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废名

评论废名的人不在少数，言人人殊，这其间，周作人和沈从文的言说尤值得注意。周是废名的老师，沈是废名作品风格的延续者与发展者，他们评论废名，意义自不待言。废名的前期作品，几乎每一册都由周作人作序或跋，计有《竹林的故事》《桃园》《枣》《桥》《莫须有先生传》《谈新诗》，还有一篇怀念文章《怀废名》及若干书信，周氏对废名的看法多出其中；沈从文写过《论冯文炳》《由冰心到废名》等文章，系统地说出对废名作品的意见。

沈从文评论废名，乃自周作人说起，这也是自然，废名的写作受老师太多的影响。“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沈从文对周氏文章美学和审美趣味的把握是精确的，且用美文表现之：

“周先生在文体风格独特以外，还有所注意的是他那普遍趣味。在路旁小小池沼负手闲行，对萤火出神，为小孩子哭闹感到生命悦乐与纠纷，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用略见矜持的情感去接近这一切，在中国新兴文学十年来，作者所表现的僧侣模样领会世情的人格，无一个人有与周先生相似处。”

随后即谈废名，“但在文章方面，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这当然没错，且看周作人在《<竹林的故事>序》里的说法：“我不知怎地总是有点‘隐逸的’，有时候很想找一点温和的读，正如一个人喜欢在树荫下闲坐，虽然晒太阳也是一件快事。我读冯君的小说便是坐在树荫下的时候。”隐逸的，便是苦雨斋师徒的共同趣味了。确切一些，年轻的废名反而隐逸味更重，而苦雨翁倒是不能忘记世事，无法真正地“隐逸”起来，文章中总是潜藏着火气，说他闲适是一种误读。

周作人在《<桃园>跋》里有云：“废名君是诗人，虽然是做着小说；我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相似的意思，沈从文表述曰：“用同样的眼，同样的心，周先生在一切纤细处生出惊讶的爱，冯文炳君也是在那爱悦情形下，却用自己一支笔，把这境界纤细的画出，成为创作了。”周氏更清楚自己，乃“散文的”，也清楚弟子，虽写小说，却是诗人，这从废名以后的写作更能看出了。沈从文认可此说：“作者是诗人（诚如周作人所说），在作者笔下，一切皆由最纯粹农村散文诗形式下出现。”

周沈有一不谋而合的想法，即将自己的作品与废名的类比。周氏在《<莫须有先生传>序》里说：“我的《永日》或可勉强说对了《桃园》，《看云》对《枣》和《桥》，但《莫须有先生》那是我没有。”而沈从文则是以废名的“《桃园》（单行本），《竹林故事》《火神庙和尚》《河上柳》（单篇）”与自己的“《雨后》（单行本），《夫妇》《会明》《龙朱》《我的教育》（单篇）”并列。（周作人说自己无对应《莫须有先生传》的作品，是赞赏；沈从文不提《莫须有先生传》，是认为其失败。）沈从文的并列比较好理解，大致是题材与书写风格的相似，至于周作人以《永日集》对《桃园》，《看云集》对《枣》和《桥》，稍复杂些，《看云集》以散文为主，《永日集》含译文、散文、杂文等，和废名的小说集对应，有些费解，或可以各书之气蕴来解释罢。

沈从文说，“作者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用淡淡文字，画出一切风物姿态轮廓……”周作人有一段有名的话，言曰：“……他们的身边总围绕着悲哀的空气。废名君小说中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这一种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黄昏天气，在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他们都发觉了废名作品里静与动的微妙气息，信手拈出。

但周沈的分歧，很快即出现了。沈从文对废名文字中一个趋向很不满，简言之，乃“嘲弄意味”，举了《桃园》中一句话之例：“张太太现在算是‘带来’了，——带来云者……”沈从文批评道：“八股式的反复，这样文体是作者的小疵。从这不庄重的文体带来的趣味，给读者的印象是作者对于作品中的人物刻画，缺少严肃的气分。且暗示到对于作品中人物的嘲弄，这暗示，若不能从所描写的人格显出，却依赖到作者的文体，这成就就是失败的成就。”而周作人对相似的文句有不同的评价：

