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解,正坐在石头上孵他的诗和寓言

作者:仲伟志   2018年08月13日 11:48  仲伟志搜神记    588    收藏

前言:

大解,原名解文阁,诗人,居住在石家庄。在我看来,他还是中国最好的寓言作家。此外,他还是一位雅石发烧友。在一项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作家的译介工程中,编撰者需要一段视频,短短的两分钟,展示这位作家或诗人的面貌。大解也拍了一段。按理说,他应该谈诗,或者写作。可是并没有。珍贵的两分钟里,他一直在谈石头。最后他说:任何东西,都需要灵魂。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这个国家刚刚苏醒的岁月里,一个诗人往往能凭借一首代表诗作一夜成名,奠定他在诗坛的地位,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出一长溜。而在很多年过去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销声匿迹,间或有几个坚持写下来的,笔力也明显消退,创作无法持续,逐渐被人淡忘。 

而大解,从 1982 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被淹没,相反,他的诗越写越好,他的寓言越写越好,书越出越多,最终,从时间的沙海中淘出了属于自己的钻石。 

1972 年,大解高中毕业,两年后当上了村里的生产队副队长。在河北青龙县双山子乡一个叫王杖子的村庄,他每天带领一伙农民出工,干繁重的农活,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

也是在这时,大解爱上了文学。1974 年,他和几个文学青年创办了蜡刻刊物《幼苗》,在同伴间传阅。虽然只出了四期,但是可以说,他的文学创作道路就开始于此。

命运终于向他露出微笑。后来大解被保送到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后分配到了青龙县水利局工作。 

1982 年,大解在《承德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李老四的苦恼》,而他的诗歌则晚两年在《秦皇岛日报》上发表。 

再后来,大解先是从青龙调到秦皇岛市,在政府部门工作,然后由于文学创作成绩出色,调到了河北省作家协会,在《诗神》月刊当了一名编辑。这一干就是十几年。但他在做编辑时,版权页上一直用“陆地”这个名字。他把编辑和作者分得很清,不愿利用编辑的名头去博取发表作品的优势。他从不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对于大解来说,这是当编辑的大忌。那个时期,他推荐、编发了许多年轻诗人的作品,如今这些人有很多已成为中国诗歌界的中坚力量。 

而大解自己的创作,更是呈现出阶梯式的跨越——出版各类专著十余本,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屈原诗歌奖、天铎诗歌奖、孙犁文学奖及《人民文学》《诗刊》《星星》《十月》等等各种刊物奖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 1996 年开始,大解历时四年创作完成长诗《悲歌》,一万六千行,其中包括了远古史、农耕史、战争史、现代史。在中国诗歌史上,这是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

许多诗人,一生除了诗歌或诗歌随笔之外,不再沾染别的文字,这也能解释得通——害怕别的文体侵蚀了诗歌的纯粹,而大解,则以他惊人的创造力在各种文体之间转换,并且每一种都做得游刃有余。他先后写出了 440 篇寓言,结集出版了《傻子寓言》《傻子说》《别笑,我是认真的》,小说《长歌》,诗集《岁月》《个人史》《干草车》《河之北》《山的外面是群山》《诗歌散记》等等。

多年以后,在大解的作品中,关于故乡深处的燕山,早已不是那个下河摸鱼、上山拾柴的儿时故乡了。当他带着这回不去的乡愁辗转于异乡,他的目光越过了华北的山川河流,越过了中国大地上欢乐和忧伤的人群,拥有了俯察广阔事物的能力。

记得早些年诗评家陈超这样形容过大解——瘦得像半个人。翻出那时的黑白照片,果然是,薄片儿似的夹在人们之间,丝毫不起眼。而相形之下,大解的诗歌却极为厚重,宛若一个饱满的气场,释放出强大的辐射力。这真是一个悖论。

人好诗好,是诗歌界对大解公认的评价,能达到这一点的诗人并不多见。提起诗人,大众眼中不是长发披肩、眼神忧郁,就是有这样那样的超常行为,而大解不具备任何上述特征。他的朋友、同样居住在石家庄的诗人李南说,大解不仅性情好,而且是一个感染力极强的人。如果一桌子人聚餐,最幽默的也是大解,他不说则已,一说就全场欢笑此起彼伏。好像他不是一个诗人,而是一位职业段子手。

这些年为了收集奇石,大解可没有少费心。平时闲暇之际,他都会约上朋友,开车到太行山偏远的山涧、河滩捡石头,他家一百多平米的房间,摆满了他千辛万苦淘来的心爱之物。

他曾说,其实把石头从山里带回来,已经冒犯了大自然的完整性,这些石头最好的归处还是在山野。但是我想,大解本来也是一块来自大自然的石头,那些石头来到石家庄与这块石头相伴,是它们的福气。也许一到深夜,各自敞开,听他讲讲在人间的故事,石头们会全场欢笑此起彼伏。

 



访谈

仲伟志搜神记:在中国诗歌界,六十岁以后持续创作的诗人越来越少,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还在继续写作、并且水准持续飙高的,已经所剩无几,而我们知道你生于 1957 年,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创造力,成为诗坛上一个奇特的现象。你是怎样做到的?

