数名“知识分子”作家对于坚或杨克群起而攻之。这些说法被所谓的围攻者驳回。

专业与大众媒体似乎都有利于“民间”阵营。首先，虽然程光炜使用的“九十年代诗歌”概念招致许多人反对，但它没有故意引发论争的动机。但是，从杨克《年鉴》、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开始，“民间”阵营的回应就是有意为之。因此，是“民间”一方先下手为强，似乎始终都在更积极地追求宣传效果。再者，就论争话语的接受度而言，反精英主义情绪及嬉笑怒骂的震撼效应自然容易获得反响。“民间”派在论争中的表现也更加惊世骇俗，符合大多数媒体内在的对轰动效应的追求。在1999年和2000年余下的时间里，“民间”阵营继续主导着论争。

例如，《文友》发表了两篇吸引眼球的文章，一篇为7月号刊发的《诗歌真的失去了读者吗？》，署名湘子，人们普遍相信这是于坚的化名。文章在论证、术语和语言上确实有于坚的痕迹。湘子宽慰读者说，只有坏的——“知识分子”的——诗歌才失去了读者。罕见之处在于，文章虽然支持“民间”作者，但也承认好的——“民间”的——诗歌在本质上是边缘现象，无法被多数人欣赏。

另外，1999年11月的《文友》主推伊沙的长文《世纪末：诗人为何要打仗》，同时该文以《两个问题和一个背景：我所经历的盘峰诗会》为题刊登在《诗参考》上。杨克的第二部《年鉴》收入此文时，仍然以“世纪末”为题。这个题目充分显现了文章的范围与目标。在文中，伊沙对谁在会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等作了很是偏颇的概述。根据他的表述，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其源头可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诗歌及批评的全面分裂。伊沙回顾了海子的自杀，认为这是一个关键时刻，“知识分子”阵营因此获得千载难逢的机会，经由操纵，其美学抢占了诗坛的特权位置，以至于“隐喻设置的修辞的阴谋，使糊涂的西方汉学界真的以为他们敢于面对中国的现实”。诚然，海子的被神话化是一个失衡现象。尽管如此，于坚、徐江、伊沙及其他“民间”作者对海子的生活、作品及死亡的刻意的不敬，让人觉得这是一种策略性的破除禁忌的行为，纯粹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否则，就很难理解于坚在1999年7月号《湖南文学》上的文章所指：

据说他连自行车都骑不来，却认为自己是人中之王，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就去自杀。

伊沙的看法是，诗人开会不是为了交流观点，而是为了张扬性格。《世纪末》和他的其他文章的文风表明，他的这个观念不仅适用于言说，也适用于写作。他承诺要客观公正，但其实空洞无物，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只是个笑话。伊沙的自我矛盾与狡黠诡诈的辩论相交杂。王家新曾引用“文革”术语，伊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完全忽视了王家新援引“文革”术语为的是说明正统文学话语在“民间”话语中有所延续。伊沙痛斥“知识分子”时，他的话语有大男子主义、性别歧视、厌女症等特征，比如，他把诗人欧阳江河与肖开愚所使用的“中年写作”这一短语与性无能相联系，还有，他在回想自己在会议上发言的时候，写道：

所谓“知识分子写作”让我想起了“女性文学”的提出，我对“女性文学”的感受同样适用于“知识分子写作”：作为男人，我平时很少想起也根本不用强调自己裤裆里究竟长了什么东西。

除了《文友》之外，还有两家一直支持“民间”阵营的出版物：《社科新书目》及《诗参考》。尤其在2000年春天，《社科新书目》中，与“知识分子”相比，“民间”的声音曝光度更高。根据“编者按”来判断，他们获得的好感和亮相机会远远多于“知识分子”。《诗参考》是一份历史悠久的民刊，第14—15、16期分别于1999年11月及2000年7月出版，刊发的是早先在别处发表的专题文章以及专门投来的稿件。1999年，《诗参考》出了一个名为“刊中刊”的专辑，虽号称公正，除了“民间”作者于坚、伊沙、徐江、杨克、宋晓贤、沈浩波等人的文章以外，也并列重刊了“知识分子”作者王家新、张曙光的文章，但主编中岛明确表示自己站在“民间”一方。收入2000年《诗参考》增刊的所有论争文章都是为“民间”说话的。诗人兼画家严力的《说教和包装》写于1997年，讨论的是旅居海外、心怀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诗人风马牛不相及；但或许是严力对“知识分子”一词的贬义用法，正中了编辑下怀，佐证了他的策略性动机，否则，没法解释此文也被收入的原因。

