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与答

▲提问者：文艺学硕士生李志清

●陈超

▲90年代之初，先锋诗歌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如何评估这种变化，我看到了诗论界的不同说法。一种认为，它结束了80年代的“集体写作”，转入“个人写作”，诗歌向其本质回归；另一种说法则是90年代初的诗歌过于地趣味化，对我们置身其中的具体历史语境缺乏深入的揭示。我说的后一种观点，是包括你在内的几位诗评家。我的说法是否准确？

●大致准确吧。但我不同意你将复杂的诗学纠葛分成“两派”。对我个人而言，从未放弃过对“个人写作”的肯定和身体力行。我认为，所谓“个人写作”，不是个狭隘的概念，它不是指诗人只关心个人生活，并以此为写作的基本材料。而是指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判断力去处理生存和生命中的问题。或者说，它不是个题材概念，而是个“主题”概念。我要反对的是那种将“个人写作”内含减化的作法。除此之外，还有人将“个人写作”当成一个“风格”概念来使用，同样也缩小了它的意义。

▲你认为，90年代以来的诗歌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进入90年代，先锋诗有了新的发展。诗人们对诗歌的本体依据更加自觉地坚持，词汇量在加大，诗歌结构也日渐显出变奏精神。简单地说，先锋诗人“技术”上比较成熟了，结束了“草创期”的蹒跚之态。诗坛上“好诗”更多。但我想，我们对先锋诗的评估，不应停留在“好诗”阶段。一首“好诗”，通向的往往不是生命/生存的原动力，而是已成诗歌世系的经典文本。从这个立场出发，我愿意说，我们缺少“重要的诗”。诗歌语型和结构的成熟，并不等于诗歌精神内核的坚卓深刻。因此，单纯技术的成熟，只是滤色镜后面的成熟。在当下，这“滤色镜”乃是感伤的高雅和娇弱的能指迷恋构成。诗人们靠读书和仿写进行创作，对具体历史语境缺少研究或省察，丧失了对生存——语言——个体生命严酷关系的进一步质询。诗歌成为新一轮的“修辞知识”。

这样一来，诗歌的意义就以惊人的速率趋于失效、自我瓦解。诗歌成为遣兴的东西，而不是对生存/生命的特殊“命名”。我想，80年代中后的先锋诗歌，在今天看来尽管显得“生”，但这个“生”有双重含义：生涩与生龙活虎。那个时代的诗，在技术上有诸多问题，但有一点是了不起的：为诗歌主题的历险提供了继续进行的机会或可能。诗人更多直接处理“当代”题材，语言成为现实的人与生存临界点上真正的困境。语言的深渊被高高举起，人的现实境遇，经由这一“深渊”彰显出来。

比较而言，此后的诗不乏“美感”而缺少活力。能指链的无穷游动，使诗歌话语成为幻美之境的快急旅行，没有噬心的历史载力。或许这些诗人想引“超越现实”为立论依据。但我想说，这是一个体面的圈套。至少客观上如此。很明显，这种诗一点都不“超越现实”，而是更为“现实”所制导：它与目下橡皮时代一样，擦去隐痛，抹掉问号，彼此皆是非，尔后快乐逍遥。你消费高档商品，我消费语言，从根本上说，二者是不同半径上的同心圆。因此，我认为，那几年先锋诗歌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乃是：如何由诗歌形式本体论深刻地趋向与之相应的生命/生存本体论。揭示那些只能经由诗歌揭示的“质的知识”，使之充满历史想象力而不是唯美想象力。

▲你又提到了“想象力”。的确，我发现在最近，这个诗歌写作的常识概念“想象力”，得到了批评家的垂青。在你的文章已多次提到“拯救想象力与竖立精神”是不二分的。还有论者提出要“捍卫想象力”。我想知道，此问题的提出是否恰好表现了诗论家缺少理论想象力呢？难道你们再也找不出有足够负荷的诗学概念了吗？