“这是很特别的，简洁而有力的写法，虽然有时候会被人说是晦涩。这种文体于小说描写是否唯一适宜我也不能说，但在我的喜含蓄的古典趣味（又是趣味！）上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意味的文章。”

这表示出周沈在审美趣味之某一面有大的分歧，而正因这种分歧，导致二人对废名《莫须有先生传》评价的全然相异。沈从文基本否定了这部作品，“至《莫须有先生传》，则情趣朦胧，呈露灰色，一种对作品人格烘托渲染的方法，讽刺与诙谐的文字奢侈僻异化，缺少凝目正视严肃的选择，有作者衰老厌世意识。此种作品，除却供个人写作的怿悦，以及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在这工作意义上，不过是一种糟蹋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罢了。”周作人的赞赏，则以少用的譬喻来形容之：

“《莫须有先生》的文章的好处，似乎可以旧式批语评之曰，情生文，文生情。这好象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被拂抚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

周氏极少写这样稍嫌刻意的文字，此时却费尽周折去形容其文章，可见对废名这部作品的看重了。

沈从文对废名的批评，其后毫不隐讳地指向苦雨翁——“趣味的恶化（或者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作者方向的转变，或者与作者在北平的长时间生活不无关系。在现时，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人，散文中糅杂了文言文，努力使它在这类作品中趣味化，且从而非意识的或意识的感到写作的喜悦，这‘趣味的相同’，使冯文炳君以废名笔名发表了他的新作，我觉得是可惜的。这趣味将使中国散文发展到较新情形中，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而同时作品的地方性，因此一来亦已完全失去。代替这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一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态一事了。”这批评是很重的，矛头指向的是周作人、俞平伯、废名等苦雨斋群落的文章美学追求。（还要注意他对作品之地方性丧失的惋惜，沈的主要作品皆有浓重的湘西风味，而废名小说早期带有家乡的色彩，到了写《莫须有先生传》，淡化到几乎无，而到了写《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因身在黄梅，乃另一情状。）

周作人给俞平伯《燕知草》写的跋中，有云：“我也看见有些纯粹口语体的文章，在受过新式中学教育的学生手里写得很是细腻流丽，觉得有造成新文体的可能，使小说戏剧有一种新发展，但是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和趣味的两重统制，才可以造出雅致的俗语文来。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他在这里提出了重要的文章美学与语言追求：涩味与简单味，口语、欧化语、古文、方言的糅合方能造就。而废名应是苦雨斋师徒中将涩味发展到极点的一位，已令沈从文无法接受了。

沈从文的直言不讳，颇有些“乡下人”脾气，毕竟他一向敬重周作人，且废名的前期作品予他大的影响。两面的文章审美，缘何有这样的差异？大约也是因为沈从文的“乡下人”个性，和苦雨斋群落带“隐逸性”的趣味，是有所分别的。其实，若单指在语言的锤炼上，沈从文对文言、俗语、方言、欧化语的提炼糅合，一点没少下工夫，其文字虽不至于如废名般晦涩，但绝不是冰心式清澈见底的，而是有着很大的涩味，在这一点上，并不会让废名专美。（尤其到了四〇年代的《烛虚》《七色魇》，文言的成分愈加增多。）他们的分歧，在“隐逸性”的和不“隐逸性”的相异上，文体是其外化而已。

沈从文的批评，并未影响他和周作人的关系，不久之后，周氏还在《人间世》上开书单，将《从文自传》列为自己最喜读的三册书之一，且对沈的作品多加揄扬（沈从文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刊于一九四〇年《国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在这样的年份写这样的文章，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表明其时文学批评空间好的氛围，当事双方好的风度，及在文学审美上另有更多趋同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