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文人艺术家，论个人境遇，很难找出比苏东坡更惨的。假若我替苏东坡回答梁济的提问，我一定会说，他所置身的时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无论身处何等的尴尬与荒谬中，都与苏东坡的困境不可同日而语。苏东坡的文字——像前面提到的《寒食帖》，有尖锐的痛感，却没有怨气。
我不喜欢怨气重的人，具体地说，我不喜欢愤青，尤其是老愤青。年轻的时候，我们对很多事物心怀激愤，还可以理解。但人到中年以后，仍对命运忿忿不平，就显得无聊、无趣，甚至无理了。怨气重，不是表明在一个人的强大，而是在表明一个人的猥琐与虚弱。苏东坡不是哀哀怨怨的受气包，不是絮絮叨叨的祥林嫂。倘如此，他就不是我们艺术史上的那个苏东坡了。他知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夜与昼、枯与荣、灭与生，是万物的规律，谁也无法抗拒，因此，他决定笑纳生命中的所有阴晴悲欢、枯荣灭生。他不会像屈原那样自恋，把自己当作香草幽兰，只因自己的政治蓝图无法运行，就带着自己的才华与抱负投身冰冷的江水，纵身一跃的刹那也保持着华美的身段与造型，就像奥运会上的跳水运动员那样；他不会像魏晋名士那样装傻充楞，一副嘻皮士造型；也不会像诗仙李白那样“皇帝呼来不上船”，醉眼迷离爱谁谁，一旦不得志，随时可以挥手与朝廷说白白——要不他怎么叫李白呢。
假如一个人无法改变他置身的时代，那就不如改变自己——不是让自己屈从于时代，而是从这个时代里超越。这一点，苏东坡做到了，当然，是历经了痛苦与磨难之后，一点一点地脱胎换骨的。木心说：“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这话有点随便了。假如豪放那么好做，那就请木心先生做来看看。实际上，豪放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在炼狱里炼出来的，既有文火慢熬，也有强烈而持久的击打。苏东坡的豪放气质，除了天性使然，更因为苦难与黑暗给了他一颗强大的内心，可以笑看大江东去，纵论世事古今。他豪放，因为他有底气，有强大的自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无论周公瑾、诸葛亮还是曹孟德，那么多的风云人物，那么多的历史烟云，都终被这东去的江水淘洗干净了。神马都是浮云，都是雪泥鸿爪——雪泥鸿爪这词，就是苏东坡发明的。一个人的高贵，不是体现为惊世骇俗，而是体现为宠辱不惊、安然自立。他画墨竹（《潇湘竹石图》），画石头（《枯木怪石图》），都是要表达他心中的高贵。他热爱生命，不是爱它的绚丽、耀眼，而是爱它的平静、微渺、坦荡、绵长。
二
苏东坡生活的时代，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他一生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五位皇帝，一茬不如一茬。叶嘉莹说：“北宋弱始自仁宗。”宋仁宗当年说“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对苏东坡器重有加；宋英宗性久慕苏东坡文名，曾打算任命苏东坡为翰林，因为受到宰相韩琦的阻挠，才没能实现；宋神宗也器重苏东坡，却抵不过朝廷群臣的构陷而将苏东坡下狱，纵然他寄望于苏东坡，也犯不着为苏东坡一人得罪群臣；宋哲宗贪恋女色，十四岁就想着以宫中寻找乳婢的名义给自己找女人；宋徽宗玩物玩女人，终致亡国，关于他的故事，留在后面细说。公元1101年，苏东坡死在常州，距离北宋王朝的覆灭，只有25年。
他敬天，敬地，敬物，敬人，也敬自我，在孤独中与世界对话，将自己的思念与感伤，快乐与凄凉，将生命中所有不能承受但又必须承受的轻和重，都化成一池萍碎、二分尘土、雨睛云梦，月明风袅，留在他的艺术里。在悲剧性的命运里，他仍不忘采集和凝望美好之物，像王开岭所写的：“即使在一个糟糕透顶的年代、一个心境被严重干扰的年代，我们能否在抵抗阴暗之余，在深深的疲惫和消极之后，仍能为自己攒下一些明净的生命时日，以不至于太辜负一生？”
我经常说，现实中的所有问题与困境，都有可能从历史中找到答案。许多人并不相信，在这里，苏东坡就成为从现实围困中拔地而起的一个最真实的例子。时代给他设定的困境与灾难，比我们今天面对的要复杂得多。苏东坡置身在一个称得上坏的时代，却并不去幻想一个更好的时代，因为即使在最好的时代里，也会有不好的东西。
他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彼岸，只有良莠交织的现实。因此，苏东坡没有怨恨过他的时代，甚至连抱怨都没有。这是因为他用不着抱怨——他根本就不在乎那是怎样的时代，更不会对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做出精心的设计与谋划。

三
有的艺术家必须依托一个好的时代才能生长，就像叶赛宁自杀后，高尔基感叹的：他生得太早，或者太晚了。
但像苏东坡这样的人是大于时代的，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时代都压不死他。
他给予那个时代的，比他从时代中得到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