大解:写作是一生的事情。每个人的写作出发点和习惯不同,结果也不同。如果你处理的是情感,可能年轻的时候容易激动,写作量就大些;如果你处理的是经验,那么就会完全不同,只要生活在继续,你就永远有写不完的东西。我是在用当下的语言方式处理正在发生的事件,属于贴身的写作,可写的东西太多了,遇到诗歌无法承受的,我就把它释放到其他文体中去,换一种方式体现广义的诗性。因此,年龄对于我只是一个体力问题,关键是看你的心在哪儿。心在当下,在生活现场,我的精神与生活现场重贴在一起了,我已经不必去发现,而是身在其中。人们所说的诗与人合一,可能就是这种状态吧。我的写作取决于我的生活宽度和文化背景深度,没有预设的极限。

 

仲伟志搜神记:作家、诗人常常取一个笔名来发表文章,你的笔名大解是怎么得来的?很多人并不知道你的本名,以为你就姓“大”,所以许多年轻人直接称呼你为“大老师”。

大解:我姓解,本名解文阁,弟兄中排行老大,我的二弟解文学也曾经写诗,所以当时我就取名大解,我二弟取名二解,三弟从商,不写作,也顺便叫三解。由于解字是多音字,经常被人读错,所以有人就不读这个解字,直接称呼“大老师”,名字嘛,就是一个称呼,知道是叫我就行了,至于戏称,也是非常善意的,我乐于接受。“大老师”,多好的称呼啊,但是老师二字,我不配,我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有时做个学生都不配,岂敢为人之师。

 

仲伟志搜神记:每一个人对故乡的怀恋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一些资料上看到,你从小生活在河北青龙县的一个村庄里,那里是延绵无尽的燕山地脉,你的成长经历中,乃至在你的文学写作中,它们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

大解:故乡是一个人的胎记,是永远也无法抹去的。我的故乡在河北青龙县,燕山东麓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我在二十岁以前从未走出过故乡,站在山顶上看,周围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山的后面还是山。当时我不知道山的外面是什么样的世界,甚至以为这辈子永远也走不出去了。人们在山村里耕种和生死,一代代往复不息,衍生出许多故事,故事太遥远了,就变成了传说,传说再演变成神话,我就是在神话和传说中长大的。现在看来,我童年生活中所遇到的人,仿佛都是半人半神。我甚至觉得,世上的人,就是众神。故乡的这些经历作为最初的记忆,导致了我的写作中具有农耕时代特有的模糊性,也可以说是原始的神性,我从来不厘清这个世界与人的关系,而是任由其弥漫,加深它的浓度,仿佛一场梦幻。

 

仲伟志搜神记:你会如何描述河北青龙县王杖子这个村庄?

大解:我出生的村庄叫王杖子,是一个背山面水的村庄,一百多户人家,全部务农。我出生于一个三间的茅草屋里,据说怕歪倒,草屋的一面用木叉子支住。那时村子里大多数都是茅草屋,只有少数几家是瓦房。每过几年,屋顶的茅草就会腐烂,需要上山割来新的茅草,重新更换。我记得翻新过的茅草屋是草黄色的,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非常温暖。那时的人们都穷,没有差距,所以没人觉得自己贫穷,生活的艰难只有大人们知道,那时我是孩子,只顾玩,什么也不想。那时的孩子们都是野生的,漫山遍野疯跑,但没有一个跑丢,都能完好的回到家里,长成大人,成为老人,死后埋在村庄外面的坟地里。坟地是家族的永居之地,那是一个逝者村庄,居住着安静的先民。一个村庄四周没有坟地,说明这个村庄没有历史。如果有人从坟地里回来看望在世的亲人,也不用担心,他们必将在鸡叫以前回去,不会让人看见。可以说,我的故乡生活着两种人,一是活人,生生不息;一是死者,定居于土地。活人和逝者,都有灵魂,灵魂是看不见的,只有敏感的人才能感知。在整个农耕时代的大梦里,我的茅草屋的村庄,鸡鸣犬吠,人神共居,朦胧而又和谐,真的像是一场梦。

 