●问题或许不像你说的那样简单。“想象力”的重新提出，并非诗论界缺乏活力和敏感，而是第一次将此作为一个有待分析和命名的中性词来省察。我们是想从诗学词义使用的历史中找出一些基本词汇，赋予它当下特定历史语境的含义。具体到我，恰恰是从相对和怀疑立场来审视所谓“想象力”的。与你的说法相反，我正是在探询它的负荷。

作为诗歌写作者，长久以来我们养成一种无需思考只凭习惯就能接受的观念：诗要有丰沛的想象力。我们认定，这是奇异的力量，它许诺把我们从沉重刻板的现实中解放出来，“升华”到自由幻美的文本世界。在80年代里我们拒绝将诗作为意识形态对抗的工具，进入90年代我们又反思了它在80年代变成文化冲突的战场。公正地说，无论“工具”还是“战场”，它产生于当时特定历史语境都有其合理性（诗有诗的宿命），也并非没有出现重要的文体。但同时也将诗引入了迷失艺术本性的险境。但我更愿意面对的是，今天排除掉此二种姿态后，诗取得了哪些精进。写作不是观念的推衍，而是一字一字“写”出来的。我想追问：我们高倡的诗歌“想象力”具有怎样的质量？它是否就会有合法权以拒绝受批判的考察？如果有，它不是也变成了另一种绝对教条和先验设定了吗？我们在“想象”中丢失的智慧在哪里？我们在智慧中丢失的“想象”在哪里？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诗的本体自觉，而不是士大夫消闲遣兴之风的强迫性重复？它是否也和它欲取代的东西同样贫乏与“吓人”？

▲这种连炮式的质问我很不习惯。说实话，你的文章是我还是注意读的，但从语势上我不赞赏。你的质问是否太急切了？

●关于我文章的毛病以后再谈（笑）。至于我的诘问，也许是过早的，但不是没有根据。80年代中后以降，诗歌有许多显豁变化。其重要标志之一，乃是诗人对语言的“构成性”有了自觉意识。他们的心境更“自如”，许多人使写作成为对自己想象力“才能”那喀索斯式的迷恋。这一惯性一直滑到今天。他们说自己是在“重构话语策略”，其作品不是“可读的”的，而是“可写的”。对巴尔特理论的穿凿领会，使大量的诗呈现出惊人的语言空转，即兴能指链的无穷游走。对此“创新”，批评家的确没有有效的解读方式。但也有另外的情况，为平衡自身窘境，以与创作保持“同步”，产生了一批“宏观”批评家。他们干脆弃置文本或一掠而过，用泛而不切的文献知识为作品归类。这样一来，最具个人私语性的诗，成为新一轮的集体写作。你的诗没有深度吗？不要紧，那是“零度写作”；你的诗结构松散吗？那正是解构了“线性视域”；你的诗牵词就意或辞不达意吗？那是“切分话语”；你的诗缺乏个人性吗？你还不知道，那正说明你在“边缘”写作呢！我不想认为批评家是有意蛊惑“皇帝的新衣”。他们更可能是蛊惑的受动者。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其后果不同样可怕，他们不期中已经把诗人在最放肆状态下也决没有梦想到的“成就”命名出来了……

▲我看问题还有另一面。就是面对文学转型期，批评家产生了失语的惶恐。一些人归于观望，另一些则在努力适应新的文本事实。当然，后者中也不排除某些强作“解”人的可能。

●我想，你认为我是“失语”那一类吧。我不否认这个词。但我没有“惶恐”。或许文学真到了你所谓的“转型期”。但对此说法，我宁引另一论。如果说我们的诗需要“转型”的话，那么其真正的背景在于具体历史语境的变化和出现了一批对深度写作进行探询的读者。

