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4日至5日，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新诗百年：中国当代新诗理论批评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研讨会以“回顾新诗百年历程，考察当代新诗理论批评的态势、现状”为主题。今年正值新诗百年，中国新诗理论批评是伴随着新诗的诞生，而同时出现的一种诗学形态，它既植根于悠久的中国诗学传统，又自觉地汇入到了现代世界诗学理论的总体格局中。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新诗理论批评与新诗写作之间整体上呈现出了“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新诗理论批评在总结不同时期的新诗发展形态、发掘新诗写作问题层面表现出积极的姿态，为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方向的引导；另一方面，新诗自身复杂、多样的发展样态，为新诗理论批评提供了多元的言说空间，促使后者朝着精细化、科学化等方向不断迈进。

此次研讨会的召开不仅有助于总结新诗理论批评发展过程中的成就，梳理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且对于推动其未来的健康发展亦有很大的助益。研讨会共收到来自意大利、日本、新加坡、中国各地的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四十余篇。与会者围绕着“当代新诗理论批评态势”“当代新诗理论批评的概念、范畴、方法”“新诗理论批评家研究”“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的焦点”等议题，先后进行了七场专题研讨，讨论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当代新诗理论批评态势

当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发展尽管在某些特定时期遇到了挫折，但整体上表现出了不断前行的态势。尤其自新时期以来，诸种理论、批评观念的不断涌入，使得新诗的研究具备了更为多元的视角与维度，但一系列的问题也随之凸显。如何有效地总结当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实绩，并发掘其中存在的问题，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谢冕的《前进的和建设的——中国新诗一百年（1916—2016）》，尽管着眼点在于对新诗百年发展状况的梳理，但从客观上为新诗理论批评的研究提供了视点。他以宏观的视野，思考了“新诗与传统”“新诗与旧诗”“新诗的理想形式”“新诗与当前时代的关系”等具体问题，认为新诗百年总体上的发展态势为“前进的”与“建设的”。同时，他还指明了新诗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隐患，诸如对诗歌文体特殊性、诗与文的差别等问题的忽视，为新诗在未来的发展做出了方向上的指引。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孙绍振的《新诗百年：未完成的中西诗艺转基因工程——兼论中国古典诗学话语的激活和建构》，将“中西方诗艺”的融合作为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强调了百年新诗的发展，要坚持继承中国古典诗学传统，要在激活古典诗学话语的基础上进行外在形式的探索；另一方面，他看到了新诗百年来在吸收与借鉴西方文化、西方理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饥不择食”“没有起码的批判自觉”等弊病。整体上说，他通过分析中、西诗艺的差异性，试图建构起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与西方理论之间的“转基因”工程。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王光明的《新诗研究的历史化》，细致地考察了学界自1950年代开始的新诗研究，指出因1950~1980年代所存在的“非诗”“非学术”因素的影响，新诗研究到1980年代才有了正常的开展。他着重分析了新诗研究自198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并强调了“新诗的历史研究，应该根据一种现代文学形式诞生与成长遭遇的问题，寻找新的研究策略。”

与会者通过分析不同时期新诗理论批评的状况，形成了对当代新诗理论批评的“阶段性”体认。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吴思敬的《在政治纠缠中行进的诗学——中国新诗总论1950—1975年卷导言》，立足于1950—1975年间两岸四地新诗理论批评状况的体察，他认为大陆此阶段的新诗理论研究包含了较多的“政治性”因素，呈现出“单一化、政治化”的美学特征，而台、港、澳的研究则与前者形成了“互补”关系。香港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郑政恒的《五十到七十年代初香港新诗批评简述》，则与吴思敬的讨论构成了相互的“对话”。他在分析宋淇、叶维廉、李英豪、稳健骝、梁秉钧等人诗论的基础上，审视了香港新诗批评在五十到七十年代初的发展状况。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孙晓娅的《态势、现象与问题：近五年诗歌批评》，以其全局性的视野，捕捉到了近五年诗歌批评的“九个面向”，在呈现此一阶段诗歌批评的发展态势与现象的同时，挖掘出了当前新诗理论批评存在的相关问题。

此外，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钱文亮的《当代诗歌的诗学进路》，梳理了当代诗歌自1980年代以来的诗学建构，指明了其建构依据包括“强调个体主体性的‘生命哲学’”与“符号形式哲学/‘语言学’”两个层面。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陈卫的《关于新诗理论建设的思考》，主要思考了百年新诗理论与批评的“有效性”问题，同时兼及了理论与诗歌创作之间关系的阐释。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段从学的《新诗合法性话语的理论空间与历史形态》，在认识新诗的先锋性及其任务的基础上，思考了新诗合法性话语所展现出的理论空间及历史态。

