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古典文学专家金性尧先生，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我在《新民晚报》主编“读书乐”专刊，几乎每周都要跑几家出版社，其中上海古籍出版社是我常去的单位。因为古籍出版社内汇聚了一批文史专家，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编审金性尧先生，他的《唐诗三百首新注》，深受当时唐诗爱好者的喜爱，一本小书前后竟发行了300余万册。

为普及唐诗作《唐诗三百首新注》

我第一次与金先生见面，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当时金性尧已年近七十，但还在担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社外编审，协助做些书稿的终审工作。我知道他学识渊博，文字又特别好，就向他致意，并请他为“读书乐”专刊写点小文章。金性尧是位精瘦而有书卷气的老人，虽貌不出众，但一接触便知其才思横溢，又有点恃才傲物的文人气质。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普通编辑向他约稿，想不到他立刻笑着应允了。

1979年，金性尧在注释《唐诗三百首》。

大约过了个把星期，金性尧写来了一篇谈文史的小品文《魏延无反骨》，以史实来反证过去多年流传的“魏延有反骨”的论调，认为这是读者的一个误解。金先生这篇文章简练而有新意，刊出后颇获好评。

关于那本《唐诗三百首新注》，我与金先生曾有过一段对话。

我问：“您怎么会想到对《唐诗三百首》作新注？”

金性尧喝了一口茶，缓缓回忆道：“在《唐诗三百首新注》出版之前，已有好几十个唐诗选本，规模最大的是收有48000多首唐诗的《全唐诗》，当然这部庞大的诗集只有研究者才会拥有，一般读者只能看薄的选本。沈德潜编选的《唐诗别裁集》，因选了 1928首诗，仍然不适合带在身边常备。后来又有出版社出了《唐诗三百首新编》，这个选本从今天角度看，比较‘左’，影响力当然比不上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我因为参加过上海古籍社《唐诗一百首》的编辑工作，又在1970年代末赴昆明出席了中国历代文论选的学术会议。会上，吴组缃先生提议编一本适合广大读者阅读的唐诗选本，我在翌日碰到吴组缃先生，就谈了自己想做白话文注释本的想法，吴组缃听完，高兴地说：‘很有必要。’我返沪即上报了这个选题。”

我说：“听说您后来花半年时间为313首唐诗全部写了新的注解，又为各位诗人写了简介。”

金性尧说：“我当时查阅蘅塘退士的生平，一时查不到有关详尽资料，特别要感谢胡道静先生，他是版本文献专家，他知道上海图书馆有《唐诗三百首》同治十二年的状元阁版本，便抱病去借出来，还有一本《名儒言行录》与《梁溪诗钞》，他亲自抄录，然后交给我。胡道静当时已65岁，比我大3岁，新注附录中所记载的孙洙简史，也是胡道静抄录给我的。”

我问：“请教您的新注有什么特点？”

金性尧侃侃而谈：“唐诗选本，历来众多，以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流传最广，读者最多，因其篇目选定适度而体裁兼备，所选唐诗内容丰富，作者众多，风格各异，因此我决定仍以此版本，将‘新注’在‘博而能约，浅而能切，迫而能清’方面作些努力。”

我说：“我读过您的《唐诗三百首新注》，这本书的前言是写得较长的，也反映了您新注的思想观点，比如唐诗的各种风格、各种体裁、各种人物都能兼收并蓄；又比如所选的唐诗以浅近晓畅的风格为主；还比如很注重艺术表现的多种抒情方法。”

金性尧说：“我将‘诗人小传’改为‘诗人简介’，对唐代各位诗人的介绍更为贴近其身份，我认为定语需要准确。还有我写的说明，有谈写作背景的，也有谈引述资料的，既有前人的评价，还有我个人不落前人窠臼的新释，即自己个人的独到见解。”

我说：“我个人读了这本新注，感到您的前言与您写的说明，都很有您本人行文的文字风格，简练古朴而清新雅致，这想来与您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关。”

金性尧说：“我因为除了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还在不断写点文史小品，因为文史小品的文字短小精致，在写唐诗新注时，我也注重了这一文字风格。我在编写这本‘新注’中比较注重写作的角度与语句的文采。”