仲伟志搜神记:你是在什么时候写下的第一行诗?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大解:现在想起来,我的第一首诗不叫诗,写于 1972 年。也就是四十六年前,我在公社所在地的一所中学读高中,在同学的影响下写下了一首格律诗。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停止过写作,一直到今天。这么说来,我真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执著到拧的地步。一个作家和诗人,可能真是上苍选定的人,不是你想放弃写作就能够放弃的,你必须写下去,否则心里不安。

有人说,文学是一种病,永远无法治愈,得了这种病,就得认命,一直写下去。就算是有人中途转行了,终止了写作,他的文学情结还在,他还会关注文学,阅读,抱怨,批评,有的发迹后反哺文学,以求在他人身上实现自己未完成的梦想。我见过许多官员或老板,早期都是文学中人,后来从政从商了,这没什么不好。

我也并不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写诗,我也转身过,写过散文随笔、小说、寓言、评论等作品,但主要还是诗,我还写过非诗(不是诗又像诗的作品),我甚至还做过泥塑和雕刻,跨文体,跨界,尝试自己的多种可能性。你不尝试,怎么知道自己是否具有其他潜能?写过许多东西之后,我认为,诗是最难写的,诗是顶尖的东西,许多人在冲顶的途中,也有人以为到顶了,却发现还有更高的群峰,耸立在远方。所谓诗无止境,说的就是这些吧。

 

仲伟志搜神记:你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阴差阳错地从事了写作,说一说你在县水利局当水利工程师的经历?

大解:做水利工作,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寻求和谐,研究如何充分地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我们生活的地表上面,除了山脉和土地,就是河流,石头和草木都是山川的衍生物。河流是初始元素,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元素,可见水利的重要性。水利工作就是针对河流水系的工作。我曾经做过一个小型水电站的整体图纸设计,包括建站和输配电,最后因为资金落实不到位而未能施工。我还做过水土保持工作。做水利工作期间,我经常下乡,与山川河流接触,当然主要还是与人接触。那时我知道我的工作性质和重要性,我非常卖力,也很享受那种生活。

那是 1980 年代初,我二十几岁,写作冲动强,求知若渴,到处找书看。那时正是西方各类文艺思潮涌入中国的初期,我有幸接触到许多文学以外的书籍和杂志,比如《美术》《世界美术》《美术译丛》《画苑》《江苏画刊》等美术类杂志,其中的美术理论让我获益良多。

 

仲伟志搜神记:诗歌界多了一名优秀的诗人,青龙县少了一个水利工程师。两相对照,诗歌是“无用”的事业,对这样的选择,你有没有过遗憾?

大解:水利工作虽然实用,但与文学创作相比,我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文学创作可以自由发挥我的创造性。在文学中,一个人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人也可以创造出无数个虚拟的世界。后来我转行到文化馆,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这使我有足够的时间阅读和写作。应该说,我是幸运的。我感谢这份工作,让我的工作与爱好达成了统一,也就是说我所做的正是我乐于做的。中国不缺少一个工程师,当然,也不缺少一个虚头巴脑的诗人。

 

仲伟志搜神记:你离开家乡已经多年,与家乡的伙伴和乡亲还保持联系吗?

大解:1973 年高中毕业后,我曾经有几年务农的经历,幸亏那时没有被累死。当时在生产队里一起干活的伙伴,有五六个已经死了,在世的也都六十多岁了,平时没有联系。我离开故乡已经将近四十年了,我越走越远,好像我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离家更远。离家越远,越有故乡意识。一个从未离开过故乡的人,不可能有故乡意识,因为他一直在原地打转。我平时很少回老家,在四十年的时间里,村庄里的老年人死的差不多了,同龄人都已衰老,新娶的媳妇和新出生的孩子不计其数,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就是走在村子里,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如果说到我的名字,人们可能会知道村里有过这样一个人,生活在外地,其他就不知晓了。人们生活的很实际,知道一个诗人也沾不了什么光,也就没有必要了解我。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就是。

在这里说几句题外话。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故乡,指的是那个村庄,那些房子,那片土地。我认为,这些只是我们童年时期居住过的地方,而从生命的本体意义上说,母亲的身体才是一个人的真正的故乡。母亲是生命的源头,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也是永远无法回归的驿站。说远了,打住吧。

 

仲伟志搜神记:当初一起办油印刊物的文学青年,他们现在的境况怎么样?

