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寄托与灵魂皈依 ——乡愁诗专题

作者:杨景龙    2017年08月28日 01:44  陟岵    9570    收藏

中国古代早熟的农业文明形态,决定了上古先民们定居田土的农耕生活方式,培育了他们对家园的热爱之情,滋育了他们的氏族、宗族和家族血缘伦理观念。这是传统社会里离乡背井的游子乡愁得以滋生的深层原因。古典诗歌对乡愁情感的反复抒写,形成了诗歌史上一个带有母题性质的诗学主题,和几种普遍采用的表现乡愁情感的原型模式。20世纪新诗人的乡愁诗创作,就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对古老的诗学主题的母题内涵和原型模式的赓续。

 

一、乡愁的实质与家园的意义


乡愁的实质是对家园和乡土的怀念眷恋。家园和乡土在人类生活史和人类心灵史上,均有着非凡的意义。从人类生存的角度说,家园的建立和乡土的垦辟,是人类走出巢居、穴居的原始状态的标志,家园和乡土,是人类躲避风雨霜雪、酷暑严寒等自然力量侵袭的地方,是人类劳作耕植、繁衍生息的场所。对于农业文明早熟的中国上古先民来说,定居于家园田土尤为重要。沈德潜编辑的《古诗源》中,有一首传为帝尧时代的《击壤歌》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就是远古先民建立家园、垦辟田土、定居蕃息的生存方式的写照。所以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雅、颂”部分里,伴随着氏族迁徙发展壮大的历程,总有修筑居室、建立家园的描写,如《大雅·绵》以热情洋溢的诗句,追述周民族十三世祖古公亶父率领部族自豳迁岐,告别穴居野处,在渭河平原安家定宅、封疆划界、开渠垦荒、修屋筑室的情形:


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定居。//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止,右,理,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家室。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鼓弗胜。//立皋门,皋门有伉。立应门,应门将将。立冢土,戎丑攸行。

在《大雅·公刘》篇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小雅》的《斯干》篇,不仅有对居室的生动形容:“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而且明确说出了居室的功用:“风雨攸除,鸟鼠攸去”,并进一步预祝入住这好居所后将会寝安梦美,喜降贵男贤女。这些诗里的如下诗句:“爰居爰处,爰笑爰语”,“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无不流露出上古先民建立家园、安居乐业的由衷喜悦之情。


家园在物质生活、生存层面的巨大功用,滋生了人们对它的热爱之情。中国古代血缘宗法社会的性质,又对人们的热爱家园之情起到了一种强化作用。中国社会经历了氏族、宗族、家族、家庭的漫长演变过程,“贯穿这一演变的主线是血缘的脉络”。中国人十分重视血缘的追溯,为氏族、家族、家庭和自己寻找生命的源头,《诗经》的《大雅·生民》、《商颂·玄鸟》和屈原《离骚》的开篇,就是这种观念在文学中的表现。血统的清理,可以加强血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利于家族的生存稳定,发展壮大;血缘族群的辉煌兴旺,可以鼓舞家族成员的生存信心;祖先崇拜、宗庙祭祀使血缘认同上升为宗教性质的神圣感情,家族成员感受着祖先的神秘力量在冥冥之中的佑护,进而加强了个体对家族的依赖感;家谱编续、祠堂修建更把个体成员纳入家族血缘的网络系统之中,增强他们对家族兴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宗法血缘的重视,孕育出了“孝悌”的伦理道德观念,这在儒家典籍《尚书》、《论语》、《孝经》中均有充分的表述和强调。在《诗经》中亦有大量表现“孝悌”情感的诗篇、诗句。如《周颂·邕》、《大雅·下武》、《大雅·既醉》等篇的追孝活动描述,《小雅·楚茨》描绘了孝敬的欢乐场面,《唐风·鸨羽》为“王事”太忙无法奉养父母而哀叹,《小雅·蓼莪》抒发不能终养父母的痛极之情,《小雅·常棣》颂美兄弟的亲情友爱,《小雅·斯干》中“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的诗句,也表现了兄弟之间的亲爱和睦。上述的血缘联系和伦理情感,无不培养、强化着人们的乡情、亲情和根意识,成为滋生乡愁的适宜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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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社树桑林祭祀活动,也是人们家族观念和乡土情感的强有力的维系。中国古代普遍流行社稷祭木的习俗,《论语·八佾》曾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可见夏商周三代的社制都是祭木的。《墨子·明鬼》说:“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汉书·郊祀志》记:“高祖祷丰枌榆社”,颜师古注曰:“以树为社神,因立名也”。从虞夏到汉代,可见祭木习俗历时久远。而祭木亦形形色色,《白虎通·社稷》引《尚书》佚文云:“太社唯松,东社唯柏,南社唯梓,北社唯槐”。《周礼·地官·大司徒》云:“设其社稷之遺,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虽然因地而宜,祭木各异,但是人们在神树面前表现出来的敬畏与神圣感情是相同的,高大修茂的树木成为乡土、宗族、家邦的标志。从文字学的角度看,远古先民确是把生命、种族、邦国都同树木联系起来的,“生”字的甲骨文写法,即是一棵树从地上长出之象形,而标志着血缘关系的“姓”字,也作人向树木跪拜之象形,《说文》中的“邦”字,则像邑中立木。《诗经·小雅·小弁》第三章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朱熹《诗集传》注曰:“桑梓,父母所植”。作这样的解释,则把祭木的宗教感情与孝敬父母的血缘亲情统一起来。家宅多植桑梓,桑梓又为父母所种,所以“桑梓”就成为乡土、家园、亲情的象征,时时处处唤起天涯游子的思乡思亲之情。


流行于殷代的桑林祭祀,反映了殷人的桑木崇拜。《淮南子·修务训》记商汤因天旱而“祷于桑山之林”。《吕氏春秋·慎大》云:“武王胜殷,立成汤后于宋以奉桑林”。殷周之际,桑林中不仅弥漫着宗教巫术气氛,也回荡着着自由快乐的爱情歌唱,在原始宗教活动中往往伴随着男欢女爱的原始习俗。《诗经·鄘风·桑中》云:“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邀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首被经生们斥为“桑间濮上”的“淫奔”之诗,实际上是桑林祭祀宗教活动中男女自由恋爱风俗的写实。《诗经》中有许多爱情诗篇来自桑园,如《魏风·汾沮洳》:“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美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孟子》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可知桑园就是家园所在,而在桑园之中又有着美丽动人的女性和爱情。家园的一方桑梓热土,不仅承载着父母养育的深恩,更演绎过热烈缠绵的情爱,所以就更值得离乡背井的游子朝思暮想、梦绕魂牵了。


在更深的精神层面,作为家园象征的桑园,又等同于对抗污浊、异化的尘世的淳朴洁净的田园,而成为厌倦世路坎坷、宦海风波的游子,寻求心之所依灵之所栖的归隐之处。《诗经·魏风·十亩之间》云:“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朱熹说此诗题旨是“政乱国危,贤者不乐仕于其朝,而思与其友归于农圃”。按朱熹的意思,《十亩之间》就是我国最古老的田园隐逸诗,其间的田园之乐是通过十亩桑园里“桑者闲闲”、“桑者泄泄”的情态表现出来的,桑园之乐就是田园之乐,就是隐逸之乐,桑园就是田园就是家园。这里远离尘俗,人情纯朴,无利禄之争,无功名之念,“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陶潜《归园田居》之二)。这令人心旷神怡的田园乡土,就更值得市朝奔竞的游子系念牵挂,因为这里不仅是他们生命的根本所在,也是他们精神和灵魂的最终归宿。

 

二、思乡与思亲


在乡愁主题诗歌中,思乡与思亲,乡情与亲情,往往是牵连一处,密不可分的。思乡的实质是思亲,乡情的实质是亲情。已如上节所论,这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血缘性质决定的。上古中国人强烈的宗族血缘意识,孕育出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道德观念,它有力地制约着思乡者的情感指向。《诗经·魏风·陟岵》是诗歌史上最早表现思乡实乃思亲、乡情实乃亲情的作品:“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全诗三章,重章叠句,每章开头两句直接抒发思亲之情:“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陟彼冈兮,瞻望兄兮”。《毛诗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从作品实际看,远离家乡在外勤苦行役的征人思念的对象除父母外,还有兄长。思念父母是“孝”,思念兄长是“悌”,这正符合儒家伦理观念中对人的“孝悌”要求。征人登高远望之际,恍惚听到了家乡亲人们那一声声体贴艰辛、提醒保重、祝愿平安的嘱咐叮咛。这种手法更见出了征人与父母兄弟之间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骨肉手足的浓挚亲情。还有《唐风·鸨羽》,此诗的题旨,《毛诗序》和朱熹《诗集传》都认为是“民从征役而不得养其父母”而作。外出的征人对因“王事靡盬”而“不能艺粟稷”、“不能艺稻粮”所导致的“父母何怙”、“父母何食”的严重后果,发出了“悠悠苍天,何其有所”、“悠悠苍天,何其有极”的呼喊,在急切的思乡之情中表达了无法赡养父母的强烈忧虑和怨愤。陈继揆《读诗臆评》称赞曰:“一呼父母,再呼苍天,愈质愈悲,读之令人酸痛摧肝。”此诗感人的艺术效果,即来源于征人忧念亲养的血缘伦理感情。


