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自从它诞生之日就一直在革命与神话、理性与神秘、现代与反现代之间动荡不定。在它令人瞩目的时刻，它经常充当了反叛、颠覆与革命的角色。但现代诗也一直置身于自身魔法式的话语传统之内。现代诗歌处理经验有时会非常接近一种微精神分析。诗歌似乎就是一种对内心生活中的希望与慰藉的微量元素的发现和研制。并且借助个人的修辞学对这样的稀有元素加以提炼与转换。借助诗歌精微的语言，借助那些解体了的、把概念溶解为细致入微的辨析力的修辞法术，把在理性上不可理喻的事物变成可以细致地加以叙述的事件，我们得以在语言的瞬间洞彻某些“秘密的时辰”。如果说一些诗人使用了复现的诗学，去捕捉事物的显现过程，一些诗人使用了更具现代诗学含义的语言的自我指涉，另一些诗人则重新作用于事物的象征元素，使其成为我们视野中的事物，尤其是成为一种看的方法。在一首短诗《秘密的时辰》中，生活在西部的古马知道在一个小事物和小细节中觉察作为历史和文化语境的象征世界： 

当一只羊死去时/它会看见：/流星/把一粒青稞/种在来年春天的山冈 

这是在佛土发生的故事，一个生灵的确信，是它的“原始思维”或“盲目的悟性”。对于诗来说，可读性就意味着可信性，可叙述性也能够提供特殊的叙事理性。它不需要我们去论证。虚构叙述，在这里修辞幻象的说服力是神奇的：一只羊的世俗信仰。没有人愿意剥夺一个可怜生灵的卑微愿望，似乎神灵也不会。一颗流星与一粒青稞是相似的。对于宗教信仰来说相似性知识不需要论证。在诗歌中也一样，诗歌继承了宗教与神话中的魔法，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仍然是希望与慰藉之源泉。即使事物的相似性不再能够提供一种确信的知识或宗教信仰，它也仍然继续给人一种接近于慰藉的感受。他的事物仍然处在一个充满希望的象征秩序中。他的世界仍然受到象征秩序的支配。他所描述的世界、人们，仍然处在一个象征主义的想象的共同体之内。象征的世界似乎不是消失了，而是在沉睡中等待，就像被现代人所遗忘了的大自然，在梦中说话。当更多的人感到痛苦的时候，他的诗歌以纯真的快乐整顿世界的秩序，使象征世界复位。并且这个世界并不只是属于过去，而存在于现在，存在于象征的知觉经验之中。古马《西藏之灯》把西藏的事物鹰与灯作了相似性的视同： 

起风了/鹰是黑色的灯/照亮灵魂 

众神在云中端灯合唱/高低错落的神/匍匐的河流是镶嵌在/古铜的地壳表面的白银 

这些意象：鹰和灯，风与云，铜和银，都是西藏最基本的事物，无论在寺院还是在它的广阔土地上。在西藏诸事物的谱系之中，在它的社会表征系统和宗教象征语境中，鹰和灯都具有神圣的意义。在古马的诗中完成了这个神圣谱系的感知性显现：鹰=灯=神，鹰的飞翔变成了神灵世界的显现。因此他看见了一个双重的感觉世界，一个事物的世界与神灵世界的重合。开始的一句“起风了”，把神灵的世界置于一个动态的情境之中，仍然意味着永恒世界的瞬间性，并且使鹰=灯=神的等式变成一个“约等于”的世界。风的吹拂和它的气息意味着一种流动与贯通的品质，在某种意义上，风中的神灵世界使神圣性免于陷入呆板。而“风”本身，就意味着神灵的性质。在这首诗歌的语境中，“风”就是鹰的飞翔所凭借的力量，“风”是灯的吹熄者但更是火焰得以燃烧的元素。“风”和云也产生着互动性，有时风云就是一体的事物。世界因此被重新圣化，地壳获得了古铜的质地而河流成为镶嵌在上面的白银。世界因神灵而永恒、奢侈和富足。但是无疑，这个世界自身的富足不算什么，河流尽管是镶嵌的白银，“匍匐”的姿势仍然是它合适的形状。 

