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100年的路程，成为中国文学灿烂辉煌的重要收获，河北新诗100年来，也同样出现了许多经典作品，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我一直认为，河北诗歌或者说河北文学有两种血脉和气场，一个是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意义和辉煌不仅仅在于它的文学成就，关键是它引伸出来的一种文学品质，叫做“建安风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燕赵风骨”，这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无价的财富。再有，就是我们古燕国的那首“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首诗的意义也不在于诗本身，而在于它引伸出的一种文学品质，叫做“慷慨悲歌”。“燕赵风骨”和“慷慨悲歌”，是我们河北文化、文学的骨架和血脉，支撑着燕赵一代代作家和诗人。当然还有《诗经》。《诗经》的编者毛亨、毛苌是我们河北人。我总想，《诗经》的抒情高度，“燕赵风骨”和“慷慨悲歌”的精神高度，是我们燕赵文学两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在这种精神的涵盖下，河北新诗以其卓越的时代特征和艺术风范，在100年的历程中矗起了一座座璀璨的丰碑。

一

河北是诗歌大省，历代都有杰出的诗人涌现。谈到河北新诗100年，首先想到了李大钊。李大钊（1889年-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又是著名的诗人。他学识渊博、性情坚韧，《山中即景》是李大钊的一首新诗，发表于1919年9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这首诗继承了古诗托物寄意的传统，反映出站在当时思想界先驱地位的诗人的情趣、人格和抱负，具有言志诗的特点。“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是出自明代杨继盛《杨忠愍公集》中的一句名言，1916年9月，李大钊的一位朋友请他题写一副对联，他想起了这副楹联，于是奋笔疾书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与朋友共勉。李大钊巧妙地将“辣”字改成“妙”字，一字之差，李大钊的为人谨慎和写作严谨的特点都表现了出来，也可以看出李大钊的志向和追求。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选集》。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一十多万字的《李大钊文集》。

冯至(1905-1993)，本名冯承植，字君培，河北涿州人。冯家早年为天津著名盐商，八国联军侵华后避难来到涿州，所以生于涿州。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参加罢课游行。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晨报副刊》等，对新诗产生兴趣，开始写新诗。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写出第一首新诗《绿衣人》，是诗歌创作的真正开始。1930年赴德国留学，其间受到诗人里尔克的影响。一生出版30余种著作，数量惊人，冯至先生最早出版的诗集应该是《昨日之歌》（1927，北新社），其著名的作品是《十四行集》。冯至先生还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出版他翻译的的《海涅诗选》，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出版他翻译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都是先生翻译的名篇，已经成为人们阅读的经典。作为诗人的冯至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诗篇，他与卞之琳一起被认为是中国新诗早期的现代派大师。

公木（1910年-1998），河北束鹿人，束鹿县后改名辛集市，这里诞生过不少杰出的艺术名家。公木先生著作颇丰，有《公木诗选》、《诗论》、《中国诗歌史》、《老子校读》、《先秦寓意概论》、《第三自然界概论》等。我列举这些著作是想说，他的著作涉猎的内容很广，是个学问家，我一直觉得好的诗人都应该是学问家，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更应该是这样。当今一代著名诗人如邵燕祥、张志民、流沙河、未央、雁翼等都尊称公木为老师。大家一定知道《英雄赞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作者就是公木。1954年他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所长。公木还是东北师范大学创始人之一，公木是用生命写诗的人，并且培养了大批文学新人。

孙犁（1913—2002），生于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大家更记得他的小说作品，但容易忽略他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1999年出版的《河北50年诗歌大系》，就选编了他四首新诗作品。孙犁先生还出版了诗集《孙犁新诗选》。1924年，孙犁跟随父亲到安国县城上高级小学，在这里开始接触到“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1937年冬抗日战争爆发，他加入抗战工作所做的第一件工作是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接着他又选编了《海燕之歌》，搜集国内外的进步诗歌，汇编出版。1944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发表了著名的《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他的著名短篇小说《荷花淀》、《风云初记》等，开启了中国“诗化小说”的先河。其中，《荷花淀》、《芦花荡》分别是孙犁的“白洋淀纪事”之一、之二。1945年回到冀中农村，1949年起主编《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等职，1949年之后，孙犁在《天津日报》工作，同时继续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写于50年代初。他以《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为阵地，发现和培养了不少青年作家。

河北早期较有成就的诗人，还有王亚平、顾随、雷石瑜、毕奂午等人。当然还有田间先生，我会在以下的文字中专门论述。

这个时期的河北诗歌，处于新诗的萌芽时期，是新诗和旧体诗的转换时期与交替期，新诗创作主要集中在一些知识分子身上，当然也有民间创作。有一些介于新诗和旧体诗之间的作品，类似民歌在河北流传，比如说有一首诗《世上官多不太平》，其中说：“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河中鱼多搅浊水，世上官多不太平。”1935年之前的河北新诗，是新诗在河北的启蒙期。

二

真正意义上的河北新诗，也可以称之为河北新诗的第一个高峰，形成在抗战时期，也兴盛于抗战时期。当时，大批诗人、作家来到冀中敌后，撰写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作品，尤其是田间等人发起街头诗运动，更是将冀中一代的新诗写作推向高峰。

   “我们写诗……

　　我们不是在写‘诗’！

　　而是愿意

　　在我们生命的奔流里，

　　迸流出红的鲜血。

　　我们面对着千百万的伙伴，

　　——人类解放的战士，

　　我们伸出了双手：

　　同志，饮一杯吧！

　　今宵是一个战斗的星夜。

　　我们在队伍里，

　　和大炮机关枪站在一起。

　　我们将鲜血洒在前面：

　　同志，放射吧！

　　对准那鲜血洒向的地方。”

这首诗题为《我们宣言》，发表在1938年10月26日晋察冀边区《抗战报》副刊“海燕”的创刊号。抗日战争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壮举。中国人民不仅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而且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同盟国最后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点。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诗人们纷纷投入到反侵略的战争，诗歌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形式之一。如果说抗日战争以前，中国的文学和诗歌还没有与人民群众密切结合的话，那么，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这种情况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诗歌风格变化得尤为迅速，战时诗歌那种风吼雷鸣的气势，至今读来依然令人心驰神往。在边区，不仅到处可以看到诗（当时边区文协出版的刊物绝大部分是诗歌刊物），而且诗的作者也相当多。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边区，诗歌创作可以说“盛极一时”。有一次我与著名诗人田间先生谈起“街头诗”运动，老人话多了起来，他对我说，他的诗歌“最有价值的时期就是那个时期，那时候把自己写的诗篇写在墙壁上，写在岩石和大树上，鼓舞军队和人们的斗志。”那时创作的许多诗歌作品成为了经典。看得出来他对那种生活状态依旧充满着向往。我问他，闻一多先生是怎么称他为“擂鼓诗人”的，田间先生用浓重的家乡口音说，闻一多的话是这样的：“一声声的鼓点，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后来我查了查资料，一个字不差。实际上，我们现在谈“抗战文学”，有一个现象或者说现实被忽略了：真正写作于当时的、直接作用于那场战争、后来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在冀中这一带，田间等诗人创作的诗歌应该具有最重要的价值。

1959年3月由著名作家魏巍主编并作序的《晋察冀诗抄》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经过两年多的搜集整理，全书共收诗歌180篇，除部分民歌外并收29位作者诗作。即:田间《誓词》等10首，邵子南《英雄谣》等17首，曼晴《23袭》等15首，方冰《拿火的人》等10首，徐明《青纱帐》等14首，史轮《大家来杀鬼子兵》等6首，陈辉《平原手记》等12首，孙犁《梨花湾的故事》等2首，陈龙《神仙山》等12首，流笳《乡音》等7首，劳森《工厂诗抄》3首，任霄《我还没有死》1首，林采《队伍向前去》等4首，丹辉《红羊角》等6首，雷烨《滦河曲》1首，管桦《还乡河上》等4首，邢野《山歌》等6首，商展思《野哨》等10首，章长石《歌手》等4首，张克夫《谁杀死了妈姑》等3首，军城《世界是我们的》l首，胡可《减租小唱》等2首，向杨林《炮楼谣》等2首，姚远方《小木枪》等2首，王炜《小溪之歌》1首，张庆云《劝儿上战场》等3首，孟亚《传说》1首，邓康《咱们永远在一起》等2首，魏巍《高粱长起来吧》等8首。魏巍在《晋察冀诗抄》的序言中曾经说道：“晋察冀，是由一支背着斗笠、穿着草鞋的队伍从日寇手中夺回的土地。她是在威胁北平、天津、保定、唐山、张家口、石家庄、太原等敌人战略要点的坚固堡垒。我们热爱晋察冀，不仅因为她是抗日的堡垒，而且还因为她是一个崭新的社会，是人民的希望所在。正是在这里，在硝烟和风沙中孕育着新中国的花朵。”正如邵子楠在一张诗传单上所说的：