二、当代新诗理论批评的概念、范畴、方法

当代新诗理论批评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的概念与方法，这使其在处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诗歌写作时，始终能够保持批评与阐释的有效性。同时，就理论本身而言，新诗理论批评的这些概念、范畴、方法，在当代理论建构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以其独特的风格影响着其他文体甚至学科的研究。与会者围绕着新诗理论批评概念与方法，进行了深入地探究。

北京大学中文系洪子诚的《诗人的“手艺”概念（当代新诗史资料）》，试图以“随笔”的方式来处理当代新诗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他综合分析了多多、海子、西川、于坚、柏桦、臧棣等诗人所谈及的诗歌“手艺”问题，由此提出了“手艺”概念。在他看来，对“手艺”的重视集中于90年代诗歌的写作中，由此展现出了这一概念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中的特殊位置。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沈奇《当代新诗批评的有效性与文体自觉》，将研究视域放置在对当代新诗批评的考量上，他一方面阐释了其所遇到的两难处境，另一方面则着力于建构批评的“主体自性”与“文体自觉”，以及批评文本的“文章感”和行文“气息”。厦门城市学院陈仲义的《现代诗学的重要范畴——对“张力”的再认识》，主要阐释了现代诗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张力”概念，包括对其功能、主要类型、具体通道、与诗意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张桃洲的《重构新诗研究的政治学视野》，以1940年代的“诗歌与民主”问题作为聚焦点，表现出了在建构新诗研究的“政治学视野”方面的努力。他强调了该问题在当下诗歌理论批评中的延伸性，由此构成了对当前诗歌研究的检讨与反思。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张洁宇的《“解放脚”、“高跟鞋”，或“相体裁衣”——论早期中国新诗的本土化探索及其启示》，主要体察了早期新诗的本土化探索，包括对语言、格律的探索与对旧诗和文化的关注等，并论及了这种探索之于当下诗坛的启示意义。意大利巴勒莫大学朱西的《在中国当代新诗理论批评的概念、范畴、方法上翻译家的贡献》，通过考察意大利与中国之间的翻译、交流活动，探讨了翻译家在中国当代新诗理论批评的贡献。

随着新诗理论与批评的不断行进，许多概念已被研究者们在使用过程中本质化。但从具体的研究来看，这些本质化的概念需要重新体认与辨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怡的《多种书写语言的交融与冲突——纪念中国新诗百年》，针对“将五四新诗的诞生当作是晚清以来一系列不完善的尝试之后的最后‘果实’”的观念，提出了自身的质疑，在某种意义上重新探究了新诗的“源起”问题。他肯定了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等人在新诗探索方面的成就，认为中国新诗诞生在多种书写语言资源的交融、冲突与磨合中。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冷霜的《新诗史与作为一种认识装置的“传统”》，从解释学的视角出发，将新诗研究中所使用的“传统”概念去本质化，使其具备诠释性、生成性的维度，由之构筑了一个“现代性的认识装置”。这不仅与李怡的新诗“起源”认知构成了“对话”关系，而且也回应了王光明所提出的，对新诗研究概念需要加以辨析的问题。而北京大学中文系姜涛的《“为有源头活水来”——早期新诗理论中的“修养”与“源泉”论》，则将原本“结论化”的知识重新“问题化”，他通过考察早期新诗理论中“修养”与“源泉”论，有力地捕捉了早期新诗人的心态、诉求、言论等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

文本细读的方法在当代新诗理论批评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为此，台湾亚洲大学外文系简政珍的《理论主客运用的实例探讨——以孟樊的批评为例》，以分析孟樊对他的批评为中心，在“对话”中呈现出了他对文学评论中的理论、术语的套用问题的思考，由此提倡文本细读。台湾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郑慧如的《文学评论中的定向叙述》，则在分析与反思文学评论中所表现出的“定向论述”问题及其弊病的基础上，呼吁评论界重视“文本细读”方法。

此外，东南大学中文系王珂的《新诗理论研究的科学化——诗歌疗法研究推广总结》，阐释了“诗歌疗法”研究的可行性；台湾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张宝云的《当代语言修辞模式研究——以臧棣的<骑手和豆浆>为例》，选取臧棣的《骑手和豆浆》为论述中心，系统地研究了当代诗语言修辞模式；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冯雷的《从地方到空间：新世纪诗歌的地理视角考察》，从地理与空间的维度考察了新世纪诗歌写作的基本状况；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张光昕的《文学与下降——向<野草跳伞>》，借助巴什拉、福柯、让—吕克·南希等人关于“梦想”与“想象”的谈论，体认了鲁迅《野草》中所涉及的“梦”的问题。这些视角和方法扩展了当代新诗理论批评的研究视野。

