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存在的诗性哲学表达
——评《白的鸟 紫的花》
吴投文

从龚学明诗歌创作的历程来看，他的创作起步较早，1984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大三时即在当时有广泛影响的《诗歌报》上发表处女作，随后在各大报刊发表作品，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出版有诗集《河水及人》《冰痕》、散文集《艺术创造人生》、随笔集《上海有梦》等。更早一些，他从中学时开始文学创作。在当时的文学热潮中，有文学情结的人比比皆是，他大概属于最坚定的那一部分。我注意到，他大学毕业后进入新闻部门工作，长期从事新闻和文学的写作，发表的新闻和文学作品在万件以上。他对这份不菲的成绩极为低调，平时极少声张，这与他为人朴实的一面是一致的，也可以见出他对自己的事业和文学写作怀着至诚的态度。现在很多人羞于谈文学信仰，可能是生存环境压抑的结果。文学很难带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于生存几无助益，很多人离它而去，这是现实选择的结果，也是文学大浪淘沙的结果。我觉得龚学明是一个有文学信仰的人，他的诗歌创作就是一个验证，他的坚持所带来的结果是创作上的深度和厚度。这在他的诗集《白的鸟  紫的花》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白的鸟  紫的花》是龚学明近几年诗歌的结集，也是他的第三部诗集。诗集分上中下三辑，每辑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在对生命存在的凝神观照中又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成熟的个人风格。上辑“白色的鸟”包含着112首诗，实际上是一个围绕着诗人父亲病情进展，直到父亲去世，抒写至爱亲情，体悟生命存在的大型组诗。写亲情的诗很容易流于琐碎和写实，不易超越个体的感受，这组诗却写得相当开阔，极其感人，在诗人具体的感受中有一种辐射性的生命哲思。龚学明说，写这组诗时，其中有很多他是一边流泪一边写就的，读者也不难感受到诗中起伏波动的情感激流或潜流。显然，在诗人对父亲的敬爱和关爱中也涵容着一种普遍性的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这也是这组诗能够打动读者的地方。
中辑“紫色的花”包含30首诗，每首写一种花，合起来颇有大观园里鲜花争妍的意味，但诗人抒发的却是生命的哲思，每一种花都是诗人内心情绪的暗涌，都带有忧郁的底色。因此，这组诗与通常的咏物诗是有区别的，诗人写作的用意也不在咏物这一层面，而是把自己的寄托延展在更深一层的生命观照上，因此，这组诗的格局并不显得狭隘，倒是有一种近乎恍惚的执着于探寻生命悲剧的意味。花是自然之物，但在诗人的笔下已转化为内在的心象。在此一观照下，每一种花的叠加就具有整体象征的意味，花已非花，而是生命的表征和生命意义的某种投射。
下辑“城市碎片”包含着46首诗，写诗人进入城市后的生命状态，不管是人生的快意和收获，还是伤感和无奈，不管是青春期的彷徨，还是人到中年的忧患，都写得切身切己，没有丝毫做作的姿态，也没有沉浸在自己的身世感中而刻意强化个人的悲欢。诗人并没有失去自我，也没有把自我迷失在抽象的放逐中，而是把个体的情感投射到具象化的情境中，使自我的身世感获得饱满的诗性张力，指向生存的某种普遍性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下辑中的这些诗大都以地名作为诗题，如汉口路、糖坊桥、雨花台、大中桥、南京、杨柳村、外秦淮河、牛首山、黄龙岘等。作者直接锲入的这些地名都与自己的生命经历相关，承载着诗人某种难忘的生命记忆，初看是一些“城市的碎片”，但把这些地点联系起来，却是诗人一段人生经历若隐若现的轨迹，是诗人的生命轨迹在记忆中的再一次呈现。这种呈现实际上是放大和变形的，含有“构建”的成分，其中的苍凉却是真实的。
