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一年的开年之作，2018年1月的《诗刊》呈现出新的气象。主题层面，更加丰富多元，既有面向语词的“内向”创作，也有直面时代的“外向”书写；作者层面，既有“老面孔”，更不乏“新朋友”，在年龄上跨度也较大，展现出不同代际作者迥异的创作姿态。

两期《诗刊》均推出了与时下政治热点紧密契合的栏目，这是熟悉《诗刊》的读者首先会发现的新变。上半月刊紧紧扣住“新时代”这一主题，选刊了《长江传》（王自亮）、《走在百姓间》（徐崇禧）等诗歌，组成“新时代”板块；在“诗学广场”栏目，亦刊发了张德明的《面向“新时代”的当代诗歌》。下半月刊则以“诗旅·一带一路”为专栏，刊发了马骥文、马嘶等人的诗作组成的“陇南诗歌小辑”。在这些紧随时政热点的作品当中，飞廉的《在秦公大墓望西汉水》令人瞩目。诗人的《春日山居》曾在2017年12月的《诗刊》中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个人坐在院子的阳光下，/静静坐着。一阵风过，/吹动屋檐下几株野荠菜。/老桐枝头，莺雀啄食桐花，/有苦香浮动。”居住在杭州的飞廉，用温润清丽的笔调，凝练细腻的语言，描绘了一副江南春日里的草长莺飞图。而在《在秦公大墓望西汉水》中，飞廉则换了一副笔墨。那个“晾晒春服”的江南才子，摇身变成了“用浑浊的流水、抱叶的寒蝉，讲述人间生死寓言”的“年轻庄子”，笔锋遒劲有力，诗人的情绪从“春天”到了“秋天”，显得沉郁而节制。在西北的苍茫大地之间，抒情的主体退却了，面对西北的苍凉底色和它浑厚的历史，诗人选择了以奇诡的想象力切入历史空间：“盗墓贼/打开这沉寂的荒原，/取走了青铜剑。/那“蒹葭苍苍”的女子，/她秀丽的头骨，/像一轮沉埋了三千年的明月。”后现代主义的语词和想象与现代主义所崇尚的神性，在前现代的诗性画面中形成了统一。

上半月刊的“每月诗星”以《东方式辨认》为题，推出了泉子的一组诗。“东方式辨认”不仅是这组诗的总题，更是这组诗的共同特点——以东方式的思考，去接近和进入西方的哲理思辨。如《我可能是谁》：“我是王维，也是杜甫，/我是李白，也是幽州台上怅然落泪的陈子昂，/我是整个盛唐呀，/我还可能是谁？/我还能否再一次成为那最初的自己？/我还能否——/从宇宙的子宫中，/再一次捧出一个如此伟大的人世？”用盛唐诗人的身份和代入，触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以来，历经康德的二元论、黑格尔的纯粹自我等理论而不断发展的西方哲学中的自我意识命题。相反相成的另一个维度上，诗人也用西方的哲学理论去观照东方的认识论和世界观，如：“只有认识到物质的有限以及局限性的永恒/不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繁盛而荒凉的人世（《物质的有限》）。”泉子以诗歌为载体，探索着一种特殊的、跨越文化边际的哲学体认方式，正如诗人自己所言，“或许，正是这样的秘密领悟，/终于触发了众生平等、万物有灵的/一种东方式伟大辨认。”从哲理性的思辨出发，泉子的诗就具有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宇宙情怀。“宇宙”、“人世”是这组诗中出现频次最高的空间意象，而“永恒”则是最常出现的时间意象，借助这些意象，泉子在他的诗歌中以宏大恒常的美学秩序构建出了深广的精神国度。

下半月刊的“双子星座”选择的是包慧怡和肖水这两位“80后”诗人。虽然年龄相仿佛，但由于知识背景的不同，二人的诗歌形态迥然有异。

包慧怡具有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博士的知识背景，又译介了毕肖普、普拉斯、阿特伍德等人的诗歌。如诗人自己所言，翻译的过程是自己与他们“对表”的过程。在她的诗作中有清晰可辨的中古英语诗歌的影响，幽暗的神秘感和宗教气息，以及虚无感。此外，诗人认同瓦莱里“诗是声音与意义之间被延宕的踟蹰”的观点，而在自己的诗作中将之落地的方法，就是通过语言的延异实现对内心感受的冲击。因此，包慧怡的诗是面向语词的，她的诗歌语言精准生冷，有着直戳人心的尖锐。如果说她的诗歌氛围是神秘的暗夜，那么她的诗歌语言就是暗夜里女巫所穿的高跟鞋。比如《婴孩》中的这段：“这世界是我的圣物匣，披挂璎珞，斑驳又/宛转/不定，不为献给他，却无可挽回地属于那/一个/我的白船焚烧在异境海岸，火焰定格成珊瑚矩阵/肥圆的婴孩在其中翻滚，无指的小手深挖/着矿脉”。圣物匣、焚烧的白帆等意象营造出一种类似中世纪的氛围，背离了婴孩代表生命和希望的框定，赋之以诡魅的色彩。

而肖水的知识来源则完全是中国的。诗人数年来走访了四五百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次所刊发的诗歌皆是以他所走访和探寻的地方为题。他希望在自己的诗歌里呈现古迹们所显现的“穿越时空的光”，因此，他的诗并不是描摹古迹或者追寻历史，而是去想象这些古迹中可能发生过的具体而微的生活场景和日常细节，或者是将现代的生活场景，投射进古迹当中去。在诗人如此这般的努力之下，古迹活动了起来，从抒情的客体对象变成为能动的抒情主体，而原本作为抒情主体的人，就在古迹文物的掩护下“退居二线”，一切的表达和书写都显得平静和舒缓，颇具中国传统诗歌寓情于景的美学精髓。

两期《诗刊》佳作频出，恕我不能一一在这里尽述。总而言之，2018年的1月刊，可以看作是《诗刊》这本老牌刊物在新一年发出的新的啼鸣，在这个文学式微的年代，《诗刊》仍然是有力的，新生的。因此，我仍然愿意用泉子的诗来结束这篇文章：“当你再一次在我耳边哼起，/我听见了远方，/我听见了那因越来越遥远而更为切近，/因恍若隔世，而愈加清晰、浓郁、澄澈的/悲与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