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康：有幸和牛冲兄等诗友合编了一本《中国首部90后诗选》。其实，我一直很想听牛冲兄讲讲，创办“元诗歌”系列活动的这些年来，有什么心路历程吗？具体到你接触过的诗人们，你是如何看待诗人这个群体的？尤其是我们90后的这一代。在生存与创作，以及面临“特别问题”的一些原则的坚持和妥协上，你是保持着怎样的认知的？

    牛冲：我从2013年大三的时候在郑州大学柳园十一号楼503这个寝室开始创办元诗歌，那个时候一个人坐在破旧联想笔记本电脑前凭着对诗歌，文学的一腔热血，想为诗歌做些什么？我觉得自己上学的时候就没有很好的成长的平台，希望创造一个平台，让更多热爱诗歌的人能够因为有好的平台继续坚持写作。刚开始完全凭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广泛结交志同道合的诗友，以及连接更多的企业家，希望他们能够为元诗歌的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14年，我毕业之后去了上海，每天繁重的工作之后还要做着很多公益性的事物，比如排版元诗集，设计元诗集的封面，操心《元诗歌报》的排版和印刷，一度想中断元诗歌，14年底我为了爱情又回到了郑州，受到女友的鼓励继续将元诗歌做下去。我们经过不断调整发展方向和探索发展路径，最终将元诗歌锁定成一个社会企业角色，2015年我们注册成立了河南省元诗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同时以公益创业的典型受到河南省教育厅扶持鼓励，为发展它，我也曾夜睡网吧，冬夜送货，这种艰辛我想只有经历过九死一生创业的人才会体会到。随着元诗歌的发展，目前我们QQ有5000多位热爱写诗的朋友，这些诗歌爱好者大都分布在全国的高校之中，我能够倾听到他们的心声，他们的诉求，他们渴望写作得到高人指点，渴望作品得到认可，渴望才华能够有人欣赏，而我们也便不断在细化他们的需求，针对性的开发公益产品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所以对于我接触的诗人大都是90后和00后，也因为我做元诗歌，很多诗人朋友也都听说过我。元诗歌所创办的刊物《元素》其slogn便是90后一代人的精神回忆，因为我接触的更多是90后、00后，我个人觉得诗人这个群体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在语言方面有着天赋，另一方面在社会事务方面很难拥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满怀赤诚，热爱生活，敏感社会，同时又瞻前顾后，犹犹豫豫。我在前一段发过一条微博，我说，当年跟我一起写作的那些“90后诗人、作家”消失了至少80%，大浪淘沙，时间无情，90后即将奔三，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也愈加重要和多元化，很多写作者都将会被消解在社会生活中，谁能站到舞台的最后？谁可能成就越好。

    马晓康：如果我没记错，你比较喜欢沈浩波和闫志。如果我还没记错，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应该聊过搞创作先解决生存问题这类的话题。好吧，写着写着，我突然想到了诗人卧夫。他去世的时候我还在澳洲，父亲和他见过很多次面，也给我讲过一些关于卧夫的故事。好像卧夫当年为了文学来到北京，但看到很多诗人、艺术家的生活非常清贫，所以他决定先去从商。现在我也开始出来工作了，越来越感觉到，工作让你经历了更多，同时也占据了你的创作和思考的时间。请问你是如何处理创作与工作之间的关系的？

    牛冲：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说实话，我处理不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我曾试图去将时间割裂进而营造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比如工作是工作，创业是创业，写作是写作，但是发现很难，这些事情都是相互交织在一起，难舍难分。另外毕业三年多来，我所经历的事情密度特别大，家庭，社会的，工作的，创业的，尽管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一点成绩和经验，但是都无法沉淀下来成为写作的素材，处理这些素材也变的很难。但是在《元素》创刊号的时候，我也曾将这个问题问河南省文联主席邵丽老师，她说这很正常，毕业前和毕业之后难免会面临休克之感，但是如果你喜欢写作，即使你停笔几年再写也没什么问题，写作是个马拉松，不是短跑比赛。我之所以喜欢沈浩波是因为他在大情怀下仍然去关注个人的写作问题。我觉得做企业是有大情怀的，它为国家纳税，养活很多人，从某种程度上它帮助国家治理，写诗先是个人化的东西，后是普遍化，沈浩波两方面做的都挺好。

    马晓康：这个问题算是对我们三个人的自问吧。不过，今年由牛冲兄先来回答，长征和我的答案先放在心底。我们这一批早点的90后马上要30岁了。如果你现在选择偏向工作，可能会换来一个不错的、体面的生活，但势必会牺牲大量的时间。而你又不愿意向那种“安稳的工作”妥协，选择了外面的生存方式。结果，当你解决了生存问题后，却发现，自己很难回到创作状态了。而你的事业又在如日中天的阶段。这个时候，你会纠结或后悔吗？你会选择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用剩下的存款去支持余生的写作吗？或者说，当你拥有了一定地位后，是否会沉迷正在别人违心的赞美里，是否还能察觉到，自己写得很“烂”？

