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多余的话

汪剑钊

八位年轻诗人准备出一本诗歌合集，希望我能为他们写点什么。说实话，我是有点惶恐的，因为不知道从哪儿入手。他们创作的起点都相当高，不仅远远高于自己的前辈，而且在总体上也居于同龄人的基本水平线之上，个别人甚至已显现出一代人的领军资质。此外，他们各自成长于不同的环境，而今也在不同的城市居住，所认定的写作风格与目标也迥然有异，价值观与具体的生活方式更是千差万别，把他们聚合在一起的大约只是对诗的爱好与对语言的信任或依赖。这自然为准确地评价和解读其中的作品带来了难度。因此，我在作了几度尝试后便知趣地放弃了这一努力，如有可能，或许可在其他文字中再作个体的激赏与解剖。

诗情的迸涌与青春期的到来，当然有一定的关系。由于荷尔蒙的活跃，青年人的内心必然会滋生某种表达的渴望，这尤其在那些外表木讷、拙于辞令的个体那里更是如此。他们在社交场合的笨拙、羞涩或不知所措，甚至由此引起的负面情绪，需要找到一个新的空间来宣泄与弥补。诗歌写作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因自由的分行、非日常的形象选择和词语的精心排列而构造了一个或数个虚在的世界，但颇具十足的弹性以收纳漂泊的精神。作者倾倒于该文体的魅力，在充满智力快感的劳动中找到生活的意义，又从意义的肯定而得到身心的焕发，自觉或不自觉地获得生命力的回馈性滋养。但是，这里必须解除一个想当然的误解，诗歌的发生和与青春并不是必然的关系，实际上，诗歌的成熟与语言的操控能力有关，与人的阅历增长、经验积累和知识的丰富有密切的关系。

九十年代初，我在武汉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期间，曾与一位诗友在珞珈山上漫步闲聊，当时我们曾谈到关于未来的人生设计。记得我的朋友曾经表示，诗歌只是青春的事业，他在三十五岁以后可能就不再写诗了，从事叙事文学可能更能表达自己。记得我的看法却恰恰相反，一个人只有在三十五岁以后继续写诗，才能算是一名真诗人。迄今，我仍然坚持这一看法。在我看来，三十五岁以后，一个人基本已脱却他（她）的稚气、懵懂和虚荣，在理性、经验和人格的修养上已有了一定的积累，知识结构渐趋系统和完整，其视野也获得了相当的开阔性与深邃性；如此，在这个阶段以后，诗人倘若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激情、对世界的敏感，则具备创作伟大作品的可能性。世界诗歌史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奥维德在50岁时完成了《变形记》，但丁在“人生的中途”（35岁）开始写作他的“神圣的喜剧”（ “神曲”），享年83高寿的歌德的《浮士德》完成于逝世的前一年——1832年，艾略特在34岁发表了《荒原》，而在50岁以后完成了更成熟的作品《四个四重奏》，阿赫玛托娃的《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则构思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她已到了身体发福的50岁左右。因此，我想把八位青年诗人的这次集结看做一次攀登奥林匹斯神山的出发，期待他们在未来向我们传来登顶的喜讯。

当下，人们经常抱怨这是一个非诗的时代，对此，我曾经为作过这么一番辩护，即便我们承认诗性在当代生活中的缺乏，也并不意味着诗歌的不被需要，实际情况可能正是最大的需要，就像沙漠中的人们，最渴望得到的是水一样。

诗人何为？在我看来，诗人所为就是在人间完成上帝未竟的事情，通过语言之水洗去尘世的污迹，让人逐步摆脱他（她）的动物性，走向完美的人性。在此意义上，诗歌就是衡量人性的一种终极性的尺度。换句话说，诗就是要让人“活得像个人样”。换句话说，一首优秀的诗歌似乎都带有一定的神启意味，它的第一句往往是不容分说的，出其不意的，就像自天而降的一块馅饼。这美妙的第一句仿佛是上帝为你写下的，或者是某位天使紧贴着耳朵对中选者暗授玄机。当然，生活在尘世的我们，在接受了神赐之后，就有责任写下后面的第二句、第三句，并以撒旦的机智与胆略呈上一个完美的结尾，哪怕坠入地狱也在所不惜。

最后，我想复述一下自己在某个新诗研讨会上的一个发言片段，与各位年轻的朋友共勉：

“从某种意义上讲，目前，中国的现代诗正处在一个‘诗经’的时代。坦率地说，就今天的眼光来看，就诗歌艺术而言，《诗经》所收纳的305首作品，尽管曾经孔老夫子的甄别和删削，却绝非每篇俱是佳作。剔除《关雎》、《静女》、《蒹葭》、《鹤鸣》《遵大路》等十余首，其余大多为历史价值大于艺术价值的作品。即便如此，《诗经》仍然是中国古典诗歌一个伟大的开始，而倘若没有这样的开始，期望出现唐诗、宋词那样的繁荣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现代诗由文言转向白话文不过百年的历史，已经积累了不少堪舆评说的成果，同时也毋庸讳言，它迄今还存在着诸多的不成熟。但是，这种种的‘不成熟’恰恰为这个同样伟大的开始从另一侧面作出了确凿的证明。因此，我要说，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中国现代诗进抵繁荣的‘唐诗’时代，它必须感谢今天从事现代诗写作的每一位‘诗经’作者。 ”

2017年10月30日

汪剑钊：1963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先后就读于杭州大学和武汉大学，获外国诗歌史研究方向硕士和中国新诗史研究方向博士。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研究、俄语诗歌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出版有：专著《中俄文字之交》《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阿赫玛托娃传》《诗歌的乌鸦时代》（诗文自选集）等；译著《订婚的玫瑰——俄国象征派诗选》《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自我认知》《俄罗斯的命运》《波普拉夫斯基诗选》《二十世纪俄罗斯流亡诗选》《普希金抒情诗选》《曼杰什坦姆诗全集》《茨维塔耶娃诗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阿赫玛托娃诗选》《秋天的哀歌——俄罗斯抒情诗选》《丘特切夫诗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