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的双手，花白的头发，黝黑的皮肤，47岁的陈纯新，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农忙时在家种地，农闲时外出打工。仅从外表看，你很难把他跟诗人联系在一起，但他的确是个诗人。这位河南省太康县的农民诗人，至今已公开发表诗歌等文学作品数百篇。

在太康这个中原农业县，像陈纯新一样写诗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是多少？”“怕真数不清。”太康县作协副主席、太康县诗歌学会会长霍莹这样描述诗歌在该县的状态：写诗、咏诗、谈诗、论诗已成为很多太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此的一个生动注脚是，太康县23个乡镇全部设有诗社，在各行业也分别成立了老年诗社、企业诗社、学校诗社和班级小诗社。太康县的诗人们近年来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3100篇（首），出版诗集120部。正是由于诗歌的兴盛，太康县近日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中国诗歌之乡”称号。

从“精英行为”到普通人的自我表达

河南太康并非“诗歌热”的个例，如今在全国范围内，“诗歌热”已成为普遍的文化现象。

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助理兼常务副秘书长大卫这几年特别忙。他和中国诗歌学会的同事，频繁穿梭于各地，为各地的诗歌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也见证了近几年诗歌在华夏大地的复兴。短短几年时间，已有17个像太康一样的地方，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中国诗歌之乡（城）”的称号。

“诗歌热”的另一个表现是各种“诗歌节”“诗歌奖”遍地开花。刚刚过去的6月，第三届贵州诗歌节、第五届清远诗歌节、第六届深圳公益诗歌节、都江堰田园诗歌节、天津首届芒种诗歌节、上海市民诗歌节、哈尔滨市道里区市民诗歌节等大大小小的诗歌节先后举办。除了地域性的诗歌节外，很多企业、学校、行业也都有相关的诗歌节活动，比如检察日报社将于今年10月举办首届检察诗歌节。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每年举办的大小诗歌节至少有数百个，几乎每个月都有诗歌节。

如果说如火如荼的诗歌节是“诗歌热”在宏观层面的表现，那“读首诗再睡觉”“为你读诗”“诗歌是一束光”“第一朗读者”等一批诗歌微信公众号这几年的走红，则让人直接感受到，诗歌正在从“圈子里的创作和阅读”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诗人的诗”正在变为“大众的诗”。记者在采访中就发现，“读首诗再睡觉”等公号的订阅者有不少是年轻的妈妈。她们发现，晚上哄孩子睡觉除了讲故事，还可以读读诗，“既让孩子每天在诗意中入睡，又陶冶了大人的情操”。

“脑瘫诗人”余秀华走红后，很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余秀华个人身上，却没有注意到余秀华背后的诗歌复兴潮流。中国诗歌学会驻会副主席曾凡华告诉记者，其实在广大基层，还有千千万万个像余秀华一样的工人、农民在写诗，他们写诗并不是为了当诗人，也不是为了发表，而是把诗歌融入自己的生活，当作自己抒发感情、记录生活的方式。

“20世纪80年代，也曾有过一阵子‘诗歌热’，但那时的‘诗歌热’主要集中在文艺青年群体中，写诗似乎是年轻人赶时髦的一种方式。而今天读诗和写诗，不再是‘高大上’的事情，它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萍子认为，从“圣坛”走进百姓生活，从“精英行为”变为普通人日常的自我表达，这是30多年来诗歌发生的最大变化。

2.从文学港湾驶入社会大海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大卫认为，正是由于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富裕起来了，所以精神需求开始变成新的方向，读诗、写诗也就成了人们追求美好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30多年前，诗歌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对精神觉醒和精神解放的渴求。30多年后，在物质生活日渐富裕的情况下，诗歌更多表达的是个人精神生活的满足。

几十年来，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带动了文化和阅读的普及，也为诗歌走进普通百姓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微博、微信等新媒介的出现，为诗歌的爆发式传播提供了广阔的渠道。记者在很多诗歌活动现场都看到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一些诗人上台朗诵自己的作品时，手中拿的不是诗集，也不是纸张，而是智能手机。萍子认为，短小精悍的诗歌遇到了智能手机和微信等传播载体，是其能够迅速普及开来的关键，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到来，促进了诗歌作品的传播，加强了诗人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诗人的创作水平，也降低了诗歌传播交流的门槛和成本，让诗歌阅读成为现代人的阅读常态。

近年来的“诗歌热”中也掺杂了许多诗歌之外的元素。以各种名目繁多的诗歌节、诗歌活动为例，单纯“为诗歌而诗歌”的似乎不多，往往掺杂其他因素。比如，有的地方提出“诗歌＋”的概念，要建设“诗歌小镇”、诗歌文化园区，试图以诗歌为IP，扩大地方知名度，带动地方文旅产业的发展。这些助推了“诗歌热”，同时“诗歌热”也意外地产生了“外溢效应”。比如，中国诗歌学会去年就联合宁夏同心县、西吉县，甘肃静宁县、礼县，河南商水县等县市，启动了“贫困地区诗歌文化建设工程”，试图以诗歌为支点，撬动贫困地区的文化建设大步向前发展。

可以说，诗歌已从文学的港湾驶入了社会的大海，并向社会经济生活的各方面渗透，这说明诗歌从“小众的文学”成了“大众的文化”。

3.从追求数量到提升质量

今天的诗歌已逐渐脱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姿态，成为人们随时随地可以阅读和写就的文字。不少诗人都认为，应该继续鼓励举办各类诸如诗歌节的活动，让诗歌节成为“群众的节日”，让诗歌真正走进群众。对不同层面、不同规模的诗歌节都应持包容态度，因为这些活动对于增强诗人与普通读者之间的互动，特别是推动诗歌回归大众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读诗的多了，写诗的多了，诗歌日渐走进群众，这本是好事，但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是，目前诗歌数量虽大，但质量良莠不齐；写诗的人虽多，但像舒婷、北岛、海子那样的诗人仍太少。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诗歌创作中出现了庸俗化、低俗化现象，比如一些以“口语”或“后口语”自我标榜的诗人，把口语弄成了“口水”，不检点的语言、散文化的叙述、简单的组织，使所谓的“诗歌”平铺、平淡甚至平庸。

针对现实中出现的一些口语化诗歌、恶俗诗歌、媚俗诗歌的现象，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呼吁，“诗歌活动一定要回到诗歌本位，不要变成搭顺风车的载体，诗歌创作还是要坚持信、达、雅”。同时，他认为诗歌还是应该回到社会现场的，应该体现现场美、时代美，凸显一种张力，因为“不和时代结合就没有张力”。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评论家何言宏认为，对于“诗歌热”首先还是应该肯定，同时应该利用各种形式对大众的诗歌创作进行积极引导，将人们的诗歌热情引导到诗歌素养的自觉加强与提高上，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加开阔、更加丰富、更具品质，从而在越来越深、越来越高和越来越丰富的层次上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的诗歌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