“人民有了晋察冀，

心眼里象开了花。

花，

又鲜明又大！

花，

长生不老

要开出新中华。”

从延安到晋察冀，田间一直是街头诗运动的积极的推动者。他这一时期的街头诗像《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毛泽东同志》、《义勇军》、《啊，游击司令》等，诗行简短，寓意深长，在朴素的诗句里，充满着火热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爱憎情感。写街头诗、传单诗比较活跃的作者还有邵子南、史轮等。街头诗的作者也不限于诗人，“在冀中某些地区，已经有群众自己创作的街头诗出现”。诗人史塔在1938年10月26日的《抗敌报》发表《关于街头诗》的文章说：“目前，一切应服务于抗战，诗自然也不例外。由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印刷比较困难，不用说印诗集，就是印传单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希望诗歌工作者写街头诗，开展街头诗运动。晋察冀边区的诗歌工作者们，到街头上去！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诗人曼晴也在1940年1月7日《抗敌报》文化界副刊八期发表了《边区诗坛》一文，文中说：“一年来，边区诗运在蓬勃发展着。这种现象在边区以外是少有的，在中国诗坛上也是少有的。边区的诗，在产量上是相当可观的。质量也有所提高。边区是站在抗敌最前线的。富于战斗性，形式都相当大众化，主题的明朗，字句的简练，边区的诗歌工作者都参加了战斗，他们的生活是充实的。”著名作家孙犁曾激情洋溢地赞颂“街头诗运动”：“这里没有数字，因为每个村庄墙头上都有了街头诗。如果要数字，那就是边区全部的村庄、全部的墙壁。” （《晋察冀日报》1941年1月26日）。孙犁先生的这句话，成为晋察冀边区街头诗运动的真实写照。

当时，晋察冀边区的文学组织也异常活跃，1940年7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成立，边区文学创作会1941年5月15日成立，晋察冀的文学创作和诗歌运动，在文协的组织下取得了快速的发展。那时出版条件极其有限，但诗歌、文学报刊的出版异常活跃。抗日战争期间，晋察冀边区出版的报纸刊物极多，单是1938年初统计，冀西、冀中、冀东地区当不下百种。发表文学作品的除《晋察冀日报》（原名《抗敌报》）、《救国报》、《察哈尔日报》、《冀东导报》等报纸的副刊外，还有1939年创刊，为晋察冀边区历时最久、最有影响的诗歌刊物《诗建设》，这份刊物先后由田间、邵子楠、方冰等担任编辑。晋察冀各地还出版《诗》（边区诗会编，文化俱乐部出版）、《边区诗歌》、《新世纪诗歌》、《诗战线》、《战地诗刊》等十余种诗刊以及边区创刊最早的大型刊物《长城》综合性月刊，还有田间主编的《晋察冀文艺》、《战地文艺》、《文艺报》等数十种文学类报刊。这些刊物和报纸，因为战争关系，有些时出时停，有些则不断创刊，然而以此残缺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晋察冀边区文化繁盛之一斑。      

抗战时期，河北的诗人数不胜数，除了田间之外，我能记起名字和作品的还有晋察冀边区建立之后随八路军120师到达冀中、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河北、随华北联合大学来到河北的何其芳、卞之琳、鲁黎、沙可夫、杨朔、邵子南、曼晴以及丁玲、艾青，贺敬之、丁毅等著名诗人，本土的诗人远千里、孙犁、张秀中、郭小川、刘艺亭、李满天、管桦、葛文、张庆田等，以及抗战后来到边区的康濯、魏巍、蔡其矫、陈辉、方冰、徐明、丹辉、邢野、秦兆阳等等，这些诗人及其作品，构成了河北恢宏博大的抗战诗歌史。1938年，著名诗人田间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延安和晋察冀，成为身穿八路军军服的战地记者和战士。    

田间 (1916—1985)，原名童天鉴，安徽省无为县开城镇羊山人，著名诗人。1933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1934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文学丛报》、《新诗歌》的编辑工作。 1935 年任《每周诗歌》主编，创作并出版处女作《未明集》。1936年出版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短诗集《中国牧歌》和《中国·农村的故事》。这两部书都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险遭逮捕。1937年春到东京学日文，“七七事变”后，回上海写抗战诗歌。是年秋，创作《给战斗者》。该诗表达了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鼓舞了人民的战斗意志，是当时公认的优秀政治抒情诗。年底，到八路军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当战地记者，后随战地服务团赴延安，到冀中。1958年以后，田间担任河北省文联主席，《河北文学》主编，并且出版了十余部诗集。201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田间诗选》。

田间一投入火热的民族解放战争，就实践着“首先是战士，其次是诗人”的诺言，到延安后写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和《坚壁》两首诗，立刻传遍全国。他与柯仲平等联合发表《街头诗歌运动宣言》，街头诗多以抗战为内容，短小精悍、鼓动性强。街头诗也称传单诗、墙头诗、岩头诗、打油诗等，顾名思义，这些诗写出来后，或在街头、岩石上张贴，或印成传单散发，是一种紧密配合当时斗争，直接发挥鼓动作用的诗的形式。《新中华报》专门刊登了“街头诗选”。街头诗作者除了诗人，还有普通群众，这使街头诗运动在更广的范围内蓬勃展开。应该重温田间的名篇《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首诗，成为当时解放区人民的内心一种力量，它的热度一直持续至今。一直到1949年之后，田间先生身上都有着浓郁的战士气息，我印象中的田间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常人，一位老人，是一位有个性的、让人敬重的长者，是我见到的能称得上“大师”的人中最具有诗人的品质和性格的一位老人。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调到河北省文联，和田间先生住邻居。在我的记忆中，很少有什么世俗的芜杂的事情能够干扰他的创作。他生活的很有规律，很少有什么社交活动，好像也从没有到外边有过什么应酬。田间先生身上有一种独有的诗人气质，刚毅内涵，特立独行，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那样的政治环境下，他也把大量时间用于写诗，心无旁骛。我曾经对一位诗友说过，与大师交往，感觉不一样，他们身上那种超出常人的状态，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我的性情和诗情。

邵子南（1916～1955）。1938年4月至1944年6月，曾在冀中与田间等人一起编辑《诗建设》，在冀中创作了《告诗人》、《英雄谣》等和《李勇大摆地雷阵》等作品。参与写作了现代戏剧史上的名著《白毛女》。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邵子南创作集》。我读到过孙犁先生回忆邵子南的一篇文章，发表在《天津日报》1962年4月5日文艺周刊：“我们最初认识是在晋察冀边区。边区虽大，但同志们真是一见如故，来往也是很频繁的。那时我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住在一个叫三将台的小村庄，他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住在离我们三四里地的一个小村庄，村名我忘记了，只记住如果我们到他那里去，是沿着河滩沙路，逆着淙淙的溪流往上走。他们团里的一个文学组，四五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屋里只有一张桌子，放着钢板蜡纸，墙上整齐地挂着个人的书包、手榴弹。炕上是打得整整齐齐准备随时行动的背包，还放着油印机，堆着刚刚印好还未折叠装订的诗刊。每逢我去了，同志们总是很热情地说：‘孙犁来了，打饭去！’还要弄一些好吃的菜。他们那个文学组，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我看见他们生活和工作得非常紧张，有秩序，活泼团结。他们对团的领导人周巍峙同志很尊重，相互之间很亲切，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很喜欢这味道。那时，他们的文学组编印《诗建设》，每期都有邵子南的诗，那用红绿色油光纸印刷的诗传单上，也每期有他写的很多街头诗。”

陈辉（1920-1945）是一位传奇的诗人。他1938年到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毕业后到晋察冀边区通讯社当记者。1940年调平西涞涿县，先后任县武工队政委、区委书记等职。陈辉是位充满激情的诗人，他写了一万多行诗，曾在《晋察冀日报》、《诗建设》、《鼓》、等报刊上发表过很多诗作，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陈辉诗集《十月的歌》。田间在诗集《引言》中写到：“陈辉是十月革命的孩子”、“他的手上，拿的是枪、手榴弹和诗歌。他年轻的一生，完全投入了战斗，为人民、为祖国、为世界，写下了一首崇高的赞美词。”1941年6月，在河北省涞涿县十渡地区的八渡村，陈辉完成了著名的诗作《为祖国而歌》的初稿。诗中写道：祖国呵，在敌人的屠刀下，∕我不会滴一滴眼泪，∕我高笑，因为呵，∕我——你的大手大脚的儿子，∕你的守卫者，他的生命，∕给你留下了一首∕ 崇高的“赞美词”/“我高歌， 祖国呵∕在埋着我的骨骼的黄土堆上∕也将有爱情的花儿生长。” 陈辉的这首诗作传开以后，在抗日根据地引起非常大的反响，成为一首著名的抗战英雄战歌，也成为陈辉的代表作。  