一个人在回望自己的人生历程时，很难避免那种在内心摇荡的恍惚感觉。我想，诗人龚学明也是这样，他呈现在诗中的自我形象是清晰的，但也有恍惚变形的一面。惟其如此，他所触摸到的并不仅仅只是自己的经历，也在“碎片的形式”中隐藏着更深一层的人生感叹。我以为，他的诗之所以能够打动读者的，也正在这里。一首感人的诗是唤起读者叩问生命存在的一个小小切口，通过这个切口，读者看见的不仅是诗人个体的生命体验，也是读者感同身受的一片风景。这片风景中的花草树木都浸润着诗人的情感与情绪，同时也感染着读者的情感和情绪。尽管读者在阅读一首诗时所产生的共鸣具有不稳定性，不同的读者基于自身的人生阅历，面对同一首诗产生的情感反应也有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这里面包含着由阅读习惯、欣赏趣味、价值判断等因素所产生的歧异，但一个诗人的真诚在诗中的投射却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就会造成诗人在一首诗中的自我迷失。这样的诗即使在技巧和修辞上看起来很完整，也是谈不上感人的，读者不会产生共鸣的冲动。在当前的诗歌写作中，空心化的现象非常严重，不少诗人为写作而写作，为炫技而写作，在诗中铺展的奢华是形式上的琐碎而不是情感上的真诚。自然地，读者就会敬而远之，就会对诗人内心的空洞产生鄙弃之情。龚学明的诗情感饱满而不虚浮，既不张扬写作的激情，不把写作中的激情带入诗中内在的情境中，这使他的诗显示出一种节制的情感之美。他也不把写作中的激情完全湮灭在技巧和修辞的铺排上，而是把写作中的激情做到充分的内在化，使他的诗又显示出一种丰盈之美，不是显得那么枯涩，而是调适在恰当的节奏上。比如，《寻找父亲》写父亲去世那一天的情景，“那一团好看的雪/在他的头顶上飘动/在他的脸上，总开着一朵微笑的花/他步子轻盈，从不与道路相争”，就把死亡带给亲人的惊骇和痛苦写得相当节制，而这种节制在诗中是必要的，带给读者的恰恰是一种至爱深情的体验。
显然，一首诗的情感张力也正在这里，在失去亲人的大哀大痛与形式的克制之间，一首诗的深度不是来自情感的直接表白，而是深蕴在情感的节制中。《在冰河上》也是这样，龚学明写得非常克制，似乎是在犹豫，或者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样的情景很像一个病重的人：/——身体渐冷/白鸟飞临，是否是前世的女人来召唤//我宁愿喜欢那阳光下的白。/它不同于野芦花的白，或者会哭的白幡/它在讲述一种起死回生的语言”。这是诗集中龚学明为病中的父亲写的第一首诗，基调是悲郁的，诗中的声音显得低抑而哽咽。他在为父亲的病情担忧，尽管江面上有阳光照临，但他笔下的白色江鸟仍然散发着不祥的诡异的气息，把诗人的心绪不可抑制地引向对死亡的联想，却又抑制住悲痛的过分释放。尽管诗中布满不祥的暗影，却是诗人掩抑在内心的产物，并不显得悲怆，就像阳光下的雪影给人并不可靠的幻觉。一首诗的美学形式是情感和修辞的综合，需要把情感赋予恰当的修辞，才能形成一首诗的内在深度。
闻一多先生在谈到自己的写作经验时说，在情感激烈时不宜作诗，而是要等到情绪相对平静下来，“记得的只是最根本最主要的情绪的轮廓，然后再用想象来装成那模糊影象的轮廓”，把主观情绪尽量充分具象化。 新月派诗人尊奉“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就在于理性对情感的调适可以保证诗美的健全，避免情感的泛滥对诗美的削弱。无疑，龚学明是深谙此中玄妙的。他力图把情感克制在含蓄的形式上，既做到诗中有我，又不刻意把诗中之我格外放大，避免不加节制的直抒胸臆，而是把情、景、意融汇在自我的胸臆中。中国的古典诗歌中有“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抒情传统，往往在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抒情模式获得诗意的圆融和完整。应该说，这一抒情模式在中国现代诗歌中也有所继承和发展，一些新诗经典名篇也得益于此。我想，龚学明也有此一方面的自觉意识，他的情感表达方式有一种出于理性的自我克制，又把自我克制处置在情感的诚实上，有其自觉的用心之处。
