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初的一个晚上，时年62岁的邵洵美在上海寂然辞世，留下了一笔至今尚未完全整理的文字“遗产”，当然，还有一摊“棘手的善后事”：“医院里欠了四百多元医疗费，房管处欠了一年半房租六百元钱，还欠了私人及乡下公社五、六百元”（《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盛佩玉回忆录》）。在此前的数个月里，他因肺原性心脏病多次进出于医院，为此他还赋诗一首以自嘲：

天堂有路随便走，

地狱日夜不关门；

小别居然非永诀，

回家已是隔世人。

在那样的年月，没有人会在意一个病弱文人的离去，也少有人顾得上留心他凄凉的晚景。1958～62年间，邵洵美由于莫须有的“历史反革命”罪名而遭受牢狱之灾，身心受到严重的戕害。他的女儿邵绡红女士回忆道：“我最后见到的爸爸，是一个饥饿、衰弱、斑白头发、面庞紫乌、上气不接下气、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老人。只有他一眨一眨跳动的右眼才捉住我的回忆，叫我一阵阵心酸。”（《我的爸爸邵洵美》）如此的窘态，曾经意气风发、“光芒四射”的“唯美”形象已经荡然无存。

但即使在潦倒之际，邵洵美也不忘保持他的“唯美”习性。多年以后，他的老友秦鹤皋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副情景：“一天上午去淮海路看望洵美，见他正坐在一面小镜子前梳头。桌上放着一碗‘刨花水’（浸着薄木片的水）。见洵美蘸着它认真地梳着头，很惊讶，没等开口，他倒先笑着说：‘侬要讲，这是过去丫头、厨娘梳头用的刨花水，对哦？现在可是我的“生发油”呀！侬嗅嗅看，很香！’”（参看《我的爸爸邵洵美》）似乎只有这样的神情、动作和语气，才让人依稀辨出当年那个“文学纨绔子”的影子。

的确，人们印象深刻的多是邵洵美年轻时表现出的惊人的活力与魅力。在近些年出版的研究著作中，他常常被描述为一个潇洒而富于才情的唯美主义诗人、翻译家和出版家。譬如，一本传记径直用了《海上才子邵洵美传》（作者林淇）这样的书名；而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中论及邵洵美，所用的小标题就是“一个唯美主义者的肖像”，该著在谈到邵氏热衷于出版的情状时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似乎有无穷的精力、时间、文学天赋和金钱”。

实际上，迄今为止，邵洵美的文学形象的全貌和写作理想的真谛，并没被窥探领悟透彻。尽管刚刚出版的“邵洵美作品系列”第一辑共5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月）囊括了邵氏较全面的诗歌（《花一般的罪恶》）、散文（《不能说谎的职业》）、艺文闲话（《一个人的谈话》）、小说（《贵族区》）和回忆录（《儒林新史》）等，呈现了邵洵美多方面的文学才能，但渗透在这些文字背后的思绪和人格情怀，仍须细细探察与体味。

以几乎定性和定型的“唯美”为例，在邵洵美那里，“唯美”与其说是对美的极端强调，不如说体现了他对美的重新诠释的渴望，其方式便是以丑为美、以恶为美。然而，切不可皮相地看待这一方式。人们以为，邵洵美的“唯美”的内核是“颓加荡”即颓废，其实这仅是一种表象。对于邵洵美来说，颓废不只是风格意义上的，更指向了精神的反抗与叛逆。为此他格外推崇史文朋和波德莱尔这两位唯美主义的先驱，将二人称为“革命家”，“是一切宗教、道德、习俗下的囚犯文学底解放者。他俩是创造主，是一切真的、美的、情的、音乐的、甜美的诗歌底爱护神。他俩底诗都是在臭中求香；在假中求真；在恶中求善；在丑中求美；在苦闷的人生中求兴趣；在忧愁的世界中求快活，简括一句说‘便是在罪恶中求安慰’”（邵洵美《史文朋》）。值得注意的是“在罪恶中求安慰”所包含的宗教意味，这令人想到波德莱尔诗歌中无处不在的宗教感。显然，颓废借助于“唯美”获得了超越。