古代诗歌史上游子他乡思念父母兄弟的作品很多,这里不再举例。这种乡情中包含的浓郁伦理亲情,对20世纪新诗人的影响是明显的。湖畔诗人潘漠华的《呵》,直抒游子思念父母的血缘伦理亲情:“我想念我底死父,/他呀,卧在一堆黄土中/——青草长着的下底;/我底母亲,扼心愁苦在房里罢?/一回想念已故人,一回想念远游的儿子!//呵!匆匆过来已近一年了!/我父亲底灵魂呀,/莫不是已升上天么?/你知不知母亲底辛酸?/想念否我们失父底悲哀?/呵!你应当归来呀!//我泪眼望青天,/青天游着白云罢。/父亲你莫掩去你底面!/我正用眼追寻你呢,/呵,你应当归来罢!”诗中对亡父的深情怀念,对丧夫别子的母亲心境的体贴,显示了少年诗人对父母的无限热爱。吴天籁的《白云深处》抒发对白云深处的家乡的思念,“母亲”是他思乡时回忆和牵挂的焦点:“慈祥的母亲的怀里,/我的啼笑是有寄托的”,是永难忘怀的儿时记忆;“如今,憔悴了,/银鬓的母亲”,是想象中母亲今日的模样,包含着诗人体恤母亲的操劳衰老的一片孝心。台湾诗人邱振瑞的《思乡雨》,写自己在异乡的雨中,对家乡的思念:“想家乡的甘蔗正伸根吐芽”、“想家乡的小溪正活泼歌唱”、“想老家的桑树正高出屋檐”,但思念的中心是“母亲”,他想象着雨中“气喘的母亲正慌着吆呼鸡鸭”、“虚胖的母亲正映在薄薄的睡帐”、“忧愁的母亲正探望村外的站牌”,母亲也许正操劳着家务,母亲也许已经累倒,母亲也许正牵挂着自己,所以雨中思乡的他感到“母子的血脉汇流着如此接近”,使他“回乡的心潮变得如此澎湃”。台湾诗人张默的《饮那绺苍发》,是在听不见母亲“遥远的叮嘱”已经“三十个寒暑”、“一万多天”以后,诗人对着母亲的照片,寄托心声: 


读着,读着,深深地读着/您的七十六岁的肖像/那眼角两侧长而细的鱼尾纹/那满头的白雪/流溢着几多的思念和沧桑

任凭时间过往,不论生前死后,母子亲情永不变质:“哦!母亲/不管岁月如何无情流逝/不管现在我们怎样的苍老/也许我们能活过一百岁/也许五十年后/我们的尸首比严冬的霜雪更冷澈/然而,母亲,您永远,永远是/轻拂我们坟前的萧萧的白杨”。母爱永恒,生死不渝,暮年游子面对母亲照片的声声倾诉,异常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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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歌中还有不少身在异乡思念妻子儿女的作品,也印证着乡情的实质乃是亲情。《诗经·豳风·东山》中东征三年、急于西归的征人,难捺飞向西方家乡的归心,想象着妻子在家中准备迎接自己归来,回忆着当年新婚的热闹和新娘的漂亮,可知牵系着征人的,正是荒芜家园中的美丽妻子。杜甫的《月夜》思念妻子为主,兼及儿女。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万首唐人绝句》作《夜雨寄内》,“内”即“内人”,也就是妻子,可知此诗乃是诗人在遥远的巴山雨夜里寄赠长安家中妻子的。古代诗歌中有着相当数量的“寄内”、“赠内”之作,均属此种性质。


故乡情恋之所以如此牵动游子的心,除了血缘亲情之外,还有爱情。《古诗十九首》中的《涉江采芙蓉》即是游子思念故乡“同心”之作:“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还有《客从远方来》:“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遥远的空间距离也难以阻断彼此的思念依恋,诗中的意象如“鸳鸯、合欢、长相思、结不解、胶漆”等,都带有“原型”性质,成为后世表达爱情的习用语汇。


现代新诗人笔下的乡愁主题中,多有将血缘亲情与爱情合并一处加以表现的,如冯雪峰湖畔时期的《落花》:


片片的落花,尽随着流水流去。//流水呀!/你好好地流罢。/你流到我家底门前时,/请给几片我底妈;——戴在伊底头上,/于是伊底白发可以遮了一些了。/请给几片我底姊;——贴在伊底两耳旁,/也许伊照镜时可以开个青春的笑呵。/还请给几片那人儿,——那人儿你认识么?/伊底脸上是时常有泪的。

诗中与“我底妈”、“我底姊”并置的“那人儿”,就是故乡的恋人。潘漠华写于同期的《游子》,与《落花》相似,留在游子“迷漠的记忆里”的,不仅有“父亲干枯的眼睛,/母亲没奈何的空安慰,/兄弟姊妹底对哭”,还有“那人儿底湿遍泪的青衫袖”。余光中的名诗《乡愁》的前三节,亦是血缘亲情和爱情合写。厂民30年代的《采桑女》值得特别关注:

 

一阵潇瑟的春雨卷过,/故园的陌上已挂满绿的桑枝了吧?//故园陌上的绿桑枝,我是怀念的;/绿桑枝下的采桑女/更是我惓惓不忘的呵!//把嫩嫩的桑芽,/当作爱情的食粮吃下吧!//我喜欢那蚁蚕样乌黑的头发,/透明的软腰,和吃叶时的,/像黄梅雨般明快的歌。//吐不尽的长丝/结成的纯洁坚固的果,/正是我们爱情的象征哪!

也许诗人在无意之中,重复了上古诗歌里“桑与爱情”的原型意象。“故园”的标志就是“绿桑”,对“故园”的怀念,就是对“绿桑”的怀念;对“绿桑”的怀念,实质上是对“绿桑枝下的采桑女”的怀念。在游子的记忆里,故乡、桑树、爱人就是这样密合无间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叶舟的《故乡,我的恋人》,则直将“故乡”等同“恋人”,在“客地的细雨寒风”中,诗人的思乡之情,实际上是对“八年”之前那一段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纯真恋情的再一次回忆。


三、故乡情与祖国情


在中国古代血缘宗法社会的关系秩序链条上,家是国的雏形,国是家的扩大。先秦儒家典籍的思路总是以家为基础和起点,推而广之,及于国家天下。《周易·家人》云:“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诗经》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孝经》云:“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孔子把“事父”与“事君”、“父父子子”与“君君臣臣”等同看待(《论语》);孟子强调“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孟子》)。由家族的血缘伦理关系,衍生出国家的政治伦理关系,中国古代社会就此达成了家与国的统一。


这种家国不分的观念体现在乡愁主题诗歌中,便是故乡情与祖国情的合二为一。屈原的《离骚》首开先例,作为与楚王同姓的“宗臣”,国与家在屈原那里是一个概念。屈原的爱国感情,是和宗族感情相联系的,《离骚》开篇对祖先的深情追认,就是他的宗族感情的自然流露。《离骚》后半部分展开诗人内心的去留矛盾冲突,在听从“何所独无芳草兮,又何怀乎故宇”、“两美其必合兮,孰求美而释汝”的“灵氛吉占”后,屈原决心“远逝以自疏”,开始幻境中的远游,“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到最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的国家去寻求出路。但在离去的最后时刻,他“忽临睨夫旧乡”,只是在云端投向故乡一瞥,就把他“周流上下”的心灵翅膀收了回来,遂抱定“从彭咸之所居”的决心,以死来殉自己的故乡与祖国。他的《哀郢》,记述流放江南的路线,亦情亦景,忧思绵绵,在身世之感中尽情倾诉了不忘故乡和祖国的深沉悲郁之情:“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故乡情与祖国爱,已成为诗人须臾不忘、生死以之的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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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诗人庾信的后期诗歌,也是把故乡情与祖国情合并抒写的。庾信原是南朝梁代的宫廷诗人,出使北朝被留,不得南归,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但他“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久居北方的庾信渴望南归,魂牵梦绕于故国山河。看到渭水,眼前便幻化出江南风景:“树似新亭岸,沙如龙尾湾。犹言吟溟浦,应有落帆还。”(《望渭水》)忽见槟榔,也会勾起思乡的惆怅:“绿房千子熟,紫穗百花开。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忽见槟榔》)接到南方故人来信,更是悲从中来:“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寄王琳》)尽管庾信北迁以后颇受礼遇,宇文逌《庾子山集序》说其“高官美宦,有逾旧国”,但他内心深处感到自己与“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一般无二(拟咏怀之三)。他的拟咏怀》二十七首,以五言组诗的体制,多角度抒发凄怨沉哀的乡关、故国之思,其七云:“榆关音信断,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借流落胡地、心念汉朝的女子,比喻自己身仕北朝的隐恨和虽然绝望仍不放弃的南归渴念,诗中的乡关之情与故国之思,抒写得极为感人。此后,像南北宋之交、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爱国作家的诗词创作,多有将故乡情与爱国情“一笔双写”的情况。