诗人曼晴（1909—1989），河北广宗人。1938年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到晋察冀边区任战地记者，后到边区文救会、文联、文协等部门从事文艺工作，1949年后历任《石家庄日报》编辑、记者、副总编、总编，石家庄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石家庄地区文联主任，著有诗歌《庄稼人靠谁》、《我们的农村》、《游击队》、《真正的人》，《曼晴诗选》等。这位抗战老人为人谦和，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与作家飞雁、刘其印先生到兴华街附近他的家中看望他，老人不健谈，但热情。还记得1981年6月，在承德举办的“端阳诗会”上他说：“要深入生活，不去深入生活怎么能够了解百姓了解人民，不了解人民写什么也没有味道。”

抗战作家、诗人李满天(1914～1990)。主编《抗战诗篇》时，我读到了李满天的抗战诗作。李满天处世淡泊，沉稳、内敛、从容，即使是面对名利的时候也从不失态。有一次省文联开会，说起《白毛女》，我才知道这个题材是李满天担任《晋察冀日报》记者时发现的，当时很惊讶，就随口说了一句：“我一直以为作者只有署名的几位前辈。”大家在那里议论，唯独李满天默不作声，坐在那里微微笑着，气定神闲，那种处事的大气和坦然，那种面对名利的淡然，让我很有感触。后来我还就此事问过《白毛女》的作曲之一张鲁先生，张鲁前辈对我说：“‘白毛女’的题材，最初是李满天发现的。”

抗战时期，艾青先生随华北联大来到张家口。我与艾青先生没有深交，只在开会时打过照面。他的“为什么我们的眼里常含泪水，只因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已经成为人们心中的绝唱。鲁黎，他的那首《泥土》一直是我做编辑时的座右铭：“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刘艺亭，这位耄耋之年的抗战老人质朴深厚，记着他的《六月的乡村》和《滏河之歌》，诗中描写了冀南的富庶、安详以及之后日寇带来的血腥。方冰，魏巍先生说：“方冰的《拿火的人》写的是多么平常的一件事，那时，在晋察冀的山村里，每到夜晚，都有拿着火绳给工作人员带路的自卫队员。方冰诗中，不仅使你看见火绳毕剥的火星，闻见火烟的香气，而且使你感到这不是一个人在活动，这是一个有组织的，庞大的人群在活动。仿佛使你看到在晋察冀的山野，在晋察冀的夜里，有无数拿火的人在你前面行进。”远千里，他的《你想想吧》对投靠日寇的伪军说：“日本鬼子滚回东洋三岛时，你可怎么办？”刺其心扉，平实而震撼。我还想起了90多岁的抗战作家、诗人葛文，田间先生的夫人。2015年春节我到北京后海北沿她的家中探望，老人提前半个小时就站在寒风中的大门口等着，见面后一直拉着我的手，目光中充满了慈祥。想起了丹辉、王博习、甄崇德、张庆田，他们有的我无缘见面，有的与我很熟识，但无论那些岁月离开我们多久，那一代人的抗战经历和诗篇，都已经成为河北文学壮阔而璀璨的文字长城。

这几天写这篇文章，脑子里总是想起那些老人（包括梁斌、邢野、李英儒、徐光耀等小说家。顺便说一句，我所敬重的徐光耀老人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实际上，是想起了他们那一代人，说到一个人的风范，是在说他们那一代人的风范。坦率地说我性格的形成与接触他们那一代人有直接的关系，他们资历都很老，有着很丰厚战争与和平时期的经历，都吃了很多的苦；他们的文学成就都很大，尤其是他们的创作成就和很高的学术造诣；他们的性格都坚韧、直率、纯真，有着可信的人格魅力；他们都对自己很苛刻，写作上生活上对自己约束很严格；他们内心都很善良、宽容，有气度，有着近乎相同的精神气场。我们河北省一直被称为文学大省，是由于曾经集中出现了这一代大师和经典作品。这是一个伟大的群体，无论他们当时的作品怎样受着政治的影响，但有几点是别人所不及的：第一，他们都留下了情节和细节，塑造了典型人物；第二，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语境；第三，他们的作品都能够代表那个时代，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是一件非凡的事情。当时国内几乎没有哪一个省份的文学能有河北当时的辉煌。好作品数不胜数，一个数不胜数的好作品出现的省份不可能不被称为“文学大省”。总觉得，他们那一代人有很强的自制能力和自我约束力，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三

河北是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省份，河北这块土地也是诗人的福地，河北文坛的辉煌常以诗歌的繁荣为标志。我们总愿提到那些经典的名字，岁月荏苒，当年提到的一些名字，有的已经离我们远去。有的已经淡出了诗坛，但河北诗歌的主体没有发生变化，依旧是一些坚韧的诗人在支撑着诗坛，只不过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又一代新的诗人群体，已经诞生在河北这块诗歌的土地上。

郭小川(1919-1976)。1955年4月，担任全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的郭小川发表《致青年公民》，以“楼梯式”诗行，用饱满的情怀鼓舞青年人的意志。次年出版了作者的第一部诗集《投入火热的斗争》（作家出版社）。郭小川，生于河北丰宁，本名郭恩大，1937年参加八路军，后入延安马列学院文艺理论研究室学习。全国解放后在中南局工作，后调入北京。郭小川创作作品极多，主要著作有：《平原老人》、《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鹏程万里》、《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昆仑行》等，还有一些政论、杂文作品。他的一些诗作至今仍经常被人传唱，这是河北诗坛的一位经典诗人。我儿时读到的第一部叙事作品，就是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记得开本不大，封面是一位迎风而立的军人。

管桦（1922-2002），原名鲍化普，著名诗人、作家。生于河北省丰润县。1940年入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曾做过随军记者；1943年调到冀东军区尖兵剧社从事文艺创作；全国解放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乐团从事歌词创作；1963年调入北京市作家协会任驻会作家。代表作《小英雄雨来》等，由他作词的儿童歌曲《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我们的田野》、《快乐的节日》等，传唱至今。1970年起动手写作长篇小说《将军河》，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视野开阔、规模宏大的文学巨著，生动地描绘了我国华北将军河地区军民团结抗日的历史画卷，富有华北地区浓郁的生活气息。此外，还出版了《管桦中短篇小说集》、《管桦儿童诗歌选》 、《管桦散文选》以及诗画散文集《生命的呐喊与爱》等。巨幅墨竹《沉雄》、《天风海雨》分别被瑞典、丹麦等国家的博物馆收藏。记得是在2005年的时候，管桦先生的大儿子鲍柯扬专程来石家庄看我，并且送给我一幅管桦先生的墨竹图，让我又一次回忆起了先生的风范。

张志民（1926-1998），河北宛平（今属北京）人。1938年在平西参加抗日工作，1940年入抗大四分校学习。1955年毕业于中央文学讲习所。曾任《北京文艺》主编，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诗刊》主编。著有诗集《死不着》、《将军和他的战马》、《家乡的春天》、《村风》、《西行剪影》、《江南草》、《七月走关东》、《自赏诗》、等。我异常尊敬他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一件小事，记得有一位在北京生活的河北籍作家，电视采访问他是哪里的人，他犹豫地回答说，是北京人吧，以后见了面内心就一直很抵触。而张志民先生一直到晚年，我找他约稿，他一直说自己是河北宛平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去北戴河参加《诗神》主办的诗会，他是《诗刊》主编，但一定要坐火车硬席跟《诗刊》编辑们一起回北京。记得他写的《“人”这个字》：“听书法家说：书道之深，着实莫测！／历代的权贵们／为着装点门面／都喜欢弄点文墨，附庸风雅，／他们花一辈子功夫／把‘功名利禄’几个字／练得龙飞凤舞，／而那个最简单的‘人’字／却大多是——／缺骨少肉，歪歪斜斜……”这是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作品，现在读起来，依旧让人感慨。常常记起小时候彻夜读他的《死不着》和阮章竞先生的《漳河水》的情境。

