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出版了女汉学家М·Е·克拉芙佐娃[1]的新著：《古代中国诗歌：文化逻辑分析的尝试；艺术译文选集》。该书以中国古典诗歌两部最重要的文献──《诗经》和《楚辞》为依据，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分析中国诗学传统的起源及特点，令人颇有耳目一新之感。书中附有南北朝以前的诗歌作品选译和大量插图资料，反映了俄罗斯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最新成就。

   《古代中国诗歌》一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总题为“诗歌与文化：从古代中国的人类文化情境角度看中国诗学传统的形成”，内分四章。第一章论述古代中国的书面诗歌文献，第一节概括介绍了周代、汉代至早期中世纪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概况及诗歌发展特点，第二、三两节分别介绍了中国古典诗歌两部最古老、最重要的文献《诗经》和《楚辞》。第二章论古代中国的民族起源。作者在第一节里对中国文明起源于周代的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国文明的更早源头是“带着新石器时代遗迹的青铜时代文化”的商殷文明。[2]第二节“古代中国的人类文化学特点”。作者着重分析了亚风俗的“中”与“南”，即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的不同。第三章论古代中国中央地区的文化，分四节论述了中原地区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念、官方神庙与仪式活动、长官崇拜以及婚姻与爱情。第四章论述古代中国南方区域的文化特别是楚国的宗教传统，内分七节。其中着重探讨了楚人的神话观念、作为文学情节的“神游”以及在中国文化和文学中的楚神话倾向。

    克拉芙佐娃专著的第二部分总题为：“古代中国的诗歌创作：起源、进化道路和社会意义功能”。第一章论中国古代遗迹中保存的诗歌创作。分三节介绍了古代中国关于神的起源的观念和诗歌的魔法功能；诗歌与宗教仪式；以及在中国文化中诗歌的宗教功能。第二章论儒家传统中的诗歌创作，分三节论述了儒家诗学观念的起源；儒家诗学观念的实质和儒家学说对帝国时期中国诗歌创作的影响。第三章论古代中国南部的诗歌传统，内分五节，第一、二两节论述南部诗歌的起源问题和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作用；第三节是对《楚辞》的具体阐释；第四节论南方诗歌的历史文化之根；第五节是对屈原形象原型的探讨。

    克拉芙佐娃专著研究的对象在世界汉学特别在俄苏汉学中并不新鲜，但她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却有很大创新。作者在《绪论》中首先指出中国诗歌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在中国，诗歌创作永远占据着国家精神生活的重要位置，大大超出仅只是民族文学体裁之一的范围。它是最普及的和被作为中国人精神活动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而使用。”[3]其二是：“它的主题倾向的局限性和与文本的主题倾向相联系的、无论从思想方面还是从形式的观点来看的同样性。”[4]她说：“在欧洲文学中每一个作者从其独特性出发作出自我评价。而中国文学家们的诗常常被认定为源出于唯一的早就在标准的的文本中定型了的主题的变异的感想。”比如，在中国山水诗中，“通常出现的是同一类型的主题（如讴歌在自然荒野的天地中“自由生活”的快乐；叹息人生的短暂等等）”。再如中国的爱情抒情诗，“由于创作它的都是男诗人”，所以诗中大多“叙述失去情人或丈夫的抒情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心情”。[5]克拉芙佐娃认为，对于中国诗歌的这些特点，以往的汉学家们尽管“不止一次地在科学文献中发现，但是，很遗憾，仅只是停留在确认它们存在的事实的水平”。克拉芙佐娃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于以往的汉学文学学研究本身存在着两个弱点，首先是 “对艺术文学的来自于旧中国语文学和注释学传统的狭义语文学态度占优势”[6]；其次是受旧中国语文学影响而形成的将“诗歌创作和整个高雅文学（文）脱离国家的社会和精神生活而独立的绝对化倾向。”[7]