▲前一方面下面再谈，我倒想先听这是怎样一批读者，如何？

●好。就我较广泛的接触而言，这些读者此前都写过诗，阅读视域比较广阔，也不限于文学。这使其不但在诗里寻求“美”，更寻求“重要性”。他们能将诗放在与其他文本（如现代小说）甚至人文学科比较的关联域上考察。他们不但对意识形态制导的红色选本文化后遗症诗歌鄙薄，对新时期以来“反思历史”惟独不反思个人，“启蒙大众”而自己巧置身“事”外的现代诗，亦持有足够警惕。同样，他们也不会接受“历史进步”的神话，对当前的玄学游戏写作，“超”现实主义写作，源于阅读的所谓“学者型写作”，欲望型写作，“后现代”填充式写作，“以笔为旗”的绝对情绪化写作，感伤娇弱的“缅怀”型写作报以盲目热情……

▲看来，你对当下诗论界的热门话题“后现代主义”有一定怀疑，或者说，你理解的“后现代”与一些诗评家是不同的。请谈谈你的意思。

●首先，我认为这个话题的提出很有意义。第二，中国没有充分的“后现代”诗歌，但有些诗体现出“后现代”倾向。第三，衡量任何诗学向度，生存——语言——个体生命这个框架都不应也不能被悬置或取消。

让我具体来谈。“后现代主义”在诗论界提出的确有其意义。它至少将大家的目力转向了一种新的话语视域。在这一视域里，我们得以摆脱常识性的诗歌类型学、限定性，以及由

此相应构成的批评话语等级制度，将诗学已凝恒的问题加深、扩大，保持它的现实活力，而不致使问题钝化或消失掉。

但肯定这个话语视域与如何理解它的意义是不同的两回事。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目前诗界一些人大谈“后现代主义”，不是将其作为一种话语视域，表达策略，而是将其作为价值判断的。他们的思路是，“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超越，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胜利，或许在他们看来，看一个诗人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愿意并且实行用后现代方式写作”。唐晓渡在一篇文章中准确地提出，这些人的运思方式与主流意识形态不谋而合，都表现出对“时间神话”的倚重，时间的前后成为价值上的高下。

的确，这种“时间神话”是我们这代人受红色选本文化教育所形成的独断论模式的周期性强迫重复。可惜，一些人看不到或不想省察这一点。即使退一步说，这些人所谈论的“后现代”，恰恰成为最没有“后现代”理论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丧失了其对语义耗空的焦虑，丧失了多元性，丧失了对意识形态和物质图腾双重暴力的急进反抗，他们的理论文本，常常是罗列许多文化“事件”，见不到有组织力的思想，牵意就词，十分“吓人”。剩下的是什么呢？a、对庸众趣味的快意追踪，并以此从事正名的“夺权”。b.由对拜金时代的生物性依恋引发的话语嬉戏，成批生产。C、新一轮历史决论或庸俗进化论。如果说这一切也可以从西方某些“后现代”理论中找到对应根据的话，我要说，这些人找到的只是自己需要利用的部分，而且是西方某些“后现代”理论家最孱弱最没有出息的部分。而与真正有力度的“后现代”理论家，如贝尔、罗蒂、杰母逊、哈贝马斯、利奥塔德等人，毫无共同之处。我们这里的“后现代”理论是一种奇怪的理论，它不是激活而是平息了人的历史想象力，不是扩大了语言的困境而是阻死了语言的活力。这一点，用不着多说，只要看看他们选择的文本对象就清楚了。因为要“平面感感”，“价值弃置”，“深度消解”，“主体死亡”，“反乌托邦写作”等等，汪国真也被他们置入“后现代”语境，并做出故作惊人的发现。那末，张资平可不可以？刘兰芳可不可以？是否能准确地选择文本对象，实际上是对批评家专业能力的起码检验。