1955年5月，何理的诗集《唱一唱农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何理（1937-2010），生于河北兴隆，1955年正读初中时出版诗集，同年9月，作为热河省代表赴京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翌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又出版袖珍诗集《喜报》，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创作者会议。1963年夏毕业于河北北京师院中文系，之后到河北省文联《河北文学》当编辑，1971年11月要求回故乡承德搞创作，担任过《燕山》文学丛刊和诗刊《国风》的副主编，著有诗集有《唱一唱农村》、《喜报》、《春的馈赠》、《何理诗选》及长篇叙事诗《天涯风雪》等，1988年的时候《诗神》主持在承德召开全国诗刊诗报主编协议会，邀请他到会，上午的会议进行完之后，他就回家了，我给他打电话请他在会上吃午饭，他说：“听听会就行了，不能吃人家的饭。”其朴厚的人格可见一斑。

  1956年5月，浪波发表处女作《岁月的回答》。浪波，1937年生于河北平乡，原名潘培铭，1959年入河北大学学习，毕业后长期在基层文化部门工作，后任省文联主席。1979年以来，先后出版诗集《花与山泉》、《乡情》、《爱之河》、《自由之神的雕像》、《花非花》、《浪波抒情诗选》等。浪波先生朴实朴素，为人厚道，他曾经做过多年的省文联党组书记和省文联主席，在那一段时间，是河北诗人异常活跃，刊物良性循环的时期，当时河北省有影响的诗歌活动也很多。他虽然是省文联领导，但是大家更多觉得他是个诗人，没有架子，还是那种诗人的气质。记得那时候他经常到我的办公室里聊天儿，一坐就是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谈诗，也谈其他的。他的作品吸纳了传统诗歌的精髓，又颇具当代意识，用词讲究，想像丰富，留下了不少诸如《太行风骨》《京华古意》等名篇。

同年6月，王洪涛在《前哨》文学月刊上发表处女作《植树姑娘》。王洪涛（1937-2000），本名王玉岭，山东冠县人，1961年毕业于邢台师范学院中文系。历任沙河县文教局干事，《俱乐部》杂志编辑，《河北文艺》杂志编辑、组长，《河北文学》杂志编辑组长及副主编、主编，编审，诗作结集有《山水新歌》、《北国春汛》、《山情水韵》、《苏醒的情思》、《海魂》、《回太行》、《王洪涛诗选》等。1963年12月，王洪涛在《诗刊》发表了诗作《莉莉》，反响强烈，成为他的代表作。王洪涛是我的启蒙老师，当年我在《河北文艺》发表的处女作就是王洪涛先生编辑的，他曾经为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改过诗，我在部队的时候，他给我的回信都是用小楷毛笔，字迹周正，像他的做人和做事。

1956年6月，尧山壁的处女作《三房》发表。尧山壁，1939年生于河北隆尧，原名秦陶彬，196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经几年在邢台基层生活写作，于1965年调河北省文联任专业作家，后任《河北文艺》诗歌编辑，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诗集《金翅歌》、《渡江曲》、《尧山壁抒情诗选》等。近年来,尧山壁主要从事散文创作,出版散文集多部，并多次获奖。

1958年5月，刚刚调往河北省任省文联主席、《蜜蜂》文学月刊主编的诗人田间，在其下乡生活的怀来县南水泉村召开了诗歌作者创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除本省重点诗歌作者外，还邀请了当时在怀来下乡的全国著名诗人徐迟、邹荻帆等人参加。会上提出了“开一代新诗风”的响亮口号，这是河北1949年之后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诗会”。同年7月，《蜜蜂》文学月刊推出“诗歌专号”，除原有“社员短歌”栏目外，又新辟了“工人短歌”、“钢铁战歌”等栏目。还刊出了著名诗人郭沫若、肖三、徐迟、邹荻帆、方殷、田间、邢野、远千里、王亚平、蓝曼、曼晴等人的作品。

1958年10月，刘章在《诗刊》10月号上发表《日出唱到太阳落》短诗20首。刘章，1939年生于河北兴隆,读高中时开始发表诗作《矿山之夜》等,1957年返乡参加生产劳动，劳动中坚持民歌体诗歌的写作，后任石家庄市作协主席。曾出版《刘章乡情诗选》、《刘章诗选》等多部诗选集。跟刘章先生结识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河北文艺》诗歌讲习班上。后来我到省文联《长城》、《诗神》做编辑工作，刘章先生经常提着一个蓝色的布包，到省文联我的办公室来坐一会儿。前年搬办公室的时候，我翻出来一张跟他的合影，是上世纪80年代初照的，那个时候我还小，刘章也还年轻，照片上的刘章先生侃侃而谈，笑意舒朗。他平时话不多，常常说几句话，放下稿子就走，当时的《诗神》月刊发表了他不少中年以后的重要诗作。2014年，刘章先生出版了11卷的《刘章集》，囊括了诗人的大部分文字。

1958年4月，申身的短诗《明泊洼》发表在《蜜蜂》文学月刊第4期。申身，1932年生于河北盐山，泊镇师范毕业后担任教师，后从事宣传和出版工作，曾出版《申身诗选》等诗集多部。申身先生和我原来在一个院住，见面就打个招呼。退休以后，他骑着自行车独自一人赴新疆，下江南，非常富有诗人气度和情怀。

1961年12月，方纪（1919-1998）叙事长诗《大江东去》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分神话、现实、理想三部分，此后又出版有长诗《不尽长江滚滚来》。方纪，生于河北束鹿，1939年到延安，抗战胜利后任热河省文联主席，解放战争时期，转战冀中，进城后任天津市委宣传副部长，著有散文特写集《挥手之间》和文学评论集《学剑集》等。

1962年9月，李瑛诗集《红柳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李瑛，1926年生于河北丰润，1945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出有《野战诗集》、《战场上的节日》、《天安门上的红灯》、《友谊的花束》、《时代记事》、《静静的哨所》、《红花满山》、《生命是一片叶子》等。其作品《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曾获1983年首届全国诗集评选一等奖，诗集《生命是一片叶子》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我的中国》获全国优秀图书奖。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当过兵的人，诗风大多都受到过李瑛先生的影响，他诗中的抒情色彩一直是我所敬仰的。李瑛先生为人谦和，每次出版了诗集，都签上名字，非常认真地包装好给我寄来，是一位很让人尊重的长者。

活跃于这个期间的诗人，还有贾漫、雁翼、林希、李学鳌、王石祥、青勃、石英、张雪杉、陈茂欣、金波、程步涛、杜志民等，他们都留下了许多经典篇章，由于他们长期在外省工作和生活，不在这里一一介绍。省内的诗人还有药汀、韦野、吴珹、韩放、村野、桑园、长正、白鹤岭、田歌、任彦芳、张从海、徐淙泉、刘兰松、张诚、聪聪、刘戎生、葛玄、康平、飞雁、郭俊、王中和等。

白洋淀诗群。白洋淀地处河北保定，白洋淀诗群出现于1970年代末，当时一些在白洋淀插队的“知青”，很多人都走上了诗歌、文学创作之路。白洋淀离北京较近，是当年无数的“知青”下放点之一，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家庭背景优越能够接触西方文学作品的“知青”。他们自发地组织民间诗歌文学活动，逐渐形成了白洋淀诗群。在北京、河北、福建、贵州等地，都有这样的诗歌写作活动，且有的形成某种“群落”的性质。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写诗，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自身处境有关。这是“红卫兵运动”的落潮期，其诱因和动机来自对精神上经历的深刻震荡，以及个体对真实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的探求。代表诗人有芒克、多多、林莽等。我与林莽等人是至交，这么多年，做人作诗做事风格相近，可谓知之甚深。

1979年3月，姚振函在《诗刊》发表处女作《清明，献上我的祭诗》。姚振函（1940-2015）,河北枣强人，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出版诗集《时间擦痕》、《土地和阳光》、《感觉的平原》、《在平原，吆喝一声很幸福》等多部,后任衡水市文联副主席，“冲浪诗社”成员。姚振函写诗，也些散文，姚振函是河北诗歌的标志性诗人之一，我曾经称之为“感觉派”、“平原派”。他的诗大气、灵透、智慧、广阔，给生存的土地注入一种细致的、精致的同时也是宏大的精神气场，使他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开创性价值。我一直认为，姚振函之所以被称为“大地诗人”，是因为他真正了解土地、融入土地，使作品具有了土地的性格。这样的诗人其实真的不多。姚振函从没有简单地记录、复制生活，没有像一般作品那样对生活作直接的“剪影”。 姚振函的诗看似细微、松弛其实深邃、辽远，这源于他的智慧和对诗歌的个性化的理解、感受和表达。一组《感觉的平原》成为乡村题材诗歌的经典之作，至今读起来仍然让人感慨。