大解:说到最初创办油印刊物,那是 1974 年,我们同一个公社的几个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的青年,创办了一本杂志《幼苗》,一共出刊四期就停刊了。《幼苗》主要刊发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是比较早的民刊。去年我的故乡青龙县搞县庆,我被邀请回到县里,差不多见到了《幼苗》所有创办人。主创人詹福瑞曾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是个著名的学者;主创人王进勤也退休了,他官至副厅,在工作之余,主编过青年先锋画家的画册,是个鉴赏家;张霁星是天津某行政学会的会长;张树民、王忠敏也都从各自的岗位上退休了,依然在关注文学。只有任克义没有见到,据说在别处开会。《幼苗》的几个创办人如今生活的都很好,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坚持文学创作,真的是一条道走到黑了。

 

仲伟志搜神记: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你的诗歌描述乡村生活经验的居多,被称为当代新乡土诗的代表人物之一。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写作跨越了乡土中国,直抵人类生存经验,这是个华丽的转身。这种转身是怎么来的?

大解:从乡土记忆到生存经验,是从生存背景回到生存现场的过程。在逐渐暗淡的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期,农耕已经逐渐退居为深远的文化背景,沉淀在人们的记忆中,代之而来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把人们推入高速运转的流程之中。文学必须学会如何处理正在发生的事件,用文字见证这个变化的时代。尤其是互联网出现以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虚拟的世界与实体的世界正在相互覆盖和叠加,人类既有的经验和认知都在失效,新的规则来了。文学,特别是诗歌,从梦幻般的农耕时代迅速跨入更大的梦幻中,现实也成了虚幻的一部分。在一个并不可靠的生存现场,依然没有本质性改变的人体和人的构成,倒是唯一稳妥的栖身之所。因此,文学的策略性改变,转向对生命本身的回归和沉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身体出现了,精神会在哪里?这是个问题。

我的诗从局部经验进入生命个体,是个缩进的过程,但是这个缩进却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历史在我的身后,人类在我的身边。你说我的市场有多大。一个人,把自己置身于当下,才会构成一个坚实的支点,让语言在天平上滑行,通过加减配重使历史和未来失去平衡。诗歌需要冲顶,也需要精神坍塌的庞大废墟,人,在这其中,既是现实主体,也是历史遗存。因此,向个人回归就是向人类回归,也许向身体的深度沉沦,反而有可能实现垂直上升。

 

仲伟志搜神记:记得你是从 1996 年开始创作长诗《悲歌》的,总计用了多长时间?这种创作是对身体和心智的双重考验,累不累?这期间有哪些得与失?

大解:《悲歌》写作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共 16000 行。我不想写那么长,我想写短一些。因为我不想创造之最之类的,长度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为了缩短行数,我加宽了句子,最后使整首诗都变胖了。

按理说,在这四年的时间里写一部长诗,一个人很难一直保持饱满的写作状态,但是我做到了。不是我这个人特殊,是长诗的结构和诗中的人物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持久的激情,让我非写不可,不写不行。在一次访谈中有记者也问我累不累,我说在写作的四年里,我的心“像是在高原上接见众神,其旷达和愉悦非常人可以想象”。没有人能够体验到我的那种愉悦,持久,守恒,激动。只要写,内心就充满激情。写完之后我意识到,结构太重要了,诗人很少使用结构,因为写作抒情的片段用不着结构,而长诗没有结构,你就写不下去。结构的意义无穷无尽,甚至大于诗。

 

仲伟志搜神记:《悲歌》的问世,填补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空白,先后修订几次出版,有哪些内容发生了变化?

大解:到现在为止,《悲歌》还在变动中,也可以说未完成。2000 年第一版中,有多处格式错误,在 2005 年第二版时做了修订,同时增加了十万字的随笔《悲歌笔记》。2016 年,香港蝠池书院出版了第三版,内容有少量修改。今年,我对《悲歌》再次进行了修改,精简了多处,有些观念性的东西,不恰当的地方,做了修正。

至于说“填补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空白”,我并不以此沾沾自喜。我只是写了一部很长的叙事诗而已,我使用了结构。小说家一直在使用结构,而诗歌很少使用结构,是因为汉语诗歌的传统是抒情,抒情诗即使很长,也不需要结构。我在叙事诗中,尝到了结构的好处,结构本身就蕴藏着无穷的意义。

 

仲伟志搜神记:关于这部长诗的笔记你就写了十万字?这些随笔是什么情况下完成的?