虽然专业的和大众文学圈外的宣传总的来说有利于塑造“民间”形象，但形势也不完全是一边倒。丁芒的《所谓“民间立场”的实质》一文见于《中国时报》，此文成功地保持批判性距离，粉碎了“民间”的理论化，指控“民间”心胸狭隘，想垄断自己的先锋地位。至于专业文学刊物及文学批评刊物，《山花》和《大家》都等量发表“知识分子”与“民间”的来稿，《诗探索》也是。迄今为止，刊发于《诗探索》上的论争文章篇幅最大，内容也最为丰富多元。

较之“知识分子”，本章给予“民间”更大的空间。这反映了两大阵营各自文章之产量的高低，以及“民间”一方在1998—1999年大体上保持主动的事实。同时，“知识分子”在反驳或解构“民间”的论点时，一般会止步于攻击“民间”诗歌，间或表示“民间”的恶意谩骂只是白费口舌。因此，“知识分子”在论争爆发后所扮演的角色主要以防御为主。当然，在“民间”派——以于坚为例——看来，自80年代后期以来，“知识分子”一方就一直在暗地里攻击和排挤“民间”派，主力是西川、唐晓渡、王家新、陈超、欧阳江河、臧棣、程光炜等人。下文，我们将考察上述“知识分子”提出的一些辩驳，接着讨论“民间”诗人韩东一篇很值得注意的文章，随后再概述论争如何在2000年中期逐渐落下帷幕。

王家新顽强的抵抗：“诗人从来就是知识分子”

从对手和队友的评价，以及作者本人在论争中写出的批评文章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知识分子”阵营中最出色的作者是王家新。他的文章中最有分量的当为《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和《从一种蒙蒙细雨开始》。前者是王家新在“盘峰诗会”上的讲话稿，稍作修改后刊发于6月号《诗探索》及8月号《大家》。王家新与孙文波合编的《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也收了此文。《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是另一部引发争议的选集，我们将在本节最后几段中加以讨论。《从一种蒙蒙细雨开始》是这部选集的引言，但早在选集正式出版前，此文已独立刊发在1999年12月号《诗探索》上，另外也见于1999年的《诗参考》。“献给无限的少数人”是从翟永明的作品中摘录的短语，王家新援引翟永明的文字似乎是在暗示当代中国最有名的女诗人站在“知识分子”那边。翟永明本人并没有流露出任何“选边站”的迹象。“从一种蒙蒙细雨开始”出自西川早期的诗歌，王家新援引此句来支持“知识分子”当然并没有引发“选边站”问题。这两篇文章都文采斐然，强而有力，且与论争现场保持着批判性距离，若干段落中肯而雄辩。考虑到王家新自1998年来所承受的攻击，这些文章已算不小的功绩。

《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是对“民间”阵营之指控的抗辩，主要回应了于坚和谢有顺。王家新令人信服地争辩道，于坚的创作，尤其是《0档案》，与“民间”论争话语列出的好诗标准相去甚远。此外，他还质疑上面引文中于坚对“汉语诗人”的描绘。他指出，于坚和其他人一样犯有与西方“接轨”的“罪行”：

中国诗人们不用汉语难道是用英语来写作？这还用得着标榜吗？中国诗人们的作品被译成外文难道不是中国诗歌的光荣而成了诗人们的罪过？于坚本人不也曾向人们暗示或炫耀自己的作品被洋人订了货，怎么现在又做出一副“拒绝接轨”状呢？说穿了，这无非是一种策略。无非是为了利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无非是为了向人们显示：别人都在与西方接轨，唯独自己在恢复汉语的尊严。恢复汉语的尊严当然是中国诗人终生的使命，但怎样去恢复？靠那种假大空的宣言？靠贬斥其他民族的语言？

王家新质疑构成“民间写作”话语基础的非此即彼立场，特别是从这种立场而来的“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基本对立。他的建议是以警句格式表达的：“知识分子当然并不等于诗人，但诗人从来就是知识分子。”根据王家新所言，卷入论争当中的那些人全都是知识分子，而在中国，这类人大半个20世纪都在遭受苦难。王家新悲叹道，他们如今却变成内部的仇敌，而不是共同面对官方文化政策、泛滥肆虐的商业化潮流的盟友。他也拒绝承认北方与南方、外国与中国是两组平行对立的概念，而是关注文学影响、互文性及跨文化关系等更复杂、更多元的现象。