中国式的“后现代”倾向写作，其实在1984年后就出现了。我认为，它是指“莽汉”、“非非”、“他们”、“海上”，以及部分的欧阳江河。它是先锋诗歌内部出现的话语交锋，是“现代性”的进一步变延或发展。以上这些诗群或个人，表现为：既拆除深度，又拆除对深度的拆除；既消解价值也消解对价值的消解；既反抗意识形态集体顺役的“崇高”，又使自由自为的个体主体性竖立；既采用习语、口语等“大众”语型，又通过这一语型来对“大众”进行讥讽……舍弃这些根本性的因素，我们就很难对有价值的中国式“后现代”倾向写作做出深切而有力的评估。

▲你刚才说，“如果说我们的诗需要‘转型’的话，那么其真正的背景在于具体历史语境的变化和出现了一批对深度写作进行探询的读者。”但我记得几年前你说过“诗人并不为读者写作”。我印象很深（笑）。

●我是这么说的吗？如果是，那是我幼稚了。现在我更认为文本和读者是相互打开的。创作与接受各有过程和职能，是互动互识关系。诗人用不着自矜“我不需要读者”，合格读者从来是也不会不是我们写作最强烈快感和最噬心考验的来源之一。优秀诗人的标志之一，乃是既吸引范式读者而又能独立于他们的能力。舍此任何一端，一切会变得颇可怀疑。批评家也同样，他与创作保持对称关系，既不是诗人的西席或附属，也不是游离其外书写者，而是深度盘诘或对话的谈伴。

▲那末，你刚才说要对“想象力”加以省察，是基于出现了一批“范式读者”吗？你不愿成为诗人的附属，难道又要成为读者的附属？

●不，是诗歌写作的现实迫使我们认清其脆弱的一面。因此，我们有理由追问诗人，在其故作惊人地发现了“诗歌就是想象力超速飞翔”后，是怎样将写作者的“权利”变为某种“权力”的。

●想象力是艺术的共性和特许。想象力高下直接决定艺术的价值乃是不争的事实。

●在我这儿不存在“不争”的东西。我以为：一，想象力在文学中是发生学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价值论问题；二，你不能将各类艺术笼统处理。比如，与美术、音乐中的想象力不同，诗歌话语固有的人文压力决定其想象力不但要有“超验想象力”，而且更要有历史想象力。今天，我以为后者更为重要。诗人的“功能”之一在于给个体生命经验以意义的结构，或对即将来临的可能性进行历史想象的参与……

▲“历史想象力”？这个词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偏正词组吗？

●我想，它是互为限制互为打开的可逆关系。简单说，它要求诗人具有历史意识和有组织力的思想，对生存——文化——个体生命之间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有足够认识；能够将自由幻想和具体生存的真实性作扭结一体的游走，处理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噬心主题。我认为，我们的诗匮乏的正是这种历史想象力，“历史修辞”。这样的诗，当然难以经受住诗与思的双重考验。

▲我认为，你现在总习惯于从诗歌功能角度发言。这么一来，诗歌不成了粗鄙的警世之音了？！

●难道诗歌不是能指嬉戏或消费时代某类文化人的遣兴，就一定是粗鄙的警世之音？我并未提倡那种单义解读或箴言式写作。对此我不比你缺少足够的戒心。但是，排除简单化的训世姿态，并不意味着诗可以利用想象力为口实滥施话语暴政。我想，此二者尽管在向度上有所不同，但深入细辨，就会看出其间共有的独断论特征。它们强迫读者接受一种垂直支配的力量，将对作品“真实性”和“活力”的解释权全部收归诗人所有。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由对“想象力”迷狂的膜拜，使不同语境的诗背后有着同等根茎：写作上的主观和绝对。诗人充分享受了想象的权力，流弊所及使写作成为“孩儿国”的恣情表达。他们绝对悬空地歌赞“高处”；绝对“实在”地宣泄欲望；绝对地认同历史决定论；绝对地“反历史”；绝对地“后现代”或绝对地反“后现代”；绝对要隐喻或绝对反隐喻（后者是诗人“隐喻”想象力更惊人的表现）……“想象力”在“向前”奔驰，反正诗人不会“错”，孩子是不会“错”的，“想象力”也同样。