大解:《悲歌》出版以后,许多评论家写了文章进行讨论,可以说,很少有整体性谈论《悲歌》的文章,多数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甚至是抓不住灵魂的论述。为此,我尝试自己写一些文章,试图讨论《悲歌》的意义。当我写下一批文章后,我发现,我的每一个话题都是片面的,局部的,琐碎的,没有一篇文章能够笼罩全局。我写了八十多篇,也都是局部问题。这时我才知道,结构有许多个侧面,每个话题只能谈论局部。是《悲歌》的体量和多侧面使我茫然。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结构一旦大于诗,结构本身就是诗。

《悲歌笔记》一共 83 篇,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讨论长诗的框架和意义,我自己的诗,我也未必能够准确解读,甚至是误读。这些笔记是作者对作品的解剖、探寻和回声,有自省,有反思,也有质问和批判,它不是《悲歌》的尾巴,而是《悲歌》的透视镜,试图查看里面的骨架、内脏、灵魂。

 

仲伟志搜神记:你在诗中游历了纸上的江山,在现实生活中,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

大解:我去过不少地方,吉林、黑龙江、宁夏还没去过。我最喜欢的城市是珠海,干净,漂亮,舒朗,感觉不那么拥挤。我去过的小城市里,我最喜欢的是云南罗平县,县城干净漂亮,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的原因,不仅是春天里遍地的油菜花,全县三千多平方公里面积,苍松翠竹,丘陵起伏,处处都是风景,自然风光极美。还有陕西汉中,风光也非常美。

若论大美,还属新疆。天山山脉,昆仑山山脉,南疆、西疆、北疆,那种高耸的美,辽阔的美,让人震撼。还有西藏和青海,隆起的雪峰,无边的草地,蓝天白云,美的无法言说。

说到这里,我要说一说我最不喜欢的地方,就是各地的小镇,给我的感觉就是乱、脏,充满了扩张的欲望,却不伦不类,到处都是工地,沙子和石头随地堆放,各类车辆不守规矩,横冲直撞,一看就是毫无法度的地方。

 

仲伟志搜神记:大自然是你诗中不可缺或的元素,你把人类、自然、神、宇宙、星球这些宏大的话题融入到自己的诗歌中,一种强大的气场出现了——人类的渺小与宇宙的恢宏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我想知道,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你会有幻灭感吗?

大解:我是把天地人放在一起看的。在宇宙中,地球就是众多星星中的一颗,悬浮在太空里。人是地球上的生物,与其他生物共同构成了生命世界。因此,人不是在面对自然,而是自然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一个元素。当我们意识到这些时,我们就会尊重自然,尊重所有生命。在我的眼里,一只蚂蚁也有同等的生存权,也有它的生命尊严。在地球上,万物同权。诗中的所谓气场,是天地带给你的,你融于自然了,你就会作为自然的一部分,通过文字呈现出来。我的诗大多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死亡的关系等等,我也关注人与上苍的关系,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一颗星星上,与上苍有着紧密的关联。

我没有幻灭感。在我的世界观里,时间不是线性的,历史中不存在真正的死者,如果我们有能力回到过去,就会看到,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时代里都是活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还非常浅薄,我们至今还不知道灵魂的去处。灵魂究竟是什么?除了在诗里寻找和追问,我们还没有给出一个物理上的解释和答案。

 

仲伟志搜神记:都知道你是一个复合型诗人,除了诗歌写作外,你进行了多种文体的写作,诗歌、散文、小说、寓言等等,在这些文体的转换之间,你是否感觉到有一种阻隔?最得心应手的是哪一种文体?

大解:是的,我写过多种文体的作品,诗歌,散文,随笔,小说,寓言,我都写,我感觉这些文体之间区别不大,至少没有感觉到太大的阻隔。我的诗歌、小说、寓言里都有诗性,也都有寓言的性质。可能是我的写作界限不清,甚至不在意文体的边界,有些随性,因此我的作品都比较放松。最让我开心的是寓言。我的寓言是异想天开的东西,毫无章法,信口胡说,无拘无束。有时我想在诗歌中释放这些东西,但我只是感到了放松,章法和敬畏还是限制了我的张狂,我不敢太造次。

 

仲伟志搜神记:你的代表作当然很多,但《百年之后》成为更多人喜欢的作品,被各种选本选入,在各种场合被传诵。这首诗写给你的妻子,但又是写给天下所有的夫妻,它由当下的现实推及到百年之后的场景,既有生动的生活,又有哲学意义上的思辩,因此受到了广泛好评。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这首诗的?