1979年6月25日，大型文学丛刊《长城》创刊。该刊创办时，旭宇任诗歌散文组组长，刘小放任诗歌编辑，之后王洪涛、郁葱曾任诗歌编辑。

1979年8月，戴砚田在《新港》文学月刊发表诗作《不落的星斗》。戴砚田，1932年生于河北昌黎，1948年参军，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曾任花山文艺出版社编辑，《诗神》主编。著有诗集《春的儿女》、《我属于青春》、《帆影》、《渴慕》和散文诗集《星光星光》等多部。1987年我到《诗神》任编辑部主任，和老戴共事过一段时间，那是一个有激情，有活力的人，真诚直率真。

1981年6月，在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创作评奖(1979——1980)中，共有7件作品获奖。河北诗人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边国政的《对一座大山的询问》、肖振荣的《回乡纪事》、刘章的《北山恋》等4首(组)作品同时获奖。

张学梦，1940年生，河北丰润人，曾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张学梦是一位有着独特的敏锐、睿智、激情、朴素等诗人气质的诗人，视野开阔，思想深邃，堪比哲学家，他思维和表达的理性与严谨让人惊叹。张学梦的早期作品是现实主义的，他在中国工业文明中追寻人性的尊严，一部《现代化和我们自己》脍炙人口，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大量的代表现代文明的器具、意象、词语入诗，以浓郁深刻的理性色彩呼唤改变，呼唤人性的苏醒和个性尊严，在当时的中国诗坛振聋发聩，令那些遮遮掩掩无病呻吟的缱绻之作顿失颜色。在河北诗歌界，张学梦磊落坦诚的胸怀，平易随合的柔肠，对名利淡泊超脱的性情是得到大家公认的。以张学梦在中国诗坛的成就，他自然应该处于荣誉、花环和掌声的包围之中。但他对于这些总是明确地拒绝，我和诗友们曾在一起议论说：走近张学梦的诗歌，以其思想和艺术的高度，在你面前实实在在的矗成了一座高峰；而走进张学梦的人品，则是一座更为巍峨的高峰，是那些穿着功利之靴的枯名钓誉之辈永远也不能企及的高峰。我觉得河北有两位诗人被遮蔽了——伊蕾和张学梦。一直觉得张学梦在河北诗坛，无论是人还是诗，都是绝无仅有，而伊蕾是中国当代特色最为鲜明的女性诗人，我们河北乃至中国诗坛对他们的研究的确非常欠缺。当然还有姚振函和刘小放，他们的乡土诗（这里使用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在中国诗坛具有开宗立派的意义。

边国政,1944年生,辽宁铁岭人，著有诗集等多部,曾任石家庄地区文联副主席。“冲浪诗社”社长。一首《对一座大山的询问》展示了他的睿智和深刻。即使他担任过诸如专业作家、《茶余饭后》报社总编、市文联副主席等多种社会职务，但我感觉，他更在意的应该是“冲浪诗社”社长这个“职务”。边国政至今仍一腔豪情，跟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他有血性，也理性，思维敏捷，早年一直举办“诗歌夏令营”，许多孩子写诗，就是从那里起步的。这些年他写诗少了，但他读诗、谈诗，激情依旧。边国政率直纯真，骨子里具有诗人气质。

  　萧振荣（1943～2010），石家庄人, 著有诗集《远行》等多部,曾任石家庄市文联副主席。记忆最为深刻的是1999年年初，当时老萧已经退休了，我主编《河北50年诗歌大系》，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由于我当时忙于《诗神》、《诗选刊》的编辑事务，主要选稿工作结束后，后续大量的编辑、校对工作是由萧振荣、苗雨时两位兄长完成的。那么多的作品、评论、诗人介绍、大事记，振荣都看了好多遍。而且当时经费不宽裕，没有什么编辑费，萧振荣、苗雨时两位几乎都是无偿地在做这件事情。这部著作得以在1999年9月出版，振荣可谓呕心沥血。后来编辑《河北历代诗歌大系》，同样也得益于萧振荣的辛劳，查找资料、编辑注释，真的是日夜兼程。那时几百页的稿件在我的办公桌、床上都铺不下了，又铺了一地，校样来了，我就给萧振荣老兄打电话，他骑着摩托车就赶来了。至今想起来，依然让我感慨和感动。那些年，我在《诗神》和《诗选刊》，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几次想调动工作，每次都被老萧拦住了。老萧说：“不管什么时候，有多难，你说离开《诗神》、《诗选刊》，我都不同意。”事实证明，老萧是对的。一个细节就可以说明我与老萧的关系：他是可以在我的办公室抽烟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1981年6月3日到10日，河北省作家协会和承德地区文联在塞外山城承德联合召开了“端阳诗会”，河北各地30余名中青年诗人到会, 诗人流沙河、诗评家丁力、宋垒、尹一之、杨金亭以及杨兆祥、刘岚山和吴超等应邀出席。会上田间和曼晴着重就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与大家交流了看法,倡导新诗要发扬屈原以来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这次会议对河北诗歌很重要，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1981年，旭宇诗集《醒来的歌声》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旭宇，1941年出生于河北玉田，毕业于河北大学教育系，编审，一级作家。1979年4月任河北省文联《长城》杂志社编辑组长，1981年参加河北省书法家协会的创建工作，1983年11月任河北省文联民间文学研究会主席兼秘书长，1987年5月任河北省文联《诗神》杂志社主编，1996年10月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1997年11月任省书协主席兼秘书长，2000年至2010年12月任中国书协第四、五届副主席。旭宇先生是诗人，又是著名书法家，诗坛泰斗臧克家给予了高度评价：“融诗为书，化书为诗。其诗清新自然，独树一帜；其书，刚健流丽，自成一家。”著有《春鼓》(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远行者》(散文诗集)等。我与旭宇先生共事多年，是多年的至交。对我说来，旭宇先生亦师亦友，这么多年，一直有着越来越浓的情分。

1983年，在《诗刊》社举办的“1981——1982 年”优秀诗歌作品评奖中，河北诗人刘小放的《我乡间的妻子》获得一等奖。刘小放，1944 年生，河北黄骅人，著有诗集《大地儿子》等多部，后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秘书长。出版了《大地之子》、《刘小放诗选》等著作。他为人真诚，记得我2005年获得鲁迅文学奖，小放得知消息后的半夜和凌晨接连打了好几个电话，抑制不住地为我兴奋。2001年，也是由于他极力挽留，我才没有离开《诗选刊》，这样的亲情，是值得在意一辈子的。一组《我乡间的妻子》成为乡村题材诗歌的经典之作，至今读起来仍然让人感慨让人折服，他把这类题材的作品的包容量狠狠向前推了一大步。我说过，如果说乡土诗这个称谓成立，那么，我的诗兄刘小放和姚振函的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应该具有独特的意义，被我称之为新时期以来河北农村题材诗歌的“双雄”，刘小放的深厚、朴素和深邃，姚振函的开阔、洒脱和宽广，至今无人企及。

　　伊蕾，1951年生，早年下乡插队，后来当工人，期间开始诗歌写作。一组《独身女人的卧室》，奠定了她在中国诗坛的独特位置。但在河北的时候，她也屡经磨难，甚至她已经被评为“河北文艺振兴奖”获得者，但临近颁奖，不可思议的是她的奖项又被取消了。后来伊蕾回了天津，在《天津文学》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辞职独闯俄罗斯。后来在北京定居，收藏、画画，在798艺术园区生活得很“艺术”，经常有电话打来。总觉得她多年没有变化，纯真、稚气、率真、优雅。《伊蕾诗选》非常经典，许多国内的所谓诗歌获奖作品，与她作品的质量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她是一个时代诗歌的代表性人物。前一段我写了一组《示友书》，其中的《致伊蕾》中说：“你无法躲避尘埃，/你也就从来不躲，/每到这个时候，/你柔弱的女性身体，/就变成墙了！” 

