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位大学教授告诉我，对西方文学的研究与翻译，中国的文学翻译家和研究者们已经做得非常充分。凡是在西方世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作品，只要中国的翻译家和研究者们将其作为翻译和研究对象，就有可能通过政府或教育机构的课题审批，获得资金支持，进而很快地被译成汉语文学作品。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力和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甚至很可能会有若干中国的课题组对其翻译研究。

　　作为一位生活在中国边疆地区的诗人，我亦感受到了中国对西方世界文学翻译的洪峰巨浪，一个月不去书店，你可能就有与某个欧洲和美洲作家新作擦肩而过的遗憾；几个月或者半年时间不去书店，就有可能错过一位杰出而又陌生的作家。他们出自欧洲、美洲，也有可能出自非洲、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和西亚。辽阔而又神秘的世界文学，对于中国读者和中国作家来说，由于翻译工作的卓有成效和及时性，一个个用英语、法语、斯拉夫语和其他语写作的作家与诗人，正在变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汉语作家和诗人。

　　我有很多个巨大的书橱，供奉着中国古往今来伟大的文学作品，也供奉着无数我敬仰的全世界杰出的文学灵魂。书房就是我的寺庙，它是众神狂欢和叹息的地方，也是我独自修行的场所。翻译壁垒的破除，信息沟通的快速与便捷，使一个四分五裂的语言世界正在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变成一座图书馆，变成一个书生的书房。不管这个书生生活在什么地方，中心城市或者天边小镇，只要他愿意，这个语言的世界就会跑步前来报到，并把所有神圣或优秀的文学作品摆在他的面前。当今时代，阅读者和写作者，谁都很难扮演被遗弃的“孤魂野鬼”的角色。不过，对一些有思想力和文学理想的写作者来说，这样的文学现状，也很难说全是好事情。在孤陋寡闻的时代，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通过自己的写作，成为中国的契诃夫、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卡夫卡，乃至中国的米沃什、中国的萨拉蒙。但是，这条路现在走不通了，他必须先到悬崖上去，或者坐在自己的隐修室里，认真地想一想，在文学世界一览无余之时，自己是否能够成就自己？自己应该怎样才能给世界带来一点新的文学元素？ 

　　令人高兴的是，在我的视野中，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特别是汉语诗歌写作，随着区域性或者说地方性写作潮流的趋势化和广泛化，一种真正诞生于中国土地上的汉语新诗，正带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汉语本身的神奇魅力，生机勃勃地崛起。众所周知，汉语新诗行进了百年时光，但众多因素的影响，其成就难称伟大。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多西方现代诗歌得以在中国翻译出版，汉语新诗一度陷入了模制与观念套用的迷局之中，在我看来，就是一种魂不守舍的翻译体诗歌的大行其道。在此背景之下，一批更年轻的“外省诗人”，他们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伟大的诗歌传统，又汲取了西方现当代文学思想与美学的滋养，并在不同的地理区域或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展开了全新的汉语诗歌写作，将个体经验融汇到不同的区域文明之中，让诗歌美学既超越于俗世与时代，又能呈现出一种在野的、粗粝的、厚重而又鲜活的诗歌质地，真正地展示出了汉语之于现代诗歌的光辉与魅力。

　　在这些诗歌之中，神灵不仅仅只是耶稣，还有天空和大地、菩萨和杜甫，还有山川之间行走的人类和马匹；在这些诗歌之中，天堂里的语言，不仅仅只是英语和汉语，还有藏语、傣语和彝语，天堂也不仅仅存在于教堂顶上的天空之中，还存在于地平线的后面，存在于村庄中的寺庙里；在这些诗歌之中，日常性的书写有了神性和人性，有了彼岸，有了来生，有了温暖和阳光，有了一批有血有肉的汉字。这些诗歌，它们来自全球化书橱下的书写，更来自我们脚下这片汉字铺成的土地。它们接“地气”， 更接“天气”，有来自天空之上神秘的召唤。我认为，这样的写作，让汉语诗歌具有了更迷人的未来。

　　然而，近十年来，在对外翻译和国外汉学家对中国诗歌的翻译方面，这些优异成果仍然遭到了忽视。就我个人而言，我写作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被翻译，我只是一个汉语诗歌的写作者。但我仍希望汉学家们多关注一下中国区域性写作的优秀诗人及其作品。据我所知，现在翻译出去的中国汉语新诗，大多数都集中于部分精通英语或其他语种的诗歌写作者，他们拥有了与“世界”交流的话语权，而且他们的写作也与西方的现代诗写作步调一致，有通道，也便于翻译。但我觉得，这不是翻译唯一的权力和既定的边界，翻译的伟大使命，或许是将一些更优秀、更具活力与价值、也更陌生的作品，变成另一种语言。

　　文学属于我们今天每一秒的时间，更属于未来不可计算的没有尽头的时间。在不同的语言存在的情况下，文学翻译担负着统一语言王国的上帝般的使命。我们不能错过任何有意义的书写，更不能因某种错位的观念，而忽视那些积极的、艰辛的努力。我有幸能读到世界上无数伟大作家的作品，也愿其他国家的读者，能尽可能读到更多的真正优异的汉语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