大解:《百年之后》写于 2001 年,副标题是“致妻”。百年之后的意思是,一百年之后,或者是死后,俗称百年之后。这是一首站在生命的终点往回看的诗。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已固定,没有别的变化了,夫妻静静地躺在一起,享受生命的最后安息。

在我的老家燕山地区,夫妻死后要埋在同一个坟堆里,在泥土的覆盖下,过漫长的隐居的生活。与这恒久的永居相比,人的奔波劳碌、聚散离合的一生,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序曲。想到这里,不尽让人悲欣交集,无可言说。

《百年之后》不是一首单纯的爱情诗,而是涉及到生命、生活、亲情、子女、缘分、苦难、离别、温馨、凄凉、死亡、永生等等,情感复杂而沧桑,但是并不紊乱和消极。这样一首诗,在写法上,线条简单清晰,毫不滞塞和曲折。这首诗触动了人们普遍的情感,容易进入心灵,软化你,让你疼痛。《百年之后》发表后,收入的选集不下几十种,许多人朗诵,好多人在朗诵时默默流泪,说明朗诵者和听众都走心了。我真诚感谢每一个听众和读者,谢谢你们的理解和共鸣。

 

仲伟志搜神记:这些年来,你的诗歌大都短小精悍,但又能在短短的几行中陈设波澜壮阔的布景,呈现内在的大格局,你自己最满意的都有哪些?

大解:我近期的诗确实是越写越短了,有时只有五六行,或十来行。短不是一种节制,短诗中也可以放松语言和情感,甚至充溢汪洋恣肆的水分,体现出鲜活性和冲击力。短不是小,短诗中也可以呈现大格局,吞吐八荒,收纳无极。短不是精巧,也可以体现鸿篇巨制的气场,坚硬的内核,深远的呼吸。短诗是最难写的。这几年我写了近百首短诗,有满意的,也有不满意的,这里不举例了,我的“大解的博客”里都有存档,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翻。


仲伟志搜神记:说说你的石头吧。你是一个有名的雅石收藏者,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这个爱好?这些年的寻找与收藏,对你的生活、写作有什么影响?

大解:我从 1996 年开始收藏石头,经常在节假日里进山下河捡石头。石家庄喜欢收藏石头的人很多,慢慢地发展出一个买卖石头的市场,每年春秋两季都有大型石展,来自全国的上千家商家带着他们的集装箱来参加展销,每次我都有收获。

我认为,在自然艺术中,最能体现减法雕塑的东西莫过于石头。尤其是河滩里的那些卵石,经过上亿年的冲刷、摩擦和风化,表面上多余的东西都被淘汰掉了,剩下的部分仍然处在不断的减缩之中。一块石头的生成和死亡过程可能需要几亿年的时间,在这期间,自然作为塑造者对它们进行了不懈的削减,每一块石头都获得了自己的形体。

在石头中寻找艺术品,确实是一种审美行为。有些石头的质地和造型符合了我们的审美需求,给人以美的享受。当我们遇到那些简单到最佳状态的石头,你就无法不佩服自然的创造力。比之于人类的作品,更朴素、简捷、大胆,也更浑然天成,不可重复,你所见到的每一块石头都是孤品。

石头给我的写作带来的启示是:朴素,自然,简练,神性。有人说,玩物丧志,这对我来说恰恰相反,我的几部重要作品都是收藏石头以后写出来的,收藏对我构成了互补,滋养了我的心性,大自然教育了我,不再浮躁和轻狂。

除了收藏原始的石头,我还做过一些泥塑、玉雕,有时也雕刻石头。有些石头具备了某种雏形,只需一刀就可以勾勒出它的轮廓,每次遇到这样的石头,我就把它视为材料,以最少的雕刻,唤醒其内在的潜质,让它呈现出隐藏的部分。泥塑是加法,而雕刻是减法,去掉那些多余的东西,生命才得以彰显。我雕刻的功夫不行,非常粗粝,但粗粝也有粗粝的好处,多保留下一些原始的韵味,看上去更有质感。有时候,雕多了就是伤害。对于非常满意的石头,我从不雕刻,只是擦洗和养护,保持它原有的味道。

对于我来说,写作是生命与文字的互换,而收藏和雕刻是我的外来营养,也是一堂自然课,使我更加充实和健康,这两样,我觉得都有意思。

 

仲伟志搜神记:你最喜欢的石头是哪一块?给我们讲讲它的来历吧。

大解:我最喜欢的石头好几块,如果非要说其中的一块,那就是貔貅。这块石头长 70 厘米,宽 30 厘米,高 22 厘米,估计 130 斤左右。它的绝妙之处是图案加造型,完美统一,趴在地上,像是一个貔貅。2010 年 8 月 29 日,在太行山区的邢台县西北部山区里,一个经营石头的农户,在路边摆放了一堆石头,都比较大,我发现了这块石头,100 元买下来。现在这个数字的后面加上一个万字,我都不会松手。

我们全家人都爱石头。这块貔貅到我家后,我们全家每年都要给它过生日,纪念它来到家里的那一天。如果忙忘了,一定要补上。它已经成为我家里的一个成员,一个特殊宠物,我们全家外出的时候,我都要拍拍它的屁股说:“老实在家待着啊,别到处乱跑。”我们把它当做了活物,生怕它走丢了。在我家,得到这种关爱的石头不止一块。

 

仲伟志搜神记:除了玩石头,据说你还懂得鉴赏玉石,收藏吗?你有多少时间花在这方面? 