1985年，河北诗坛发生了两件大事。1月，《诗神》双月刊在石家庄创刊，由花山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艾青、臧克家、田间、张志民、李瑛、柯岩、邵燕祥、雁翼、流沙河受聘担任顾问，贺敬之撰写代发刊词。1986年改为月刊。1987年之后由河北省文联出主办，1996年之后由河北省作协主办，戴砚田、旭宇、郁葱先后担任主编，刘小放、陆地、刘松林先后担任副主编。《诗神》以其深厚包容的艺术风格和品质，容纳了多种风格和流派，展示了燕赵诗歌的风范。刊物连续获得华北地区优秀刊物和河北省十佳期刊称号，成为河北文学的一个重要品牌。2000年，由于不恰当的行政干预，《诗神》改刊为《诗选刊》，我尽了最大努力试图保住这个在诗坛形成广泛影响的品牌，但是没能做到，而且还使我在省作协的处境变得很艰难，但我至今不悔。作为《诗选刊》的创办人，我尽力使刊物延续了《诗神》的精神气度，在《诗神》大气、灵气、有底气的办刊风格基础上，使《诗选刊》形成了先锋、经典、多元的品质，一些在诗坛产生广泛影响的专号和栏目就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为了发现新诗人，《诗选刊》保留了一定数量的首发稿页码。创办初期，我问铁凝：“我们的刊物该怎么办？”铁凝说：“选最好的诗人，选最好的诗”，应该说，这个目标我们达到了。细心的朋友一定会注意一个细节：我为《诗选刊》保留了《诗神》的总期数，这是为了使刊物有一种精神延续。

1985年6月，河北省诗歌座谈会（又称“涿州诗会”、“芒种诗会” ）召开，提出繁荣诗歌创作九条措施。在河北文学界，似乎一直有一种现象：这个省份的作家诗人扎实、内涵，但欠缺先锋和敏锐，一些影响国内诗歌进程的诗歌现象，基本与河北没有什么关系，河北基本上没有诗歌事件，这既说明河北诗人的沉稳和定力，也不能不说是河北文学的一个缺憾。但在1985年，这个“惯例”被打破。这次诗会上，青年诗人边国政、刘小放、伊蕾等十位诗人成立了“冲浪诗社”并发表了“冲浪宣言”，之后，中年诗人浪波、刘章、戴砚田等结成了“中流诗社”；更年轻一些的诗人宋克力、刘向东、周力军等成立了“弄潮诗社”。“冲浪诗社”十位诗人年龄有差异，而且创作风格有差异，但情感相近，追求的恰恰是“差异”而不是相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诗社在河北乃至更大的地域中，延续的时间最长，诗歌成就也最大，是新时期以来河北诗坛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在一篇旧文中我曾谈到“冲浪诗社”：“‘冲浪诗社’作为河北诗歌界最有实力的群体，在艺术变构的幅度上带有前导、实验性质，我称之为新时期以来‘河北诗歌的骨架’，他们没有虚妄地宣称和前辈诗人的‘决裂’，而是轻松自信地在饱吸了前辈诗人值得吸取的汁液的基础上重铸一格……”包括以后由河北青年诗人李寒、东篱、北野、李洁夫、见君、宋峻梁、石英杰组成的诗歌群体“燕赵七子”，也在精神向度上与“冲浪诗社”有着难以割舍的亲近和脉承，这对于河北诗歌乃至中国诗歌具有史学价值。我有意将“燕赵七子”与“冲浪诗社”对应，并不是指的他们的创作成就，而是我看重从“建安七子”、“冲浪诗社”那里延承下来的精神气息和气度、那种坚韧、沉实和独立的个性，我想到，延续“七子”的名字对我们七位诗人无疑会构成一种无形的涵盖和隐形高度，让他们在一个高起点上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有很高的精神起点，这对一个诗人非常要紧。1987年6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河北青年诗人诗集丛书“冲浪诗丛”，这在当时的诗歌界也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是河北诗坛诗歌创作上一个阶段结束的节点。

1999年10月，《河北50年诗歌大系》和《河北历代诗歌大系》相继出版。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填补了河北诗歌的一项空白，被誉为河北诗歌的百科全书和标志性选本，由郁葱主编。

  郁葱，原名李立丛，生于1956年7月，1974年在《河北文艺》发表处女作，出版诗集《生存者的背影》《燕赵》《尘世记》等11部，散文评论集《艺术笔记》《谈诗录》等多部。2005年6月，《郁葱抒情诗》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2005年6月，陈超评论集《打开诗的漂流瓶》、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陈超（1958-2014），诗人、理论家，曾任河北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世时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现代诗学，现代西方哲学。 陈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开始，就一直站在当代诗歌创作的前沿。随后，他的诗学论著《生命诗学论稿》问世，以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独特的理解角度，创造性地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立场。这种立场在后来的著作《打开诗的漂流瓶》、《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以及诗集《热爱，是的》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直接触及诗歌的本质——生命的咽喉被扼住无法吞吐而又吐出来的东西便是诗歌。

  大解，原名解文阁，生于1957年，做了多年《诗神》编辑、副主编，与我共事多年。大解的诗有一种坚砺的壮阔感，他的作品大气、厚重，除了鲜明的个性特色，又有一些寓言的质地，丰富了他诗的内涵，而诗意的纯熟也使得他的作品有了这个年龄应该有的色泽。大解是河北省的一位成熟的中年诗人，如同这个年龄的诗人们所具有的创作特征一样，他的作品稳健，从容，深刻，诗句基本上是多年来的经历积淀的，这类作品的特征是具有持久性，它不是那种应时的即兴的东西，也未必在发表当时产生瞬间的影响，但这些诗可以留下来，让人们读下去。说起来简单，但这体现的是一种专业水准。出版诗集《悲歌》 等。2014年，大解的诗集《个人史》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张洪波，1956年出生，吉林敦化人，冲浪诗社成员。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诗集：《黑珊瑚》、《独旅》、《沉剑》、《张洪波短诗选》、《生命状态》等。散文随笔集《摆脱虚伪》，童话集《童话石油国》等。张洪波后来离开了华北油田，回到吉林老家，先是在几家出版社工作，然后办文化公司，与我一起编辑过《诗选刊》。洪波精力旺盛，也外向，好交往，各种场合应付自如，这一点与我正好相反，也算互补。他这几年又出了几部诗集，一直创作力不减。

刘向东，1961年生，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山民》、《谛听或倾诉》、《母亲的灯》、《刘向东短诗选》（中英文对照）、《落叶·飞鸟》、《顺着风》等10部，另有散文、文论集《惦念》、《白纸黑字——刘向东文论集》等。获得过第八、九届河北省政府文艺振兴奖和 “孙犁文学奖”。他的诗颇有燕山风范：舒朗、灵透、温和。我与他最初的交往是在1977年以后，当时他参军到张家口下花园，他们的驻地就是我们部队移防以后留下来的。后来就通信，1978年以后我到了省文联，也由于他父亲刘章先生的关系，就有了更多的接触，再后来，他调到省作协，我们就成为了同事。他这些年埋头写作，著作颇丰。

杨如雪，1965年生，出版诗集《家住青州》，《读者》、《家庭》等杂志签约作家，以《爱的尼西亚信经》驰名诗坛。这位曾叫做杨平的诗人在我的印象里成熟很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为诗坛所认可。这是一位灵透，真诚的诗人，她常以一种毫不掩饰的生命本真冲撞人的心灵，是一位用灵魂写诗的诗人，我们总能从她的创作中感到自觉的创新意识。应该说，我们并没有面对一种普遍的诗意，但杨如雪却能让你与她一起体味她所感受到的美好与沉重，这是一个成熟的诗人给人的感觉。近年来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写作大量心灵环保文字，并在全国各地举行传统文化讲座，写诗少一些了。

李南，1964年生，2016年11月获得的“昌耀诗歌奖”。李南是河北青年诗人中的标志性诗人，她做人与写作扎实内涵，在已经被世俗化了的诗坛，在某些满是媚态的女性诗人面前，她总显得高贵和自尊。李南诗歌具有真正的自由和神性，同时有着穿透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质感和威慑力。她的诗歌大气，节制，曲张有度，具有自觉地关注生命，关注人类的风范。

简明，生于1961年，原名张国明。出版诗集《不明飞行物》、《高贵》、《朴素》等多部，长篇报告文学《千日用兵》、《感恩中华》（合著）等，作品多次获奖。

韩文戈，生于1964年，出版诗集《晴空下》、《万物生》等多部。一场大病之后，韩文戈诗歌有了质的飞跃，作品一直保持在诗歌的高档位，这是生命和命运对他的补偿。他的诗歌朴素、本真，远离繁复与芜杂，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深度，更多的是对生命的穿透力，读韩文戈的诗歌会不自觉地想到“文化”沉静深厚的份量。韩文戈近年来的写作充满了生命气场，有外在的凝重、质朴，又不乏内在的精细和古典。

20世纪70年代之后活跃于诗坛的还有何香久、徐国强、杨松霖、曹增书、刘晓滨、逢阳、白德成、王俭庭、王树壮、桑木、靳亚利、房泽田、刘松林、郑世芳、李明瑞、王建旗、赵云江、余畅、谷地、安顺国、曹继强、醉舟、鹤箐、青铜等等。