龚学明也写过一些相对直白易懂、清新自然的诗，这些诗可能是在情感相当强烈的情况下写成的，在修辞技巧上的运用就显得相对单纯和直接一些。这是龚学明诗歌写作的另一面，诗人没有将情感隐藏在形式丰富的皱褶里，似乎是喷发出来的，但也讲究适度的虚实对照，比喻和象征的运用更多地倾向于情感的释放， 因此，这些诗都非常感人，甚至使人受到撼动。在诗集的上辑“白色的鸟”中，诗人写父亲的病与死亡，写对父亲的怀念，看得出其中的一些诗是诗人在情感浓烈时完成的。如《露珠》，“春节，亲戚们来看父亲/远方来的侄女们脸上戚戚/我第一次看到76岁的父亲/流下几颗清泪//这些泪晶莹透明/像来自天空的露珠/在讲述一个人的故事”，诗人实写感人的眼前之景，近乎和盘托出的一个生活片段，亲人的悲戚与父亲的眼泪在诗中是恰到好处的强化，也是诗中感染力的一个源泉。再如《空着的床》，“不知道是父亲抛弃/床，还是床抛弃父亲/每天时时相伴已有三个月/床听得懂父亲尽力压住的叹息/和面对亲人实在掩藏不住的泪滴”，诗人睹物思情，难以克制心中的伤感。龚学明类似的诗歌还有《此刻》《这，多么残忍》《我的父亲叫祥云》等。由此可见，诗人在写作中的情感运思方式是相当复杂的，每一首诗诞生的具体情境都是不一样的，这也使一位成熟诗人的创作往往呈现出丰富的侧面。对龚学明来说，他的诗歌整体上并不单调，能把不同的风格元素调适在充满个性的创作视野中，大概也表现在这里。
情感表达在诗歌写作中居于核心的位置，诗歌的修辞和形式要素都是情感的载体。一首诗的成功某种程度上就在于恰当的情感表达，而恰当的情感表达又是修辞和形式要素在整体上的协调统一。不过，对很多诗人来说，这恰恰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如果一个诗人缺乏对修辞和形式技巧的探索意识，或是缺乏探索的动力和功力，他的写作就会落入贫乏的窠臼，也就谈不上有值得期待的创作前景。诗歌的修辞和形式技巧并不是主题内涵的附属物，而是诗歌的本体性元素，诗歌的主题内涵只有通过恰当的修辞和形式技巧表现出来，才能使诗歌获得稳定可靠的意义视域。诗歌写作固然是随物赋形，形随物移，但物与形的关系也是相互包容的，也就是内容与形式实际上是互为一体的。就此看来，诗歌的修辞和形式技巧内在于诗歌本体，而诗歌本体尽管是一个混沌的形体，却又是修辞和形式技巧的内在转化，因此，在诗歌写作中，对修辞和形式技巧的探索应该是诗人的本能和责任。
我注意到，在龚学明近几年的诗歌写作中，他对修辞和形式技巧的探索是有自觉意识的，他很注意运用西方诗歌中的隐喻、象征、悖论等手法，又在诗歌的结构中锲入自我的内在心象，因此，他的一些诗歌需要反复阅读方可领会。比如，他的《在地铁的尽头》：

穿行于涂绿的表情
时而经受黑色的暗示
时而，有透明的诱惑
（玻璃总很无情）
戛然而止的变故
让余下的参与者目光迷离
尽头，对于没有准备的人
需要一场细雨般的微惊
而我，喜欢这些冷静的
句点
这么快，将我从一个眼神
带到另一种飘忽
比如秣周路终点
从闷热、逼仄，到空旷和酣畅
在没有路的地方
到处都是路。雪随意地覆盖
如果是春夏
这样的尽头，花朵拥挤
湖面喧哗，说话的柳树
不说话的石头，像在谈诗论画

此诗写乘坐地铁的感受，很容易写得单调而流于无趣的情境描述，但龚学明却把视点落实在情绪的变形和变异上，把乘坐地铁时情绪的起伏变化扭曲在适度的陌生感上，而这正是对诗意的强化和提炼，用地铁空间上的拥挤和无序对照人们情绪上的躁动和恍惚。显然，这是直接的描摹达不到的效果，其中透露出来的象征意义也更耐人寻味。此诗有一种整体象征的辐射强度，对细节的描摹有很强的暗示性，而这些细节聚合起来，就是结构上的整体性，象征的意蕴就是从结构中溢出来的，需要做整体上的把握。再如，诗人在《莲花在水中开放》中写道，“灵魂先于肉体开放/但灵魂的开放没有时间点//反复走过一条路/跨过一座桥/我在等待着什么/注视迷离的脸/——今天如此圣洁的池塘”，此诗写得清新素洁，但又有一种弥散性的忧伤，甚至还包含着一种动荡的情绪，却又是非常克制的。这就是一首诗中所体现出来的复杂性。从深处看，这大概是诗人的性灵在一朵莲花上的投射，诗人对世界的认知恐怕也是复杂的，而这些都是通过诗中的象征和隐喻从不同的层面呈现出来的。