20世纪新诗中,较早将乡愁与国爱“打并一处”的文本,多出自世纪初的留学生诗人之手,空间距离的阻隔和民族歧视的刺激,使他们对故乡祖国梦绕魂牵,思恋不已。如穆木天的诗集《旅心》,溢满赤子故国之情,《心响》写道:“几时能看见九曲黄河/盘旋无际滚滚白浪”、“几时能含住你的乳房/几时我能捆在你的怀中/啊!禹城,我的母亲/啊!神州,我的故乡”。而将二者加以集中表现的是台湾诗人和海外华裔诗人的乡愁诗歌创作。政治对峙导致的民族分裂,是滋生乡愁的时空背景,所以,台湾与海外华人诗歌的乡愁主题中,浸透了渴望民族统一的爱国意识。这些乡愁诗的抒情主体,既是在思念亲人和家乡,又是在思念大陆和祖国。余光中的名篇《乡愁》,便是把亲情、爱情、乡情和祖国情融合为一,读来似乎没有任何理解障碍,但其情感又深不可测。这是真正具有传世价值的好诗。高准《念故乡》的第一节:“是永恒的情人在梦里飘渺,/是生我的母亲却任我漂泊,/故乡啊,/我的故乡是中国。”也是将亲情、爱情、乡情和祖国情四者合写。文晓村的《想的,不愿想》,诗人因看到鞋子而勾起游子思乡的内心波动:“儿时濯玩伊水的那裸足/还是一对白白嫩嫩的小莲藕/没想到一穿上鞋子/就会去荡江湖的浪头”。诗人进而想起:“是母亲亲手做的啊/那黑色的布鞋,那载着你/载着浪花,也载着海鸥的小舟”。自从穿着它离开家乡,在人生的浪潮中颠簸,便失去了母亲的呵护。诗中的的家乡、母亲既是实指,也喻指母亲一样的民族和祖国。出自擅长言情的席慕蓉之手的《长城谣》、《隐痛》、《出塞曲》、《狂风沙》等诗,把个人的离愁别绪与家国分裂的历史命运结合起来,在一个比爱情更为深沉的层面上,寄托了诗人东方式的悲郁的乡土幽思和故国情怀。欧周的《再生我一次》末段这样写:“再生我一次/若真能再生我一次/妈妈/务必请您失误/在户籍栏上/仅填二字/中国”。在诗人的心目中,故乡已然完全等同于祖国。这样去理解故乡与祖国的关系,在由大陆迁台的诗人和海外华裔诗人中具有有普遍性。

 

四、从地域到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不仅是地域的表征,而且规定着地域的质性,对家乡的思念在更深的层次上就是对文化的孺慕。“文化制约着人类”,家乡的一方水土上,有着独特的自然风景、民情风俗、历史传说、文学艺术,构成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使生长于斯的人从小置身其中,浸润濡染,渐成习惯。一旦离开自己的家乡客居异地,人地生疏,满目异俗,多有不适,游子便会从地域乡愁中滋生出更深刻的文化乡愁。余光中回顾数度旅居美国的经历时曾说:“远适异国,就算是待遇不薄,生活无忧,但在本质上始终却是一种‘文化充军’”。所以,异乡即使安乐丰饶,游子也会感到“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在古典诗歌中,蔡琰的《悲愤诗》叙写自己被掳往南匈奴的边地思亲痛苦,较早流露了文化乡愁意味:“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思父母,忧念无穷已”,既有气候不适的地域因素,也有民风习俗不适的文化因素;传为蔡琰所作的《胡笳十八拍》,咏叹被掳后的乡思,也是由地域和文化双重不适刺激引发的:“云山万重兮归路遐,疾风千里兮扬尘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披甲兮为骄奢”、“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原野萧条兮烽戍万里,俗贱老弱兮少壮为美。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垒,牛羊满野兮聚如蜂蚁”,正是地域和文化的双重不适,使得女诗人“凄楚流恨”,“恶居于此”。此后的古代乡愁诗中往往含有文化乡愁的因素。


20世纪新诗对乡愁的表现,很早就显示出文化乡愁的倾向。闻一多20年代留学美国时的《忆菊》,把“四千年的华胄名花”菊花等同于祖国,作为中心意象的“菊花”,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冯乃超20年代写于日本的《乡愁》,思念故乡如画的风景:“我爱石砌的环拱的桥头/与桥底缓慢的浊流/橙黄的月亮照着黄色的小船/我念木版画里的苏州”。另一首《南海去》,借送弟弟们回国,表达了对物产丰饶的南海家乡的眷念赞美之情:“南海去/我的故乡在南海里/农园四季有花开/茉莉的幽香/烘我初恋的心爱/鸡冠的鲜红/焚着情热的花蕾//南海去/灰蓝的屋宇/花岗岩的石柱/龙眼的果树结圆珠/荔枝的老红胜胭脂/七月的阳光池水里/七月的鲜红南海里”。这两首诗中都含有地域文化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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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把文化乡愁作大量集中表现的,是一批亲身经历了40年代中国大陆的战乱,后来迁往台湾的诗人和一些较年轻的台湾和海外华裔诗人。他们置身于充分西化(现代化)的社会环境,在物质生活乃至诗歌艺术上都已现代化和现代主义了,但在他们的心中,却无法忘怀家国民族的记忆,怀有强烈的“中国情结”。在受到西方异质文化和本土台独势力的刺激时,他们愈加不忘自己是个“中国人”,他们的诗作更是常常把有关家乡的记忆、祖国的历史、民族的文化作为重要的表现对象,以突出、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的“新古典主义”的方式,在诗艺上告别“横的移植”,归宗于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和灿烂悠久的古典诗歌传统,以此来缓解内心深处“刀搅”般的文化焦虑。


20世纪台湾和海外诗人乡愁主题诗歌的文化内涵,往往和家乡特定地域的自然、风景、物产、习俗联系在一起,并扩大为中华民族的风俗文化、历史文化、诗词文化、艺术文化等方面。黄雍廉的《唐人街》,思念“扬州的驿马/长安的宫阙/殷墟仰韶的玄黄釉彩/玉门关外的信使”,回响着“历史的箫声”;蓝俊的《父亲的呢喃》写解甲的父亲,时常在谈话中神往地说起北方的故乡,语气里满溢离乡背井的感伤:“茫茫的白雪融了/一大片一大片高粱的穗浪凋了/满池的荷花枯了/大理石的城墙塌了/放粮的谷仓和地窖空了//正月失去踩芝麻秸的响声/元宵不见扎灯结彩的烛火/端午没有雄黄和蒲艾/中秋情怀无处寄/重九不再登高望远/腊月更少了过冬的皮裌袄”,内容上侧重对地域风俗文化的追怀 ;高准的《念故乡》,揣想故乡“春天窗外下着小雨,/那杨柳是否已青青?/那遍野的桃花杏花,/可耀亮着谁的眼睛?”并由故乡推延开来,牵挂着更广大的地域和更丰富的文化:


谁的眼睛可看到那江南草长?/谁可看到了清明时节的汴梁?/谁可又看到那长安的月亮?/谁的纤纤素手,能采桑于绿水之阳?//而梧桐在梦寐里枯落。/而凤凰在烈火里涅。/而金剑在秋水里沉埋。/而青鸟在寒风里冻残。

季节、风景和风俗中氤氲着丝丝缕缕文化的愁绪。林耀德的《穿着中国的服饰》,通过对早晨从“长堤走过”的一位少女穿着的“中国服饰”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从服饰文化的角度,表现了海外游子的思乡情感和文化认同心理:


穿着中国的服饰/头上捆扎着青春浑圆的发髻/臂上圈绕着记忆滑腻的镯/衫上镶滚着少女琐碎的憧憬/襟上扣结着处子精致的愁怨/穿着中国的服饰/在适合穿着中国服饰的早晨/长堤走过/衣裙绣花

服饰不仅是一种性别、年龄符号,它更是一种种族、文化符号,中国服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表征。对寄居海外、满目异俗的炎黄子孙来说,“穿着中国的服饰”,不正是他们思乡怀国、寻根溯源、认同本土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吗?


台港和海外诗人的文化乡愁中,诗词文化占据着很大的比重。他们在创作中大量题咏古代诗人词客,化用古典诗词的语言、意象、意境,这是由他们的诗人身份决定的,更与精美、博大的古典诗词传统的巨大魅力和深远影响有关。余光中题咏古代诗人的名篇就有《漂给屈原》、《淡水河边吊屈原》、《寻李白》、《戏李白》、《湘逝》、《夜读东坡》等多首,洛夫的《与李贺共饮》、《车中读杜甫》、《长恨歌》、《李白传奇》、《走向王维》也是题咏古代诗人或戏仿、改写古代诗作的名诗,这些作品已为广大新诗爱好者所熟悉,此处不再引述。吴望尧的《立秋赋》:“看金粉在六朝/流水在长安 总是旧相识/若我再来 且问你/你的珠帘卷不卷/你的西风瘦不瘦”、“亦曾一觉 醒来而不是扬州/醒来 星垂平野 摘不完/归心千朵 且问你/谁还有小楼的春雨 深巷的杏花/只存下我的唐山不老/我的唐诗不灭”。诗中化用了杜甫“星垂平野阔”、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李清照“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陆游“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诗词意象、句子和意境,诗人的“归心千朵”,绽开的是唐宋诗词的芬芳花蕾。他的《我来自东》,直用《诗经·豳风·东山》“我来自东/零雨其蒙”的原句,借三千年前《诗经》里下起的那场霏霏细雨,来淋洒“自那年的遥遥起始,且到如今”的“长长的湿濡”的乡愁。冯青的《最好回苏州去》,化用周邦彦《少年行》“并刀如水”的辞句、意象、意境,以悬想之中独自骑一匹小毛驴,走进苏州青石弄堂,寻找宋词里的爱情遇合的方式,来为自己的文化乡愁“解渴”。杨泽的诗注重对“源头”的追寻,爱是源头,诗也是源头。在抒情主人公四处飘荡的“感伤的旅游”过程中,向往着屈原含英咀华的高洁:“月与列星为证,请让我们佩玉带兰/诗人啊,溯你而上,/让我们回到信美的故土,永恒的家乡”;也向慕着杜甫忧国忧民的沉郁:“天地如寄,谁是/你的志业的承袭?……我独自/浪迹在此;/站在永恒的对面,像群山一样/沉吟你的名字/月涌江流,我愿是——/你高古文体的继起”。在屈原、杜甫那里,他找到了慰藉自己文化乡愁的“永恒的家乡”,也找到了自己的诗学承传对象和创作发展方向。


对故乡、祖国的“文化孺慕”强烈持久的余光中,在其诗作中神游于故乡、祖国的历史文化长河流连忘返。台港和海外诗人里,余光中抒发文化乡愁的作品最多,成就也最突出。他的《五陵少年》把文化乡愁抒写得血脉贲张:


台风季,巴士峡的水族很拥挤/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黄河太冷,需要掺大量的酒精/浮动在杯底的是我的家谱/喂!再来杯高粱//我的怒中有燧人氏,泪中有大禹/我的耳中有涿鹿的鼓声/传说祖父射落了九只太阳/有一位叔叔的名字能吓退单于/听见没有?来一瓶高粱//千金裘在拍卖行的橱窗里挂着/当掉五花马只剩下关节炎/再没有周末在西门町等我/于是枕头下孵一窝武侠小说/来一瓶高粱哪,店小二!

