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李瑾兄，但又不认识李瑾兄。以这样的句式开头，似乎有些贴着鲁迅先生笔下那两棵著名枣树沾光的意思，然而我所说的并非隐喻意义上的相识与否，而仅仅是一种直观印象层面的事实：现实中的他外向而轻快，在微信朋友圈顶着一个虚拟世界里的“萌化”名字晒娃、晒景、晒美食，不时发出几张文学活动的图片或帮转几条文学刊物宣传信息，一眼便知是热心、有爱、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人。然而，栖宿于文学世界里“李瑾”名下的那些文字，往往又在细腻的观察中缠绕有深沉的省思、在流畅的言说后潜藏着孤绝的沉默，的确同他在现实生活中给我留下的印象有些微的不同。因此对我来说，李瑾有两副姓名、两张面孔、两种声音，换言之，他是两个人。

其实，何止于“对我来说”，恐怕对李瑾自己而言，“自我”也并非只有一个。自我与自我的辩诘、自我对自我的擦拭、自我对自我的捡拾，构成了《人间帖》这本诗集重要的主题之一。在《元日》一首中，李瑾“以昨日之水清洗去年的自己”，这清洗的过程满溢着孤独，同时也赐予诗人一种宝贵的安宁：“时间并不可怕/我知道，这股日渐苍老的水里/有很多亲爱的自己，在游来游去”。这种安宁来自生命与时间的坦然对视，从属于超验的理念世界，换言之，是诗人的精神乌托邦。然而在精神的乌托邦之外，我们终究无法彻底脱离具体而真实的现世生命国度，因此在另一些时候，这种“我与我的对视”便显得有些令人惶恐。例如《惩罚者》一首，诗人翻动着照片，“一一指正着时间的罪恶”，感到“我被剥离后留下的那一部分，多么像/一张没有填写数额和日期的空白账单”。

照片、时间、生命剥离后的残留，我们可以在其中理所当然地搭建起有关“衰老”或“逝去”的逻辑关联链条；但在我看来，事情似乎又不仅仅这么简单。时间即便称之为“罪恶”，终究也不过是外在的强权，文学或者说文字本身已经是打开枷锁的钥匙；更难以消解的，其实是生命内在的不自洽、不确凿，是那种关乎生存本质的虚幻与犹疑：“这些年来/我在每一个站台、每一个车门出行过/每一个远游的我都不曾回来/他们怀古、摔倒，也许死于一场意外/没有人会知道”（《个人简史》），“事实上/镜子里的我、家人眼里的我以及/身体里的我，正奔向三个不同的方向/生活只会收留其中的一个”（《人间帖》）。此间回响有王羲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式的时空晕眩，同“庄周梦蝶”的身份迷思亦有通联，却是建立在都市空间裂变和现代文明运行（这种“运行”既存在于政治经济学层面也体现在话语逻辑层面）的经验基础之上。在此意义上，李瑾的诗歌在用词、节奏、资源谱系乃至情感模式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古典中国的情味和色彩，但就精神姿态而言，又同时充满了现代性的内部经验底色。

从这类诗句中，我们读到了生活的“不确凿”和生命的“不定”——诗人的词语和省思正是穿行在这些隐秘的缝隙之中。然而这些远非是《人间帖》一书的全部。倘若说生命或尘世中的自我（“尘世”一词似乎格外为李瑾所钟爱）固有其虚幻和不确定的一面，那么在李瑾的诗歌世界里，真正确定而真实的，其实是外在的自然世界：“只有/山林是真的/山林正将时间轻轻揽入自己怀里”（《大寒》）。李瑾对乡土和自然的热爱几乎是掩藏不住的：《人间帖》卷一为“春秋祭”，开篇一组便是“诗经·动植物微心情”，从河畔关雎到仓中硕鼠，写得别致有趣而又满溢深情；“时间传”一卷以传统节气为题，也习惯落笔在时间刻度下的山川与生灵。在轰鸣的地铁和川流的人群之外，静默庄严的山林鸟兽和安宁亲切的乡间生活构成了李瑾诗歌世界里的另一重空间。二者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城市和乡村间的对望，不仅是景观的对望、也是情感模式和伦理体验的对望，不仅是此物与彼物的对望、更是我辈与父辈的对望：“城市里/烟囱们集体飞走了，这些甘背恶名的/老人回到人间/……在我的家乡，在田野里/父亲仔细端详着炊烟、麦苗以及沟渠/半空中，一场凛冽的大雪，略微迟疑”（《小寒（二）》）。《辞灶》《祭祀》《手语》几首，写乡间的人事风俗，具体之中又有魔幻、情感坚实但表达节制，都是诗集中令我印象极深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细腻而深情的乡土风物，往往与“时间”主题密切地关联在一起。不仅是特定时间节点的经典文字说明会被直接引用在诗句中（如名为《秋分》的诗便将“雷始收声，蛰虫坯户，水始涸”的说法直接入诗），更重要的是，在自然与“我”的共在和并置过程中，往往会激发出强烈的内在性时间体验：“大千世界盛产时间/只是不打算让人类进来”（《〈道德经〉十章·第一章》）。古典乡土时间或者说自然时间是循环的、恒定的，它以日落月升草木枯荣为最直观的参照系，固然有四季变化，却有着年复一年冬去春来的稳固。现代都市时间却是建立在计时器的基础之上，它无法回转、一路向前，乃是纯粹线性的运动过程。进而言之，无关乎现代或古典、城市或乡村，两种时间的区隔本就是人与世界、人与生活之间最本质的关系写照。因此，《人间帖》中的时间体验是复杂的：诗人用具体、真实的个体生命之手（线性时间的产物）去触摸天地万物（永恒/循环时间的载体），清楚地意识到“秋天一点点儿将我借走/从不归还”，却也同时了悟，“那些虫鸣是生活留在体外的某一部分”（《秋分》）。

说到底，这一切关乎人之为人根本性的限度。我们不妨将李瑾的这些诗句，看作是对失却之物的抒情，是深陷于时间之中的生命在自我体认时发出的诘问与独白。我想起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一段话：“我们徒然回到曾经喜爱的地方，但却绝不可能重睹它们，因为它们不是位于空间中，而是处在时间里。”在此意义上，李瑾的诗句，或许也正可以视作一种回到时间之中的尝试和努力。

（《人间帖》，李瑾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