在《雪山短句》一诗中，鹰的等式改变了形态： 

弯腰驮盐的男人/弯腰驮水的女人/霜雪的腰里飞着鹰/雄鹰和雌鹰/西藏的腰椎：雪山 

在这个象征的类比等式里，男人和女人=雄鹰和雌鹰=雪山，而且语义上相反的弯腰也与飞翔相等，与雪山的高耸相等。象征的等式是如此的灵活，然而仍然处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语境之中，处在象征所依赖的“关键情境”之内。宗教慰藉性的经验、拯救性的允诺散失了，但慰藉和拯救并没有消失，只是不再以宗教的形态存在，当然现在也不可能以社会革命的形式存在。有许多元素要依靠一种特殊的搜集方式，依靠一种语言炼金术在粗糙的事物中一点一滴加以提取与转换。 

古马是如此地善于为古老的象征物注入当下的视力，没有这种幻视，古老的象征物就会进入博物馆，而不再产生真实的影响。在藏族民俗和佛教象征的修辞学语境中，诗人这样阐释了《昼·夜》： 

昼和夜的藏袍/空出一只袖筒/空出天空、大地/给飞鸟、山脉、河流/以及一尊小小的泥佛空出/沉思默想的位置 

因为诗人阐释了真实世界里的事物，事物就在两个层面上同时接受魔术和理性。诗歌的相似性认识能力给予宗教象征以现时性的活力，使作为观念的象征事物产生新的叙事性功能。在藏传佛教的想象的共同体内，这些相似性不是一种主观的话语，对于所有运用这种象征与符号、信奉这样的信念的人，它们是一系列具有共同含义的话语。 

当然古马的诗歌修辞学更多的不是来自于严肃的宗教象征知识，而是来自于活的民间传统。是民间传统，尤其是民谣给予古老的信念以活泼的叙事性。燎原指出过古马诗歌中的这一西部民谣资源的意义——民谣式的叙事、民谣式的想象力和它的“喜乐性”，“古马就是这样解化着前西部诗歌形体上的巨大块垒，犹如将前西部诗人喻象中辉煌的大太阳，收聚为少年手中一颗神奇的钻石”，古马有了从民间歌谣中获取的一种诗歌法术，他才会获得一种特殊的艺术转换能力，一种本土性象征主义的视野。他的《情歌》也是本土象征与个体修辞学的结合，它既是个人的修辞想象，也是整个想象的共同体所能够感知与认同的。它具备一首圣歌的象征形式和个人的世俗情感的融合。在某种意义上，象征形式往往升华了世俗化的情感，这是传统民歌所拥有的一种修辞秘密。 

有一只鼓风的牛皮风箱/有一片着火的火烧云/有一口烧黑的铁锅/有三座支锅的雪山/有天和地/有我和你 

人的日常生活情境与自然景观特有的混合：牛皮风箱和火烧云，一口铁锅和三座雪山，最终是天和地、我和你的结合。象征秩序通过类比关系把男女之间的世俗关系神圣化和神话化了。活的隐喻叙述与神话般的预言是同一种诗歌的释义学。古马一首诗《河西走廊的风》的题记说，“我的趣味是在历史经线与现实纬线相交的无数个点上，确认自己的一滴热血”。对诗人来说，这些点既散布在地域性的事物中，也同样沉积在语言的各种象征资源之中。《锁阳城》开篇这样写道： 

这是一座被水背叛的古城/像是改嫁的年轻女人/疏勒河两岸的胡杨树以及夜晚闪烁的灯火/是她带到远方的儿女和珠宝 

这里的象征等式是，水=女人，树木与灯火=女人的儿女与珠宝，而古城在这种象征的叙事中显然就是一个被遗弃的男人。诗人既能够让象征的事物继续接受幻视能力的检验，让事物的象征意义向新的经验世界延伸，也能够使事物接受想象力的阐释，并且使它向活的隐喻敞开。《深夜，火车穿过草原》就处理了这种异己于象征世界的事物： 

空气微微震动/远处高山上的雪线往下紧跑了几米/好像是闻风而动的神在那儿望 

喘着粗气爬坡的黑火车/把月亮的行李从左肩换到右肩/天就亮了 

下面的结尾写到“一条淌银的小河”把梦的“一半给火车带走”。事实上，在更广大的领域里，象征已经不是一个完整自足的世界，而是一片废墟。就像火车穿过牛羊、雪山和日月的世界。诗人面临着如何处理象征方式与去象征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古马的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希望：消失的可以是过去时代的象征符号，但不是象征现象或象征行为，不是寻求事物之间语义联系的能力。 