▲这么说我倒能接受你的质询了。昆德拉将这种“孩儿国”称作“幼儿统治”，一种以脆弱的绝对来冒充“严肃”，从而强加给人们童年期理想。

●正是如此。在这些诗中，具体生存的真实性，成人生命经验的复杂性，诗歌想象力的“量度”被弃置一旁。当然，这些诗在表达上有高下之别，但说到写作姿态上的差异，乃是聪明孩子与笨孩子的差异。说到底，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无助于加深诗歌的重要性；它使生存和文本都不再以问题的形式存在，而是以空前的速率减化乃至消失。说其与昔日意识形态的僵硬支配构成戏剧性对偶，并不是太耸人听闻的事实……

▲在抑制精神成长、加速集体遗忘方面，二者或许异曲同工。

●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我们是否还是将话题限定在诗的“想象力”范围内？凝聚到一点上，有助于使问题加深，具有特指性。

▲你怎样从发生学而不是从状态上区分通常所言的想象力和“历史想象力”呢？

●我一时还真说不好。或许这个词的合法性同样有待进一步考察。我这么想，从发生上看，能不能说前者更依赖于天赋，而后者却必须是经过严格自我训练形成的？

▲它不是自发而是自觉的。

●对，它不是诗人灵感的快意抛散，而是其生命经验与具体生存——文化之间彼此呼应和观照产生的“特殊知识”。它是一种主动寻求限制的……呵，我可以这么说，历史想象力它是一种“范畴想象力”，“意义内在结构关系想象力”。这样一来，“拯救想象力”就与保持住使生存——文本以问题形式存在，多有可通约之处。历史想象力既不依赖道德优势，也不依赖反道德优势，既不预先为自身注入“终极关怀”的价值，也不以亵渎“乌托邦神话”为起点/结穴。它的包容性和载力应大得多。

因此，我以为我们有必要打破诗的文体类型学和恒定性，探索与我们的生存和生命相应或对称的新的“历史想象力”写作可能。比如少数诗人已在做的限制超量的幻美想象，将叙事因素引入诗歌，扩大诗的词汇量和语型，综合处理构成性语言和人际交流话语，等等。但这样的诗也有问题，它是在展示或演示生活，细节的逼真和稠密使诗很滞重、混浊。这种混浊是表面的混浊，因为它在结构里缺少真正有力的多维内在矛盾，诗人的主体性几乎爬在“生活流”里流下去了。这也不是我所说的“历史想象力”。而我希望诗歌在构成性和叙述性话语中涉入分析因素，在“讲说”中要有对生存情境的穿透和“命名”；由个我经验的展示发展到将其对象化的“自我研究”；从个体生命出发包容人类生存情境。这是历史想象力要做的事。

▲我很难想象这种诗将会是何等面目。你能再谈得具体些吗？

●我就怕你这么问。我若能说得“具体”，早就试着写去了。但作为一种向度，还是值得一说。 

我想将这种历史想象力激发的写作称为“准客观写作”（不消说，任何类型的写作都不会没有一点主观性），怀疑和相对立场的写作。它与前面所说的诗不同，更有别于目下的“新体验”和“新状态”小说。特别是在后者，乃是一种滤色镜后的写作，你瞧它们专事于对生活中“尴尬”或“欲望”因素的追摹。而准客观写作，则要求诗人控制自己的想象“才能”；避免处理“绝对知识”和假经验（文本仿写）；更不朝向平面化书写；而是忠实于成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可变性，在文本中自觉涉入足够多的追问、迟疑、互否……使语言在我们的生存经验和历史语境中真正扎根。

▲这不也是一种先验设定和教条吗？

●也许是吧。但我认为这里有个区别：准客观写作是从批评的距离从事写作。诗人一边在书写，一边在分析自己书写中的具体历史语境真实性。不求决断，防止着想象力无边的僭妄，他应考虑到不同声部的“对话”，以求更广阔深入地揭示生存。

