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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何建明，我国著名作家，主要从事报告文学及非虚构创作，三次获鲁迅文学奖，多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作家班”现场 圆桌右三位何建明）

6月10日下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来到信阳师范学院，为大别山非虚构写作中心师生讲课。

何建明就创意写作的内涵、发展、培养方向等问题进行说明，点评学生作品并给出指导意见，针对师生提出的有关文学创作的定位、采访、架构、语言等问题，进行详细解答。

何建明将大别山非虚构写作中心定义为国内首个本科的作家班，并表示，这是在开创一种新的教学模式，从刚在文学道路上起步的大学生身上寻找作家的苗子，通过培养帮助其成长。

2016年10月，何建明受聘为信阳师院客座教授，同时“大别山非虚构写作中心”揭牌，何建明为该中心主任。目前，“大别山非虚构写作中心”已初具成果，学员33篇作品集结成册。

2017年秋季，计划招收汉语言文学专业（创意写作方向）本科生40人，开展创意写作本科层次人才培养。

作为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何建明拥有怎样的创作理念？为什么选择信阳师院这所普通高校作为培养对象？将对学员进行怎样的训练？“作家班”能否培养出真正的作家？记者就相关问题对何建明进行专访。

“中国需要千千万万一流的作家”

记者：何老师您好，请问您接受信阳师范学院客座教授邀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何建明：我们这一辈，还有前几辈的作家是自然成长起来的，这样有好处，各种风格和流派自然成长。

现在从大学生，刚起步的孩子身上寻找苗子，把我们的经验传授给他，让他们有一个好的起点，或许是一个好途径。我看到一个好的写作苗子，像对待自己孩子的心情一样，想赶紧帮你。如果没有人帮你，可能就此沉默；有人帮你，可能成为一流的作家——中国需要增强文艺创作中的原创力，需要千千万万这样一流的作家。

记者：您在大别山非虚构写作中心，是怎样上课的？打算如何培养这些学员？

何建明：大别山非虚构写作中心由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学生与指导老师组成，我和其他一些著名作家定期来指导。

我在座谈会上鼓励老师们保留孩子的天性，培养创作积极性、创造性，建议文学专业在课程安排上，留给学生们更多自主学习和创作的时间。

对于学生，更多需要具体的指导。一方面向他们传递自己的经验。比如鼓励学生多阅读，就给他们讲我是怎样通过阅读，从写新闻通讯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鼓励学生多实践，就给他们讲采访案例。

另一方面，要带他们实践采风，对他们的作品提出修改意见，并为他们提供更多学习和发表作品的平台。比如，这一次看了学员寒假返乡采写的作品，发现很多是基于个人生活环境去写的，这一点很好，下一次我们就可以共同去一个美丽乡村采访。一些创作诗歌的学生，我建议成立一个诗会，然后选一些好的诗歌向诗歌网站推荐。每一年的中国创意写作大会、世界创意协作大会，都可以让优秀的学生去参加学习，让他们有一个更高的视野。

记者：您将非虚构写作中心定位为国内首个作家班，您认为能否从这些学生中培养出真正的作家？

何建明：不一定文学专业的学生都要成为作家。我希望通过培养首先帮助同学们解决吃饭的问题。第一步要帮助同学们首先提高写作能力，解决就业问题，第二步通过使其写作小有成果，培养对文学的信心，最终发掘培养出一些真正的作家。这是我们对非虚构写作中心的同学们的培训计划。下一步，信阳师院文学院将开设创意写作方向，这就是从新生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创意写作方面的实训。

我最开始存在疑问，在这所院校，能不能培养出好作家？今天看见同学们的作品，有了信心，我们在这个年龄还没能写出这样的作品，而且有这种资源组合，相信会有一个好的发展。

记者：您认为在高校开设创意写作课程有哪些意义？前景如何？

何建明：中国当代社会正发生着历史性的巨变，社会形态复杂而丰富，生动而精彩，到处都是精彩故事，时代发展十分需要各种创新型的文学表达，创意写作结合了这种趋势，因而有不可估量的价值。通过用文艺作品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2009年，内第一家创意写作研究中心在上海大学成立，几年内，不少高校已开设创意写作课程，信阳师院文学院是河南省首个开设创意写作课程的高校，符合写作实训的趋势。

（座谈会现场）

“培养一批的年轻人出来 让中国的文气发展着往前走”

记者：您曾经说，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备五种素质：一是政治素质，二就是一个思想家的素质，三是社会学家的素质，四是要当一个普通的人。作为一名优秀的作家，您认为对您影响最大、最需要培养同学们的是哪一项？

