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位台湾最具先锋精神的现代诗人，早年我一度全盘地向西方现代主义倾斜，尤其着迷于现实主义。但到了中年后，我有了新的觉悟，认为一个诗人如要成长茁壮，他必须接受民族文化的灌溉、传统美学的熏陶，最后唯有把中国和西方的智慧、传统和现代的观念融合一体，他才有机会跻身于世界诗坛而无愧“诗人”这个称号。

下面介绍另一个传统美学观念，叫做“无理而妙”，没有道理可讲的。大陆先锋派的诗人，有一句话“诗歌止于语言”，我想，这也许是一种语言的实验论。法国的诗人马拉美曾说：“诗不是用思想写成的，而是以语言写成的。”我认为这句话我只接收前半句，对于后半句我并不完全认同。因为我相信，“诗是一种有意义的美”，这种美并不能是狭义的美，并不等同于思想，而是一种意蕴，一种趣味，一种境界，一种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实质内涵，这也许接近于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诗歌并不止于语言，更有语言背后美妙深远的意涵。

就语言的角度而言，诗歌和散文的不同，散文的语言形式是一个载体，这个载体与它的内容可以分开的，但是诗歌不同，诗歌语言的内涵不可分开的是整体。散文就好比走路，诗歌好像跳舞，走路我们都有一定目的，当你达到那个目的，你怎样走过去的并不重要。跳舞是一个美的动作所形成的一个美的旋律，舞者和舞蹈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像诗歌一样的，是一个整体的东西，跳舞的人停止了，这个舞就没有了。诗歌跟它的内容是一体的，而散文是可以分开的。

基于这些观念，借鉴历代诗人数千年累积的创作经验，我一直在追求一个理想，那就是以中国传统美学为基础，再参照西方现代主义，尤其超现实主义的理念与表现方式，来建构一个符合汉语特性的中国现代诗。这是几十年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我现在在台湾和海外当任现代诗，几乎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西方的一些表现技巧，跟中国传统美学结合起来。

首先我要做的，就是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去参照系数，从古人的作品中去探索超现实的元素。结果我从李白、李商隐、孟浩然、李贺，甚至杜甫的诗中，发现了一种与超现实性质相同的因子，那就是“非理性”。在这些古人的诗中，我还发现了一种了不起的、非常奥妙的东西，它绕过了逻辑的理性思维，直接触及到生命与艺术的本质，后来有人称之为“无理而妙” 的美学观念。“无理”也就是“非理性”，这个东西是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超现实理论二者十分巧合的内在因素。但问题是，仅仅是“无理”或者“非理性”，恐怕很难使一首诗在艺术上获得它的有机性和完整性。中国古典诗歌的高明之处，就在这个“妙”字。换句话说，诗歌决不只是为“无理”而“无理”，最终必须达成绝妙的艺术效果。

我超现实的手法，与其说是受到西方美学的影响，而不如说是受到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启发。我特别从中国传统美学中，提出“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和“无理而妙”两项核心理论，其用意主要是提醒各位爱好诗歌，以及有关从事诗歌研究和创作的朋友，千万别忽视甚至抛弃了我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歌的价值。我们不需要走回头路，回归什么传统，但我们不妨回眸传统，对前人的诗歌美学以及创作成果重新加以认识、反思与评价，把失落已久的古典诗歌意象的永恒找回来，使我们的当代诗歌更加有生命力，更加有创意。

关于乡愁诗的概念，我分为两类，一类是小乡愁诗，写的是个人对故乡亲友和童年往事的怀念，表现一个远方游子落叶归根的心情。另一类是大乡愁诗，我称之为文化乡愁，写的是超越个人的，对自己国家地理、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反思与怀念。

诗歌最高明也最有效的艺术形式，就是透过具体而鲜活的意象，来表现我们内在的精神状态和情感的波动。这种表现手法就是“虚”与“实”的处理，景物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透过象征或者隐喻，来表现一种抽象的思想与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