如前所述，王家新的《从一种蒙蒙细雨开始》刊发在《诗参考》与《诗探索》上一个多月后，又作为王家新与孙文波合编的《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一书的导言，于2000年1月出版。在文中，王家新并没有假装公正，因此我们将在下文考察一下编者的“偏心眼”给整部选集所造成的后果。他承认，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诗人有时会不假思索地吸收和模仿西方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这或许是为了弥补“文革”时期所经受的精神饥荒。但他也准确地观察到，80年代末以降，中国诗歌与西方的互动关系已受到批判性重估，这在多位“知识分子”诗人的诗作中明显可见。讨论这些发展时，王家新的心胸很是开阔。但在重提程光炜使用本来应该是时间性的而非判断性的“九十年代诗歌”概念，来表示众多文学流派中的一支时，他又很僵化死板。另一个弱点是，他习惯性地说诗歌似乎永远无法摆脱苦苦挣扎的状态，但自相矛盾的是，文章又透露出一种历史终结的满足感。王家新的后见之明是，先前的趋势已经使得下面的结局难以避免：“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的写作。”也就是说，之前的趋势将引生“最后的诗歌”，即王家新所拥护的诗歌类型。但相信自己喜爱的诗歌是唯一正确的诗歌，甚至是当代中国诗歌的必然道路，并非只有王家新一人。来自“民间”阵营的多位作者都有相同的看法，于坚尤甚。

“知识分子”的其他反驳：西渡和程光炜

西渡是“知识分子”阵营中另一位热情多产的捍卫者。他的《对几个问题的思考》一文最先发表在1999年7月号《诗探索》上，该文的节选《诗歌是常识吗？》被收入《文学理论》特别专栏，同时以更为贴切的标题——“对于坚几个诗学命题的质疑”刊发于7月号《山花》。西渡几乎是忘我地大声疾呼支持“知识分子写作”，但也有力地指出了于坚言论中的缺陷。他提出，诗歌与时代思潮相联结决不是“民间写作”独有的特权。就外国与中国语言资源及其他方面的对立而论，他指出“民间”有仇外心理，认为这体现了他们内心缺乏安全感。西渡拒绝接受于坚对“民间”一词的用法，频频参照邵建的《你到底要求诗干什么？》一文。此文是杨克第一本《年鉴》的约稿，结果却满篇都是对“民间”的尖锐批评。西渡写到，“民间”作者们如今自认出于唐诗宋词一脉，但在不久前的80年代还声称要全盘否弃中国文化传统。

1999年夏天那场激烈的论争之后，程光炜在1999年10月号《大家》上对批评他的人做出了回应。他的《新诗在历史脉络之中：对一场论争的回答》一文不偏不倚、冷静适度。这篇文章的发表并没有减弱程光炜以前的文章在许多人眼中的偏见特征，但确实把“民间写作”话语放置到一个有益的历史视野当中。程光炜说，论争的几个重要部分都可归于中国新诗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问题之下。他将眼下“民间”派的激进主义与20世纪20—70年代的“左派”狂热相联系，一言蔽之：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但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在90年代的适当场合被重新提炼出来：（“民间”阵营）将诗人与人民分离，推导成所谓“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对立，把本来在中国新诗史上属于常识问题的新诗发展与外来诗歌影响的命题，说成是向“西方文化资源”靠拢，企图将诗学问题政治化、民族主义化。实际上，这是一个文化原教旨主义和将批评私斗化和扩大的陷阱。

程光炜还详述了文学影响的复杂性、20世纪诗歌史上现代性与种族性的交互作用，以及针对某些特定诗歌种类的所谓“难度”或“晦涩难懂”的长期争论等事宜。他将“民间”话语视为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实例，指出这在现代中国各个时期、各个地域都曾显露一二。

韩东的激情：“放弃权力的竞技场”

无论作为诗人、小说家、批评家、学者、记者还是政客，中国作家的产量之高都令人惊叹，其出书的速度既振奋人心又叫人担忧。中国人的书写癖，可以何小竹的《1999中国诗年选》为证。该诗选的编委会于1999年6月开工，10月前后肯定已经完工，因为书在12月份问世，在所选诗歌的年代还没结束之前。话说回来，它以“诗选”命名，这样就没有义务去保证所选对象范围的完整性和代表性；编者在后记中也强调了这一点，但他讨论的是编辑的己见而非作为日期范围的年代。何小竹坦承自己全然未顾几位诗人的劝告，不保证选作的客观公正，他也公然表达自己对“民间”的偏爱。选集所收录诗人的编排顺序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小安和盛兴是例外，这两人的排位出于编者对其作品质量的推崇。

在讨论这些元文本中间，且让我们换换口味，来读一首诗歌。此诗是张曙光《岁月的遗照》一诗的对手之作，后者在本节开始时已有提及。如我们已经见到的，特殊的文学喜好成就了一部诗选集，《岁月的遗照》是其开篇之作，那么小安的诗则是另一种文学喜好成就的另一部诗选集的开篇之作：