    克拉芙佐娃指出，在世界汉学特别是俄苏汉学研究中，“克服对中国艺术文学的狭义语文学态度的尝试，无疑早已着手进行了。”[8]比如在俄国汉学经典作家──В·П·瓦西里耶夫和В·М·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著作中，都“提出了研究文学现象和过程的历史—科学的原则。”此外如英国、澳大利亚、匈牙利汉学家Д·Р·克涅克杰格斯、Д·弗洛德施埃姆和Ф·托凯伊，以及俄国汉学家В·В·马里亚温的专著，也都“目的明确地揭示中国艺术文学发展史的一般文化事实”。[9]但是，克拉芙佐娃指出，尽管几乎“所有专家都承认在其与其同时代的历史文化环境的有机联系中研究任何文学现象的必须性。可是这一论题在科学研究实践中的实现，经常局限在记述和研究历史与思想的现实对被研究的文学家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活动影响的片断事件。”她说∶“在现有汉学—文艺学的大多数著作中”，“研究者局限于研究诗人的生平、文学创作史，对它们的思想和艺术特点给予叙述和做出对作品的带注释的翻译，而这些注释特别是与中国注释传统相适应的。”因此，许多在科学研究中很熟悉的中国文学现象，“实际上还都被看成具有独立的性质，引起整个文学过程的虚假的非连续性。”[10]

    克拉芙佐娃认为：“艺术文学……是特殊的一般文化现象。它的存在形成于特殊的文学和超文学因素的整体性综合。而后者被理解为对其同时代诗歌表现出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历史与文化现实的总和。”“从自己发生的那一刻起，诗歌创作就不只是在文学事实的性质中存在”。[11]因此，要理解“被研究的诗歌传统的性质”，就必须研究“它同产生它的地区的一切精神生活的内部联系”，“注意最广泛的历史文化范围的事实”。这也就是“对艺术文学的文化逻辑分析的基本原则和任务”。[12]她说：“为了揭示中国诗歌类型学的特点和文明的标志，必须了解其从古典时期开始的发展的一般法则”，也就是要“搞清中国文明的全部历史—文化特点。”[13]

    为了“用独特的实例为书中基本部分提出的理论观点服务”[14]，克拉芙佐娃在自己专著的末尾附录了“中国古典诗歌典范作品的艺术译文选集”。这里有以前已被翻译过的诗歌作品，也有的是第一次译成俄文。克拉芙佐娃自述其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原则“首先是最充分地保持原文的形式上的特点”。比如将“原文的一行诗句转译成俄文诗的一行，并且其中有效词的数量接近于汉字的数量。”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原文的规模和韵律。”为此，克拉芙佐娃“采用了最为多样的俄国韵脚系统的类型：从精确的到建立在辅音重复法上的声韵。”[15]对于中国诗歌中常见的叠字，她“借助于同义词或用连接符号连接起来的近义词”[16]来翻译，如“无边—无际”、“不知—不觉”、“花—草”、“分—散”等等。对于楚辞中大量出现的同偏旁字，克拉芙佐娃则巧妙地把它们译成同字母打头的俄文词，如将淮南小山赋《招隐士》中的“钦岑崎义兮，困曾鬼危”一句，译作：“А кручи крутые кружат крутизною. Громат, грозясь громоздятся горою.”(啊，被悬崖环绕着的陡峭的峭壁，重山迭嶂巨大可怕。）[17]由此可见克拉芙佐娃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方面独具的匠心和娴熟的翻译技巧。

    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两大源头──《诗经》与《楚辞》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克拉芙佐娃得出自己的结论。她指出：中国诗歌“具有两个原则性不同的诗歌传统的源头，其中每一个的特点都以其所由产生的人类文化系统的特点为条件。”她认为：“中国文明实际上具有多元的起源，……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两个人类文化体系，一是商殷和周文化，另一个是楚文明。”[18]

