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翻译家，俄罗斯的璀璨文学是他耕耘不辍的沃土；他是一位作家，俄罗斯的风土人情给予他源源不断的灵感；他还是一位画家，俄罗斯交相辉映的文化名人是他挥毫描画的对象。他就是高莽先生，俄罗斯文学是他一生不变的创作主题。

高莽听力不好，不便接受电话采访。记者在电子邮件中把问题传过去，他当即做了思考，并用笔在纸上做了“解答”，然后由女儿宋晓岚把文字录入电脑。四千多字的稿子，用了他近一天的时间。在回信的落款中，他写道:“遵嘱完成了您的命题，请审。”

高莽从小就与俄罗斯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少年时代就读的哈尔滨教会学校，以俄文教学为主，语文课就是俄罗斯十九世纪的文学。“我翻译发表的第一篇译作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那是1943年，我十七岁。”后来，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时，他读到根据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深受鼓舞。此后，他翻译俄罗斯文学的兴趣就没有间断过。然而，对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对“白银时代”的认识，高莽却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心路历程。
    

他回忆说:1946年，他在哈尔滨《北光日报》工作期间，翻译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及有关的日丹诺夫报告。文件中粗暴地批判了苏联很多知名作家，那是他第一次听到女诗人阿赫马托娃的名字。“我没有读过她的作品，但我接受了决议的精神，认为她是一个反人民反苏维埃的坏女人。事过三十年，外文书籍解禁，我在北京图书馆第一次看到阿赫马托娃的作品，我感到惊讶与悔恨。我不但爱上了她的诗，而且崇敬这位女诗人爱国、爱人民的精神。我开始翻译她的作品，希望有一天能向她表示歉意。”

1987年，为了表达因对阿赫马托娃的误解而产生的愧疚，高莽前往俄罗斯，参观了阿赫马托娃生活的地方。最后他来到了圣彼得堡郊外的科马罗沃镇，站在阿赫马托娃的墓前，并向她献上了一束鲜红的玫瑰。高莽说:“阿赫马托娃给我的教训，是不要不调查研究，就盲目地跟着指挥棒去批判和咒骂别人。后来研究白银时代的诗人作品，多少与这个教训有关。”

 “我曾经参观过勃洛克、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的故居和他们的坟墓，给我的印象极深。他们的形象、他们的创作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集中地论述了他们，并加上与他们同时期活动的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他们每个人对时代的大变革持有不同的态度。有的反对，有的拥护，有的处于彷徨之间，这些在他们的创作之中都有反映。”

谈到俄罗斯“白银时代”时代的作家，高莽充满了热情。对同行们近年译介俄罗斯这个特殊时期文学做出的努力，他感到欣慰。去年，由国内几位知名俄罗斯文学翻译专家翻译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出版，尽管没有参与此书的翻译编辑工作，他却为该书画了七十多幅作家像。而他的专著《白银时代》两年前就已经写好，与众多研究者不同的是，高莽在对8位诗人的文学创作做了详细解读的同时，对他们的命运变迁倾注了很大的热情。

在女儿宋晓岚的印象中，父亲很少外出，只要在家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房中度过，房间里的书放得到处都是，他深深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即使稍有空闲，他的休息就是绘画。“父亲就是这么一个闲不住的人，其实他的身体不好，有一次他跟我们开玩笑说，自己除了没得妇女病之外，什么病都有。”对此，高莽有自己的理解，他说“每个人有自己安度晚年的方法。我选择的是写作、绘画、翻译。我在工作时才能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有乐趣、有意义。”
    

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研究，给高莽换来了沉甸甸的荣誉，他是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名誉博士，俄罗斯美术研究院荣誉院士，俄罗斯作家协会名誉会员，先后获得俄罗斯总统授予的“友谊”勋章，普希金、奥斯特洛夫斯基、高尔基等奖章和奖状。眼下，他依然在关注着俄罗斯文学的发展。
    

“我读过几部严肃的小说，他们仍然把关心祖国的命运，把人民的期望渗透在作品之中。我认为他们的小说成就大，而诗歌成就不显著，没有新的意识，出现了一批玩文字的‘诗作’。”现在，他正在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和散文，这次翻译工作耗费了他太多的时间和心力。此外，他还准备写作《苏联名作家》《俄罗斯当代作家》两部专著。
    

对年轻一代翻译家，高莽寄予了深切的期望。“我希望他们的成就超过前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代为他们准备了各种优越条件:良好的师资、齐备的工具书、出国的机会、与外国同行沟通的机遇，等等。只要他们不懈努力，把翻译看成是神圣的事业，持之以恒，必将会达到时代、人民和祖国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