▲看来，你在诗的构架和肌质这两端是倾向于前者了？或者说你在传达性话语和自指性话语间更看重前者？诗不再以审美而是以“认识”为主要目的吗？

●你也用上了连珠炮式的质问（笑）。先别这么肯定，我干嘛要接受你强加给我的非此即彼背景。诗的力量和美恰恰来自二者的“共谋”而不是隔裂。对生存和文本的双重关注，使“诗与思”共同展示，是诗人历史想象力的旨归，也是对诗人专业素质的根本衡量。因此，我以为我们诗歌的“美文”想象力已过度膨胀，而历史想象力却很匮乏。诗歌要保持想象力的有效性或持久价值感，有必要探索它可能具有的广大历史负荷。其实，诗歌想象力的有效释放与控制是互为条件的。这是任何好诗本来就应有的文体规范，只不过我今天更想着意强调“历史想象力”这缺少的一面。诗人的历史想象力体现出他们扎实的精神成长，因为它不会是速成的，需要付出高代价：思想的和技艺的。

▲你这样一路说下来，我基本理解了你的整体思路。这与目下文坛虽不够惹眼，但亦逐渐清晰起来的历史、历史意识、历史话语、历史写作理论有许多呼应之处。

●我还没那么自觉。我只是想怎样使我们的诗更有时代的鼻息心音，更有重要性，成为合格读者放心不下要去学习的“功课”。我前面已经说过，写作不是观念的推衍，而是一字一字“写”出来的。其实我的诗很多是摆脱不了抒情和箴言写作，我的不满首先也是针对自己。

▲不知你是否感到，现在诗人对诗歌批评界怨诟颇多，你作为诗评家，如何理解这一情势？

●我当然不仅是“感到”，而且“看到”了这种怨诟。这里面情况比较复杂。但我认为，我们还是应从批评自身的反省开始。从大的方面看，目下先锋诗歌批评仍过多固持于“外部”批评，大家更热衷于对诗潮现象的追踪和描述，而对某些重要的文本，缺乏微观实践的语义学超级细读/阐释。这样一来，面对“个人写作”的时代，诗评家仍然用对“集体写作”的概括方式进入，就使诗人对批评家的解读能力、批评想象力产生不满和怀疑。第二，诗评家缺少自己的“行规”意识。从广义的价值关怀、思辨理性、道德理性处理诗歌文本，是必要的。但很不够。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主动寻求一种困境，一种限制，一种专业态度。或用诗人们喜欢说的，就是使批评成为“内行”的批评。从具体历史语境出发，坚持诗歌的本体依据，将自己的诗学研究限制在高度专业化范围，是目下诗评家应考虑的问题。第三，对西方诗学的填充式仿写，往往使我们的诗学提出一些假问题。这些问题在本土没有真正的负荷，一提出就是失效的……

但我还认为，一些诗人对批评的怨诟，恐怕还有另外三个个人的“深层”原因。a、许多诗人是从现实功利的角度对批评产生不满的。他们的“那喀索斯情结”很严重，认为自己的诗与过去比好得不得了，重要得了不得。但实际上，这些诗缺乏诗人自许的性质。想要写好和真正写好是两回事。在诗评家这里，后者是惟一的“现实”。诗评家只对此时代优秀的文本负责，而不对你诗人不同阶段的精神“成长”、“进步”负责。b、对诗评家角色的误解。许多诗人将诗评家当作“裁判”，急欲一锤定音。这很可笑。诗评家与诗人的关系，不是“裁判”，而是也仅仅是他个人与诗歌人的关系，不是“裁判”而是也仅仅是他个人与诗歌文本间相互选择、相互发现的另一个独立“写作者”。他不求决断，但求将对话引向深入。他放弃批评的权力意图，是因为批评的活力，表现在批评家既深入创作又能独立于创作的精神能力。对批评家与诗人关系构成的新阶段缺乏自觉，当然会产生怨诟。c、对批评的不屑，在某些情况下是诗人玩弄的一种“智慧”。因为，你用轻慢的态度对待批评，仿佛天然地占有某种“优势”，像是比它站得更“高”。这样一来，可以掩饰自己诗歌的孱弱，将危机转嫁于“批评家的盲视”。在我看来，诗人的这种高傲脾性，骨子里恰恰是对批评的盲目崇奉所致。他要用对批评的蔑视给自己提供心理平衡，批评成为比其创作实力更“重要”的东西。