给现代的“五陵少年”造成“英雄的幻觉”的,是光荣的祖先们的天纵豪情。这首诗侧重于历史传说和侠文化。《白玉苦瓜》更侧重于艺术文化:“一只瓜从从容容在成熟/一只苦瓜,不再是涩苦/日磨月磋琢出深孕的清莹/看茎须缭绕,叶掌抚抱/哪一年的丰收像一口要吸尽/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你便向那片肥沃匍匐/用蒂用根索她的恩液/苦心的悲慈苦苦哺出/不幸呢还是大幸这婴孩/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诗人借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只“白玉苦瓜”的咏叹,寄托自己感激祖国母亲养育深恩、热爱祖国传统艺术文化的赤子孺慕情怀。诗集《莲的联想》,在现代人的审美感知中,复活、重塑了“物、人、神”三栖的,浸透了中国文化精神的“莲”意象。《春天,遂想起》“想起”的是“唐诗里的江南/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吴王越王、西施范蠡的江南/乾隆皇帝的江南”和“多莲、多菱、多螃蟹、多湖的江南/遍地垂柳的江南/杏花春雨的江南/多寺、多亭、多钟声的江南/多风筝、多燕子的江南”,整首诗可说是风景、物产、建筑、习俗和历史、传说、诗词、人物等地域的和文化的丰富内容的有机整合。


原籍湖北黄陂的彭邦桢,1975年和美国诗人梅因·戴若结婚,离开台湾移居纽约,使得本就怀有的乡愁中又多了一种“被放逐”的感觉,在异国文化氛围中,唤起了他强烈的故国情思和文化乡愁,他的《巴黎意象之书》、《清商三辑》两部诗集的内容,几乎都是对故国人生的回味。《十二个月象征》依时序写每一个月的农事、习俗和人情,与蓉子的《欢乐年年》托十二月令图表现华夏民俗风情、张错的《季节的故事》、《季节哲学》在描写季节变化时引入中国特有的“节气”概念一样,属于风俗文化的性质;《清商之恋》十首和《清商之风》十首,都是对台湾和大陆的怀念,“清商”是汉魏六朝诗乐名,以之作为标题,本身就显示了历史文化和艺术文化的双重意味。《清商之兴》包括《春兴》四首和《冬兴》四首,中心意象是浸透传统文化风韵的松、竹、梅、莺、燕、杜鹃、鹧鸪等,以之寄托诗人殷切的文化孺慕心情。还有闵垠的《采南之歌》,出现了“黄花竹林、故国祭月、萧史秦娥、伯夷叔齐、易水荆卿、黄河山岳、周南召南”等意象,集历史、地域、诗词于一体,文化内涵相当繁复厚重。

 

五、情感寄托与灵魂归依


对家乡的思念,既是情感层面上的寄托,又是灵魂层面上的需求;既是在寻找肉体情感的慰藉,又是在寻找生命灵魂的归宿。古代抒写乡愁主题的诗词作品,大多属于肉体情感层面,偶有涉及精神心灵层面的,如李白的《客中作》“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诗人对故乡和他乡的理解,已不限于地域。不过在终生漂泊客居的李白,这样写也许仅仅是因为他的生性嗜酒而且旷达。还有苏轼《定风波》词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则俨然把家乡定位到“心安处”,已是把家乡视为心灵的家园。像苏轼这样去理解故乡的,在古代诗歌中虽不多见,但毕竟标出了古代诗人对家乡的理解所达到的精神深度。


游子的漂泊历程是痛苦艰辛的,所谓“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时难”。在异乡人的眼中,游子是“另类”的存在,难以被接纳认同。曹丕《杂诗》的“客子常畏人”,精确地道出了游子不被接纳认同,“安全需要”得不到满足情况下的心理体验。有时一个小小的误会,也会给游子造成不轻的伤害,汉乐府《艳歌行》“翩翩堂前燕”,写一位流浪者衣衫破了,富有同情心的女主人为他缝补,却遭到了女主人丈夫的怀疑。流浪者虽然心里坦然磊落,但还是感到自己人格被猜疑的委屈,而发出了“远行不如归”的感慨。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游子对异乡的一切也怀有本能的排拒心理。余光中留学美国时写的《我之固体化》很能说明问题:


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当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坚度。//我本来也是很液体的,/也很爱流动,很容易沸腾,/很爱玩虹的滑梯//但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我结晶了,透明且硬,/且无法自动还原。

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便很容易体验到异乡感。如余光中的《新大陆之晨》所写,这种以种族和文化龃龉为底蕴的尖锐刺人的异乡感,几乎无处不在,从卧具到早餐到语言到长相到环境,都能引起游子条件反射般的身在异乡的感觉,唤醒并强化游子的种族、文化归属意识。游子们深知“异国无根的一代,/永远没有下一代”,他们甚至从“西瓜”的甜美悟出了“根”的重要:“一个个沉默挺腹的西瓜,/隐藏在丰颐甜美的背后,/竟是那唯一贴向泥土的根蒂;/所以家国的贴切,/实在是甜美的根源”(张错《火传》)。因此他们要求结束这种无根的异乡漂泊,明确表达了企慕完美的家国的回归意识:“我们需要更完整一点的国,/和更美满安定的家”(张错《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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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家成为游子永恒的依托,最后的归宿。家是一切人生追求过程的终点,当游子“从梦中出发”的“追寻”,经历“挫败和恐怖”,陷入“狂暴的沙漠”和“燃烧的森林”这“无处可逃”的绝境时,“所有的希望/会化做一只不死的鸟/冲出/飞向故乡的天空/不再回来”(郑炯明《旅程》)。家不仅是“一个很美的名字”,更是一个值得游子“过分依恋的地方”,因为“当灯火盏盏灭尽/只有一盏灯/当门扉扇扇紧闭/只有一扇门/只有一盏发黄的灯/只有一扇虚掩的门/不论飞越了天涯或走过了海角/只要轻轻回头”,就“永远有一盏灯,在一扇门后”,等待着游子归来(万志为《家》)。只有家才能使游子结束漂泊,告别异乡,了却乡愁,安顿生命,尤其是当游子想到暮年和死亡的时候,回归故乡求得最后托庇的愿望就会更加强烈。古代诗人是这样,如《古诗十九首》:“去者日益疏,来者日益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现代诗人也是这样,钟鼎文晚年的“留言”是:“让我将不朽的爱,留给世界,/将难忘的恨,带进坟茔,/……/亲爱的母亲,亲爱的故乡,我太困倦了,/让我回到你们的怀抱里久久地安息吧”(《留言》)。留学新大陆的台湾诗人陈嘉农表示:“纵然仅剩下一把骨灰/请你勿忘为我携归/这颗不碎的心也愿同你回航/回到梦寐依稀的土壤”,诗人祈求着:“不要留我在寒冷的异乡/为我寻回一块土地可以依偎/也可以歌,可以泣,可以埋葬”(《携我还乡》),读之令人悚然动容。


这样,让游子梦绕魂牵、始终不渝、生死以之的家乡,必然走向形而上,并由此获得更宽泛也更深邃的象征意义。许茂昌的《家》以爱为家:“雨,不再淋熄我们的时候/炊烟,自平原升起的时候/在星光中,你的脸/向我仰起的时候//停下来吧,这里便是家/在雾里/让我把你的发解开成一条黑色的瀑布/让我把你,解开成/一部雪白的小说//穿过雾与荆棘/我们紧紧爱恋的手将一起伸出去/直到世界的尽头”。在哪里找到了爱,便在哪里找到了家,找到了永恒的归宿。辛郁的《石头人语》把博物馆当作家:“人去室空/好一片寂静之美/我坐在博物馆的一隅/轻轻地 舒一口气/心想:回家多好//常年做客异域/谁知我常自暗泣/念天地悠悠 千载岁月/闭目而过 烟漫中的云冈/不知怎般光景//久违了 我黄肤的亲人/今夜我将不梦/我醒在 你们全神的凝注中/耳际回绕 熟悉的话语/我说:回家真好”。这是因为博物馆里珍藏的文物,是故乡和祖国文化的象征,置身于自己孺慕的文化环境,就如同回到了自己家乡的怀抱,亲切舒坦,从容安详。上引两诗里的“家”,显然已非实指,而是象征意义上的。戴望舒的《对于天的怀乡病》,则是把代表大自然的“天”,当作自己的家乡怀念不已:“怀乡病,哦,我呵,/我也是这类人之一,/我呢,我渴望着回返/到那个天,那个如此青的天/在那里我可以生活又死灭,/像在母亲的怀里,/一个孩子笑着和哭着一样。”戴诗中的“天”,是大自然的象征,自然是人类的永恒故乡,所以让生活在现代都市里心烦意乱的诗人悠然神往。一信的《我欲归去》:


快步越过/岁月的泥沼/像一首轻快的曲子/来自寂静/归自寂静//不沉思于哲/不冥悟于禅/逸出风月/逸出历史/遁进蓝天的蓝 黑夜的黑 天空的空/遁进非台的明镜中

对生命最初产生和最终归宿的体悟,已近禅道空无的澄明境界。

 

六、几种表现模式


古今乡愁主题诗歌在持久、大量的写作过程中,形成了几种历时性的沿续使用的艺术表现模式,如登高思亲,望月思亲,佳节思亲,远望当归,秋风日暮起乡愁等。每一种表现模式的形成,都由我国古代诗论所说的“诗胎”、“诗祖”奠基,作为初始创作的“诗胎”、“诗祖”性质的作品,均能恰切地表现相似情境中的人们共有的行为、心理,所以为后世处于相似境况中的诗人每每加以模仿,在后世诗人持续不断的一次次仿写过程中,一种表现模式渐次凝定。我国古代诗论所说的“诗胎”、“诗祖”,近似于西方文论中的“原型”、“母题”,同一诗胎诗祖即原型母题所孳蘖衍生出的作品,具有基本相同的主题和手法。所谓表现模式,即包括主题和手法两个方面。


(一)登高思乡思亲 

肇始于《诗经·魏风·陟岵》,此诗前已征引,兹不复录。这首诗在两个向度上,为以后的乡愁主题诗歌设定了行为和表现方式。首先是每章的首句:“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陟彼冈兮,瞻望兄兮”,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即行役的征人,登上山冈的高处,遥望故乡亲人抒发情思的行为方式,被后世处于相似情境中的诗人所袭取。屈原《九章·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哀秋冬之绪风”,洪兴祖注曰:“言己登鄂渚高岸,还望楚国,向秋冬之风,愁而长叹,心中忧思也。”《哀郢》:“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抒吾忧心”,洪兴祖注曰:“水中高者为坟。且展我情,泄忧思也。”可知屈原于流放途中,屡屡以登高回望郢都的行为方式,抒泄眷顾家国的沉重忧思。南朝谢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写赴任途中登山回望京城的恋国思亲之情。唐宋之问的《度大庾岭》写于贬官岭南翻越大庾岭之时,由首联“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可知,诗人也是在登上大庾岭的高处时,停下车驾北望中原故乡的。北宋柳永的《八声甘州》:“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渺,归思难收”,南宋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均属同一行为方式。现当代新诗中,台湾白灵的《西望》,写诗人“居此千山之上”的高处,向西眺望故乡的锦绣河山,追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仿佛看到了“祖先们的血泪”,听到了他们的“期语”,诗人思乡思亲的感情也是借助“登高”的方式加以抒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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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陟岵》对后世乡愁诗歌更大的影响是“对面着笔,并时互想”的表现方式。元代刘瑾对《陟岵》的这一抒情特色有所解会,其《诗传通释》曰:“诗人以己之思亲,而知亲之念己,虽曰设为亲念己之言,实以深寓己念亲之心也。”清代方玉润的分析更为深入:“人子行役,登高念亲,人之常情。若从正面直写己之所以念亲,纵千言万语,岂能道得意尽?诗妙从对面设想,思亲所以念己之心,与临行勖己之言,则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千载之下读之,犹足令羁旅人望白云而起思亲之念,况当日远离父母者乎?”许印芳《律髓辑要》认为杜甫《月夜》等诗即是“从《陟岵》篇化出。对面着笔,不言我思家人,却言家人思我。”已涉及《陟岵》独特的抒情模式对后世乡愁诗的影响。钱钟书则对《陟岵》的表现方式及其深远影响作了系统的梳理:“谓是征人望乡而追忆临别时亲戚之叮咛,说自可通。然窃意面语当曰:‘嗟汝行役’;今乃曰:‘嗟予子(季、弟)行役’,词气不类临歧分手之嘱,而似远役者思亲,因想亲亦方思己之口吻尔。徐干室思‘想君时见思’;高适除夕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刘得仁《月夜寄同志》:‘支颐不语相思坐,料得君心似我心’;王建《行见月》:‘家人见月望我归,正是道上思家时’;白居易《初与元九别,后忽梦见之,及寤而书忽至》:‘以我今朝意,想君此夜心’,又《江楼月》:‘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思君时’,又《望驿台》:‘两处春光同日尽,居人思客客思家’,又《至夜思亲》:‘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游人’,又《客上守岁在柳家庄》:‘故园今夜里,应念未归人’;孙光宪《生查子》:‘想到玉人情,也合思量我’;韦庄《浣溪沙》:‘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干,想君思我锦衾寒’;欧阳修《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遥知湖上一樽酒,能忆天涯万里人’;张炎《水龙吟·寄袁竹初》:‘待相逢说与相思,想亦在相思里’;龚自珍《己亥杂诗》:‘一灯古店斋心坐,不是云屏梦里人’;机杼相同,波澜莫二。”钱钟书的排比罗列,不啻是一部从汉魏到近代微型的《陟岵》表现模式影响史。在此补上两个同属这一模式的现当代新诗的例子,湖畔诗人潘漠华的《呵》第二节:“我底母亲,扼心愁苦在房里罢?/一回想念已故人,一回想念远游的儿子!” 写离家一年的游子,对丧夫别子的母亲的愁苦心境的体贴;台湾诗人邱振瑞的《思乡雨》,写异乡雨中对家乡的思念,他想象着此刻“忧愁的母亲正探望村外的站牌”,牵挂着出门在外的儿子是否平安归来。这两个例子均属“并时互想”性质。这样,《陟岵》表现模式的影响史就得以贯通古今,更为完整


(二)望月思乡思亲 

肇始于《诗经·陈风·月出》的望月怀思,《月出》虽非望月思亲,但月夜的清幽意境,抒情主人公惆怅不甘、骚动不宁的向慕思恋情怀,实开启了后世诗人月夜抒怀之先河。从这个意义上说,望月思亲可视为《月出》“望月怀思”原型模式的一个分支。最早抒发望月思亲情怀的是东汉末年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这首诗写一个久客思家不能成寐的游子,对着照射罗帏的皎皎月光,愈加触动了乡愁。李白的《静夜思》,应是望月思乡诗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这首五绝的语言虽然明白如话,其潜隐的深层意蕴结构却对应了望月思亲的民族心理范型,与由《月出》奠定的月夜怀思的抒情模式自然契合,所以,尽管少不更事的孩子读来不觉其深,但是饱经沧桑的老人读来也绝不觉其浅。小而能大,浅而能深,像《静夜思》这样真正的好诗就是如此,它既不让人感到费解,又让读者撩动心绪,吟味无穷。杜甫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月夜忆舍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白居易的《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范仲淹的《御街行》:“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苏轼的《水调歌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都是因望月而引起无限思乡、思亲之情的名篇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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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月思乡思亲的抒情模式,在当代台湾诗人和海外华裔诗人的乡愁诗中得到了承续。彭邦桢的《月之故乡》最典型:“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天上的月亮在水里/水里的月亮在天上//望月亮/思故乡/一个在水里/一个在天上”。上下空明的一片水月,撩起了游子浓重的乡愁,但故乡遥不可及一如“水里”和“天上”的月亮遥不可及,游子望月思乡的惆怅无法消解。舒兰的《乡色酒》如一首温婉的双调词:“三十年前/你从柳树梢头望我/我正年少/乡色正好/你圆/人也圆//三十年后/我从椰树梢头望你/你是一杯/乡色酒/你满/乡愁也满”。三十年前“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温馨美满,益发衬出三十年后椰树梢头望月思乡、忆昔怀旧的诗人的孤独孑零,今昔对比手法强化了诗的抒情效果。辛郁的《母亲,母亲》:“一个水晶质的月亮上升了/……/于此时刻我愿我是朵紫色小花/我愿我是纯粹的品质等待鉴赏/仰首时低低呼叫 母亲啊 母亲”;席慕蓉的《乡愁》:“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升起”;德亮的《月亮节》:“我们分隔的婵娟/在异乡的即景里/被窗外刺入的月光击伤/飞跃着未完成的血”等,均是望月思乡、思亲的触景生情式的创作心理发生机制。


(三)节日思乡思亲 

薛道衡的《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是这一模式的奠基之作。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则从字面上点醒题旨:“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此诗是王维17岁的“少作”,独处异乡的少年诗人,平日里渐次蓄积的思乡思亲之情,遇到“佳节”的触动,便强烈地爆发出来,这就是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因为佳节,往往是家人团聚的日子,又常常和对家乡节日风俗的许多美好回忆相联系,如诗中所写重阳节兄弟一起登高、佩带茱萸的家乡习俗,另外,节日又提示着时光的无情流逝,别离岁月的匆促,所以,“每逢佳节倍思亲”就是十分自然的了。这种体验可以说人人皆有,但在王维之前,没有人对此作过高度概括的成功表现。而一经王维道出,它就成了抒发游子节日乡情这种特定类型感情的格言式的名句。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这首诗除与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同为佳节思亲之作外,后两句在手法上也和王诗一样,都属于《陟岵》“并时互想”、对面着笔的模式。苏轼《寒食雨》二首之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高启的《清明》:“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抒发寒食、清明特殊节日的乡思,追怀、祭祀先人的血缘宗族情感是其心理指向。