的确，金性尧除《唐诗三百首新注》颇受广大读者欢迎外，还写了许多文史小品与文史掌故随笔，如《炉边诗话》《伸脚录》《三国谈心录》《闲坐说诗经》《夜阑话韩柳》《饮河录》和《清代笔祸录》《清代宫廷政变录》《六宫幽灵》《奸佞春秋》《清宫掌故》等，看其著作篇名，便知金性尧精通文史，他的文笔简约而精练，经我编发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不需要作修改润色，作为一个老编辑，他写的短文即是成品。

金性尧赠本文作者的签名本。

与鲁迅与周作人的交往

我在读周作人作品时，曾知金性尧亦是周作人的忘年交，便想去请教他，请他谈谈文坛往事。在他北京西路的寓所中，七十开外的金性尧讲起了他与周作人认识的一些往事。

金性尧生于1916年，据他回忆，他幼年读的是阮氏家塾，从小读《三字经》《论语》《古文观止》，打好了扎实的古文根底，18岁即在《舟报》上发表文章。金性尧随全家迁入上海后，对文学更加专注，并爱读报刊文章。其妻武桂芳也是一位文学女性，这对年轻的文学爱好者结合后，便开始撰稿、编杂志。武桂芳跟随许广平一起搞文学工作，金性尧18岁时与鲁迅有过四次通信，他后来不仅参与编《鲁迅风》杂志，还以“文载道”的笔名写了不少文章。

我问：“您当年的处女作与一些早期文章发表在哪些刊物上？”

金性尧找出几份旧报纸，说：“我的早期短文大都刊于上海的几张小报上，如《小日报》，就发表了我初见林语堂的短文，还有我写阿英的文章，我当时年少气盛，也写点观戏的剧评与谈书法的小品。”他顿了一顿又说：“今天观当年旧作，一是文笔太古拙，二是当时写字很潦草，报纸曾误将金性尧名字错印为金性克，从此以后，我写字就认真许多了。”

我又问：“金先生，听说您在鲁迅先生去世后，曾参加了他的葬礼？”

金性尧说：“我是和我夫人武桂芳一起去参加鲁迅先生葬礼的，后来又在1939年与许广平、柯灵等人捐款筹备了《鲁迅风》杂志，当时的发行人是冯梦云，实际上的主编是我。这本杂志在版式与目录上都仿《语丝》，坚持鲁迅办刊时的风格，主要撰稿人是巴人、郑振铎、王统照、恽逸群等。前后办了19期。停刊后我又与桑弧办了文学杂志《萧萧》。”

我又问：“听说您的散文受周作人文风影响很大？”

金性尧点点头：“我写杂文与散文，确实受鲁迅与周作人的文章影响很大，有一段时期特别醉心于魏晋文学，后来我又从写杂文转向写散文，先后用‘文载道’与‘星屋’的笔名写了《星屋小文》《风土小记》《文钞》三本小册子。”

我说：“周作人先生读您文章后，曾说就像‘他乡遇知己’，还撰文在报上推荐过您与纪果庵的文章？”

金性尧说：“这是知堂老人抬举我了，我写的《文钞》，是他为我小书写了序文，当时令我十分感动。”

我又问：“听说您在新中国成立后也与周作人先生见过面？”

金性尧答道：“周作人曾被囚禁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他于1949年出狱后来到上海，大约住了半年左右时间。我在李健吾的舅舅家见过他，还请知堂老人吃了一顿饭，同桌的还有徐訏与周黎庵。上海的小报编辑听说周作人到上海，便想请周作人先生撰稿，记得《亦报》上就刊登过周作人几十篇文章，周作人开始辟的栏目是‘隔日谈’，意思是隔天写一篇，因为受欢迎，后来又改为‘饭后随笔’，即每日一篇。我想这也解决了老先生当时手头之拮据。周作人撰写的小品用了十多个笔名，为避嫌疑。”

鲁迅写给金性尧的信。

在中国史学界，金性尧的文学成就颇高，有“北季南金”之誉，将季羡林与金性尧并称。金性尧去世后，由其女儿金文男整理出版的《金性尧全集》《金性尧集外文编》共13卷，收入内容按体裁、类别及写作时间为编次，包括金先生生前出版的20多本著作及已公开发表而未结集的文章，附随感、旧体诗与编辑手稿、作家小传等，颇具学术与文史价值。

金性尧先生称我 “读书种子”，令我感愧而又感激，至今回忆，仍感其教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