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当地时间17日早上），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毫无征兆”地长逝于他在圣卢西亚的家中，享年87岁。得知这一消息后，我随即写下了如下诗句：“一个伟大的诗人离去了／有人在读他的诗／有人会写文章悼念／而我走到一幅画前／突然间，那画框变成了窗口／整个荷马以来的大海／向我涌来……”

不像布罗茨基的英年早逝，带给我们以震惊和哀痛，沃尔科特的离去，让我想到的是他自己雄伟而从容的诗句，或者说，我是在倾听那“伟大的六音步诗节”是怎样“拍岸到达终点”。（见《海葡萄》）

同时，这些年来我们与这位诗人的“因缘”也浮现出来。我甚至有机会见过他一次，那是在1993年的伦敦，距他头年获诺奖只隔半年时间，他如约赴伦敦南岸艺术中心朗诵。令人激动的朗诵会后，我排在长长的读者队列中间。我还受国內朋友之托询问他出版中译诗选一事，他让我同费伯出版社（Faber and Faber）联系，然后，就忙着为下一个签名了。

当然，中国的出版社那时还不可能购买版权，但译介这位诗人却是必须的。1995年前后，我和沈睿编选出版的《最明亮与最黑暗的：二十家诺贝尔奖获奖诗人作品新译》、《钟的秘密心脏：二十家诺贝尔奖获奖作家随笔精选》都以沃尔科特开篇。为使中国读者更多了解，我们还合译了布罗茨基评介沃氏的著名文章《潮汐的声音》。（见《钟的秘密心脏》）

正是在组织翻译的过程中，沃尔科特作为一个诗人的非凡天赋和力量令人眩目地呈现在我面前。如他那篇《安娜》（郭良 译）“穿过你的秀发我走进俄罗斯的麦田”“你是全部的安娜，／你的胴体有个厌世的驿站”，多么动人！再如那首《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沈睿 译）：“这是暴风雨的季节，茨维塔耶娃，／而大海低着头像一匹马一样站立”，简直太好了！他以惊人的诗艺将加勒比海岸的酷热（“我的干渴长进生锈的水龙头”）与俄罗斯的冰雪“焊接”在一起，真是令我惊叹。至今这几首译诗已成为“经典”，这些年来经常被人们提起。诗人胡桑就曾专门谈到上高中时从图书馆借到《最明亮与最黑暗的》一书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一诗对他的“开天眼”般的震撼。

而布罗茨基在《潮汐的声音》中对沃氏诗歌的特质、对他作为一个“边缘”诗人却又突入“中心文明”、使文明的生命得以展露的论述，也使我深受启示：“与众所相信的相反，边缘地区并非世界结束的地方——而正是世界阐明自己的地方。”这样的话不仅很精彩，也着实令人振奋。我那时曾在文章中一再引用和阐述了这句话，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正值一个商业文化、大众文化兴起而诗歌被“边缘化”的时期，我们由此可以想见布、沃这样的诗人对中国诗人的激励。

另一次与沃氏“相遇”的机会是2013年5月，我应邀参加德国明斯特国际诗歌节，而这届诗歌节的大奖是给沃尔科特《白鹭》的德译本，沃尔科特本人也要来。我们去时，书店里已贴有他的大幅画像，虽然诗人因为身体原因最终未来成，不过，我已切身感受到德国诗界对他的敬重，也有机会同《白鹭》的杰出德译者Koppenfels教授交谈，他这样告诉我：“沃尔科特的每一行诗都值得译成德文！”

而在我们这里呢，由于种种原因（比如版权问题），我们的中译与沃氏诗歌本身的广阔幅度和内在活力都很不相称。除了散见的翻译和2004年一本影响不大的诗选（傅浩 译，河北教育出版社），直到2015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才推出了程一身翻译的《白鹭》。

《白鹭》唤起了中国读者对沃尔科特的再度关注。诗人的这部晚年诗集也让我深深佩服。它不是偶发的、散漫的写作，而是调动了一生的资源，来集中写时间、记忆和人的最终拯救的主题。诗人不想像一头老狮子一样等死，而是再次上路，追随着那变动不居的神秘飞禽，在过去与现在、神话与现实、永恒之美与当下的衰败之间穿行。他要尽量捕捉到那一个个“恩赐”的瞬间，并以此对抗时间的消逝，人生的虚无。可以说，沃氏的这部诗集在整个文学史上都很少见，他写出了一个成熟而又不满足的无穷无尽的老年。