何建明：我认为这几种都很重要。如果没有政治素质，作品达不到一定境界；如果没有思想家的素质，作品就缺少震撼力和穿透力；报告文学需要随时掌握不同的知识，比如哥德巴赫猜想、原子弹、乡村建设等，都需要去学习。以前我不会讲话，也害怕讲话，现在任何场合讲话不需要稿子，这是社会学家的素质；不管多伟大的作家也要保持普通人的状态，因为最基层的人所思所想也是我们的创作对象，最伟大的人物也有普通人的情怀。因此，哪一方面都不能缺，否则作品会出现缺失。

记者：一些非虚构文学并非完全真实，而且非虚构文学、报告文学贴近现实，由于作者需要具备高于普通人的素质，并且创作上需要对受众产生影响，可能会带一些主观创作的成分。您怎样看待这类作品的真实性的问题？

何建明：我一直在想弄明白一件事，比如报告文学必须要求真人真事，现在又有了非虚构文学，要怎样解释。

最后我总结出三点：客观真实、本质真实、主观真实。客观真实就是确实存在的东西，主观真实，就是你的设想，想要塑造什么样人，将其融进你的主观，看想像的东西能不能在现实中找到结合点。

但是这两点在我看来还不够，最关键了不起的是本质真实，这是作品中最关键、核心的本质真实。写一个乡村的问题要纵观看，不能从某一个村庄肯定与否定。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写法就是三个真实都达到的例子。

记者：作为劳动模范，您创作了大量报告文学及小说作品，有一些是在采访后立即完成的。这种集中的采写是否会有疲惫感和压力？

何建明：报告文学作家，采访约细，掌握资料越多；越靠近现场，越接近事物的本源，那你的作品更好。除非你不做这项工作，否则必须要这样去工作，还要更深入全面地采访，吃苦是必然的。

当初写《共和国告急》，被土匪拿土枪压着去采访；写《南京大屠杀》，国内、日本方面都有人攻击。报告文学的文体决定了我们职业的劳动量。因为真人真事，表扬谁，批评谁，也会受到各种攻击，承受压力。

“非虚构写作”、报告文学 正是由于其直面现实、拒绝伪饰、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的品格，在改变世界方面会直接发挥力量和作用。

最近正在总结40年讲述的中国故事。我认为自己的创作之路才刚开始，以后退居二线后，还能有更多时间创作。

记者：作品对社会的影响与改变，是否是您写作的乐趣所在？培养学生是否也出于这样的考虑？

何建明：我觉得作品能够起到社会反响，就是自己和作品存在的意义。比如《落泪是金》解决了贫困生面临的问题，开通绿色通道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中国高考报告》能够推动国家的进步、历史进程，没有什么比这些让作家感到更满意的。

还有就是虚荣心得到满足（笑）。《落泪是金》写成时我还年轻，第一次去高校南开大学作报告，感受到了明星的待遇，说什么下面就会掌声雷动，一天签了八百多本书，受到各种媒体采访。

现在思考问题就不太一样了。我不可能完成这么多好东西来写作，培养一批的年轻人出来，让中国的文气发展着往前走。所以我要来信阳师范学院，尝试在普通的大学里能不能培养作家。同时不断探索什么样的文章让读者写得更好，更让读者满意，所以也要不断学习，对我自己也是一种考验。

“歌颂一样东西，其实也是在批判另一种东西”

记者：您写“非典”，写汶川大地震，2014年写了南京大屠杀，2015年又写了天津大爆炸，可以说在重大灾难事件现场保持着在场的状态。

灾难本身已有感情色彩，如何有条理地展现出这种国家级的大灾难，甚至从灾难中引起对生命的敬畏、对社会与自身的反思，是一个技术活。在创作过程中，是否有一些指导性原则？

何建明：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发展这么快，人类也越来越复杂，灾难是必然的。但是天津爆炸这样的事件又超出了我们的想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灾难；像南京大屠杀是民族与民族的灾难，需要我们去思考与反思；汶川大地震是意外，但是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我们呈现的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是很重要的。

如果一定要说指导原则，一要记录灾难本身，二是思考灾难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这两方面对我们来说都很有意义：还原灾难本身是一大贡献，对于灾难的思考是作家应该有的一种态度，从而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再次发生。比如汶川大地震，除了地震断裂带外，乱采乱挖、开矿山等地方，损失惨重。所以，人类要反思：我们在保护自己的生命的同时，是否意识到地球也是有生命的？

记者：关于中国灾难的纪实写作，有约翰•拉贝的《拉贝日记》、钱钢的《唐山大地震》 、 宋致新的《1942:河南大饥荒》等，您认为自己的灾难写作，与他们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