因此，对于邵洵美而言，摈弃了道德干预的“颓加荡”的颠覆并非全然破坏性的，毋宁说显示了一种更深层的建构的努力。想一想波德莱尔严整的十四行及其和谐的音节和韵律在1920－30年代中国诗界激起的回响吧。这也就不难理解，邵洵美为何于1930年代中期以后，不仅在为自己诗集《诗二十五首》写下的长篇序言中，而且在一口气写出的三十余篇“金曜诗话”中，大谈新诗的“肌理”：“在词藻上，在韵节上，在意象上，我要求能得到互相贯通的效果”；呼应着1930年代中国新诗进入理论的重新调整和规划期，邵洵美提出：“我觉得一个真正的诗人一定有他自己的‘最好的秩序’；固定的格律不会给他帮助，也不会给他妨碍。所以我们与其说格律是给写诗人的一种规范，不如说是给读诗人的一种指点；字句的排列与音韵的布置，不过是为便利别人去欣赏”，“形式的完美便是我的诗所追求的目的。但是我这里所谓的形式，并不只指整齐；单独的形式的整齐有时是绝端丑恶的。只有能与诗的本身的‘品性’谐和的方是完美的形式”（《诗二十五首·自序》）。他自己的诗作，正践行着他所信奉的高谛蔼的名言“形式的完美是最大的德行”：

啊这时的花香总带着肉气，

不说话的雨丝也含着淫意；

沐浴恨见自己的罪的肌肤，

啊身上的绯红怎能擦掉去？

——《春》

不能不说，由于读者全局观照和深入洞察的缺乏，在邵洵美身上还罩着一层薄薄的面纱。当然，他自身也有某种谜一样的气质。他先后成为“狮吼社”、“新月派”、“论语派”的重要成员——以如此“政治不正确”的身份，却在1938～39年间冒险发行《论持久战》英文本。1935年，邵洵美在《人言周刊》上发表《我和孟朴先生的秘密》，详叙自己曾化名“刘舞心”给曾孟朴先生写信，以“一位十几岁的女孩子的口吻”表达对孟朴先生所译《阿佛洛狄德》的“仰慕”之意，令曾老先生兴奋不已；为了让这个“顽皮的计划”善始善终，邵洵美甚至派一位表妹假扮“刘舞心”，去曾孟朴先生的真善美书店逛了一遭。不过，多年以后，孟朴先生之子曾虚白撰文回顾此事，叙述的却是另一番情形：“书（即《阿佛洛狄德》）出版不久，先父忽接一女读者来长函，表示读了此书后的感想与批判，当然对先父的译介说了许多恭维的话……后来大家见面，先父早在对谈测度中，认定这顽皮作者是邵洵美。于是，邵的再度三度的作弄，都由先父一再利用，而把这老作家与女读者间的彼此摸索形成一节当时在文艺界广泛流传的浪漫故事，实受影响者是《真善美》杂志的行销。可是洵美却认为这是他顽皮得手的杰作，所以在先父去世后，林语堂主办的《宇宙风》杂志为他刊纪念专辑时，征文及洵美，他以‘我和孟朴先生的秘密’为题发表他这一次塑造刘舞心的杰作。他不知先父天上有知，正在暗笑他才是上钩的一条鱼。”（《邵洵美与刘舞心》）

“从各方面看来，孟朴先生是一个最明白生活趣味的人；他的著作不论他的目的是在教训或是在表现，我总觉得于他是享受生活的方法之一种：像他这样一位稀世的奇才，他早知道人类的罪恶不是用文字可以来洗涤；他也知道身后的名誉究属空幻；但是写到一句得意的句子，无异创造了一个真正的知己，自己读来正像是和另一个自己在谈心，一生再不会受到寂寞的苦闷，这也许便解决了一切宗教的最困难的问题：此身不虚了。”这是邵洵美在《我和孟朴先生的秘密》评价曾孟朴的一段话，大抵恰好可以借用来概括他自己。

在写于1930年代末期的一篇自传性文字的引言部分，邵洵美满怀诚恳地自问：“我究竟如何地生活着？我的生活究竟是否我个人的特殊情形？我的生活究竟有没有发表出来的价值？我的生活让人家读了，人家究竟能得到些什么？这些要等将来才会明白。”（《一年在上海》）现在，这个“将来”也许就要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