    牛冲：这个问题感觉确实击中了我，我确实为了换来一个不错、体面的生活付出了很大努力，我想包括长征应该也一样，为了给家人和女友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做各种斗争，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和时间，发现再回到写作状态的时候便变的十分艰难，阅读量随着精力的减少大幅减少，你的写作质量也便大打折扣。我上周读完了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很多人可能都已经读过，里面描写了一位为了艺术放弃优渥生活和家庭的艺术家，其原型是印象派三大家之一保罗·高更，这需要非常大的勇气，你是否愿意为艺术献身？在书中，毛姆描绘了很多灿烂的关于艺术的见解，艺术的真实本质是酒神精神，还是关于人的另一种存在，我不知道，说实在的，现在想这些问题有点自欺欺人，因为我还做不到不在乎别人的评价，还没有达到一个财务的乐观状态，还在为这个事情烦扰，但是当我真的达到财务自由的时候，我想我会去过一种游山玩水的生活的，这是我骨子里的东西。

    王长征：好了牛冲，该我问了。咱们谈一谈诗歌观。任何一位好诗人最主要的任务是琢磨、提高自己的技艺，你认同这句话吗？在这个社会发展、文化繁荣的时代，你多次组织诗歌活动，是青年诗人里公认的“行动派”，你怎样看待写诗和策划之间的关系呢？

    牛冲：从创办元诗歌开始的五年来，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自己的线下空间，活动一般都是借助别人的场地，具体我来操办的活动无法统计了，但是我觉得至少有50场以上了。

    诗评家夏汉《语象的狂欢》中，评论家敬文东前面的序言将如今的诗坛描写成一个“嘉年华”式的狂欢节，琳琅满目的名头，各式各样的诗人披着华丽的外衣串场走穴，诗坛被搞的乌烟瘴气。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也搞了很多诗歌活动，我是不是也是制造乌烟瘴气的一员？这一点我深刻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写作和活动是有矛盾的，我做活动更多的是作为运营者来做，活动是平台搭建的一个支撑，也是促成互不相识的人见面的链接器。从商业层面来说，诗歌活动更多是支撑或者支持着某一个平台的构建，这在不同行业中都是司空见惯的，比如五金协会做的五金行业大会，电器协会做的电器行业大会，这种连接作用是不容代替的。

    另一方面，诗歌又作为文体的一种，本身拥有着高贵的外衣。自古以来诗歌都是士大夫阶层的所有的特权，西方的沙龙以及中国古代的吟诗作对和金钱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都是人有了一定社会地位和财富之后的行为，难免这种印象传递到了今人的身上。人们看到现状和很多人所希冀的“诗歌很高贵”的想法无法匹配便狠狠的批判了，现状又和很多人所希冀“诗歌应该和任何行业一样”的想法无法匹配便又狠狠的批判了，其实如今诗歌的现状是商业和高贵勾兑的结果。从运营者角度来说商业和高贵并不矛盾，但是今人始终怀着一种有色眼睛看待诗歌，诗歌便担任了矛盾的罪魁祸首。

    做活动三点，一是作为组织或企业的运营支撑，二是诗友之间交流，三是商业和情怀的共存，之所以很多活动让人失望乃由于策划人对当代诗歌了解的缺失和对商业无限制的琢利欲望，这二者的勾兑便成了走穴演出的舞台。只能说这些策划人能力太过下限，写诗写的好的人并代表工作能力和策划能力强，很多时候被时代所携裹。在这个时代，商业和情怀并不矛盾，高端的商业必定走情怀的路线，高端的情怀必定和商业密不可分。

    王长征：这两年《中国诗词大会》很火，之所以引起大众的共鸣，有人认为它打动了中国人的一颗“诗心”。中国人的诗心一直萌芽在心里，需要外界力量激活，你觉得激活诗心需要什么条件？

    牛冲：其实唐诗宋词都是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东西，是忘不掉，抹不去的。只要有外在的力量便很容易产生共鸣。出世和入世一直是一对孪生兄弟，恰巧的是中国人的血液里一直都有这一对兄弟，不然高晓声的一句“生活不止有眼前的苟且，还要有诗和远方”不会那么快就火爆互联网。这种骨子里的东西不需要特别多的条件，只需一次活动，一次想像，一次诗的吟诵便能引起诗心，就像我们看《电影》战狼，你能知道你有多么爱国吗？

    王长征：中华民族是爱诗的民族，“新诗”植入中国已一百年了，但新诗的发展过程也是不断“去中国化”的过程，也有评论家称之为“殖民主义”的产物，与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存在严重的断裂。你怎么看待“新诗”与“古诗”的血脉联系呢？

    牛冲：我觉得新诗已经和西方所谓的新诗不一样了，因为中国的汉语是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不到三千个中国常用汉字通过组合能够变幻出数不清的语言，这些语言拥有着汉字独特的魅力，同时在当代诗坛中，不乏将古典用于新诗的先锋者，比如陈先发，飞廉等。这些魅力来源于中国一脉相承的方块字，其基因是一样的，无论形式怎么变化，中国人的诗歌情怀是不变的，它的广袤无垠让中国诗拥有了无数可能性，也因此流派众多，诗歌进入了一个平凡的繁荣时代。

（作家简介：牛冲，河南省周口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元诗歌创始人。出版诗集《柳园十一号》，小说集《十度》，待出版诗集《惶然记》。荣获“第二届大胖子诗歌奖”等，现为《元素》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