四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一大批更具活力的青年诗人开始步入诗坛，他们的创作，被称之为“掠过河北文坛的诗歌劲风。”他们承袭了河北诗歌慷慨悲歌、浩浩大气的诗风，在一种宽容、包容、自由的创作氛围中成熟起来，他们各处有自己创作个性和亮点，在喧嚣浮躁的世风之下，他们不结盟的、不成帮派和体系的、各有遵循与创见的写作特点尤为明显。我一直坚信真正有潜力、有希望的诗人必将从这些不事喧嚣、潜心创作的人中出现，但愿这个观点能被我的这些年轻诗友们的创作成就所证实。

河北青年诗歌群体的形成，具有以下几个条件和特点：1、某一个地域有一定的诗歌、文学创作传统，有一个好的诗歌氛围。2、某个地域里，有一个或几个创作成就突出，热心发现新人的诗人。3、有自己作品的展示平台——诗歌刊物。唐山的《凤凰》、衡水的《67度》、张家口的《守望》、邯郸的《建安》等等都在推出当地青年诗人方面尽心竭力，使得一些新人更早为诗坛所知。4、诗歌群体对个人写作是包容不是限制，青年诗人写作风格多元，不拘泥于地域特色，不局限于所谓“诗风”，艺术上不是为了趋同而是为了展示个性。5、诗歌活动（如举办八届的河北青年诗会）有意识地持续推动。“河北青年诗群”，这既是一个称谓，也是河北文学的一颗果实，这个群体是河北诗人中最为大的一个群体，支撑着河北当今的诗坛，

晴朗李寒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生于河间农村，曾经辗转于国内外做俄语翻译，最终落脚石家庄。写诗，译诗。著有诗集和译作多部。长期近乎流离的生活，让李寒对人生以一颗冷静的头脑保持“质疑”“拷问”以外，也更多了一些对生命的“从容”和“谅解”。李寒说他的日子就是“一把生锈的锯子，在腐烂的木头里/ 寻找火焰。”他在作品风格上的变化自如，也来源于他作为一个翻译家广阔的视野。写诗写到最终，还是要写学问，我一再重复的这个观点不知道诗人们能否认同。李寒写诗，而更多的时间在翻译诗，淘书、读书、译诗似乎成了李寒每天必备的功课。他出版了个人诗集《秘密的手艺》等5部、译本《阿赫玛托娃全集》等，参与合译的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也将正式出版。

东篱涉及的题材广泛，颇具深度。他的名字最初在刊物上出现的时候，作品已经相对成熟。他涉及的题材广泛，颇具深度。那几年他尝试过不同的手法，比如用口语写诗。我曾经说过，一个成熟诗人的标志之一是能够用多种形式写作，这一点东篱的写作与我的思路契合。当然，最终他回归到自然的写作状态，这显然是他的优势，也是他的根基所在。东篱的精神坐标，是以自己的文字来丈量语言与情感之间的距离，来平衡诗歌与思想之间的高度。作为大地震的幸存者，东篱又以富有个性的目光和笔墨观察社会，剖析时代。他崇尚文学正途，也不放弃追求精神高度和艺术难度。近年的创作，诗人将视野转向了对地域性场景的认知和书写，这是他系统化创作上一个持续的命题，对地域文化的守护，也恰恰是一个有责任感的诗人所应担当的人文情怀，东篱试图让自己在这方面写得更自然，更精道，展示了他独有的诗性气质。

孟醒石在《诗选刊》发表作品时才24岁，是个一说话就脸红的小伙子，后来多次参加省作协的“端阳诗会”和“河北青年诗会”，《诗选刊》连续推出他的诗作，在全国产生了影响。与大多数“70后”一样，他从农村走出来，大学毕业后租住城乡结合部，对高楼大厦难以亲近，而故乡又回不去了。这种边缘人的状态贯穿他的青年时代，留下了深刻烙印，教给他如何去爱，记下成长中的种种不堪，赢得了一定声誉，获得了一些诗歌奖项，孟醒石积累了不少佳作，参加了《诗刊》举办的第三十届青春诗会，出版了诗集《诗无极》等。

“燕赵七子”之一的北野在完成着他自己的诗歌工程“燕山上”的写作，让人感觉燕山有北野真是幸事。通过《诗刊》、《飞天》、《民族文学》等刊物的精彩亮相，北野的诗歌可以表明，一地一山一草一木，只有获得人文关照，文化气脉的流布畅通，获得现实与历史的深层对话，以及历史记忆的纵深感和现场感，它的批判和传承意义，在消费主义肆虐的当下社会才具有思想的力量。北野是深远的，他的声音是“金灿灿”的。

李浩以写诗起步，以小说获得鲁迅文学奖，在诗歌创作上打破了这几年相对的沉寂，他把自己的诗歌创作看成是与自己内心的秘密交流，它们被埋藏在电脑里，纸片里，但坚持仍在，思考和呈现仍在。可为佐证的是他的40万字的长篇《镜子里的父亲》的结尾。这部繁复、诗性、充满哲思的小说结束在一首诗上，在经历长篇创作的“掏空”之后，在生活和工作的起伏之后，有理由相信，李浩的诗歌创作会迎来一个相对的个人高峰。

王琦的诗歌风格超然洒脱，自然平和。丰富的阅力，深刻的思考，使他的作品可感受可触摸，有了一种平静的力量和广度。他的作品深情，悠远，透出逐渐展开了的胸襟。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真切而平实，表现出开阔而清醒的内心世界和一个成熟诗人的精神气度。

天岚是张家口的“80 后”诗人，早年在唐山上学时就开始写诗，后来到了石家庄。受海子诗歌的影响大一些。他的诗乡土气息很浓，散漫着一种忧郁。如：“打谷场是一个好地方/它是村庄周围唯一一块平地/ 粮食无法滚落/它聚集着所有的丰收/ 又掩盖了荒凉”（《五月归乡》）。天岚诗技成熟，语言凝练，是张家口守望诗群中年轻的一位，也是最有潜力的一位。

这一批诗人人数众多，而且品质都很高，像宋峻梁、李洁夫、见君、石英杰、高梁、韦锦、殷常青、宁延达、吕游、陈德胜、李子光、王克金、高昌、林子懿、齐宗弟、郑茂明、祁胜勇、赵素波、李非非、张非、赵旗、温国、沈阳、刘普、代红杰、王连杰、毕东海、高焕双、焱冰等等。

近年来，河北还出现了一个有锐气有质感的女性诗人群体。我更愿意用一位诗人对她们的评价：“河北诗歌鲜花烂漫。”她们有着自己的诗学主张并且用不同的方式各自绽放。

王雪莹原来一直在黑龙江工作，担任过《北方文学》的常务副主编，后来到了河北。她的诗沉稳灵透，像她的人一样知性。王雪莹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白兰作品质量一直非常均衡，这么多年，她一直在用心写诗，《诗神》很早就在头条发表她的作品，能够是自己的作品质量这么多年持续在一个较高的水准，应该是她认真生活、在意写诗的结果。

在青年女诗人中，唐小米个性鲜明。这在于她优秀的诗作，也在于她洒脱的为人。无论多么普通、凡俗的事物，都能在唐小米的语言中变得鲜活、灵动。她不在常规中，丰富的想像力、充满活力的意象使得我们开阔起来。即便是许多在人笔下沉重、严肃的话题，也会在她的诗中呈现一种幽默和轻松，这是可贵的功力。她参加了《诗刊》举办的“青春诗会”，并多有佳作入选各种年度选本。

不断的磨砺与蝉蜕，使胡茗茗的视界更加开阔，特别是最近两年，获得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等多种奖项，都给了她屡次推翻自己苦心构建的诗歌宫殿，重塑诗意寓言的极大动力。我发现，这已经和二十年多前在《诗神》编辑部做编辑的那个青涩的胡茗茗大不一样了。同时，我又感到了她深陷在一种纠结与挣扎中，如同不断痛苦蝉蜕后的蛹，每次都能带来无限新的生机和惊喜。

施施然的创作很活跃，诗歌作品频频发表于《诗刊》、《光明日报》、《青年文学》等报刊，入选《中国年度诗选》等选本。施施然对内心深处“庙宇”落下太多灰尘的警惕和觉醒，是一个优秀诗人所必备的成功的基石。

张萌笔名青小衣。近年勤奋和活跃的女诗人，在刊物上发表了很多作品。诗句间充满女性诗人诗歌的美感。其诗风细腻，柔美，温情，生活细节、情绪情感，信手拈来皆可入诗中。

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红莲，在创作上则相对轻快许多。红莲2008 年开始写诗，在诗歌语言的驾驭能力以及写作方式上，一直保持着一种淋漓和快感。红莲的诗这几年成熟了，写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真实可触。她的语言表述简洁，干净，朴实，练达，却能触动读者内心。