当代诗人冉仲景的《除夕夜,大雪降落高原》是一首节日思亲之作,“雪片满天满地盛开”的除夕夜,为乡情所困的诗人“坐在酒瓶前/脑袋的海拔低于酒瓶/对父亲的思念也低于酒瓶”。西鲁的《迟到的孝心》,写一场罕见的大雪“从龙年的岁末/一口气下到蛇年新春”,公路封闭,航班停飞,只剩超载的火车营运。担心儿子旅途安全的父亲,在长途电话里嘱咐客居异乡的儿子,不必冒雪挤车回家过年。但到大年初一的午夜,体悟到“父亲和年都已苍老/儿子回家才能变新”,佳节倍思亲的儿子最终还是“怀揣迟到的孝心挤上火车”。 其时,“大半个中国都在下雪”,儿子不顾一切地赶回老家探望父亲,以弥补除夕未能回到父亲身边守岁团聚的深深愧疚。诗写得内在深沉,质朴感人。潘洗尘的《饮九月初九的酒》写重阳节对父母的思念:“千里之外 九月初九的炊烟/是一缕绵绵的乡愁/挥也挥不去 载也载不动/我看见儿时的土炕 和半个世纪的谣曲/还挂在母亲干瘪的嘴角/……/我看见遍野的金黄 和半个世纪的老茧/都凝在父亲的手上/……”,这首诗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高中语文教材第一册,诗的前两节感念父母养育自己的艰辛,乡愁浓挚;后两节有两处败笔,一是第三节“饮一轮明明灭灭的新月”,既是“新月”,当是“一弯”而非“一轮”;二是第四节“圆也中秋/缺也中秋”两句收束全诗,咏重阳而结以中秋,有跑题之嫌;再者,农历九月初九已是“深秋”而非“中秋”,这显然是一个不伦不类的结尾,破坏了全诗浑然一体的美感效果。这类问题在现当代新诗中经常出现,说明新诗人的知识素养、文体意识和形式感较弱,理论批评界对此习焉不察,则暴露了鉴赏力方面存在的问题。杨然的《中秋月》,把佳节思亲和望月思亲、佳节望月思亲和海峡两岸统一绾合一处:“今夜只有中国才有月亮”,“只有中国人在望月”,“这边岸上的,那边岸上的/集中人类五分之一的目光一齐望月”,被海峡隔离的两岸亲人,因不能团聚而“怨这祖先遗传的佳节/怨这使人频添白发的怀想/怨这太多太缠绵的乡恋、乡愁、乡情/怨这龙的、凤的、长城的、黄河的相思/怨这父子母女、夫妻兄妹割不断的恩爱”,这中秋夜的“明月不再叫做明月”,而应“被中国叫做团圆,叫做统一”。这首诗拓宽并深化了传统主题的思想意义。 


(四)远望当归 

汉乐府里有一首《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沈德潜评此诗“起最矫健”这首乐府诗的开头两句警策有力,概括出了两种具有普遍性的情感心理和行为方式,游子的“悲歌”、“远望”,已从个人的“一时之性情”,上升为融合“众情”的“万古之性情”因此形成了后世诗人抒发悲抑、寄托乡情的表现模式。出自这首汉代乐府诗的“悲歌当泣”演变为更普遍的“长歌当哭”,“远望当归”化约为更简明的“望乡”。所谓“有情知望乡”(谢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后世的游子诗人总是在欲归不得的情况下,用“望乡”的方式,聊慰思念故乡亲人的痛苦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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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台港诗人和海外华裔诗人也不例外。洛夫70年代的《边界望乡》,写雾中于香港落马洲眺望祖国大陆,尽管“福田村再过去就是水围/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尽管“这时,鹧鸪以火发音/那冒烟的啼声/一句句/穿透异地三月的春寒/我被烧得双目尽赤,血脉贲张”,但是“那块‘禁止越界’的告示牌”,还是无情地隔断了游子和故乡的最后联系。诗人感到:“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受伤”的诗人觉得自己“病了病了/病得像山坡上那丛凋残的杜鹃/只剩下唯一的一朵/蹲在那块‘禁止越界’的告示牌后面/咯血”。余光中的《当我死时》写于1967年,诗人参加“亚洲教授计划”在美国讲学,诗的后半这样写:“从前,一个中国青年曾经/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瞭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以“瞭望”来“代替回乡”,正是典型的“远望当归”的寄情和表现方式。


罗门的《遥指大陆》,写一位饱经战乱被迫流浪徙台岛的“祖父”,隔海“遥望”千里外的故乡,指给“孙子看不懂的乡愁”。祖父因“家远出望外”而“泪满了双目”,可是孙子却说:“那地方好近/把岸拉过来/一脚踩上去/不就是老家吗”?祖孙两代人对故乡远近的感觉是如此不同,这愈益衬出了祖父忧患余生、思乡情切的悲哀;而孙子幼稚的奇想,也未尝不是欲归无计的祖父,无可奈何之余曾经萌生过的深层潜意识心理。他的《时空奏鸣曲——遥望广九铁路》,以沟通大陆和香港的广九铁路为对象,寄托自己“望了三十多年”的乡愁,时空交错,回忆对比,由现在回到过去,由暮年回到童年,由都市回到乡村,回到故乡,回到母亲的怀抱,回到唐诗宋词代表的民族文化,并进行了战争与和平、分裂与统一的深层思考。在“远望当归”的表现框架内,容纳了相当广阔深厚的思想情感内涵。李春生的《凝目的顷刻》与洛夫的《边界望乡》相似,都是在香港新界勒马洲眺望祖国故乡后所作,“勒马洲”勒住的不是马,而是诗人,是诗人“凝目/向北 向/阔别四十年/无限娇美的江山”的“眺望”,是诗人的“归乡之梦”。由特殊地名、特定情境生发出的诗思妥帖而感人。《春望》写“谷雨之后”,诗人眺望故乡,蓦然感到“整个北方”都在诗人的“眼中苏醒”,故乡的“麦浪”竟然“一波波/翻腾于南台湾/满是稻禾的平原”。而“故国的江南何处?”,诗人也“在妻的吴侬软语/在妻充满水声的双瞳”里得以听到、看到。诗人“四十年”漫长的乡愁,由于“春望”而有所缓解。这两首诗都在“远望当归”的传统模式里翻出了新意。 


(五)秋风日暮起乡愁 

汉乐府《古歌》是“秋风起乡愁”模式的“诗祖”:“秋风秋雨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滞留胡地的游子那强烈的思乡之情“苍茫而来”,势如“飘风急雨,不可遏抑”。这首诗不仅开创了“秋风起乡愁”的原型模式,“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两句,又用朴素的语言抓住“衣带宽松”这一富有表现力的细节,以见出在无法排遣的乡愁的日渐折磨下,游子的日益消瘦憔悴。这一经典性的细节,在东汉末年无名氏《古诗十九首》中得到了一次重复和强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相去日以远,衣带日以缓”,无名诗人只将《古歌》里的两个“趋”字,改为两个“以”字。此后,“衣带宽松”的细节,在表现离别相思之苦的诗词作品中被反复使用。《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里的“昨宵今日,清减了小腰围”、“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虽是不无夸张谐趣的元曲风调,但仍可以从中看出曲家对来自汉乐府《古歌》里的“衣带宽松”这一经典细节的化用、创变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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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论“秋风起乡愁”模式,不能不说及西晋的张翰。《世说新语·识鉴》记载:张翰,字季鹰,吴地人,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张翰的“莼鲈之思”成为思乡和归隐的代名词,他的行为方式为后世士大夫文人所效法,见秋风起莼鲈之思也成为历代诗词中习见的典故。张翰的“莼鲈之思”与汉乐府《古歌》的“秋风秋雨愁杀人”一起,规定并强化着后代诗人“秋风起乡愁”的条件反射心理。


现当代新诗中,闻一多留美时的名诗《忆菊》,以秋天的菊花作为祖国和故乡的代指,诗中有句:“习习的秋风啊!吹着,吹着!/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我要赞美我如花底祖国!”是秋风唤醒了诗人的祖国爱和故乡情。他的《秋深了》写道:“秋深了,人病了。/人敌不住秋了;/镇日拥着件大氅/……/想着祖国,/想着家庭,/想着母校,/想着故人”,季节和特定季节里的特定情感更是完全明确互为对应。陈江帆的《公寓》:“我流居在小小的公寓中,/在它上面是没有秋天,/没有我家的秋天。//七月使鼷鼠营巢了,/八月使螽斯振羽了,/九月使蟋蟀入我床下,我家的秋天也有古典的秩序。”借用《诗经》中的诗句、意象,使这份秋日的思家情感具含了文化乡愁的意味。台湾诗人李春生《无月的望》:“秋风里 想起/在你的额上/奔成无尽沧桑的黄河/想起 你深蹙的双眉/左是中条/右是太行”,也明白地告诉读者“秋风”乃是乡思的触媒。


“日暮起乡愁”模式的“诗祖”,应是《诗经·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这是一首服役者思归的怨诗,“式微”是天色将暮的意思,外出服役者在日暮时分生出强烈的归家之意。后世诗歌日暮乡愁模式即祖祧此诗。孟浩然《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崔颢《黄鹤楼》:“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刘长卿《负谪后登干越亭作》:“落日独归鸟,孤舟何处人”,李觏《乡思》“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马致远《天净沙》:“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都是日暮起乡愁的典型例子。