何建明：我认为自己对灾难的反思不太一样。比如《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最后有“十问国人”，比较深刻。《唐山地震》和《河南大饥荒》也涉及这方面，但我更多站在国与国之间，民族之间，重新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灾难，站在历史长河中去反思这种事。

记者：我理解的灾难写作，其中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指向普遍的人性和人类的未来。一些描写灾难的小说，比如威廉•戈尔丁的《蝇王》，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等等都指向了灾难背景下，人性的善恶欲念等基本因素。您在非虚构灾难题材的创作中，是否也有这样的题旨？

何建明：是的，这是一个共同点。我更多关注在灾难过程中，人对生命的认识，人是强者还是弱者。

比如天津爆炸中，人往前冲、往后撤，都是英雄。如果都不往前冲，你怎么知道灾难是无法抗拒的？有可能就此遏制炸药爆炸品的爆炸。但是灾难太强大了，人去抵抗可能根本没什么用。对于消防战士来说，往前冲是作为战士的素质，往后撤是保留生力军。在这种不可抗的力量下，“逃兵”也是英雄。

你看我笔下的烧焦人，三波人轮番把他救了出来，动用最先进的医疗资源才将其救活。只有你在现场，感受到自然威力下人的弱小，就会发现此时，能逃离掉也是英雄。

记者：对您的作品中触及腐败、行政不作为、环境破坏、大学生贫困的话题印象非常深刻。您觉得批判性在创作中占多大比例，多重分量？

何建明：现在有人批评我们，说中国报告文学歌颂的多，戏谑为“广告文学”，有一定道理。一方面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决定了我们新闻宣传的舆论导向，还有就是一些报告文学没把正面的内容写好。

我认为写正面内容是非常难写的，但写一个坏人很好写，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就算领袖人物，也不一定所有人说他好，更何况写张三李四。“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有时候人的心态是这样。

报告文学的文体，本身就充满批判的力量。最开始是记录反政府的法国革命，具有批判现实主义。我们早期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哥德巴赫猜想》，看似赞扬，其实也在批评过去不够尊重知识分子的一种历史。我自己的作品，比如《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等也是充满批判的内容。

但是，歌颂一样东西，其实也是在批判另一种东西，我觉得不能用多少比例去局限它。作为一名报告文学的排头兵，我更愿意用好的东西去引领大家。当然我们也可以针对某一个问题批判，但作为一名成熟的作家，能把好的、能够引领别人的东西写好，同时将问题表现出来。

比如，《根本利益》把存在在农村的一些消极因素，通过正面的人物的解决过程表现出来。同样一件事，不全面客观地分析，就会出问题，有些把局部问题全面化了。

《根本利益》是在20年写的，涉及反腐，我自己也是很紧张的。写完给领导和老师看，他们是老党员，看问题比我深刻。半夜接到几个电话，说建明你写得真好，我就放心了。

还有一本《忠诚与背叛》，采访中会发现很多时候叛徒与忠诚只有一步之遥，里面有党性人性的复杂性，所以不能一味批判或者赞扬。

“打造中国第一个本科的作家班 开创一种新的教学模式”

记者：下面我们聊一个具有您个人风格的词——国家叙事。从《三牛风波》、《一个中国男人的财富诗章》，到《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部长与国家》、《中国高考报告》、《国家行动》、《根本利益》，视角越来越宏观，这种国家叙事的写作倾向，是受到哪些大环境与主观的影响呢？学生们由于经历有限，表述可能较为个人化，您怎样看待写作的个人化？

何建明：我以自己一部作品《江边中国》为例。它讲苏州的一个村庄永联村从苏州最贫穷到最富裕的过程，是一个村干部开了钢厂，带动了整个村子的发展。我希望通过这个村子的变迁向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并非是某些西方人所说，通过模仿或者剽窃富起来，而是走中国特色道路，或者中国人自己的勤劳勇敢创造了美好的今天。

我们现在发展这么快，需要大国叙述。我们要向外界提供一种了解中国的高度和视野，只有这样，才能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中国的经验才能成为世界的经验。

将个人经验写到极致，把自己开发出来，这是一种个人化。我是更广意义的个人化，因为自己有所经历，并且有这样的意识，又没有脱离老百姓，就有了这样一种书写方式。

我们现在很多作家，一写就局限在所写地方本身，但有时候这事的意义并非局限于此。

比如我们今天在信阳师范学院开设的创意写作班，对未来高校发展与教育改革都有很大意义，因此我将其定义为中国第一个本科的作家班，这是在开创一种新的教学模式。

一个普通的本科学院，一批国家级的作家来对接，从最基层来培养作家，不正是国家教育改革所需要的吗？这就是站在高的起点，从小的方面入手。在创作报告文学时，有意识地从更高层面对一件事观察和分析，这是国家叙事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