龚学明诗中的意象也值得注意。意象是诗人主观情感的客观对应物，是一首诗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意象往往是和象征、隐喻等修辞手法联系在一起的，形成整体上的表达效果，可以使一首诗的内涵更沉潜，也更丰富，在形式上也显得新颖别致。诗人唐湜说得好，“意象正就是最清醒的意志（Mind）与最虔诚的灵魂（Heart）化为表里的凝合。” 意象不是纯客观的物象，而是和诗人的灵魂结合在一起的心象，也是一个诗人真诚的体现。从一个意象中，可以发现诗人的个性禀赋和他对生活的态度，但寻找一个合适的意象并不容易，对诗人的审美敏锐是一大考验，因此，意象的运用关系到一首诗的成败与否。龚学明的诗讲究意象的贴位，把意象安置在极妥当的位置上，诗中的意象疏朗有致，避免意象的过度拥挤和无序越位，这是其诗的一个显著特点。读龚学明的诗，不难发现，他对意象的处置是极其用心的，很少空置一个意象而无特定的意义指向，注重一首诗中不同的意象之间的意义关联，每一个意象都在一首诗的总体情境中与其他意象产生互动效应，因此，一首诗中的意象就像树根紧紧抓住泥土，而在泥土的下面又相互扭结在一起，带给读者一种稳妥而又不无歧义的阅读愉快。
这种对意象之间的张力处置，龚学明做得相当到位，几近不露痕迹，刀锋颇为老道。比如他的《我抚摸一棵老树》：
天太冷，我外出捷行。
一条发白土路
老树孤零零站立。只有骨头
细长，灰黑
没有穿鞋子脚趾向下，紧扣
泥土。我禁不住停下，打量
双手抚摸僵硬树身

我的父亲有树的颜色
手无鲜花，脸色暗淡
沉默寡言一如此时的树
没有飘曳叶子
我记起给父亲擦身时，枯瘦手臂
像没有泛青的树枝；
我给父亲洗脚
忍不住抚摸他的小腿
伤心它已退回，干枯的冬天

此诗由一棵老树联想到病中的父亲，诗人随景生忧，他的情绪是低郁的，但没有直接表现出来，而是通过诗中的意象传达出来的，显得自然而又带着冬天季候性的压抑，流露出诗人对父亲病情的担忧。诗中的意象老树、骨头、脚趾、泥土、手臂、小腿等，在诗的总体情境中都具有某种相似的属性，趋向一种暗淡与冷寂的情采，与冬天的环境氛围是一致的，但也有一种内在的热度，诗人的心理波动隐然可见。这些意象又是扩散性的，既是诗人情绪的扩散，也在诗人想象的扩散，由此及彼，由物及人，在意象的转换中，触及到某种深层的哲学内涵，包含着诗人对生命存在的深沉思考。再如《早春二月》，“鹧鸪鸟在叫——/‘苦啊，苦啊，苦啊……’/我爱把它叫做白鸟。它实际是黑色的//……这不离不弃的白鸟/
这如影相随的鹧鸪。送葬人/唤来悲风，呜咽不绝/……只是夏天随后要来/谁允许我们虚荣一回”，鹧鸪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就是一个极常见的意象，往往用来表达离愁别绪，龚学明化用在此处，极其得当，诗中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即使诗人描述的是现实中的情境，也有文化心理上的依据。诗人闻鹧鸪而心惊，无法掩饰内心的悲恸，而这恰与早春二月的风景形成对照，更其显得悲伤。这种情感在诗中的流露非常自然，把诗人在特定时刻的生命体验定格在字句之间，有一种极其真切的表现力。
在龚学明的诗中，意象都是带着他的生命底色的，不仅与他的生命体验圆融一致，而且大都运用得极为妥帖。一个诗人的写作功力，大概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意象的选择上。一个恰当的意象实际上是诗人与神性的相遇，沈从文说得好，“生命具神性”，生命并非外在于神性的自然之物，而是内在于神性的自为自在之物，意象的功能在于把这种神性呈现出来，在神性的光辉中抵达生命存在的本质。龚学明诗中的意象往往都含有饱满的情感，从这些意象的内核中可以发现一个诗人热烈的衷肠。意象不是独立于诗人的个性之外的，而恰恰是诗人个性的投射，从一个意象中，可以看到诗人心中的暗影，而此一暗影可能正是诗人情感的某种郁结。在某种程度上，意象可以看作是诗人的心理或情绪病灶，透过诗中的意象，可以发现诗人在情感表达方式上的微妙处置。龚学明的情感表达方式还是偏向内敛的，他的诗中多采用色彩相对暗淡的意象，即使色彩本身明亮的意象，也在他的诗中往往转化为另一面的暗淡或似乎磨损后的形迹，从中可以见出一个诗人隐藏于内心的某种犹疑和审谨。我想，他对现实的态度大概是存在主义式的，观察现实的眼光有忧郁的一面。 