大解:在石家庄,与我同时玩石头的还有诗人刘小放和刘向东。多年里,我们经常去山里捡石头,太行山沿线都走遍了。后来没有地方可去了,我就去旧货市场淘宝,找石头。在旧货市场,我喜欢上了玉器。玉也是石头。在玉器上,我交了不少学费,吃过药,也捡过漏。现在基本上可以断定玉石的产地了,但对古玉的断代还不敢说大话,玉的行道里,水太深。

我在玉器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比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多几倍。从文化期到商周,从战汉到唐宋,从明清到当代,一个通神之物演变成王权的象征,后来又走向了民间,变成寓意吉祥的玩物,玉器走的是一个精神下沉的过程。玉器的精神走向与汉语诗歌的发展历程有些相似,让我从中体悟到一些东西。

玉养人,我深有体会。由于我对玉器的痴迷,可以说非常喜欢,整天处于审美的状态。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块美玉,那种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无法言说。你说,高兴多少钱一斤?还有什么能比好心情更值钱?收藏石头,欣赏美玉,不能说与写作有直接关联,但是有个好心情是重要的。我觉得我很快乐。

 

仲伟志搜神记:所谓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提起河北,大家会想当然地认为,这里的诗风应该是硬朗的、雄健的、悲壮的。近四十年来,你一直坚守在诗歌现场,怎样评判河北这片地域的诗风?

 

大解:北方人的性格,体现在诗歌上,确实有些直爽,但凡事都不是绝对的,也是因人而异。有硬朗、雄健、悲壮的,也有细皮嫩肉、精微油腻的,林子大了,什么树都有。新诗以来,河北这个地方一直是政治化比较明显的区域,无论是顺从、质疑还是抵抗,凡是依附于政治的写作我都持怀疑态度。另外从写法上说,燕赵诗风的慷慨悲壮,不是直来直去、大喊大叫的理由,不是大而无当、空洞浮泛的表面化口号。悲壮是烈士之风,不是哀怨和冤大泡,更不是抱怨和喋喋不休。如果说存在燕赵诗风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骨子里的硬气和精神力度的刚健,是古风犹存,新风浩荡,而不是停留在字面上的直白、平庸和伪豪爽,更不是嗲声嗲气的呻吟。

近些年,河北出现了一大批新人,他们诗风各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建树。我更看好这些新人,他们注重体现个人的生命经历,有血有肉,质地坚实而鲜活,整体上有一定的北方特点。

 

仲伟志搜神记:就是说,没有什么流派,大家各写各的。

大解:我觉得越分散越好,越个性越好,千万别划定一个圈子,然后站在圈子里,把自己困死。我生活在河北,但我很少关注河北,我的心眼很小,大多时候我只关注我那个巴掌大的故土村庄,还有一些是我去过的具体的地方,我的精神资源大多来自那里,还有一些来自我的身体和生命。我的地域意识只跟我的生存有关,跟国家地理和行政区划没有关系。

 

仲伟志搜神记:多年前你曾经在《诗神》做编辑,一本在全国非常有影响的诗刊,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一些诗作就是由你发表在《诗神》上,应该向你致以最大的敬意。

大解:我从 1988 年 8 月进入《诗神》当编辑,到 1999 年底《诗神》改刊为《诗选刊》为止,当了 11 年编辑。我认为当诗歌编辑除了敏锐的眼力、良好的学养,剩下的就是责任心。那时《诗神》来稿量很大,几天就是一柜子,我记得编辑们每一篇来稿都要认真看,有的还要写回信。我在来稿中发现好诗,比自己写出来都高兴。当编辑就有一点好处,强迫自己阅读,而且必须敏感,不能漏掉一篇好作品。许多人是从《诗神》起步的,可以说培养了不少新人,看到一个个诗歌新人活跃起来,成长起来,我就为这份工作感到荣耀。

 

仲伟志搜神记:分享一下你的新书《别笑,我是认真的》吧,看书名就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

大解:《别笑,我是认真的》是刚刚出版的寓言随笔集,上市三天就脱销了。这是一本有意思的书,选了我的寓言一百多篇,是我比较满意的一个选本。这些寓言都很简短,三五百字,我用新闻语言一本正经地给你讲述一些离谱的故事,荒诞不经,纯属胡扯。多年前同类作品《傻子说》出版时,出版商打出的口号是:“超越荒诞,走向扯淡”的开先河之作。这些短文具有新闻、评论、小说、散文、随笔、故事、传说、童话、寓言等等所有元素,总之是一本跨文体的无法定义的书。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当下现实、科学幻想、文化批判等等,有胡扯,也有深度质疑和追问。我在这里不便多说,说多了有老王卖瓜的嫌疑,还是让读者去评说吧。

 

仲伟志搜神记:我们采访过另一位居住在石家庄的诗人李南,她说,你应该先写大解。李南说你的诗歌天赋极高。天赋在你的写作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吗?