兴奋之余，我曾为《白鹭》写了书评。这部诗集广阔的音域、闪光的细节和史诗般的笔触，都使我动心。在我看来，诗人在其晚年不仅保持了创作的活力，他还展开了更为奇异的想象力，并由此带出了激越的音调：“在夜里，星星／是渔人遥远的篝火”，而热那亚，米兰，伦敦，马德里，巴黎，“不是辉煌的城市，／而是捕蟹者的火把……”（《消失的帝国》之二），这透出了怎样的一种眼光！

在今天看来，《白鹭》已是诗人的封笔之作。诺贝尔奖并不能使他满足，写出这样一部对自己一生进行艺术总结的诗集，他才可以和他的缪斯——那些神秘的白鹭——说再见了。而同时，他又把她们永远留在了自己的诗中，任其翅膀发出拍打声！

沃氏谢世的消息传来后，媒体纷纷引用了布罗茨基那句话：“今日英语文学中最好的诗人”。这样的赞誉可能有人不以为然，但无人否定在整个世界诗坛上，沃尔科特都是一种巨匠般的存在。这样的诗人即使离开了我们，也仍会散发出持久的余热和影响。

这是一位跨越文化边界，以罕见的创造力，重新探测和塑造一个“语言帝国”的诗人。诺奖对沃氏的授奖理由是“具有伟大的光彩，历史的视野，献身多元文化的结果”，作为一位加勒比海岸之子，诗人自述身上带着“荷兰、黑人和英国血统”。可以说，他的创作生来就带有文化“混血”的性质。但他不仅受其血液和本能驱使，他更是一位有着高度语言自觉和宏伟抱负的诗人。正如布罗茨基所说“他用来写作的语言是一种跨越大西洋的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帝国的语言：这并非指不列颠的殖民统治，而是指一种能造就一个帝国的语言”（这本来是布氏评价奥登时所说的话，用在沃氏身上也正合适）。这就是为什么诗人一再书写“帝国”主题，他书写的，不仅是一个空间地理上“消失的帝国”（“它的胜利成了空气，它的疆土变脏……”“随后是沾满尘土的托钵僧和撒哈拉沙漠的寂静”，《白鹭·消失的帝国》），更是时间上的、文明和语言记忆上的；他那些活力四散的诗，不仅有着广度，还有着纵深度（如他向荷马致敬的巨作“Omeros”）。他的目的，不仅是在一个混乱的年代使文明显露、“免于崩溃”，而且要与本源“谐韵”！

在我看来，这种非凡的诗学努力不仅造就了一个“以文学的历史之舌说话”的诗人，而且炼就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力和诗歌创造力。正因为如此，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那些受限于各自“小小的教区”的诗人。的确，比起很多诗人，沃氏不仅是一位集大成者，而且给我们带来了新鲜、巨大的活力和文化张力。

让我和很多中国诗人深感亲切的，是沃氏献给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的诗篇，我本人也特意译过他书写帕斯捷尔纳克的《安全通行证》。这种对俄罗斯诗歌的特殊关注，不仅显现了对他者的想象能力和体认能力，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精神参照和活力。或者说，这种横贯了热带和冻土带的诗歌整合力，使他最终属于那些苦难、高贵而又富有创造力的伟大心灵。沃尔科特的诗歌属于我们这个跨越语言文化边界的时代，并且注定会指向未来。

启示还有很多。再比如说，他有着大自然一般的创造力，其创作世界丰饶，迷人，感性，充满活力，但同时，在他那里一直有着“朝向经典”的努力。他堪称一位诗歌乐器的大师，精通英诗的各种形式和格律，体现了高超的驾驭能力，但他又一直是一位艺术的学徒。他声称“诗歌是追求完美时流淌的汗水，但必须像塑造额头的雨滴那么清新”。在一个粗痞的、泥沙俱下的年代，这难道不应该使我们警醒？

一个伟大的诗人离去了。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以他自己和米沃什、布罗茨基、希尼等为代表的诗的时代的结束。在世界诗坛上，要出现这样群雕般的巨匠，我们尚需要耐心等待。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为我们开辟了新的方向和道路；他们留下的诗，在未来的日夜里，依然会是撞击我们心灵的“拍岸浪花”。我们只能以更加艰巨的创造，来向他们致敬。

2017. 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