但我想，我们还是从对批评自身的反省出发为好。我相信，严肃的诗人也是从这点上对批评提出要求的。

▲最后一个问题，在有拜金主义产生的今日，先锋诗歌的前景或命运是否不容乐观？

●我已在许多文章中谈过这一问题。这里约略补充一点。实际上，在任何时代，先锋诗歌的命运都不容“乐观”。先锋诗歌的写作，从来都不是寻求“适应”的写作。它有自己尖新的精神中枢，有与险恶生存对称和对抗的方位。对先锋诗人来说，形式和意义在文本中是不二分的，本体论和功能论是综合处理的。其中任何一方都是对一方的有效考验和证实。语辞的力量深刻地介入具体历史语境，“对称和对抗”的方位，使其对生存/生命的研究、批判不可豁免。因此，不能简单地说“乐观”或“不乐观”。这样说，我更愿意将先锋诗歌面临的“拜金时代”，视为其又置身于一个新的具体历史语境。对此语境作出深刻的文本反应，是先锋诗歌获得活力的“机会”——所谓“乐观”与否，都只能由诗人们的写作实绩给出。真正的诗歌来自于诗人内在的精神力量，它是不会被任何外在情势赐予或“收回”的。

的确，拜金主义和权力主义结盟，正在成为我们所面对的最强大的意识形态。这对先锋诗歌的考验又一次尖锐、集中地提了出来。它无法调和，难以折中，不容滑头。一些诗人通过大规模的语言骚乱来表现生命的紧张和愤怒，另一些诗人则采取理性的洞见，对生存/生命进行新的“命名”。这二者虽有精神上的高下，但骨子里都体现了对“存在”的特殊凝注，都是在追问生命的意义。而对具体历史语境的介入，是其写作的活生生的依据和源头。

我们所要警惕的倒是另一些诗人、诗论家。他们由过去对意识形态的反向寄生，很快转入对物质放纵主义的同步寄生。具体体现在，他们对诗歌价值的指认，已彻底依恃于消闲谴兴和欲望化书写。如果说先锋诗歌的命运“不容乐观”，我看就是真正的先锋诗人是否最终有心力和精神高度来抵制这种欲望图腾；以对抗和对称平衡自己的命运，在种族精神历史和语言下滑变薄的时代，坚持澄明真相，坚持承担噬心历史语境，坚持诗歌的价值关怀。

如此说来，拜金时代先锋诗歌的命运，与其他时代并无更大不同。它呼唤我们将纯粹的个人抱负扩展为这时代良知的视力和重估价值的信心。说到底，先锋诗歌的“命运”，不会是某个时代的外部强行判加，它是、也仅仅是掌握在少数真正严肃智慧的诗人手中。重要的是，经由我们对时代的深入分析，对写作的研究、思考，将这“被遗忘的存在”揭示出来，“直面首席法官缺席”的勇气（昆德拉语），戳破集体谎言的制导。没有什么能推毁、消解真正的诗歌，除非我们自暴自弃。

沃伦说过，真正的诗歌不会是一种突然的下滑，或一种重力加速度的坠落。它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自身内部的互否和抵抗。如果它不是一种受到抵抗的运动，它就成为无关紧要的运动。——是的，正是在这里，我们得出了对今日先锋诗歌命运的动态把握。“乐观”和“悲观”，只是相对我们的意志、成色而发，而所谓“时代”条件，此刻反倒显得微不足道了。

1996.4.1

（原载《北回归线》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