大解:我不敢说自己有写诗的天赋,我只是比较随性,不刻意限制自己,内心比较自由。写诗是一种释放的过程,如果诗歌这个文体装不下了,我就把诗意转移到小说、随笔、寓言当中去。在我的笔下,没有规矩。我喜欢鲜活的语言,自由的言说方式。

 

仲伟志搜神记:你平时读哪方面的书多一些?

大解:近些年来,我读文学作品很少,读杂书稍微多一点。我比较关心时事,关心最贴身的当下生活,但我的诗往往与当下生活拉开很远的距离,因为我不仅关心当下,我还关心已经消逝的时光,关心那些去往历史的古人,和他们后面的推手,我不仅生活在这里,我还生活在那里,我身在此处,心可能在别处,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将写下什么。这就是我的不确定性。正是这些不确定性,使我处于文学青年的状态,与我六十多岁的年龄不相符。

 

仲伟志搜神记:写作三十多年,你获得的各种荣誉也有几十项了,你最看重的是哪个奖项?鲁迅文学奖吗?

大解:我不是为了得奖而写作,但是给我的奖项,我会接受,因为我需要养家糊口,需要补贴家用,我不跟钱有仇。但是有些非我所愿的奖项,我会拒绝。在我获得的几个奖项中,我比较重视的是“天铎”诗歌奖,是北京一家民间机构奖给我的长诗《悲歌》的。还有首届苏曼殊诗歌奖,首届中国屈原诗歌奖等,我在意那些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收到的奖项。

当代中国的评奖,比较复杂,因素很多,不是获奖的就是最好的,也不是好作品就一定能够获奖。请原谅我的品位低下,对于我来说,我把获奖只是看做是获得奖金,仅此而已。我从不会把获奖与一个人的作品质量等同相看,不,绝不。我尊敬一个作家和诗人,只看他的文本,别的都是扯淡。任何证书在我眼里都一钱不值。对于一个作家和诗人,除了文本,没有值得尊敬的东西。

 

仲伟志搜神记:你在石家庄生活了这么多年,喜欢这个城市吗?

大解:说起石家庄,情感非常复杂。如果这里不是省会,我不会选择在这里生活。石家庄这个城市,离太行山太近,是个窝风的地方,空气疏散条件不好,因此冬天雾霾非常严重,令人无奈。另外,早期的石家庄原住民,主要是由种植小麦、土豆、棉花(包括纺织棉花)的人构成,朴实善良,但不适合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你不能指望一些头上围着毛巾的人,规划并建设出一座现代化城市。因此石家庄早期的建设缺少整体规划,街道经常是刚刚铺好就开肠破肚,有些街道每过几年就挖开一次,市民戏称拉链路。这些年好些了,移民的比例增大,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在提高,城市建设也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让人感觉这里不是一个庄,而是一座城市了。

我在石家庄这些年,感觉的好处是,这里的人比较踏实,不浮躁,能够沉下心来干些事情。这一点倒是适合我。

 

仲伟志搜神记:河北是个诗歌大省,石家庄也有不少知名诗人,你与他们的交流多吗?你觉得写诗是完全的封闭独立创作,还是应该通过交流受到一些启发?

大解:从诗人的数量和质量来说,河北确实是个是个大省,许多诗人活跃在诗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近些年河北的诗歌活动多了,诗人们相互交流的机会在增多。就说省会石家庄吧,诗人们经常见面,尽管并不是每次都谈诗,但诗人们在一起,肯定免不了交流,不定哪句话就是一个刺激点,激发人的创作灵感。我认为交流是必要的,但是最终还是需要人们沉下心创作,写作是很实际的事情,不能浮躁。

 

仲伟志搜神记:未来几年有什么写作计划?

大解:近些年我的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应该说各种活动让我变得浮躁了,我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我决定减少外出的活动量,干些自己想做的事情。除了诗歌写作,我还想寻求一些突破,写一些非诗,甚至把寓言的元素引入到诗里,看看会是什么样。我一直想写一部歌剧,但总是下不了手,不知还能不能写出来。没有什么其他计划了,随遇而安吧,能把小诗写好,就是我的最大理想了。

 

责任编辑:苏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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