当这样的想象的共同体解体，当话语的普遍认同的符号与象征消失，诗歌语言也分解为个人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诗歌语言既是个人的语言，意味着交流的困难、普遍象征符号的死亡，导致的一种近似于精神分裂者的语言，一种不连续、断裂和饶舌的语言，诗歌的写作与阅读似乎成为一种精神分裂者之间的困难的对话。它特有的困难在于相互矛盾的话语动机：诗的话语突出的特征是建构一种个人的修辞学，同时诗歌写作也意味着对一种普遍语言的寻找和期待。我们在诗歌写作的语言中，面临着的是一种成为疑难的普遍语言，一种前语言或后语言，或者说，一种变形的语言。在含混与清楚之间摇摆。在意义的缝隙中穿行。诗歌写作似乎在用一种陈旧的词语创造出一种新语言，在普遍语言、即象征语言消失之后，创造出话语秩序：创造出对意义新的感知方式。 

对于诗人们来说，他们诗歌写作中的饶舌、不连续和断裂似乎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解体所致，一种普遍的象征语言的语义资源的枯竭造成了诗歌写作语义上的暧昧，诗人的写作由从前可以依赖的话语共同体不得不转向个人的修辞学。而对于现代社会这个由新闻语言所形成的话语共同体来说，他们只有通过诗人话语的空隙才能对此略有所闻。生活在西部的诗人古马在《忘记》一诗中提出的一个有趣问题是，“谁来为我们计算我们决定忘记得付出的代价？” 

有一粒盐，不再去想和一条鱼结伴游走的海洋/有一滴露水、一声鸟鸣、一缕阳光/真的可以淡忘与一个人或者一个世界相关的一切了/是的，一颗星正在教我忘记/教我如何独自摆脱全部的黑暗 

但所有“一”让我忘记的并不都等于零/瞧，我描画的一棵洋葱/它能够说出你栽种在地球以外的水仙的品性 

从“一粒盐”固化于自身，不再想象海和它所邻近与相似之物，到“一棵洋葱”最终说出“水仙的品性”，古马诗歌的话语已经在从象征向寓言化的方向转换。他不得不以寓言的形式面对象征的衰落。《忘记》可以作为记忆的寓言来解读：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遗忘和记忆一直是一个纠缠着内心生活和伦理情感的无法医治的疾患。看到这样的诗歌时我觉得病痛被分担了，在道德情感甚至内心生活本身就像是一种隐疾的语境中，诗人小心翼翼地试图说出某种我们决定暂时或永久遗忘的东西。“有一粒盐，不再去想和一条鱼结伴游走的海洋”，这样的句子会在某个时刻触痛一个人。每个人不就是这样的一粒盐？随着生活的固化，一个人和似乎不能分离的事物、不能忘记的事物分开了。古马的诗歌里透露出对我们“决定忘记”这样的现象轻微的谴责，同时他的诗里也包含着理解“不再去想”的仁慈。为了理智地生活下去，我们“决定忘记”许多生活的细节与底细。是的,如果我们总是盯住记忆中那些脆弱与无辜的时刻，你怎么能够继续生活下去？我们时代另一个作家宁肯在他的小说里曾经探讨过同样的问题：我们决定忘记的不是记忆中的某些事件和事物，而是忘记和芟除记忆之物中的情感。我们不再受到它梦一般地惊扰，使我们的记忆成为忘记的形式。 

然而古马这里所写的是另一种形式、另一功能的忘记：一滴露水、一声鸟鸣、一缕阳光，它们是美好事物和神秘秩序在凡俗事物中的现身，是具有安慰功能的事物，它能够让我们忘记。这是古老的物我两忘：让一个微不足道的事物或细节的世界扩展为整个世界。由事物的单体化或固化所造成的忘记被克服了，事物恢复了普遍的联系，而忘记和记忆就不再有矛盾，它意味着心智和道德的康复。被现代社会所忽略的事物与感受，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古马的诗歌中获得了幸运的存在。他的诗歌保持着象征，也透露出从象征转向寓言的精神过程。同时他正在把某种话语共同体的想象力引入个人的修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