精神病者

你要怎样才能走出去呀

把你的头

再偏向右边一点

使双手放在最正确的位子上

一个混乱的人

在玻璃上水汪汪的样子

我们没有办法理清你的大脑

把你洗得更干净些

也许你是最好看的那一个

又是最完整的那一个

在任何地方

你都如此颠三倒四

不管你是叫小莉还是平儿

我们都只好叫你小莉和平儿

你回到家里

走在大街上

身上有一种标志

与生俱来呵

你如此喜欢香蕉

而厌恶苹果

我们无需对《岁月的遗照》或《精神病者》进行详细分析，就可感受到“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这两个扛鼎之作的巨大差异，不论是题材、语调、形式还是整体经验。但还是让我们回到元文本这个正题上，再最后审视一下论争中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韩东经常把“民间”用作名词，他的《论民间》一文是何小竹《1999中国诗年选》的导言。《论民间》的语调让人想起韩东前一年夏天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专题文章《附庸风雅的时代》，不那么尖酸，但一样沉重，一样倾向于道德说教和抽象分析，如本书第十章所述。韩东在《附庸风雅的时代》中指责了“知识分子写作”，但《论民间》更有建设性。此文按小标题分为14部分，其中一些是反问句，否定的答案是意料之中的：“民间是否是虚构？”“民间是否已经完成使命？”“民间是否取消个人？”韩东讲述了“民间”诗歌的简史。这里，“民间”一词不可能不被解读成一个体制性的概念，指不受国家监管而发表的作品。像于坚一样，韩东通过一系列非正式出版物来追溯“民间”的诗歌谱系，直至《今天》。体制意义上的非官方身份是“民间”极其重要的标准，这一点，从节选自“九十年代的民间”的这段文字中清晰可见：

部分出身于80年代民间的诗人跻身于主流诗坛，正式出版诗集，得到公开评论，频繁出现于各类媒体，热衷于参加国际汉学会议，他们自觉地脱离民间的方式并不意味着民间的消失或“已经完成使命”。

从正式出版、公众评论、媒体关注和出国参会记录来看，人们立马会想到杰出的“民间”诗人及理论家于坚，但韩东却一次也没有提到他。我们是否以此作为于坚被“民间”派扫地出门的证据呢？或至少按照韩东的标准是遭到了驱逐？另外，如果假设韩东自视为“民间”诗人是言之成理的，那么我们也别忘了，他早在1992年就正式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论争后不久韩东又有一本重要的诗集正式出版；还有韩东主编的“年代诗丛”前十卷，收入了民刊《他们》及《非非》麾下作者们的作品，作者中也有几位之前从未出现在正式出版物中。这是否意味着韩东及“年代诗丛”中的作者们也已跻身主流诗坛？若如此，韩东对“民间”的看法还站得住脚吗？

韩东尤其不赞成诗人因为错误的原因进入主流话语，虽然在他举的两个例子中，过错都不在诗人本人。他不无道理地认为，海子和顾城之所以成为广大公众眼中的诗歌烈士或英雄，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自杀，而不是他们作品的价值。但是，他下面援引的三位“民间”代表人物胡宽、王小波和食指，却是在颠覆自己的论点，因为前两位也是英年早逝，而且后一位的神圣地位却和他的精神病况大有关系。这恰恰反映着大大推进了海子的“死亡传记”现象的那种诗人形象，即“民间”、去神秘化、广义上“世俗”派的作者们在理论上不应苟同的诗人形象。

第十章已提及，据韩东所言，“民间”生来就抵抗着体制、市场与西方这三个“庞然大物”的影响（“庞然大物”指的是一种原创的、真实的但不断扩张和腐败的事物）。在韩东看来，“民间”本身本质上不可能成为一头庞然大物，因为“民间”立场的特征是“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

下面这一段完全算得上是“民间”的使命宣言，它的使命似乎远远超出一种简单的文学趣味喜好：

民间的使命即是保存文学，使其在日趋物质化和力量对比为唯一标志的时代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维护艺术的自由精神和创造能力。

整体而言，此文的激情感人至深。对于韩东来说，“民间”似乎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世界观甚至宗教，最起码是他在明确诗观中始终保留的诗歌形象的一部分，而韩东心中的诗歌是一种神圣的事业。文章最后转向“民间”的未来，与韩东所说的“伪民间”相对立，他总结道:

伪民间即是：一，将民间作为一种权力手段的运用。二，将民间作为不得志者苦大仇深的慰藉。三，将民间作为自我感动者纯洁高尚的姿态。以上三种理解，既是来自民间内部的也是来自其外部的对民间的歪曲、误解和避重就轻，以致最终取消了它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与其对照，真正的民间即是：一，放弃权力的场所，未明与喑哑之地。二，独立精神的子宫和自由创造的漩涡，崇尚的是天才、坚定的人格和敏感的心灵。三，为维护文学和艺术的生存，为其表达和写作的权利（非权力）所做的必要的不屈的斗争。

《论民间》冠冕堂皇、道德说教的口吻与韩东著名的“口语诗”形成鲜明对比，但与程光炜、于坚、王家新等论争主力所创建的语域却恰相吻合。

曲终人散之感：论争的结束

2000年上半年，还有许多文章仍在关注“民间”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抗；与此前相同，大部分以“民间”立场说话。例如，3月，《社科新书目》再度一整版刊登公然偏袒“民间”立场的新闻报道，名为《诗坛再次爆发战争》；5月，该报发出题为《盘峰论争：周年反思专版》的特稿，两大阵营平分版面。然而，总体来看，这些文字不过是在炒冷饭。有的作者开始采取回顾姿态，如沈奇和徐江甚至暗示双方握手言和的可能，声称这符合中国诗歌的整体利益，祈求新世纪的到来会成为一个新的开端和契机。

有鉴于此，何小竹的《1999中国诗年选》浑不吝地偏袒一方，就已流露一种曲终人将散之感，反映出两大阵营都发现自己陷入了僵局。上文所说的王家新和孙文波合编的文集《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也是如此，编者不屑于超越自己的文学追求，固执地重蹈覆辙，像程光炜那样把年代名称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派系。继《从一种蒙蒙细雨开始》——王家新的引言——之后，该文集还收入了90年代以来大约40篇批评文章，在文章选择上严格把关，一边倒地偏向“知识分子写作”，另外虽然也收入了若干局外人的文章，但只是走个形式而已：后者多数是对“民间”话语持中立立场的评论者，如周瓒、杨晓斌、耿占春和江涛。《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的编撰指导思想是，“民间”话语不过是一时之风。这个腔调尤其体现在文集附录部分。首个例子是子安的《90年代诗歌纪事》，此文先前以“王家新”实名发表在《山花》上。伊沙随即在2000年1月《文友》上发表《王家新伪史记》，徐江在2000年《诗参考》上发表《眼睛绿了》，先后抨击王家新文章中的偏见。《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附录二、三是陈均关于90年代诗歌术语的讨论，以及刘福春、子安／王家新在90年代以来所写的理论批评及文集索引。这样一来，“民间”声音在文集中基本上完全缺席。同时，有若干撰稿者不留情面地责难于坚、伊沙、谢有顺等人，表明缺席的其实都是论争劲敌。这一切都显得很荒诞。对于“民间”诗歌及其直系先辈来说，这不是一份“备忘录”，而是一份“被忘录”。当我问及“民间”作者的缺席问题时，王家新首先说是那些作者不合作，随后又补充道，他没有跟他们联络。

2000年6月，杨克出版《1999中国新诗年鉴》，遵守自己每年出版一本《年鉴》的承诺。虽然《社科新书目》《诗探索》《诗参考》等期刊持续刊登“民间”和“知识分子”作者们相互挑衅的文章，但杨克第二本《年鉴》的出现可以被视为论争的一个公开结论。这本《年鉴》与杨克一贯的公关风格一脉相承，在不偏不倚地选择诗歌与批评的问题上做出一些仅仅流于表面的妥协。这里，引用一下谢有顺为该书写的气势显明的导言，此文也曾以《诗歌在进步》为题刊发于《山花》：

让诗与非诗分开，让真实和谎言分开，让创造与模仿分开，让借鉴西方与唯西方大师是从分开，让有尊严的写作与知识崇拜分开，让有活力的言说与对存在的缄默分开，让朴素的词语与不知所云分开，让心灵的在场与故作高深的“复杂诗艺”分开，让敏感的人与僵化的知识分子分开。

作为本节提供的批评文献清单的最后的引文，谢有顺的话派上了用场，又一次体现了论争的严肃性以及正统文学话语惊人的回响。

阅读本文其他部分：

柯雷：为何这般折腾？——“民间”与“知识分子”的论争（一）

柯雷：为何这般折腾？——“民间”与“知识分子”的论争（三）

本篇文章来源于荷兰汉学家柯雷先生最近出版的新书《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的第十一章。本次发表获得了作者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授权。同时，感谢微信公众号磨铁读诗会的推荐和其文字编辑柳柳的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