三、新诗理论批评的焦点问题

在新诗理论批评发展的历程中，由于不同时期的社会语境、文化机制、经济制度等因素存在差异，其所形成的焦点问题也呈现出了相异的状态。对这些焦点问题的梳理与分析，不仅能够有效地总结新诗理论批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而且对于其在未来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与会者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对新诗理论与批评“强制阐释”问题的反思。扬州大学文学院罗小凤的《“以心会心”式诗歌批评的重建——当下诗歌批评“空心化”趋向的思考》，通过分析当下诗歌批评的“空心化”现象（如标签化、强制阐释、红包批评等）及其所带来的弊病，来呼吁“以心会心”式的诗歌批评。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刘波的《论新世纪诗歌批评的文体意识的重建》，主要反思了新世纪诗歌批评的文体与精神困境，指出要重建诗歌批评的文体意识，保持批评精神的独立性。

第二，新诗理论批评中“审美距离”观念的建构。日本驹泽大学佐藤普美子的《“切身”而又“有距离的”：“心理的距离说”与读者阅读批评》，从诗歌阅读（读者）的角度出发，借助朱光潜的“心理的距离”说，深入地思考了新诗的阅读与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翁文娴的《自法国哲学家朱利安“间距”观念追探——也斯在中国诗学上打开的“间距”效果》，在细读也斯诗歌的基础上，借助法国朱利安的“间距”观念，还原了也斯身上所具备的中国古典传承与西方语言思维混杂的效果，指出其为中国诗学打开了文化的“间距”。

第三，新诗理论批评中有关年谱、传记等研究的思考。南开大学文学院李润霞的《年谱的写法：作者隐身，史实开口》，思考了作家年谱研究中所存在的基本问题，指出研究要以“史料文献”为基础，让史实本身开口。辽宁大学文学院张立群的《中国现代诗人自传论析——从历史到文本实践》，从历史发展、现状构成与应用实践三个层面出发，考察了中国现代诗人自传的文本书写与实践应用，提供了现代诗人自传研究的视域，指明了作家自传研究所具有的广阔未来。

此外，学者们还集中探讨了新诗理论批评中所出现的“颓废主义”“后浪漫主义”等问题。暨南大学中文系龙扬志的《“颓加荡”：中国诗坛对颓废主义的传播与接受》，主要分析了“颓废主义”在中国新诗发展初期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从媒介学的角度重新评价了“颓废诗学”对中国诗歌写作的重要意义。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敬文东的《宋炜的下南道》，将关注点放置于作为当代诗歌写作“隐在谱系”的代表诗人宋炜身上，通过诠释其所建构的“下南道”诗学，引发出了对“颓废”的思考，同时兼及了对198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的批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陈太胜的《后浪漫主义诗学：对当代中国新诗的一种观察》，从艾略特、波德莱尔对浪漫主义的反驳入手，以“后浪漫主义诗学”的视角，反观了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尤其是1980年代）的新诗写作状况，并提出了后浪漫主义诗学在当下“如何作为”的问题。

四、新诗理论批评家的研究

除上述问题外，与会者还有着对新诗理论批评家的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使得某些“被遮蔽”的批评家（如钟敬文等）得以呈现；另一方面，与会者并非单纯地探讨理论批评家的个案，而是兼顾了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使之与社会、时代之间相互“对话”。值得肯定的是，与会者对某些问题的研究为当下的新诗理论批评提供了借鉴。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张松建的《文化中国与台湾经验》，综合考量了张错的散文、诗歌、随笔、学术论著等内容，呈现出了他作为情感结构的离散感性，以及他如何在离散境遇中寻求秩序和意义。他还借助文化批评理论与华语系的论述，揭示了张错之离散诗学的洞见与盲视。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孟泽的《“工夫即本体”——彭燕郊的诗学》，在梳理彭燕郊诗学的过程中提出了自身的观念，如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散文诗等问题的思考，由此做到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和谐统一。广西民族大学黄晓娟的《论钟敬文的新诗研究》，重点论述了钟敬文在新诗理论批评方面的特色和价值，包括《诗心》论集所表现的“均衡”诗观、以民俗学论诗的学科交叉实践、以及运用接近古典诗学的话语和格言警句文体来论述的独特理念等。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王东东的《袁可嘉：朝向民主文化》，重点考察了袁可嘉在自由主义理念下，对“诗歌与民主”问题的思考，探究了其所提出的诗歌“现代化”话语与民主话语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而延伸到了对四十年代“诗歌与民主”之复杂关系的考辩。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赖彧煌的《“理论”与文学性的混融——以臧棣的“微诗论”为中心》，将臧棣作为研究者来看待，重点阐释了其在新诗理论研究过程中所建构出的“微诗论”，并延伸出了对理论与文学性之间相互混融这一话题的思考。 

最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洪子诚教授对此次研讨会作总结发言，他再次阐明了与会者所关注的焦点，包括“体系性批评是否存在”，以及“理论与批评”“诗评家与诗人”的关系探究等，并指明了研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