近年来，更早一些的河北女诗人梅洁、杨林勃、卢品贤等都为诗坛留下了精彩篇章，之后曾经在河北工作生活过的和至今仍然活跃于诗坛的河北女诗人还有胡玥、赵丽华、王秀云、幽燕、李点儿、梧桐雨梦、清梦无痕、梅驿、晨阳、立杰、左小词、聂未央、吉葡乐、李桐、艾蔻、李磊、安世乔、林荣等等，她们在各自的写作中均有不俗的表现。

我们相信，不管是生活上的重负，还是精神上的超压，经历过痛苦蝉蜕的女诗人们，会和众多诗人一样，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也有理由相信，几经历练的她们，一定会对命运和文字有更深更透的理解和彻悟。

五

在河北诗歌现象中，不能不提到一个独特的现象：评论家诗人。双重身份使得他们的诗学意味更加浓厚，或许是对别人诗歌的关注造成了对自己诗歌的苛刻，因而他们多是内省而谨慎的。这其中有冯健男、苗雨时、马嘶、苏庆昌、王惠云、周申明、刘绍本、许来渠、张海宽、霍俊明、辛泊平、桫椤、李建周、刘波、薛梅等。

冯健男（1922-1998），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同年参军南下。曾任《解放军文艺》编辑，张家口地区文联、河北省文联干部，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系主任，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河北省文学学会会长。著有专著《作家的艺术》、《创作要怎样才会好》，编著《荷花淀派作品选》、《冯文炳选集》，主编《晋察冀文艺史》、《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略》等。

苗雨时，1939年生，河北丰润人，1965年毕业于河北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历任河北廊坊师专中文系主任，教授。河北省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的审美》、《燕赵诗人论稿》、《从甘蔗林到大都会——当代诗歌卷》等。《简论诗歌的时间》获河北省第三届文艺振兴奖，《燕赵诗人论稿》获1996河北社科奖。与苗雨时先生相识，要追溯到1983年1月，当时的《长城》文学丛刊由旭宇先生主持，在廊坊召开“河北青年诗歌定稿会”,并在同期以显著位置和大篇幅推出“河北青年诗人十一家”，他们是张学梦、刘小放、姚振函、边国政、逢阳、白德成、郁葱等。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河北青年实力诗人第一次集中展示，苗雨时先生专门为这些作品撰写了评论“一丛带露的鲜花”，附在这些组诗之后。“冲浪诗社”成立后，苗雨时先生始终关注着“冲浪诗社”诗人们的创作，被年轻诗人们誉为“保健医生”。苗先生为人朴厚扎实，是个严谨的学问人。按道理讲他在大学做教授，应该口如悬河，但平时他的话并不多，显得异常内涵。想到原来他写的那些评论，也想起了许多往事，更使我感觉到我说的那句话：“真正的好诗人好的评论家都是内心开阔心溢良善的好人。”

周申明(1936-2001)，笔名华岱。河南尉氏人。1960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曾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历任河北大学中文系教师，河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评论集《双花赏评》，专著《孙犁的艺术风格》(合作)、《孙犁评传》(合作)，叙事长诗《赵家谭传奇》，主编《新时期争鸣小说选》等。周申明为人真诚，既是文艺工作的领导者，也是评论家，他对作家诗人非常理解，一直与他们相近相知。

刘绍本，1938年12月生，北京市人。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50年考入北京市第五中学， 1964年大学毕业后到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主编《杂文百家专专访》、《现代杂文百家百论》、《中国杂文鉴赏辞典·古代篇》、《曹禺研究论集》、《百年儿童文学精品库（六卷本）等。有200余篇文学评论论文见于各报刊。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文章学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石家庄市文联副主席，《作家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等。刘绍本先生学识渊博，坦荡开阔，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歌理论家。

霍俊明，1975年生，河北丰润人，诗人，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新诗史学与新诗理论研究。任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新诗界》常务副主编，《汉诗年会：10+1》编委。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大学语文》等，合著《中国文情报告》等。霍俊明的诗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张弛有度，是一位很有造诣的青年诗人和评论家。

刘波，1978年生，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现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与新诗研究。曾任《燕赵都市报》社新闻记者、副刊编辑，出版公司图书编辑等职。在《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文艺评论》、《诗探索》等刊发表评论文章多篇，出版有专著《“第三代”诗歌研究》。于“诗生活”网开有评论家专栏，获得《诗选刊》“2011中国年度诗歌评论奖”。

辛泊平是一个多元的诗人何人评论家，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由长期、大量的阅读积淀而成的综合文化素养。他的诗歌，既有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又有对当下与词语的深度关注与探索，有书卷气，也有空灵感。他的评论不拘泥于学院的固定模式，而是从生命角度切入，有着对灵魂的深度触摸。可以这样说，不论是诗歌还是评论和随笔，辛泊平都是以灵魂的话语方式与古代对话，谈及历史的轮回和岁月的皱褶，谈及人性的沉沦与人生的无常，谈及对时间的感悟，对生命的疑惑。那些深刻的话题，那些严肃的话题，那些在速度中变得可疑的话题，只有在此时，才以丰盈的姿态擦亮寥落的文字。

桫椤是一位长期关注诗歌的评论家，对当下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生态有着敏锐的观察。无论是对诗人个体创作的审视，还是对诗歌群体生态的观照，他从不脱离文本说话，在诗句中寻找诗歌对人生和世界的暗喻和诠释。他的观点从诗歌丰厚的创作现场出发，在通常的逻辑中探寻诗歌的隐秘世界。他善于剖析、归纳和总结，试图建构诗歌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表达谱系，抓住生命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用理论的方式抵达诗歌和灵魂的本质。他还进行多元化的诗歌创作实践，诗作善于发现日常事物在时空格局中的位置，通过物像表达生命的存在感。总之，他以理论高度和感性实践行走在诗歌的丛林中。桫椤的文学评论集《阅读的隐喻》收入“河北批评家文丛”，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李建周认为：在巨大的时代神话面前，如何把内心的剧烈冲突转化为诗歌的有效形式，是对每一个有良知的诗人的考验。在他看来，让生活的镜头慢下来，让情绪沉淀下来，正是为了请出那个被层层叙事围困的“绝对的虚无”。通过修辞术的锤炼，将与“虚无”的种种对话转化为诗歌批评的风景。在时间、空间的多重秩序中引入一种“不思”与“必思”的互动，以突然减速的方式处理时代的喧嚣和疯狂，在悖论中逐渐打开一条艰难但却更为有效的进入当下诗歌的通道。

薛梅的诗歌评论主旨明确，意到笔活，情在话中，见解精秒。讲究运文的语言，议论的活力与谋篇的文采。她的评论语言常常有“神思方远，万涂竞荫。”“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使其诗歌评论产生了持久的艺术活力与魅力。有个性，有特色的展开独到的见解，富有思想的条理性和思维的逻辑性。薛梅评论文章多次获奖，诗歌在《星星》、《中国诗人》等多种报刊发表。入选多种诗歌选集。

另外一些诗人兼评论家，也陆续在诗坛引起反响。如杨献平、曹英人、阿平等人，他们对诗歌的理解独特而诚恳，为河北乃至中国诗坛的诗歌评论体系建设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这些年来，河北省还举办过一些影响深远的诗歌活动，设立过一些文学、诗歌奖项，如“河北文艺振兴奖”、“孙犁文学奖”、“河北诗人奖”等，这些奖项的设立，为河北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我一直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一定要有诗歌记录他的生存史，心灵史，思想史，这是大诗出现的基础，也是一个诗人成熟之后应该具有的艺术追求。近年来，河北诗人开始了自觉地经典写作，他们在变化，在深刻自己，艺术上更加成熟。变化是必然的，成熟也是必然的，艺术上的成熟在于风格的形成，也在于艺术上的多元，我更愿意看到当代河北诗人持续的、精致的创作，期待在他们中间能够出现传世大作。一百年来，“河北诗群”的概念都是一个庞大、扎实却又坚实的群体，她青黄相接，扎实朴厚，源源不断地推出河北诗人，为河北省的诗歌创作补充着营养，输送着内力，捍卫生命的尊严和诗歌的道义，展示着河北文学的璀璨，这是河北诗歌的辉煌，也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理由。

2017年12月19日

（本文原载《长城文论》丛刊2018年第1期）

作者简介：

郁葱，原名李立丛。当代诗人，编审。《郁葱抒情诗》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著有诗集《生存者的背影》《生活记》《尘世记》、随笔集《艺术笔记》、评论集《谈诗录》等多部。现居石家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