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劳碌不停

为了在一个工厂里和平地安排好整个世界

    ——郑小琼《工业时代》

    1978年某日，26岁的灯泡厂焊锡工龚佩瑜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来信人是29岁的建筑公司铁匠、混凝土工赵振开，信中说《今天》创刊号打算发表她写的诗《致橡树》。后来，这首诗进入了每一个中学生的语文课本，工人龚佩瑜和赵振开也成了更为人所熟悉的舒婷和北岛。

    2014年9月30日，1990年生的深圳富士康普工许立志坠楼身亡。彼时，深圳富士康“十三连跳”震惊世界。许立志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地点，则是一栋大型书店对面的写字楼。“他想着想着/往前挪了一步”，一年以前，许立志早早地在一首题为《跳楼》的诗歌中设计好了这一时刻。如果没有这些诗歌，终其一生，打工者许立志也许不过是一名“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许立志同题诗作）。

    亦不乏人生逆转者。在今年年初的一场“网红春晚”上，女诗人余秀华与歌手龚琳娜一起获得提名。余秀华已获得主流文学界的肯定，类似于“年度致敬诗人”的称号接踵而来。她也能够娴熟地出席各类综艺活动，在名家云集的场合侃侃而谈。很多人未必读过余秀华的诗集，但是一定记得“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以及她因为脑瘫而不清楚的发音、略显夸张的肢体动作。

    作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要准确地描述当代诗歌的生存处境及诗歌创作者群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着“仓央嘉措”名头的诗句流行于许多人的微信朋友圈签名中，而仅存的几份诗歌刊物则大大方方地与白酒厂商合作。“金樽清酒斗十千”，诗歌与这些频频从涉腐官员家中查出的名酒出现在一起，居然没有一点违和感。

流水线天使，昼夜站在噪音和白炽灯光中/麻木地制造着美丽的雪花

——乌鸟鸟《大雪压境狂想曲》

    诗歌是属于文人的，是高贵的，脱俗的，小众的。这大概是人们对于诗歌的“基本定义”。诚然，从唐诗宋词以来，诗歌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带有显著的阶层性。甚至连科举考试也将诗歌写作视为入仕的门槛，会写一首好诗，就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现代诗同样以文人开风气之先。如今，你尽可以嘲笑胡适《尝试集》的大白话，也可以沉浸于《再别康桥》的一咏三叹中——这些现代诗的鼻祖构建了一个符合文人气质的诗歌体系。

    朦胧诗的兴起堪称一场狂飙突进，特殊的历史造就了一批特殊的诗人，北岛、舒婷、顾城，这些诗人在其创作生涯之处汲取灵感的地方不是书斋，而在工厂和工地里。

    但是，我仍然无法将北岛们定义为“农民工”。这些“大院里的孩子”因为早年的蹉跎，不得不卧薪尝胆，只要时机成熟，就迸发出惊人的创作力量。而且，在那个短暂的时期，工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质上，都具有时代领导者的能力。而如今，3亿“新工人”从农村走向城市。他们所能做的，无非是被动地等待城市日益增长的土地需求慢慢吞噬家乡。

    有别于城市精英或者知识分子对农民工的想象，这些农民工不光是“流水线上的兵马俑”，也能展示出令人惊讶的创作力。非虚构电影《我的诗篇》，记录了6位“打工诗人”的生活与创作。他们是手机生产工人，是叉车工、爆破工、制衣厂女工、少数民族工人，乃至在地下800米深处工作的矿工。如果将余秀华视为“打工诗人”的佼佼者，那么在她的背后无疑有着一整个生机勃勃的创作群体。

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

    ——许立志《流水线上的兵马俑》

    为什么农民工选择诗歌作为表达情感的渠道？这不是偶然。作诗需要天赋，需要与大地接触的呼吸感，这些都是“打工诗人”能够取得的。更重要的是，尽管诗歌贵为“明珠”，却一直以来保持着低门槛。这不是说诗歌本身不需要技艺上的要求，而是说每个人都能很快地掌握作诗要领。以更苛刻的文学标准而言，“打工诗人”的作品自然良莠不齐，公众目前能够读到的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庞大基数上的选优无妨其传播。《诗经》取材于先秦通俗民歌，谁也不知道在时间的长河中被淘汰了多少首。

    不得不承认的是，“打工诗人”终究是农民工群体中极少数的成员。如今，传播和褒扬这些诗人的主体，并非是与他们睡在一个铺头，一起去讨欠薪的兄弟姐妹，而是他们日常工作的终端消费者。

    城市中产阶层具有诗歌欣赏能力，他们为出身低微的“打工诗人”拉大旗，并试图在消费主义的时代谋取一种自我反省，并为来自工地里的诗人们献上“新工人”的雅号。无疑，仅凭“新工人”之力，不可能在一线城市温暖的剧场里组织朗诵会。通过作出这些努力，诗人的中产阶层读者试图与“剥削”的对象和解，弥补消费造成的道德亏欠，这也像是他们与自身和解的过程。

爸，我越来越像你了/只有头发还有区别/只有头发把我们分成了父子

    ——陈年喜《给父亲理发》

    许立志的父亲读不懂诗，余秀华嫌弃前夫像长着大人模样的小孩子。在读得懂诗的城里人，与读不懂诗的乡亲、伙伴之间，“打工诗人”在心灵上更契合前者，在物质上难以摆脱后者。绝大多数时候，他们更关心的是能不能凭手中的诗歌找到一份“企业内刊”的工作，或者穿上一件自己亲手熨烫过的摆在时尚展台上的新衣服。

    很可能，命运给他们开的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们不强求通过诗歌改变自己的命运，唯愿自己的努力得到更公平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