龚学明在诗歌语言上的追求，是与他的情感表达方式，以及隐喻、象征、张力、意象等修辞技艺联系在一起的，具有从个性中彰显出来的自觉意识。他的诗歌从总体上看具有先锋的底色，却又显示出回归传统的趋向。换言之，他的诗歌避免炫耀一副先锋的面具，而是内蕴着一种先锋艺术精神，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中国诗歌传统的表达方式，讲究言外之意，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对极端性的先锋写作保持清醒的克制。实际上，先锋与传统的杂糅和扭结需要保持微妙的平衡，才能形成一首诗的张力结构，使一首耐读，值得回味。比如《南京，南京》，“在南京，我成为一名诗人/经常泪水涟涟/我的疼和城市的痛相连/现实和记忆一次次受伤/我的青春期如此粗暴/一朵没有设计的花/在厚重的城墙下 在阴影里/结出异果”，诗的语言有某种陌生化的效应，但并不晦涩，大体没有超出常规语法的边界。同时，龚学明追求语感的畅通和内在的层次性，把词语丰沛的活力展布在多样化的句式中，“龚学明注意文气的控制，注重句式的打磨——包括长句子的运用，以及修辞的陌生化。句式的平和沉稳，凝重澹定，充分折射出主体纯熟的诗学功底；尤以深情的诉说、理性的展示、睿智的评判，形成自身独有的诗歌语感。” 当然，对诗歌来说，语言的梗结有时恰恰是一种诗性的流畅，在诗中恰当地延滞，也可以带动张力感的深层渗透。这可能也是龚学明在以后的写作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从总体上看，龚学明的诗集《白的鸟  紫的花》在主题上追求一种诗性的哲学表达，他没有停留在对生存体验的哲理性表达层次，而是试图从更深处挖掘生存体验的复杂内涵，实际上关切着人生“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追问，诗人的迷惘和思想冲动都落实在自我的真切感知上，大都显得凝重深刻。对于生命存在的意义，诗人用诗的形式进行表达，尤需避免带上概念面罩的逻辑程序，否则就会导致诗意的弱化和匮乏。九叶派老诗人郑敏说，“诗与哲学是近邻。”确实如此，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是一首诗可贵的品质，尽管诗与哲学是关于存在与世界的不同语言，却可以调适在充满个性化的写作中。死亡是哲学和诗歌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诗歌走向深刻的起点，在龚学明的诗中，似乎可以发现存在主义的哲学背景和哲学影响。他写父亲从生病到去世的那些诗，就具有相当浓厚的哲学意味，在诗人的日常叙事中，既有父子情深的场景呈现，也包含着对人生价值的追问。即使他写花的那些诗歌，实际上写的还是人和生命，他所揭示的是生命从生到死的全过程，不过其中的人生感喟隐藏得更深而已。龚学明的诗在艺术形式上有自己的匠心，他似乎与当前的诗歌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有利于他进行独立的探索。从他的创作所展开的前景来看，是值得期待的。
                                  2016年12月24日湘潭
 
参考文献
  闻一多：《1928年给左明的信》，《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
  唐湜：《论意象》，《新意度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3页。
  张宗刚：《披沙沥金  平中见奇——龚学明诗歌的现代性与审美性探析》，《当代文坛》2016年第6期。

吴投文，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诗人，诗歌评论家。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著有学术著作《沈从文的生命诗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