现当代台湾乡愁诗中,郑愁予的《边界酒店》:“秋天的疆土,分界在同一个夕阳下/接壤处,默立些黄菊花/而他打远道来,清醒着喝酒/窗外是异国//多想跨出去,一步即成乡愁/那美丽的乡愁,伸手可触及”;谢辉煌的《黄昏》:“时之鸟/啄落了七千多个闪亮的日子/昔日的黄昏/不再在草原的尽头闪耀”、“被遗忘的羊肠小道伸向芳草萋萋的空庭/依稀做着往日寻欢追笑的旧梦/醉人的长发迎着晚风飘起/月色漫过轻纱笼罩的树林”、“我犹记得那山坡上的黄昏/古老的山歌里飘扬着少女的心旗”;陈敏华的《归》:“暮霭——/是思归的颜色//我的思绪很长/系在遥远的故土/那夏日的蝉声/躲在凉荫树下 奏着热门音乐/那爱游泳的小河/流动着童年的欢乐”;德亮的《月亮节》:“成为日暮之后,溅起的/乡愁片片”等,都是传统诗词“日暮起乡愁”模式的嗣续。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诗人纷纷选取秋风日暮的时空背景抒发乡愁,这是和秋天的季节特点、黄昏的时段特点分不开的。秋天是一个易感的季节,草木摇落,一岁将尽,风寒露冷,滞留异乡的游子此时的归意,会比其他季节更为强烈。宋玉《九辩》就已确立了的“悲秋”传统,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游子诗人的情绪和心态,“秋风起乡愁”乃是古典诗词“悲秋”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暮黄昏则是昼夜的分界,是时间的临界点,随着太阳的坠落,禽兽的回巢,牲畜的回圈,游子也会比一天的任何时候都格外渴盼着回家。所谓“最难消遣是昏黄”(许瑶光《再读<诗经>》),“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赵令畤《清平乐》),都是写离别中人对黄昏时段的心理体验,日暮黄昏对离别中人的感情折磨之剧烈,于此可见一斑。这就是古今诗人选取秋风日暮的时空背景抒发乡愁的深层原因。 


(六)梦忆还乡及其他 

古今乡愁主题诗歌除了上述几种常见的表现模式外,还有梦忆还乡、闻声思乡、以题咏抒乡情等手法,也多为诗人所采用,下面略作介绍。


 先看梦忆还乡。梦是现实缺憾的补偿,现实中无法回到故乡亲人的怀抱,游子便托之以梦。戎昱《桂州腊夜》:“雪声偏傍竹,寒梦不离家”。许浑《南海府罢》:“离歌不断如留客,归梦初惊似到家”。梅尧臣《社前》:“那能常作客,夜夜梦还家”。戴复古《都中书怀》:“日与愁为地,时凭梦到家”。林景熙《道中》:“乱山愁外笛,孤驿梦中家”。郭登《保定途中偶成》:“寒窗儿女灯前泪,客路风霜梦里家”。于谦《春日大风感怀》:“易醉愁边酒,频归梦里家”。施润章《怀侯振韩蓝山》:“有官真似水,无梦不还家”。都是梦中还家的例子。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写梦中回到家乡四川嵋山,与亡妻相见的情形:“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梦境描写凄凉忧伤。周邦彦的《苏幕遮》,上片描写雨后初晴的仲夏景色,下片抒发久客京城的思乡情绪:“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结尾三句写他梦中回到故乡,用轻灵的笔触写出思忆中的江南风光。龚自珍的《乙酉除夕,梦返故庐,见先母及潘氏姑母》、《驿鼓三首》其一,写梦中回到故乡亲人身边,梦境迷离,梦语亲切,恻恻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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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新诗中,纪弦的《梦终南山》,写梦中回到故乡,坐在终南山的岩石上“哼了几句秦腔/喝了点故乡的酒”,恋恋不舍地“以手抚之良久”,并且认出了“山下那冒着袅袅炊烟的小小村落/不就是我渴念着的故乡终南镇么?”诗人感到自己的故乡是“最美的所在/最令人流泪的”,所以当鸡叫声把他的回乡梦惊醒,这个以孤傲著称的诗人,竟哀哀地请求梦婆婆:“让我留在这梦中不要哭醒才好……”回到故乡母亲身旁,再坚强的硬汉也会变得孩子般脆弱。这首诗虽仍留有纪弦式的冷意和深度,但给人的主要感觉是乡情绵绵。彭邦桢的《故乡样子》表现上很有特色:“故乡大彭家湾,故乡淳朴自然。故乡依山/傍水,故乡积翠盈妍。而它就是这样人家/常与烟波云岫毗连。最是虬松拔地,劲柏/参天,要是冰封雪掩气象更鲜”,这首诗一共四节,把故乡写得山美水美景美俗美人美,简直美不可言,历历在目。读罢最后一行:“现已不知它是什么样子”,方知诗中所写故乡种种,原是诗人关于故乡的美好记忆。诗人用重温记忆的方式权做一次回乡之游,以慰乡愁。这首诗以尾行掉转全篇的奇特的“倒金字塔”结构,与唐卢照临的《长安古意》、宋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的“篇法”安排相同,能制造一种出人意表的艺术效果。此外,丁平的《我已回来》、席慕蓉的《异域》、李男的《梦》、傅天琳的《在梦里与母亲重逢》,都是新诗中梦忆还乡的佳制。


再看闻声思乡,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王昌龄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人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还有前已引录过的李益的《从军北征》,都是采用闻乐声起乡情的心理和表现模式,其中王昌龄诗和李益诗,闻声思乡与望月思乡合写。


现当代新诗中,曦晨(李广田)写于30年代初的《乡愁》,是较早采用闻声思乡模式的作品:“在这座古城的静夜里,/听到了,在故乡曾经听过的那明笛,/虽说是千山万水地相隔罢,/却也有这同样使人忧愁的歌吹”。力匡的《黄昏》,写游子在寂寞的黄昏漫步时听到的琴声:“别停止啊你黄昏的琴手/也知道窗外有我在伫立聆听?//就为我弹一首肖邦的波兰舞曲吧/再一次唤醒我对祖国乡土的爱情。”将日暮思乡和闻声思乡合写。余光中多次细腻传神地描写过蟋蟀细吟的乡愁,《沙田之秋》有这样的句段:“天地之大为何只剩下/伶仃一只蟋蟀,轻,轻轻/那样纤瘦的思念牵引/似继似绝,抽丝又抽纱/无边的旷寂你小小的旁白/幽幽不似向人的耳际”,“听一切歌谣一切的草里/蟋蟀也总是那一只在吟唱/触须细细挑起了童年/挑童年的星斗斜斜稀稀/隔海向大陆的空阔低垂”,读之恍惚间如闻蟋蟀轻吟,让人屏心静听,又听得止不住迸然心动。汪启疆《唐人街》组诗之二《老店东》:“二胡/轻微的呼吸,有/一波一波的海,搁浅了/死在广东的沙滩”,由乐声唤起的关于故乡海滩的记忆,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谢辉煌的《卖豆浆的老乡》、莫渝的《乡愁的声音》,也是这一模式中较好的作品。


其实,有些作品可以纳入比较单一的模式,而另一些作品则是多种模式的交叉和融合。比如李益的《从军北征》:“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这首七绝就包含了见月思乡、远望当归和闻笛思乡几种模式。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词中明写或暗含了秋风日暮起乡愁、梦忆还乡、望月思乡、远望当归等几种模式。柳永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渺,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这首慢词也包含了秋风日暮起乡愁、登高思乡、远望当归、并时互想等几种模式,情感内涵和艺术技巧相当繁复和讲究。现当代新诗对模式的运用也是如此,如纪弦的《云和月》,包含了望月思乡、远望当归两个模式;余光中的《中秋夜》,乃是佳节思乡、望月思乡模式的综合。


还有以题咏抒乡情,是20世纪新诗较多采用的一种表现方法。这类诗以咏物的方式,发掘题咏对象的象征含义,比附拟人,托寓乡愁。闻一多写于20年代初的《忆菊》,是这一类诗中较早的作品。此后,这类诗佳作不断,像沈祖牟的《瓶花》、纪弦的《一片槐树叶》、余光中的《蟋蟀吟》、《腊梅》、流沙河的《那一只蟋蟀》、陈浩泉的《老榕树》、傅天虹的《荠菜花》、蓝海文的《三个月亮》、李佩徵的《井水》、舒兰的《瓶竹》、商禽的《五官素描·眼》、大荒的《回雁峰》、路卫的《新蒜》、向明的《吊篮植物》等皆是。其中纪弦的《一片槐树叶》、余光中的《蟋蟀吟》、流沙河的《那一只蟋蟀》都是广为传诵的名作。从题咏对象来看,“瓶花”、“蟋蟀”、“腊梅”、“月亮”、“竹子”、“回雁峰”等均属于传统意象,在古典诗词中经常出现,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乡土情感内涵。“榕树”、“荠菜花”、“井水”、“眼”、“新蒜”、“吊篮植物”等则是新的意象,是诗人即目所见取为题咏素材的。商禽的《五官素描·眼》颇堪一读:


一对相恋的鱼/尾巴要在四十岁以后才出现/中间隔着一道鼻梁/犹如我和我的家人/中间隔着一道海峡/这一辈子怕是无法相见/偶尔/也会混在一起/只是在梦中他们的泪

题咏对象很一般,语言也很朴实,但能用常得奇,由“中间隔着一道鼻梁”到“中间隔着一道海峡”,大幅度跨越式的比拟联想转出“乡愁”的主题,是全诗结构上的得力处。“尾巴要在四十岁以后才出现”承接第一句拟眼为鱼的比喻,既切合人到中年眼角生出的“鱼尾纹”,又写出了几十年亲人离散无法团聚的世事沧桑感。人人的鼻梁两边都长着两只眼睛,但只有台湾诗人才会产生这样的比拟联想,这是“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的结果。事实上,胸中溢满乡愁的台湾诗人,几乎在任何素材上都能转出乡愁的题旨。比如向明的《吊篮植物》,也写出了寄居台岛的游子,那种欲居不适欲去不能的尴尬处境,和那份难以言说的苦涩心境:


从前他们说/你是一株不用着地的/移植的藿草/不再思念故土/贪恋现成的营养和食料//现在他们却说/你是一株不愿着地的/寄居的藿草/只会缅怀昔日的家园/难于认同眼前的窝巢//你的枯槁能为你说什么呢/你委实不想说什么了吧/在这样的气温下/反正离乡背井的这么久/说什么也不好

无根的生存就是这般难堪,这么无奈,简直左右不是东西,横竖说不明白。这首诗的标题与意蕴都和云鹤的《野生植物》相似:


有叶/却没有茎/有茎/却没有根/有根/却没有泥土//那是一种野生植物/名字叫/华侨

《野生植物》巧于比拟,由“叶”到“茎”,由“茎”到“根”,由“根”到“泥土”,最后以暗喻点出“华侨”,完成主题的表达,诗意单纯而集中;《吊篮植物》的意蕴则要复杂得多,所以思路和表现均不像《野生植物》那样单向和单一,而是多向度展开,今昔对比,人我对比:从前他们那样说,现在他们又这样说,自己则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好说。于此足见游子生存的病态和心灵的病苦。以上下皆无着、生命被悬置的“吊篮植物”自喻的游子诗人,已是身心俱病,最终只能“枯槁”,这让我们想起一首汉乐府诗:“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古歌》)隔着两千年的悠悠时光,游子他乡的命运没有改变,古今同一“憔悴”、“枯槁”。因此说,在终极的意义上,异乡,永远无法妥帖安顿游子的身心,也永远不可能适宜游子生存。 

 

七、一个反题:客舍似家家似寄


南宋词人刘克庄的《玉楼春》起句写道:“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这两句词形象而又颇富象征意味地表现了人生在世身不由己的不停出走与奔波,被巨大的异己力量所支配、无法主宰自我命运的人,与家园的疏离,与异乡的亲近。乡愁主题的情感指向是回归家园,这两句词正可视为乡愁主题的一个反题。


还有面对家园这一永恒归宿的终极迷惘,也具有反题的性质。李白《菩萨蛮》结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苏轼《临江仙·送王缄》结句:“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均包含着深沉而又复杂的人生体验,传达出人在旅途、茫无归宿之感,象征着人生就是一个不停奔波的过程。被动生存的人,总是被社会的巨大异己力量驱使着,被生活的滚滚浊流裹胁着,身不由己地在漫长坎坷的茫茫世路上奔波不停,不知道何日是了时,更不知道何处是归宿。即如李白词中的旅人,于漠漠暮霭中瞻望“归程”,所见不外是山野林薮边的悠悠古道,是古道上五里十里、一个连一个的长短驿亭,“归程”在何处呢?旅人在长期的奔波之后,久久的伫立之余,情不自禁地要生出茫无归宿的无穷空落惆怅来。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读解上引词句,确实能够感悟到其中包蕴深厚的形而上意味:在人生道路上,谁人不是“身如传舍”的匆匆过客呢?又有谁人不在苦苦寻求着生之所依与灵之所栖?但归程何在,家园何处,了时何日?恐怕永远也不会求得明确的答案。读着这样的词句,似乎能够听到那旅人发出的一声疲惫不堪的灵魂叹息,这时,便会有一种仿佛注定了的命运感氤氲飘起,驱之不散,久久地萦绕在你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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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难归或无家可归,向前再进一步,就是反认他乡作故乡。贾岛《渡桑干》:“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据李嘉言考证,此诗是中唐诗人刘皂的作品,题作《旅次朔方》。但多数人习惯把它归到贾岛名下,这里从众。诗人十年客居并州(太原),权作栖身之所,身在并州,心飞咸阳。咸阳指长安,贾岛久居长安,视同故乡。十年盼归的结果,“今非不能归,反北渡桑干,还望并州又是故乡矣”可见命运的全部残酷性,就在于它总是逼使人向着与主观愿望相反的方向走去。真正的故乡回不去,而今,连“旅居十年,交游欢爱与故乡无异”的第二故乡并州也住不下去了,又要北渡桑干河向更远处浪迹。正因为有家难归,才产生久客之地如同故乡的错觉,这种“误会”的深处,是对回归真正故乡的彻底绝望。韦庄的《菩萨蛮》则直是“此间乐,不思蜀”了:“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南国的风景、人物之美,让“游人”产生终老于斯的强烈愿望。在乡愁主题作品里,身处异乡的游子总是因为思念故乡而断肠;这首词中的游子则完全相反,他担心回到故乡,会因思念异乡而断肠。作为乡愁主题的反题,这首词颠覆了乡愁主题的情感定势和抒情模式。


现当代新诗中也有反题性质的作品。戴望舒的《游子谣》中,那位漂泊于大海上、失去家园的游子,“却连乡愁也没有”。因为他感到爱情比故乡更有魅力:“清丽的小旅伴是更甜蜜的家园”;所以,找到新的家园、没有乡愁的游子,表示要“永远沉浮在鲸鱼海蟒间”。戴诗中“清丽的小旅伴”,略似于韦庄词中“如月”的南国佳人,对游子而言,她们的魅力都超过了故乡。香港诗人力匡的《怀乡》更复杂些:“昨日有一个少女问我为什么要离开乡土?/如果我此刻仍如此炽烈地怀想。/为什么又在这岛上留下如此长久?/既然我已一再说过并不喜欢这奇怪的地方。//我说了我虽然热爱我的乡土与游侣,/但我更珍惜一份自由开花的理想。/我告诉她虽然屈原始终怀念郢都,/却宁愿忍受陵阳九年的流放。”诗人爱故乡,但更爱自由的理想;所以他既想归又不能归,既不想留又不能不留;在两难境况中,诗人坚持了背对故乡的生存姿势。

 

     原载《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题为《中国乡愁诗歌的传统主题与现代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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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四诗”与“六义”——《诗经》专题

6、静女其姝——邶鄘卫“三风”专题

7、南国的歌吟——屈原与《楚辞》专题

8、民间叙事与文人抒情——汉代诗歌专题

9、建安风骨——三曹、七子与邺下诗歌专题

10、陶令的田园与谢客的山水——陶渊明、谢灵运诗歌专题

11、五言诗的高原——魏晋南北朝诗歌专题

12、北国的质朴与南国的艳丽——南北朝乐府民歌专题

13、诗意弥漫的时代——唐诗的繁荣与社会文化

14、青春少年的清新歌唱——初唐诗歌专题

15、清腴与清淡——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专题

16、悲壮与奇峭——高适、岑参边塞诗专题

17、诗仙的天才诗艺——李白诗歌专题

18、诗圣的兼济情怀——杜甫诗歌专题

19、雄奇险怪——韩孟诗派专题

20、浅切通俗——元白诗派专题

21、俊爽与密丽——杜牧、李商隐诗歌专题

22、历代长短句之宗——《花间集》专题

23、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南唐词专题

24、雅俗之间——宋词的繁荣与社会文化

25、北宋的流行歌曲大师——柳永词专题

26、高出《花间》的小令词——晏几道词专题

27、新天下人耳目——苏轼词专题

28、婉约词正宗与集成——秦观、周邦彦词专题

29、生香真色——北宋词专题

30、极盛与渐衰——南宋词专题

31、雄心与高调——辛派爱国词专题

32、婉约词的变格——姜吴雅词专题

33、流光容易把人抛——蒋捷词专题

34、风华与老成——唐宋诗比较专题

35、蛤蜊蒜酪风味——元散曲专题

36、诗词曲异,各臻其妙——诗词曲比较鉴赏专题

37、民族诗歌的一脉血缘——古今诗歌传承专题

38、前人文本从后人文本里走出来——古今诗歌比较鉴赏专题

39、刷洗的旧诗与放脚的鞋样——胡适诗歌专题

40、东方老憨的华胄情结——闻一多诗歌专题

41、哀怨芬芳的雨中丁香——戴望舒诗歌专题(上)

      哀怨芬芳的雨中丁香——戴望舒诗歌专题(下)

42、花间影像,白石形迹——卞之琳诗歌专题

43、横移中的纵承——纪弦诗歌专题(上)

      横移中的纵承——纪弦诗歌专题(下)

44、蓝墨水的上游——余光中诗歌专题

45、与李贺对饮——洛夫诗歌专题

46、中国的中国诗人——郑愁予诗歌专题

47、影响的焦虑——任洪渊诗歌专题

48、豪放与悲慨——昌耀、杨牧新边塞诗专题

49、意象的回归——朦胧诗专题

50、会唱歌的鳶尾花——舒婷诗歌专题

51、以俗为雅,以丑为美——于坚、韩东新生代诗专题

52、复意与重旨——象征主义诗歌专题

53、风骚与伦理——爱情诗专题

54、情感寄托与灵魂皈依——乡愁诗专题

55、原型形式的远程调控——古今诗歌语言体式传承专题

56、主情、主知与主趣——新诗三大路径专题

57、月亮的背面——古代诗歌负面影响专题

58、摹古与开新——现当代旧体诗词专题

59、强势文体的辐射渗透——“以诗为文”专题

60、诗歌鉴赏的文本细读方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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