    克拉芙佐娃把在周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文化体系称为中央亚风俗文化，认为这种文化产生于中国本土，并且“很可能给北亚地区及中国带来萨满教神话和执行者”。在这种文化中产生的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的早期诗歌，“被赋予了魔法性质和功能”，它们表现了“按照周人的精神观点进行积极的创造性活动”和“促进人与最高力量联系的法则。”[19]这种诗歌“与宗教仪式和关于最高权力及其体现者的观念体系在源头上有着联系”。“以具有超凡能力的领袖身份出现的统治者借助于作诗行为展示了自己奇异的力量和实现了自己神圣的权力。”[20]她说：“诗歌创作的宇宙学意义被强有力地保存在以后的时代”，决定了诗歌创作“在帝国社会的官方思想体系和官方实践中”的地位。[21]

    克拉芙佐娃指出，在周代后期，古代诗歌的原始文本“受到来自于自然哲学和社会道德学说观点的概念化”解释。还有一些儒家学者把诗歌作者比做编年史作家。他们尤其倾心于民歌创作，因为民歌特别符合“儒家对诗歌的学说中预先提出的要求，”并且“在作者的激情方面……发育不足”。克拉芙佐娃认为，这种诗学观念一方面“增强了诗歌创作在民族精神价值和国家体系中的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把文学看作“实用教科书”立场的影响，使“周汉诗歌文化的现实状况呈现为畸变”。她认为“《诗经》和汉代的歌曲集《乐府》是被人为地建立起来的纪念碑，它们实际上并没有(被看作是)反映他们当时的文学现实，而是诗人的道德观点的具体化。”“这样就产生了对周汉民歌与诗歌的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错觉。”[22]克拉芙佐娃指出∶“对诗歌创作的原始宗教的、自然哲学的和实用教学的理解，构成了中国传统诗歌艺术美学经典的基本层次，这层次决定了它作为国家系统的成分在社会中的职能和存在特点。”[23]

    克拉芙佐娃认为，与上述文化体系不同的第二种人类文化综合体──南方亚风俗，“具有明显的非中国起源，(它)起源于……更早的印欧基础。”她认为，南方诗歌在早期人类文化综合体“也负有原始宗教活动”的使命。但是它“与周的集体演奏、歌唱、舞蹈的仪式不同”。因为“楚国宗教是神秘宗教的变种，它本身要求其人格化”。“同时诗歌文本不只是确立、还是与最高力量接触和进入宗教仪式的具体化的主要方式。”克拉芙佐娃指出：“所有这些引起了南方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高度发展的作者情感因素。”而它的出场人物，则是“继承了古代楚国诗人祭司”的“失去了自己原有身份的诗人”。她说：“正是从南方诗歌传统中，后来的中国抒情诗接受了……艺术性、情感性和反社会情绪，也就是周围现实的人的心情的悲剧性。”[24]克拉芙佐娃最后指出：“就这样，在中国，当诗歌创作变成完全是社会精神生活的不同环境的必要因素的时候，在上面列举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下，就形成了在古老的中国诗歌惊人的普及和它的社会意义功能的多样性的情况。”[25]

注释：

[1] 玛丽娜·叶甫盖尼耶夫娜·克拉芙左娃，1953年出生于列宁格勒。197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自1975年至2003年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工作。1983年以论文《沈约的诗歌创作》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94年获语文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中国传统诗歌艺术美学经典的形成》。2003年9月调入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与文化教研室任教授，2004年9月起为该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汉魏六朝诗歌，自1977年以来发表过多篇论文。1994年出版专著《古代中国诗歌：文化逻辑分析的尝试》。所著《中国文化史》（圣彼得堡小鹿出版社1999年出版）被俄罗斯联邦普通与专业教育部推荐为高等院校文化学专业教科书。

[2]《古代中国诗歌》，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1994年出版，第63页。

[3] 同上，第9页。

[4] [5] 同上，第10页。

[6] 同上，第11页。

[7] 同上，第12页。

[8] 同上，第13页。

[9] 同上，第12页，原注。

[10] [11] [12] 同上，第13页。

[13] [14] [15] 同上，第14页。

[16] [17] 同上，第16页。

[18] [19] 同上，第353页。

[20] [21] [22] 同上，第354页。

[23] 同上，第354-355页。

[24] [25] 同上，第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